第二章 孤竹国的发展

一 孤竹国的社会发展

孤竹国是商初建立的一个商族同姓诸侯国，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在商王朝时期尚处于奴隶制社会，因此孤竹国应该也并不例外，是一个位居商王朝北方的奴隶制侯国。由于关于这一时期孤竹国的记载相对比较少，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考古成果来考察其社会发展状况。

1.孤竹的社会经济模式

关于孤竹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以往学界有一些学者将之认定为游牧民族。例如，据前引《逸周书》 记载，孤竹出产距虚，即驴骡之属，联系到《史记·匈奴列传》 对一些北方民族的描述，李学勤先生认为：“孤竹虽有国君，其人民的社会情况仍以游牧为主……孤竹城只是其国君所居，或一部分华夏化的民众定居的地点。”[45]唐兰先生也认为孤竹人“还在游牧的情况下”[46]。但实际上，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首先，据前文论述及学界的一般观点，孤竹国应该是商初时所封的殷商同姓诸侯国，孤竹族亦为东夷族系殷族的分支，并且世代忠于商王朝。而无论从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考古发现的角度来看，殷商民族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业民族，农耕经济是殷商时期最为主要的生产方式，那么累世为臣的亲属民族孤竹族反而以游牧生产为主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其次，孤竹国的建国地今河北省卢龙县地区，地理学上属于低山丘陵区，地势北高南低，全域主要分低山、丘陵、平原和盆地四种地貌类型，并且河流众多。气候上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从其自然环境上来看，更为适宜农耕经济和渔猎经济的发展，而不具备游牧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再次，从目前所见的与孤竹有关的出土遗物来看，并没有表现出游牧文化的特征。如卢龙县境内殷代晚期的墓葬中出土过饕餮纹铜鼎、乳钉纹铜簋、铜弓形器以及金臂钏等物，从形制上看，带有典型的殷商文化特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遗存。[47]又如辽宁喀左县北洞村的孤竹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包括“亚微罍” 在内，都“完全具备殷文化的面貌特征，它并不属于什么游牧民族的文化”[48]，如果孤竹是一个游牧民族，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关于孤竹遗物所处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过去学术界认为向南可达河北北部以及京、津、唐地区，但这一地区同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面貌特征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有一些观点认为，燕山以南的一些同时期遗存，已经不能归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了。[49]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是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是燕山以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两者均处于青铜时代，都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为辅”[50]。这就意味着，无论孤竹遗存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分布情况到底如何，只要我们仍然承认孤竹文化遗存处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之内，那么孤竹文化就不可能是游牧文化。

最后，从已经出土的可能是孤竹遗存的文化堆积和生产工具的种类上来看，孤竹显然不是一个游牧民族，而是一个以农耕经济和渔猎经济为主要社会生产的民族。例如，河北卢龙县东阚各庄遗址中，其地层堆积分为耕土层和文化层，耕土层的出现，充分说明这一遗址是一个农耕文化遗址。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限于商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情况，孤竹族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如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出土有石斧、石锤、石凿[51]；卢龙县东阚各庄遗址出土有石制研磨器3件[52]，此外，广泛分布于河北北部至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大量出土有石斧、石犁、石刀、石镰、石铲、石锛等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典型的早期农业文明遗存，而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共同分布的孤竹文化应该并不例外。与此同时，卢龙县东阚各庄遗址还发现有陶制网坠1件、石制网坠3件、骨制镞3件，又说明在该遗址生活的人们同时经营着渔猎经济。[53]与东阚各庄遗址相似的是，辽宁喀左县北洞村遗址以及有可能是孤竹遗存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北京平谷县刘家河遗址等殷商遗址中，皆发现有类似的耕土层和渔猎生产工具[54]，这些都充分说明，孤竹文化并不是游牧文化，孤竹的社会经济显然是以农耕经济和渔猎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

孤竹的农业和渔猎生产工具基本上以石制和骨制为主，这说明孤竹国的社会生产力尚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生产工具也较为原始，农业的产量与规模应该是比较有限的。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河北省北部和辽西地区的孤竹遗址中出土的殷周青铜器，很多都是酒器，这说明孤竹人是喜爱饮酒的，而孤竹人很可能也善于酿酒。酿酒则需要有一定的剩余粮食才可以进行，这说明孤竹的农业生产力虽然比较有限，但粮食产量在保证孤竹人食用的同时，应该尚有不少富余。

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孤竹国可能有一些特产农作物。

例如，按《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这里记载的是著名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 的故事，这里的“粟”是一种谷物，在古代广泛种植于中国中原地区，辽西地区也有分布，作为孤竹故臣的伯夷不食周粟，说明伯夷对于粟这种粮食应该是比较熟悉的，那么孤竹人曾种植粟是有可能的。

孤竹人应该还种植桑麻。在河北卢龙东阚各庄遗址、辽宁喀左北洞村遗址、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等孤竹遗址中，都曾发现有陶制和石制的纺轮等纺织工具，这说明“当时孤竹人已具有纺织技术，同时桑麻棉的种植也非常普遍”[55]。辽东、辽西地区自古就是桑麻种植区，因此孤竹人种植桑麻是非常可能的。

另据《史记·齐世家》：“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 又《管子·戒》：“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 又 《逸周书·王会解第五十九》：“孤竹距虚，不令支玄貘，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山戎戎菽。” 这里的冬葱与戎菽，极有可能就是孤竹的特产。

