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国家的统一与分裂、政治的稳定与动荡往往深刻影响到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学术流派及其学风的形成与演变。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国思想界日益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局面，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一步步受到冲击。自中唐始，以韩愈为代表的儒者开始思求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以捍卫儒家的道统，进而解决儒学适应人们在历经汉唐事功之学的外在追求后，日益倾向于对于安身立命之道内在向往的需要问题。中唐啖助、赵匡、陆淳等所推进的新春秋学的经学变革和韩愈、李翱对儒学理论的调整，使得在佛老理论冲击下岌岌可危的儒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宋王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动乱局面，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繁荣的时代环境。然而，这种统一、稳定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至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时，边境战事又频繁起来，不仅西北边境不断遭受西夏的侵扰，而且宋王朝每年还要对辽进献繁重的“岁币”，国内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激化。面对这种局面，范仲淹、李觏、王安石等人提出或实际主持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挽救时局的改革。以超越汉唐，恢复儒家道统为职志，北宋诸儒以“明体用”，贯通内圣与外王，实现“性与天道合一”为理论目标，不断创新经史之学。在学术思想方面，汉魏以来兴起的佛教和道教历经隋唐，宗派繁盛，理论高妙，广泛渗透于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而汉唐以来，儒家学者专注于对典籍的章句训释，“知人而不知天”，忽略或弱化了对义理的阐发。至宋初“大道精微之理”儒家已不能谈，自然无法与佛道抗衡。“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知识分子普遍游心于佛道而不能自拔，儒学理论受到严重的挑战。如何挽救日益衰落的儒学，构建精微之理以应对佛老特别是佛教的挑战，成为宋初儒者切需解决的重要时代课题。在教育方面，自宋初各帝王视学开始，在国子监、州县学塑造孔子及其门人乃至前代诸儒像，并由当时儒臣撰写赞语，以立孔门学统。在全国上下掀起兴学高潮，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以学官、儒臣为中心形成各种学派，渐成学统。[1]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发展背景下，儒学开始实现其范式的转型。在就如何建构一种新儒学理论以应对佛老的问题上，知识界形成了不同的思考和讨论，而这则集中展现在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争鸣上。在讨论过程中，亦形成了学派与学派之间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关系。

面对当时儒学发展的危机局面，无论是政治家、学者、文士，甚至隐者，他们皆以不同的进路进行理论建构，“从多元的文化传统中提炼不同的观念，进行思想整合与创发，从而展现不同形态的道论”[2]。所以说，如何有效回应佛老的冲击，不仅是张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二程心之所忧的重要问题。张载在《正蒙·太和》中，针对佛老思想对人们的“牵引”和“误导”，尖锐地指出：“不悟一阴一阳范围天地、通乎昼夜、三极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庄混然一途。语天道性命者，不罔于恍惚梦幻，则定以‘有生于无’，为穷高极微之论。入德之途，不知择术而求，多见其蔽于诐而陷于淫矣。”[3]此处所言的“入德之途”就是证悟圣人境界的具体途径，即修养工夫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孔孟而后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若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虽然身处名教社会，却感受不到名教之乐，有外而无内，有用而无体，人格分裂，价值失落，道统中断，从而引发儒学危机。李翱在《复性书》中指出：“呜呼！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4]历唐后期“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战乱，至北宋中期，这一问题愈来愈严重。许多人“不知择术而求”，误以为佛老的心性之学就是入德门径。“多见其蔽于诐而陷于淫矣”，给名教造成了很大冲击。正如张载所言：“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贤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乃其俗达之天下，致善恶知愚，男女臧获，人人著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事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5]针对这种情况，张载通过从受《中庸》，至出入佛老，到返归六经及以后的学术和生活实践，提出了“以礼为教”的方法，倡导“知礼成性”，把在孔子那里反复强调的“礼”引入修养工夫论，从“立本”处着眼，落实于“修持”，解决学者“入德之途”的问题，遂使 “以礼为教”成为关学学派的一个重要特色，被其后学长期坚持。在二程那里，他们认为：“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辩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6]朱熹也认为二程：“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而周、孔、孟氏之传，焕然复明。”[7]沿着二程的自我认同及朱熹的表彰轨道，现代不少学者也提出了继韩愈之后，二程承继儒家道统的说法，甚而提出了“二程在宋明理学史上奠基之功无人堪比”[8]的观点。与以往的宋明理学研究观点不同，张载关学研究者，尤其是陕西的地方学人近年来不断呼吁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张载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过去长期认为的张载乃是通过二程才得以被思想界所了解和认知，关学只有通过洛学的传播其价值才被大家所认同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冲击。表面上看，这是两个学派的地位之争，实际上反映的却是两大学派在宋代关系问题上的投影。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新形态，其实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在其理论内部每一个方面、环节都充满了矛盾、辩难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由于对传统儒学经典阐释的差别、为学方法的分歧等而衍生出不同的思想流派，这一点在北宋中期表现得最为明显。诚如漆侠先生所云：“从宋学形成到宋学蜕变的全部过程看，矛盾斗争从未停息，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一部哲学史，也就是一部哲学思想、学术思想斗争史。一部宋学形成、兴盛和演变史，也就是宋学与其敌对学派，以及宋学内部诸学派之间的矛盾斗争史。正是这些矛盾斗争，才体现了宋学本身及宋学内部各学派的此起彼伏、兴盛衰落。”[9]北宋中期，儒学思想和学派异彩纷呈，先后诞生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涑水之学、张载关学、二程洛学、三苏蜀学等。这些学派在经学上多以义理发挥为主，在思想上皆能独树一帜，使北宋儒学达到极盛。各个学派的创立者皆以回应佛老的理论冲击为己任，从不同的方面推进着新儒学的理论建构。从而在北宋中期创造了一个学术思想、论道风气兴盛活泼的气象。在这样的背景下，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以三教融通下的新儒学形象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理学亦可称为“性理之学”，它的本质包含在心性理气的逻辑结构之中。[10]理学家在论述自己的形上之思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对这些问题、范畴展开了分析与解释。这些作为理学家思考问题、讨论疑惑、辩难不已的话语、范畴，也有一个历史的阶段性内涵。而且，即使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哲人们，也并不都一致地使用这些话语、范畴；即使使用，也并不都在同一内涵上达成一致。因此，各个学派在进行独立的理论建构时，亦在不断地同其他学派展开交流、讨论和理论争鸣。而该时期的学术争鸣，最鲜明地表现在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之间。尽管张载去世后，关学、洛学一时间竟似乎表现为洛学的独大与关学的萧条，然而思想史的真实面貌是二程既在与张载的争辩中，又在承接张载弟子的实际中，批评、吸收、修正、改铸了关学，从而得以形成洛学的规模与思想传统。朱熹后来以私淑程颐的姿态完成理学的集大成与完整体系的创立，其实是在继承、批判关、洛二学思想的基础上实现的。当然，关、洛二学既同又异的思想内涵，也从正反两面定下了理学的规模与指向。从这个角度看，关、洛二系的融合，也就成为理学形态、规模与发展走向的决定性因素；而关、洛二系不同学旨与学风的激荡，也包含着理学形态与走向的秘密。[11]

