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原始性
学术界认为蒙古英雄史诗起源于13世纪之前的氏族社会末期或者稍后的军事封建社会阶段，并在封建社会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高峰。蒙古民族的“正式史诗”（不是模仿史诗和文人创作的史诗）虽然是通过口头传承至今（语言的动态性不可能完全不影响母题和题材的稳定性），但是依托其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其原始性一直被保存到了今天。这个特征体现在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母题、人物形象、原始宗教意识、原始思维等方面。
“婚姻”与“战争”是蒙古英雄史诗中百听不厌的永恒主题。史诗英雄们时时刻刻“嘴里说着：‘征服的敌人何时遇见？狩猎的猎物何时碰到？’用强有力的手臂拽来拽去，盼着出征”。蒙古英雄史诗中的战争不仅决定了整个部落的命运，而且也决定了史诗自身的艺术命运。因此，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明确指出了“战争”是史诗的最佳场景，而且史诗的特性正好存在其中。[22]如果没有征战、伟业、冒险，就不会有世界上所有的经典史诗。“战争”实际上是蒙古英雄史诗中史诗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卡尔·马克思在论述古代社会的时候讲道：“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23]蒙古英雄史诗中反映的战争往往关系到全氏族、部落、部族的切身利益，因此史诗英雄（史诗中几乎没有不作战的英雄）作为全部落的共同体形象跃然出现在原始野蛮的战争舞台上。战争不仅关系到财产的获得和失去，而且关系到氏族部落的生存与发展、部落联盟与部族的形成、阶级的产生以及国家的发育（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等等。男人在战争中展现威风，赢得荣誉，创立伟业，因此史诗英雄喊出了：
不就是一碗热血，
洒在哪座山坡上，
不都是一样吗？
不就是一具尸骨，
躺在哪座山坡上，
不都是一样吗？[24]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蒙古人从原始宗教的长生天（蒙克—腾格里）分离出职业分工的腾格里天神，创造了“汗诺彦的守护神、庶民百姓的翁衮[25]崇拜、英雄好汉的领袖”的巴图尔—腾格里（英雄天神，也称作“巴图尔—查干—腾格里”），他领导了天上的军队，成为“勇武”和“战斗”的象征，受到了热烈推崇。该腾格里天神的产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和人们的精神追求。在原始社会，战争不仅仅在蒙古民族中有如此突出的地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著作更是高度评价了战争：“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王之王。”我们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考量，不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和战争一样，“婚姻”也是蒙古英雄史诗的基本母题和原型，并一直传承到科尔沁史诗中。喀尔喀史诗中出现的家庭内部的斗争和女人背叛的情节可能是这个母题的异化形态。英雄史诗中的婚姻母题与英雄史诗起源的历史需求有关系。如果认为英雄史诗起源的时间是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那么婚姻母题无疑反映了这个历史过程。这个时期，“个体家庭已经形成为一种力量，以威胁的态度站到了氏族的对立面”[26]。家庭和私有制代替了氏族联盟和公有制，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从而为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发育（哪怕是最初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正因如此，“婚姻”在蒙古英雄史诗中占据着重大而崇高的地位。在北京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中，敖勒吉拜（格斯尔的化身）在主持博克—查干—芒来和乔姆孙—高娃的婚礼时听了博克—查干—芒来的风凉话后，训斥道：“我在主持你的大国，你为什么还对我说这样的话？”（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蒙古人经常把“婚姻”和“国家”结合起来组成词组“horim törü”（horim为婚姻，törü为国家），这个传统可能反映了这种历史起源。