山戎是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一支比较强大的游牧民族，据《汉书·匈奴列传》：“申侯怒而与畎戎共攻杀幽王于丽山之下，遂取周之地，卤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 根据这条史料，周幽王至春秋时期，山戎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泾渭二水之间，而其能够越燕伐齐，又可伐燕，说明其与燕国邻近，其活动范围的东部极有可能已经达到了今河北省北部燕山地区和辽西地区一带。在这种情况下，山戎可能占据了孤竹国的一些领土，并使 “孤竹国……沦为山戎的附属国，孤竹国特产也就变成了山戎特产”[56]。齐桓公伐山戎，得冬葱与菽。冬葱，可能是一种经过特殊培育的葱类作物。菽，就是豆类。考虑到山戎是一支游牧民族，如果说其有条件与意愿去进行有计划、成规模的农业生产，甚至进行如冬葱般的作物改良工作，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因此冬葱与菽可能实际上就是孤竹国的特产。在商末周初时期，随着孤竹国附庸于山戎，就将这两种农作物带到了山戎社会中，并迅速得到了流行。

除农业和渔猎业外，孤竹社会中应该也流行着相当规模的畜牧经济。按前引《逸周书》，孤竹出产“距虚”，即一种骡马，这充分说明孤竹社会对大型牲畜的畜养已经很成规模了。与此同时，在卢龙、滦县、迁安等地发现的可能是孤竹国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其他畜禽如牛、羊、鸡、狗等的骨骼遗存，亦可以证明当时的孤竹社会畜牧养殖业应该是比较兴盛的。而养殖业的发达也同样证明了孤竹农业的发达，农业与畜牧业往往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对立的。一方面，如骡、马、牛等大型牲畜的广泛养殖，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弥补了人力在社会生产中的不足；另一方面，养殖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需要相对发达的农业以满足牲畜对谷物饲料的需求。畜牧业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保障，而农业的发达又反哺畜牧业，这种农业和畜牧业共同发展的情况，说明孤竹社会的农耕经济模式已经比较成熟了。

2.孤竹的手工业发展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殷商孤竹族应该经营着比较发达的金属冶铸业，在殷商文化的影响下，其青铜冶铸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青铜器的制造和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例如，辽宁喀左北洞村一号窖藏坑出土的五罍一瓿，都是典型的商文化青铜器。一号瓿的形制与安阳殷墟早期墓M188中出土的罍及容庚《海外吉金图录》 中著录过的殷周之际方斜雷纹瓿基本一致，且为所见同类器中体形比较大的一件，其时代相当于安阳殷墟早期阶段。[57]喀左北洞村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在制作工艺上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上是同步的，从文化类型上看，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或丰下文化，“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尤其是商文化有很大的共同性，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我国古代文化分布在祖国东北地区的一支”[58]。这充分证明，孤竹的青铜文化并不是独立发展的，而是受到中原殷商文化非常深远的影响。除辽宁喀左地区发现的这些青铜器外，卢龙、迁安、滦县乃至北京、天津附近都曾发现了可能属于孤竹的在文化序列上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种类上基本涵盖了食器、酒器、水器、礼器、兵器、乐器等常见殷商青铜器类型，数目较多，在形制、功能与制造工艺上与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也基本一致，说明孤竹族是可以自行冶铸青铜器，并且精通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其技术和工艺与中原地区殷商民族是同源的。

孤竹国的制陶业也有所发展。在河北卢龙东阚各庄遗址中，曾出土有一些陶器和陶器残片。这些陶器的质地几乎都是夹沙陶，泥质陶极少，不足陶片总数的百分之一。夹沙陶又可分为夹沙红褐陶和夹沙灰陶两种，以前者居多，质地坚硬，大部分火候较高。造型比较简单，基本以三足器为主，可看出器形的有鬲、甗、罐、甑、纺轮、网坠、陶拍等。纹饰主要有绳纹、绳纹加划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以及极少量的凹弦纹和三角纹，制法均为手制，制作粗糙。从形制和纹饰风格来看，带有明显中原商文化和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59]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孤竹国的制陶业与青铜冶铸业一样，都是商文化在东北地区传播的结果。作为殷商的亲属民族，孤竹人将殷商的制陶技术带到了东北地区，并且在这里落地生根。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卢龙以外的疑似孤竹遗址中发现的陶制品，与卢龙地区在形制上存在一定的区别。例如，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中，“具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典型特征的器物，在张家园下层只零星发现，这在燕山南麓基本上是普遍情况……这些情况只能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对燕山以南确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张家园下层类遗存的基本文化面貌和传统……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当地青铜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演变脉络清楚，年代紧相衔接，代表了燕山南麓青铜文化的一般过程和特点。这是一支具有独特风貌和独立传统的古文化，和南面的商文化、北面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诸文化，都表现出既有基本内涵的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60]。虽然目前蓟县张家园遗址的族属类型我们尚不能轻率下定结论，但如果其果真是孤竹遗址的话，就说明孤竹人在迁徙的过程中，将其源自殷商的制陶技术和当地土著文化进行了结合。

在河北卢龙东阚各庄遗址中，亦出土有一定数量的陶制纺轮，这说明孤竹人的纺织业应该有一定发展。河北省北部及辽西地区，自古就是蚕桑盛行之地，孤竹国来到这里之后即将蚕桑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进行经营。农桑的发展为孤竹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纺织原料，结合其源自中原地区的纺织技术，孤竹人的纺织业应该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除此之外，据前文论述，孤竹人的酿酒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相对比较进步的农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这就为孤竹人发展酿酒业提供了基本条件。今河北北部和辽西地区曾大量出土了青铜酒器，充分表现了孤竹人善饮的民风，那么孤竹人同样善于酿酒，就是自然而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