在多年的研究中，随着对北宋思想史和整个宋明理学发展脉络的深入发掘，大家也越来越把眼光聚焦于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的思想关系上，并逐步达成共识，理学的真正奠基者当是张载和二程。作为奠基阶段关、洛二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和二程分别以“气”与“理”描述世界本原，从而形成了宋明理学中的气本论与理本论。[12]但二者在有关理学共同关注的理气性情知行问题，道体形上学与伦理学的融合，以及从形上学高度批判、吸收佛道二教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一致性，这体现了共同建构理学话语和致思架构的融合性特征。理学发展到南宋时期，终经朱熹而有了一个大的总结。朱熹以其“致广大、尽精微”的理论体系，吸收了张载、二程的气理思想于一炉，登上了理学发展史上的思想高峰。应该说，正是因其充分吸纳了张载、二程的思想精华，才创造性地发展出理学的集大成形态，以至成为宋理宗以后各朝各代所普遍尊奉的官方哲学，甚而远播异域，成为在世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的思想流派。作为“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之时诸多理论创造的一部分，关学与洛学是理学产生时期的两大主要学派，在学派创立过程中，其代表人物的密切交往对其学说形成产生了何种影响，是研究北宋思想发展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张载与二程作为理学的奠基者和关洛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关于关洛学派关系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尽管关洛学派思想关系问题作为宋明理学研究的老问题，但是其中诸多细节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理学尚未占据统治地位的北宋时期，关洛学派之间的讨论，对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功莫大焉！关洛学派关系问题在张载、二程生前就已经受到学界的重视。张载去世后，其弟子多转依二程，出现了与二程思想的会通趋向，并引发了所谓“张载之学起源在于二程”的争议。至南宋时，朱熹除对二程思想有所汲取外，对张载思想也有所吸收。他尽管在《伊洛渊源录》中突出二程，但对于关洛之间包括《正蒙》所及之虚气关系、人性论、修养工夫论等问题亦有所回应。要破解历史上关学与洛学之间的真实思想关系，非仅通过张程之间的正面交锋及相互评价所可解决。基于此，笔者拟突破传统的道统、学派偏见，超越门户，直面张程之间的正面交锋和相互评价，澄清历史上关洛学派争鸣的文本建构，并从其弟子的视野进行追本溯源式考察，最后将其理论争鸣下贯到南宋，与中国哲学史上影响重大的朱陆之辩进行关联性讨论。对于关洛之辩的历史影响和历史地位进行新的评估，或可使得这一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得以清晰展现。

[1] 吴国武：《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2] 林素芬：《北宋中期儒学道论类型研究》，台湾里仁书局2008年版，第41页。

[3] （宋）张载：《正蒙·太和》，《张子全书》（增订本）卷一，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4] （唐）李翱：《复性书·上》，《李文公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8页。

[5] （宋）张载：《文集抄·与吕微仲书》，《张子全书》（增订本）卷十二，第225页。

[6] （宋）程颐：《明道先生墓表》，《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0页。

[7]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十三《明道学案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0页。

[8] 王心竹：《理学与佛学》，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9]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页。

[10] 向世陵：《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1] 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02页。

[12] 学界又认为，其实程颢与程颐学术理路并不相同，程颢开启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一派，程颐开启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一派。本书除非要具体分析程颢、程颐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一般笼统称为二程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