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张继、何天炯、戴传贤告日本国民书》（1919年5月9日）[6]

《申报》按：张浦泉、何晓柳、戴季陶三君，昨日正午在一品香招待日本在上海各报各通信社特派员及主笔等，即席宣布三君对于日本外交政策之意见，同时以《吿日本国民书》交付各记者，托其传达于日本各报纸。先由张君略述主旨后，戴君即以严肃之态度、恳挚之言词，详述中国国民所以排斥日本之原因，指摘日本过去之对华政策，凡中国人所欲言之事，无不尽情发挥。演说至一点半钟之久。戴君词毕后，《上海日报》《上海日日新闻》两社主笔及《东京时事新报》《朝日新闻》代表佐原笃介均有答词。至四时席罢。张君等之《吿日本国民书》如下：

中国与日本有特殊之历史及地理关系，故两国之国家及国民，当然有亲睦之实质及必要。然而数十年来，两国关系每况愈下，最近欧洲讲和会议开始以来，中国国民因日本坚持其侵略山东之主张，于是对日本之恶感更达沸点。苟日本政府及人民，对中国之政策与心理不根本更易，则两国国家与国民，将无并存之余地，其结果足使亚洲前途陷于极悲惨之境遇焉。

中国国民全体，无不以恐怖怨恨之心理对日本。日本国民苟就日本之传统的政策，及过去数十年来日本对中国之一切国际关系，平心静气，以忠恕之见解省察之，必得其原因所在。然日本人之意思，发表于新闻纸及著书者，以及日本友人与予等所言及者，从未有公道且正确的观察。予等鉴于时局之重大，谨再切实列举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之根本事实，为日本国民告。

吾人就历史的事实，认定日本扩张其政治经济的势力于朝鲜、满洲、蒙古及中国本部，为日本之传统的政策，而达此目的之方法，则惟武力及政治压迫是赖。远者勿论矣，日本之近代发展史，以丰臣氏[7]为开宗，而大陆的侵略政策，实以丰臣氏为最著。五十年前，标榜开国进取而起之维新志士，亦无不以侵略大陆为根本政策。大木氏日俄联盟瓜分中国之论，西乡氏[8]征韩以窥大陆之谋，实为代表。故侵略大陆者，日本之传统的政策，一切对华方针之基础也。中国国家及国民之利害，实日本不能两存之原，盖在乎此。

刺激中国国民，使中国国民对于日本怀怨恨与恐怖之心者，有两大事实：

其一为朝鲜问题。盖中国战败后与日本所结之条约，乃保障朝鲜之自由与独立。以国家及民族的德义论，中国与日本皆有尊重此条约之义务。而日本乃毁约背信，并吞朝鲜。中国人见日本此种可惊可吓之手段，无不具唇亡齿寒之感。盖知日本之并吞朝鲜，实为侵略中国本部之先端故也。近代日本有识者论及亚洲前途，均深恶英法之奴视印度、安南，此论吾人实具有同感。然日本之统治朝鲜也，与英法之统治印度、安南，何以异乎？奴视异种人为罪恶，奴视同种，其罪恶岂不更巨？且朝鲜之与日本，以血统言，较中国为尤亲；以文化言，更为启发日本之恩人；以怨报德，尤东洋道德所不许。此次朝鲜人民无抵抗之独立运动，日本言论界绝乏为之表同情者，以视英之于爱尔兰，美之于菲律宾，相去诚不可以道里计矣。

其二为台湾问题。中国因战败之故，割让台湾于日本，其后中国对于日本统治台湾之政策，从无何等批评。然而中国人民心理，其视台湾，犹法人之视阿尔萨斯罗伦也。清朝帝室为覆亡我国家之敌，故中国国民，虽国亡数百年，亦不忘此世仇，起而逐之。然以日本领有台湾后施于台湾人之政治，与满清末年清廷施于中国人民之政治较，则清廷之政治，尚优于日本，何也？清朝末年，有三德政：一曰预备立宪；二曰撤废满汉民族待遇之差别；三曰严禁鸦片。而日本在台湾所施之政治，既不予台湾人民以公权，亦从无予台湾人民以公权之约束。日本人所享受之法律的保障，以及财产上、教育上、社会关系上所受之待遇，亦不予台湾人以平等。又因暴敛金钱之故，设鸦片专卖局，使台湾人得公然吸食残体伐性之毒药。中国国民认定日本此种统治台湾之政策，为日本奴视中国人之铁证。因惧日本之政治经济势力发展于中国大陆，则中国其他部分亦为台湾之续，故视为中国国家及国民之仇敌也。

