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民党西安事变研究概述

——写于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

鱼汲胜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要想使中共党史的研究有结果，就必须研究中国所有政党的历史，在研究过程中如果摒弃了一方，那么，对另一方历史的研究就是一种欠缺。他还以大量例证，说明研究国民党历史对于研究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分裂—合作的历史。而西安事变，在这部历史中则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党对这次事变的研究都是高度重视。

195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周总理出席并讲话，对发动并解决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给予极高评价，并号召与会者把在西安事变中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记载下来，为编写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资料。当时就成立了由九人组成的专门机构，主持这项工作。可惜的是，十年内乱中，国民党史和西安事变研究也在劫难逃，成了难以涉足的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史学界和各有关方面通力协作，西安事变的资料征集和科学研究工作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和可喜成果。

在西安事变研究步步深入的今天，介绍一下中国国民党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概况，是必要和有益的。

早在1930年1月，中国国民党就成立了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负责党史史料之搜集、整理与保管事项。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有了重大改变，但在其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之下，仍设有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一专门机构。

1946年6月12日，该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明文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除设常务委员会和秘书长、副秘书长外，并设有13个部会局。其中，“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掌理党史史料之编纂及革命文献之保管事宜。”

长期以来，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西安事变研究。

西安事变时，国民党处于全国执政党的地位，保存有相当完整的档案史料。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时，国民党将大批档案转移到台湾省。应该说，西安事变研究中，占有珍贵史料的台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一定的优势。

远在1937年，南京当局就出版了蒋中正著《西安半月记》、蒋宋美龄著《西安事变回忆录》、刘百川著《蒋委员长西安蒙难记》、时事问题研究社编《西安事变史料》（上、下）专著和资料，以后又一版再版。这些书从一开始，就为国民党研究西安事变定了调子，虽然观点反动，但也算是一面之词，可以有分析、有批判地兼听。其中有些史料，还是可取的。多年来，台、港等地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大多是重弹“张、杨劫持领袖”，“蒋委员长西安蒙难”，“西安事变，酿成巨祸”，“使共匪喘息坐大，以至大陆沦陷”这些老调，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而不少超出以上范围的论著，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地区比较稳定，未出现大的动乱，所以，出版史学论著甚丰。其中有关西安事变的专著、资料和回忆录，占相当分量，颇为可观。如：1966年出版的孔祥熙著《西安事变回忆录》、1962年澳门大地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三忆》、1966年出版的刘健群著《银河忆往》、1967年出版的《陈布雷回忆录》、1968年香港春秋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珍史》（共三辑，后二辑于1971年再版）、1972年出版的李金洲著《西安事变亲历记》、1976年香港出版的郭桐著《国共风云名人录》、1978年出版的郭桐著《蒋介石秘录的秘录》、1979年出版的《蒋廷黻回忆录》和邓文仪著《从军报国记》、1982年出版的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1984年出版的司马桑敦等人著《张老帅与张少帅》，以及一批有关宋氏兄妹的著述，都各有其独到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披露了西安事变的部分真相和内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如，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副主任李云汉教授在《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一书中，即一反蒋介石、何应钦长期以来宣传的红军因被追剿而濒临崩溃，迫不得已于1935年秋在长征途中派周恩来向陈立夫接洽请和，恳求停止追剿的说法，将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信的落款时间，从原先的1935年9月1日，改注为1936年9月1日。这一变更，将迫使台湾学者重新研究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原因。

此外，王健民、郭华伦、司马璐、张其昀等台湾省学者分别编撰的有关中共党史的史稿、史论、专著和文献资料中涉及西安事变的专题论述，也是一家之见，不妨一看，以为参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春，台湾省中央文物供应社先后出版了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秦孝仪主编的《西安事变史料》（上、下册），内含总统府机密室、中央党史会和有关机构馆藏的大量历史档案和原始资料，不少属首次公开发表。该书还比较客观地收入了周恩来1936年9月1日致陈氏兄弟信和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通电。这批上百万字的难得的史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进一步研究。