成年之后，跨上骏马，鼎立在世界上，史诗英雄往往会问：
无间隙地连续的一生中，
无间隔地结合的姻缘中，
请告诉我未婚妻在哪里？[27]
这个要求已经成了普遍的叙事母题。英雄为了寻找自己命中注定的妻子，或者按照自己的意志，或者遵循父母的意旨（指腹为婚），或者随着各种征兆，出发远征，经过各种困难，自愿接受各种考验，最终建立家庭、延续香火。这正好符合稳固私有制和家庭的需求。史诗英雄远征求婚，与骑着骏马、背着弓箭出发征战完全一样。新郎迎娶新娘的时候背着弓箭、佩带蒙古刀、骑乘快马的民俗一直保留到晚近的蒙古地区。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荷马史诗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谈到古代希腊、古罗马盛大婚礼的第三个特征时指出：“娶一个妻子要有某种凭武力的表示。”[28]古代蒙古人的婚姻中也存在过这样的习俗。
在英雄史诗中，婚姻和战争的母题互相交叉、互相渗透，这推进了史诗的全部故事情节的展开。
在蒙古英雄史诗中，男孩到了成年，有专门的仪式庆祝其成年，并有为其命名的民俗。在新疆《江格尔》中雄狮洪古尔的儿子阿日格—乌兰到了举办成年仪式的年龄，父母就剃了他的胎毛，给他取了霍顺—乌兰的名字。史诗《达尼库日勒》[29]中，剪掉达尼库日勒的胎毛和用金剪子剪断扎恩—宝玉冬的洪古尔—沙日—乌日鲁克的胎毛都是庆祝英雄成年的民俗仪式。这与婚姻和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蒙古英雄史诗中的婚姻缘分（主要是正面英雄）坚持的是得到命中注定的人的观念。正因如此，史诗英雄们为了得到命中注定的伴侣，会不顾一切地杀戮，有时可能会一不小心发生杀死情敌甚至未婚妻父亲的事情。英雄为了找到未婚妻，宁愿冒险，通过种种危险和考验，自愿接受各种难以忍受的苦难。为了得到美丽的妻子，他们也不回避挑起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这不仅仅是反映了史诗英雄的“好色”或者“爱美人”，而且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出现家庭和私有制的历史命运，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在蒙古英雄史诗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婚姻联盟，还分别描述了人与天神的婚姻、人与龙神的婚姻、人与蟒古思的婚姻。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相关的婚姻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维柯在讨论古代文化的时候说道：“无论哪一个民族，不管多么粗野，在任何人类活动之中没有哪一种比起宗教、结婚和埋葬还更精细、更隆重。”[30]
其次，蒙古英雄史诗的原始性体现在它的人物形象上。下一章专门讨论史诗英雄的形象体系，因此这里只提及史诗英雄形象发生学的心理学前提。复合性和弥漫性是人类原始思维的两个重要特征，这种思维不分主观与客观、物质与概念、现实与梦幻、社会与自然、人类与动物，一律将它们当作同样的事物看待，在这样的心理前提下产生了图腾崇拜。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人类第一次从动物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神圣事物”。[31]因此，史诗英雄没有丝毫犹豫地将自己变身为走兽和飞禽，如图门—吉日嘎朗夫人为了消除格斯尔的病灾，自己变成了一只三十庹长的黄色狐狸，到了阿布日古—斯钦—蟒古思的国度。别说是人，有时候连天上的仙女也会变成动物和畜生。格斯尔被赛霍来—高娃夫人迷惑，耽搁在外忘记归家，最后格斯尔的神姊化作老母牛来提醒格斯尔。在这样的情况下，英雄史诗中白方（正面）英雄人物形象的人性与神性、黑方（反面）英雄人物形象的人性与动物性、蟒古思人物形象的社会性与自然性才最终得以形成。同样，用自身的结构认识身外的世界（客观世界）、用局部代表整体的神话思维也在英雄史诗中得到了反映，关于自然界、野兽鸟禽的各种拟人化、用鬃毛创造骏马、用一滴血创造人等例子数不胜数。