以上两者，盖中国国民对日本恐怖怨恨心理之所由起，而此种心理，更因其后日本大陆侵略政策之发展，日以加甚。欧战发生后，日本标榜正义人道，声明为世界文明东亚安全计，拔除德人在东方之根据，以之归还中国。此光明正大之宣示，实中国国民所至欢迎者也。乃日本既占领青岛以后，即于一千九百拾五年五月，以武力的强迫手段，威逼中国政府，承认九款二十一条之要求。中国虽为武力所屈服，然而国民怨毒之深，乃澈骨髓。日本对于亚洲各国家各民族，时时以黄色人种之独立自存为言，而行为则无一非强夺孱弱的黄种国家之财产，是所标榜之主义，所倡导之正谊，悉为诈术而已。而利用欧战中白晳列强，无暇顾及东方之时，以全力对华侵略政策，尤类于谚所谓趁火打劫者。故吾国国民，一闻日人中日亲善之言，即引起侵略中国领土、垄断中国利权之敌慨心。盖诈术乃中国人所深恶痛绝之恶德故耳。

此后日本为保障中日协约在欧战终了后之效力，乃缔结日俄攻守同盟，发表对中国问题之日俄共同宣言，并与其他协约国交换保障日本在中国独占的利益之文书。然中国国民所以不恨及其他各国，而独恨日本者，盖以他国在无力对付东方问题之时期，而日本则专利用此时期，以遂行其传统的政策也。

袁世凯死后之中国，已渐入小康时代矣，而日本军阀利用中国参加欧战之机会，与中国军阀相结合，以扶持中国军阀者，扩张日本在中国之势力，演成中国国内之战祸。更以武器金钱，供给战争主体之一方，延长战事时期，增多中国国民之痛苦。甫入黎明期之中国新文武，遭此军阀之摧残，战争之蹂躏，实为中国国民绝大打击。故此次中国国内战祸之最大责任者，乃日本耳。段祺瑞等，不过紊乱中国国宪，摧残中国文明之正犯，而日本政府，则为之主谋者也。

不特此也，关于山东问题，日本最近之行动，尤使中国人民完全失望。盖中国人对于日本之传统的政策，以为尽力支持之辩护之者，以贵族军阀为最，而平民的政治家之意见，未必尽如是也。乃日本第一次之政党内阁成立，其对华方针，仍为奉行传统的政策。而最近各政党及新闻纸，关于山东问题所发布之意见，尤无不为传统的政策做辩护。于是中国国民乃确认日本大多数国民，均为传统的政策之拥护者，为维持中国之存在及国民之利益计，排日行为遂成绝不可免之事实，虽有何种危险当前，亦不容吾人之回避矣。

予等对于日本与中国之国交，向来主张两国国民之亲睦，对日本在朝在野之友人屡次述予等之意见，说明日本不抛弃其传统的政策，必无亲善可言之理由。予等之诚意的劝告，竟不能致日本有识者之觉悟。关于山东问题，犬养氏[9]狂奔的运动，此其尤著者耳。中国人民今已无可忍受矣。中国虽无强大之武力与日本战，然而中国人民仇怨日本之心理，实足为日本国家及国民前途痛苦之原因。且欧战既终，列强皆尽其全力注意于东方，而东方新进强国之日本，徒为迷信的传统政策之奴，使大陆国民全体反对日本，是不啻自陷其国家于危险之境，而甘步德意志之后尘也。

从来日本人士之鼓吹中日亲善也，无[不]以同文同种为说，然日本之传统的政策，则专以压迫同文同种之国家及民族为事。夫国家亲善与雠仇，非与种族之同异绝无关系，然非纯为种族同异之关系也。证之世界一切历史上之战争，其理自明，英德之战更为确证。予等因个人与日本国民间之友谊，谨以至诚恳真率之言，为日本国民告：深望贤明之日本国民，以自由、平等、互助之精神，自根本上改造其政治组织，罢除其传统的政策，以与世界民主的文明潮流俱进。爱平和、重德义，为中国国民数千年之德性，他日必能弃旧恶以与日本国民相友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