台、港各报刊还发表了数百篇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和回忆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如：60年代先后发表的王盛涛著《西安事变善后殉难的王以哲》，王天从著《西安事变》，万耀煌著《西安事变身历记》、《西安事变回京后日记》和《西安事变后驻防陕川日记》，金人杰著《西安事变中的彭昭贤》，司马桑敦著《张学良的前半生》，姚大海著《冯钦哉将军》，曹振著《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处理的经过纪事》，张义举著《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黎东方著《西安事变》，陈嘉骥著《张作霖父子是非功过》，刘健群著《窥测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邓启著《阎伯川与西安事变》，邓文仪著《西安事变与中国命运》，王觉源著《西安事变见闻》等文章。

70年代先后发表了鲍惠尔著《西安事变的国际情势》和《端纳与西安事变》、祝枢寿著《西安事变洛阳见闻录》、陈立夫著《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张义举著《我所见的西安事变》等文。

80年代先后发表了吴汉文著《西安事变时的蒋介石》、赖景瑚著《西安事变时的洛阳》、乐恕人著《西安事变时的北平》、张玉荪著《华清池之旅》、何廉著《西安事变前后》、吴奇英著《西安事变与中共》、黄仁霖著《西安事变及其余波》、肖赞育著《谈西安事变》、史铭著《追忆西安事变时的兰州》、丁文江著《假如我是张学良》、翁绍裘著《“西安事变”四十七年》、李逸侪著《西安事变亲历记》、杜桐荪著《化解平息“西安事变”的人与事》、孙秉杰著《忆西安王曲军校》、张荣著《风云变幻说少帅》、莫知著《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的微妙作用》等文章。上述文章都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可为借鉴。

纵观台湾官方御用学者的诸多有关西安事变的论著，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打内战不抗日的行为辩解。说什么蒋介石对日军的侵略野心了如指掌，早在济南惨案发生后，就对日本的侵略引为奇耻大辱，并立志雪耻。曾随蒋介石亲历五三惨案的罗家伦认为，“蒋先生抗日的决心，在济南事变的时候，就已定下来了。”蒋介石认为，抗日要有抗日的条件，在没有具备抗日的条件之前奢谈抗日，是空谈，也是一种危险。政府基于政情、国力、中共“叛乱”以及军政领袖的意见尚未能一致之实际情势，决定作理智的考虑与冷静的应付：先求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再作对外御侮的行动，这就是安内攘外的国策。

二是对“张、杨劫持领袖”，始终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认为国民党后来的失败，皆源于西安事变。

三是贬低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杨虎城已深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的影响而不再“剿共”，并与中共订立停战协议且予中共以物资支持。说什么中共之由“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主要关键还在于张学良的影响。指出，民国25年4月，张学良在李克农陪同下，深夜和周恩来在延安天主教堂见面，张学良告诉周恩来：“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

四是关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由于缺乏文字档案记载，而蒋介石夫妇和国民党方面众多的西安事变当事人事后又异口同声地否认蒋介石有过“变节行为”，一再声明蒋之脱险并未附带任何条件，因此至今引起海峡两岸的争议。近年来，鉴于大陆史学界在西安事变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和海外舆论倒向大陆的情况，台湾某些学者也抓住此问题做了不少文章，一方面替蒋介石“正名”，否认在事变中蒋有过任何与其“革命志节和爱国情操”不符的“口头承诺”；另一方面则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料，力图将大陆的研究成果驳倒，以争夺海外华侨及其政治舆论。其主要根据是：张学良在事变期间，有两次当面向蒋委员长要求考虑他们的条件。第一次，蒋委员长告以：“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第二次，蒋“正色拒之”，告以“非余回京，无论何时，不能谈也。”

五是声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停止“剿共”，是由于中共已做出保证，放弃“叛乱”的政策与行动，接受政府的政令与指挥。其实质仍等同于中共向政府“输诚乞和”。严格说来，“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词不能成立。

对于上述反动的观点，我们也不必视如洪水猛兽，拒之千里，完全可以有鉴别地间接利用。

可以肯定，不远的将来，如果海峡两岸的史学界朋友能坐到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定会促进西安事变研究的深入开展，共同写出一部权威性的《西安事变史》，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为振兴中华的大业服务。

原载《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