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演变的大致轨迹
历史地理与区域史的已有研究表明，古代北京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早期称为“蓟”的原始聚落，其故址在今北京广安门一带。这个聚落处在蓟丘之旁，根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的推测，可能是因为生长着中原地区不太常见、株茎高大、枝叶亭亭如车盖的大蓟而得名[2]。聚落发展为城邑之后，遂称“蓟”或“蓟城”。今人一般依据《史记》与《礼记》的记载[3]，把武王伐纣刚刚取得胜利就迅速“褒封”尧帝或黄帝的后人于蓟，作为蓟城见之于文献的起始年代。近年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把武王伐纣定在公元前1046年[4]。周武王对先圣后裔的“褒封”，是对尚未控制的商代北方旧族领地在名义上的承认。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商朝后期，“蓟”就已是当时的众多方国之一，蓟城则是这个方国的政治中心，作为城邑的历史肯定早于西周初年。在武王褒封蓟国之后不足十年，周成王在蓟国的南面分封了代表周人新兴势力的燕国，其地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镇董家林一带。到西周晚期燕国吞并蓟国，并把国都迁到蓟城，开始了《韩非子·有度》所谓“以蓟为国”的时代。
商朝蓟国之都蓟城，在进入西周之后先后做了蓟国与燕国的都城，从宽泛的意义上看，这完全可以视为历史上的北京城作为“国都”的开始，只是今人对都城的概念理解各异、衡量尺度有别而已。不论是早期聚落还是后来的城邑，水源都是不可或缺的保障。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会城门、白云观、象来街、和平门一线，发现了战国时期36 座、汉代115 座瓦井[5]。1965年，在广安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发现了65 座东周至汉代的瓦井[6]。这就表明，除了在河流阶地之上可以直接汲取河水之外，凿井获取地下水更是很早就成为解决城市水源问题的普遍途径，对于广大居民的生存至关重要。此外，1957年在广安门外护城河西岸，发现了战国时期燕国宫殿的饕餮纹半瓦当，厚达一米的古文化层中出土的陶片接近西周时期[7]。一般认为，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应当属于蓟城的城区范围，但上述考古学收获尚不足以明确东周至汉代的蓟城四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云：“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8]《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所引《郡国志》应当不会晚于唐代。这座长方形的城址“有可资考证者，即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9]。就古代北京城址变迁的主要过程来看，“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以至于隋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其后辽朝虽以蓟之古城置为南京，但是并无迁移或改筑。只是到了金朝建了中都以后，才于东西南三面扩大了城址。元朝另选新址，改筑大都，遂为今日北京内城的前身。辽金以前，所知蓟城城址的沿革，大略如此”[10]。依据20 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唐代墓志、房山石经山出土的唐代石经题记等材料，唐代幽州的四至大体可以推测为：东垣似在烂漫胡同稍偏西，西垣似在会城门稍东，南垣约在陶然亭以西的姚家井以北、白纸坊东西街一带，北垣当在头发胡同一线[11]。另据考古学者发现，金中都的北墙也曾在辽南京的基础上向外拓展了大约100 米[12]，与此前通常认为的三面拓展有所不同。
在先秦时期，“幽州”泛指我国北方、地域范围比较模糊。西汉武帝时期设置十三刺史部作为监察机构，幽州是其中之一，到东汉时期才成为实质性的政区。幽州及其所辖的蓟县，西汉分封的诸侯王国广阳国、东汉的广阳郡，治所都在蓟城，这座城市因此亦称幽州。东晋时期，前燕慕容俊在此短暂建都。在唐代的幽州城内，坊、里是最基本的居民单位。从大历元年（766）到文德元年（888）的墓志上，有卢龙坊、燕都坊、花严坊、归仁里、东通圜里、通圜坊、通肆坊、时和里、遵化里、平朔里（平朔坊）、辽西坊、归化里、蓟宁里、肃慎坊、蓟北坊、铜马坊、军都坊、招圣里、劝利坊、开阳坊、罽宾坊等[13]。我们无从知晓在上述120 多年间是否存在坊里的增减与更名，因此还不能贸然将其视为某个时期并存的唐代坊里，而只能认定它们确实曾经存在于唐代的幽州城内。
人口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消费者，也是推进区域开发与环境变迁的主导力量。先秦时期的人口状况缺乏记载，两汉以后，依据正史地理志提供的州、郡户口数及各州、郡所领县数，取其平均值粗略估算，可以得到北京地区大致的盛时户口总数：西汉时期约10万户、30余万人；东汉约11 万户、60 余万人；西晋约2.6 万户、18万人；北魏5.2万户、32万人；唐代中期5 万余户、27 万人，加上驻军及其眷属，可达40 万人以上[14]。上述相当宏观的数据显示，作为幽州的一部分，今北京地区在两汉时期人口最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隋唐统一之后人口又成倍增加。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的人口变迁与城市建设，为辽南京的发展奠定了直接基础。
[1]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5《形胜》引《博物策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2]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元刊梦溪笔谈》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16页。
[3]《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1997年缩印本，第127 页。《礼记·乐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4]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第49页。
[5]苏天钧：《北京西郊的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年第3期。
[6]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年第2期。
[7]赵正之等：《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1957年第7期。
[8]乐史：《太平寰宇记》卷69《河北道十八·幽州》“蓟县”条下，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
[9]侯仁之：《北京建城记》，载《北京城的生命印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92页。
[10]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11]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68—70页。
[12]赵其昌：《金中都城坊考》，载《京华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13]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70—72页；鲁琪：《唐幽州城考》，载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 册，第1400—1407页；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
[14]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人文社会卷，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文津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