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科理论与方法

社会史的一个突出学科特色就是具有与传统史学明显不同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由于一些史学研究者认识到传统史学研究视角及理论方法具有一定的缺陷并成为发展瓶颈，因而纷纷呼吁出现“史学危机”的情况下，力求从新视角、运用新方法进行新探索，才开辟了社会史新领域，促使社会史兴起。而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也成为社会史与其他专史有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因如此，理论方法的探索与建设，对于社会史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自20世纪80—90年代社会史复兴时期，社会史理论方法就是学者聚焦并集中讨论的议题，此后迄今二三十年间，伴随社会史研究实践的不断拓展、深入与演变，对于社会史理论方法的探索与反省也一直持续，不断有学者发表文章，进行讨论，更多的学者则在研究实践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路径。社会史研究者对理论方法的重视与敏感，成为推动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与创新的内在动力。在社会史理论方法的探索和讨论中，近代社会史学者是其中的一支主力，他们以中国近代史为基础的探索，成为社会史理论方法创新的重要根据与推进力量。

1986年由南开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等联合发起并有多家研究单位参与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主题就是如何开展社会史研究，集中讨论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与对象、理论与方法，以及社会史学科体系与定位等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史复兴的启动，就是从讨论社会史基本理论方法问题开始的。此后直至90年代，社会史理论方法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社会史理论方法的文章，如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蔡少卿《扩大视野，注重理论方法》（《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冯尔康《深化与拓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朱志敏、孔祥宇《199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理论研究概述》（《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等，后来还有常建华《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上、下）》（《河北学刊》2004年第1、3期）一文对此前社会史理论方法问题的讨论作了综合评述。

在社会史复兴初期学者对社会史理论方法问题的不断反省与讨论，凸显了社会史学科重视理论方法的学科特色，对这些社会史基本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扩展与深入，对推动社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参与社会史理论问题讨论的学者中，过半数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者，他们多以中国近代社会史为主要参照，因此他们的讨论反映了对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理论的思考，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也更为直接与明显。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走向成熟与深入，社会史理论方法问题的讨论不再像前期那样集中，但也一直受到业内学者的关注，这时期更多的不再是对社会史基本理论方法的讨论，而转向伴随社会史研究出现的问题而有针对性的反省，以及对新理论方法的探索与创新，反映了社会史研究者对理论方法的重视、强烈的反省及创新精神。如最近的一次集中讨论是《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开辟的专栏“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在十几篇文章中有多篇出自近代社会史研究者，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碎片化”问题发表看法，对这一问题反映的理论方法进行反省。社会史理论方法就是在这种伴随研究实践而持久不懈的反省、探索与矫正中，不断地拓展、丰富、深化、成熟。

社会史理论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研究实践中研究者往往根据研究对象，在基本的史料阐释与历史叙事基础上，借鉴一种或多种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因而显示出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特性。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社会史理论方法的特征，是吸收西方社会科学和史学理论方法，这与现代社会科学多源于西方，以及西方史学理论创新发展历史较长且较为成熟有关。中国史学界自社会史复兴至今，许多社会史研究者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及其动向保持关注，注意了解并吸收西方新的理论方法，这也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史理论方法创新的一个动力。如法国年鉴学派提倡人民大众为历史主体，倡导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研究的“总体史”及“长时段”等，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产生过一定影响。后来西方史学界的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语言学转向、去西方中心观等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后现代思潮、建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史学流派，也对中国社会史学界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总体而言，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界在这30年来对理论方法的探索，主要还是立足于中国史学的内在创新要求，立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问题，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本土性，在进行自主理论方法探索与创新的同时，有辨别、有选择地借鉴吸收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因而始终保持着比较自觉的本土性与自身特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及史学著作的翻译引进，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研究成果也逐渐与海外同行形成呼应，中国社会史学者对西方理论方法的了解与吸收也更加理性，有些理论方法与西方史学渐趋合流，并从中孕育着本土理论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