众所周知，蒙古英雄史诗明显受到萨满教和佛教的影响。但是，人们还没有充分关注到蒙古英雄史诗中反映的关于神灵的观念尚未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拜物教（拜物教是原始人类认为某种事物具有力量和生命，于是加以崇拜，这种被崇拜的对象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今天传承下来的符号文字等都是拜物教的遗留）、作为宗教雏形的泛灵论、自然崇拜、语言崇拜等。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苏联学者泽列宁（Д.К.Зэлэнин）研究了西伯利亚人民和部分布里亚特人的翁衮崇拜以后认为，翁衮崇拜是比萨满教和图腾信仰更原始的崇拜的遗留。[32]
蒙古英雄史诗中经常出现山石崇拜。比如史诗中有时候说史诗英雄的父母是雌雄石头，或者史诗英雄与骏马是同时从石头中诞生；锡莱河的三汗将母亲福分的石头和父亲福分的石头作为崇拜对象；用石头切断英雄的脐带；战争中使用札答石[33]；格斯尔用黑色石头和白色石头变出牛羊；在史诗《那仁达赖汗及其两个儿子》[34]中红彤彤的婴儿把羊拐子大小的石头放进哥哥嘴里，哥哥从此通晓动物语言；等等。
因为有了神树崇拜，所以史诗中出现了各种带有魔法的上神树、柳树、白色树、魔法木棍；英雄用非凡的神树作箭杆和枪杆；在格斯尔的岳母因为贪吃，无法消化吃进去的肉快要被撑死的时候，格斯尔用三庹长的白色木棍揉了三次岳母的肚皮，岳母就上吐下泻而获救了；布里亚特《格斯尔》中阿拜—格斯尔—胡博衮迎娶阿乐玛—莫日根夫人后在婚礼上把油块扔进火中，三股火焰的根部长出金色的红柳；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和神树崇拜有关系。在“以柳树为母、以红角鸱鸮为父”[35]的布里亚特人的史诗中神树崇拜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熟悉布里亚特《格斯尔》的人都知道，格斯尔的祖母满金—古如穆—图格黛的木棍对格斯尔的事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蒙古国学者S.杜拉姆（S.Dulam）在其《蒙古神话学形象》[36]中详细论述过木棍的起源、变化和作用，是叫人感兴趣的有趣探索。
随着语言在人们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产生了语言崇拜，人们无限信仰言语的功能，从而企图用言语来影响客观世界，换句话说，就是企图用说出来的词汇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远古时期的祈祷、祝词、诅咒、祷语（祷告自己的愿望）、男萨满的神歌、经咒（陀罗尼，来源于梵语的dharani，随着佛教的传播被蒙古人广泛使用）等都是崇拜语言的神秘力量和天神神力的结果。维柯所谓“神的语言”指的就是这种语言崇拜。[37]在蒙古英雄史诗中，英雄之间结拜兄弟或者让敌人归顺的时候，都是嘴里咬着或者舔着刀、剑、枪尖发誓；史诗英雄用箭射敌人的时候，为了射中要害都要嘴里念诵咒语，刀砍敌人的时候会说：“让你说出的话（其实是诅咒——引者），随着口舌消失吧！”尤其是在晚期的史诗中，史诗英雄为了影响客观对象（包括现实自然）而念诵经咒则成为比较普遍的题材。史诗黑方、白方英雄用经咒的神秘力量创造的“黑色山丘”“黄色鞭子”等都属于崇拜语言魔力的表现。
上面提到的内容，无法用萨满教和佛教的宗教意识的影响来解释清楚，这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原始思维和远古想象。除此之外，英雄史诗中关于宇宙起源的“神话学序诗”比较普遍。
当大地还是
无序的时候，
当宇宙还没有
形成的时候。（布里亚特史诗）
当蓝色的天空
还没有飘上去的时候，
当金色的大地
还是刚刚形成的时候，
当日月还没有出现
人类靠自身发光的时候。（科尔沁史诗）
当乳汁海
还是泥塘的时候，
当须弥山
还是小山丘的时候。（卫拉特史诗）
当肯特山还是一块岩石的时候，
当克鲁伦和图拉河还是小溪的时候，
当火种还是小小的红苗的时候，
当世界的边缘微微发黄的时候。（喀尔喀史诗）
这样的程式化开篇段落作为史诗故事发生的时代信息广泛流传在蒙古民族当中。这里有些因素（如乳汁海、须弥山等）虽然是佛教传播到蒙古地区以后才进入史诗当中的，但是结合宇宙的起源演唱英雄史诗的传统世代传承，一直到今天。在蒙古英雄史诗中也偶尔会遇到吸收和利用蒙古神话的地方。譬如说，阿珠—莫日根和格斯尔摔跤，让格斯尔跪倒在地，于是金色世界振动，形成了沟壑；洪古尔把格日勒—朱拉夫人一刀劈开，从此女人衣服有了褶子；鹦鹉因为听了格日勒代—斯琴的话被感动，从此鹦鹉会说人类的语言；格斯尔祖母撒的灰烬变成了天河；等等。这些故事都留下了远古神话叙事的痕迹。
总而言之，通过上述内容的考察，蒙古英雄史诗所具有的原始性已经尽显在我们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