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起
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不管是在治史观念、治史方法上，还是在治史材料、治史环境等方面，都呈现与中国传统史学诸多不同的面相，甚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及其内涵的认识。中国历史撰述是认识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途径。[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撰述，在体裁、体例、撰述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所秉持的观念等方面，比之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撰述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清末出现的多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成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2]史学家在中国历史撰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20世纪中国史学所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通史的编纂为例，如何运用新理念、新方法编纂一部完整的、理想的中国通史，成为20世纪众多中国史学家所向往的“名山事业”。据统计，20世纪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达130余部。[3]1900年，章太炎提出编纂新型中国通史著作设想。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呼吁重写中国通史，并于次年发表《新史学》倡导“史界革命”。自此，20世纪的中国通史编纂出现了流派纷呈、方法各异、观点多元的复杂局面，甚至有过激烈交锋。
撰写中国历史时，绝大部分史家会按时间顺序梳理、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4]，因此如何撰写中国“古史”，又成为史家着手撰写和研究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成为他们能否写好整部中国历史著作的先决条件。“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必有无从说起之苦”[5]。这段历史是“后此历史的根源，不从根源着手，支流的真相确也不易寻得”[6]。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的精彩交锋，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如何撰写“古史”部分。新史料的应用，在撰写乃至改写中国“古史”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历史因为什么常常重写，常常改进”，齐思和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材料的发现”，因为新的史料随时会被发现，有的可以补旧史之不足，有的可以正前史之谬误，例如殷商甲骨文、铜器的大量出土，“皆给予我们不少新的启示”，由此出发，“我们对于上古史的知识，远超过了司马迁”，“《史记》中关于上古的一部分，大有澈底改造的必要”[7]。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取得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正是在“古史”研究与编纂多方突破的情况下实现的。20世纪的中国“古史”编纂，不仅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的整体进程，还将继续影响其未来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在“古史新辨”之一《汤祷篇》的篇前小序中提到“古史的研究，于今为极盛”[8]。童书业在论述“史前史”研究的成绩时，也提到“史前时期”的历史传说和文化遗迹，“在最近一二十年来，几乎成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好像一个历史研究者不研究殷商以前的历史，便不能成为史学家一般。因之最近一二十年来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也最有成绩”[9]。40年代，顾颉刚梳理之前近百年史学研究的成绩时认为“最近二十多年来古史的研究”是“当代史学研究的核心之一”，“当代的史学界中，有许多学者集中于古史的研究上，已得到了相当的成就，对于中古史以及近代史的研究，反而热心较差”，进一步而言，“这种畸形的发展可说是史学界不良的现象”[10]。齐思和论及中国史学界的发展趋势，也呼吁“断代史的研究要均衡发展”，因为“近年来，国人研究本国史的风气，是偏重于头尾与中段——上古、近世与元史研究的人最多”[11]。相比之下，关于中古史以及近代史的研究“热度”，顾颉刚、齐思和的看法稍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古史”研究成为当时史学界的核心研究领域，因此希望纠正此种畸形的发展状况，使各断代史的研究能够均衡发展。“古史”研究如此受重视，原因何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有观点指出：“我国史籍自汉以下，可以凭为征信者甚多，至于周秦以前的史籍，年代悠远，稽核无据，历代史家颇多怀疑”，“国内外史家，莫不以中国古史为一神秘的藏库，都想在这一所大神秘库中获取数千年未曾开发的宝藏，于是引用统计学、语言学以及文法学来考审古代史书的人也有了，努力从事于古物的发掘考证古代史迹的人也有了”。[12]
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考古人才的培养以及“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的建立，大规模考古田野发掘工作的逐渐展开，新的考古资料不断涌现，中国考古学体系基本确立，为“古史”问题的探索提供了系统的、独立的证据链。对“古史”的研究以及如何将相关研究成果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撰述中，依然是热点问题。“古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如中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也逐渐被深入研究，相关讨论甚至一直持续至今。随着中国考古学资料的积累以及理论方法的更新，用考古学材料重建“有血有肉的中国古代历史”，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他们对世界文明发展应有的贡献。[13]中国古史建构，是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一项重要而复杂的任务，不得不对相关领域的学者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既然“古史”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研究“热点”，那么，古史争鸣与古史撰述的关联和区别是什么、史家如何将相关研究成果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撰述中，又是值得考察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历史撰述中，史家对“古史”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古史”材料是如何扩充的、“古史”又是如何一步步“建构”起来的、在“古史”建构的过程中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扮演着何种角色、考古学的发展又如何影响着“古史”建构、“古史”叙述是否对考古工作有借鉴意义，这些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中国历史撰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的。历史教科书是形塑国家和民族一代人历史记忆最为重要的文本载体。在近代知识体系构建过程中，历史教科书作为大、中、小学等各级学校讲授历史课的教学用书，是学生乃至普通民众了解、掌握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历史教科书在民众历史观念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当然是历史教科书的最基本的用途。然而，历史教科书的功能和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此。从“知识生产”与“知识接受”的角度而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建构起来的“古史”又如何改变和丰富着国民的历史认知，在国民教育方面起了什么作用，这些也是需要思考的课题。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上古时期的历史内容非常丰富。国人认识中国“古史”的历程到了20世纪出现了明显的变迁，其原因在于时代的变化、史家的自我探索、大量考古材料的涌现、社会环境的影响等。梳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古史”的认知和编纂历程，不但对继续编写中国“古史”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完善中国特色古史观的理论结构、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丰富中国的历史理论遗产、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心等方面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相关研究述评
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提出编纂新型中国通史著作的设想，而夏曾佑、陈庆年、刘师培、陈黻宸、吕思勉、王桐龄、周予同、张荫麟、钱穆等人将撰写新型中国通史著作落实到具体实践之中。伴随着史家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的出版，对这类著作进行评介、研究的文章也随之出现，“书评”类的文章即是一例。“书评”除了介绍所评之书的编印、出版情况外，也会对其中内容加以评论，甚至对相关议题提出不同意见。此类文章较多，将在后文具体行文中述及，兹不赘述。
一些史学史或学术思想史性质的论著，在论及近来史学发展状况的时候，也会对当时出版的中国历史著作加以评论、研究。以下重点论述学术界关于中国通史著作以及相关“古史”著作的评论及研究情况。
20世纪30年代末，童书业指出，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属于“信古派”代表作，吕思勉《先秦史》属于“释古派”代表作。[14]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张绍良撰写《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以示纪念，文中从“五四时代中国史的翻案工作”和“北伐革命后中国史的整理”两个方面论述“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五四时期，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章嵚《中华通史》和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重印“算是实验主义新历史建制运动失败后的反应”，而北伐革命之后，“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把握中国历史的动向”成为“革命者之当前的急务”，这段时间“译述的、创作的中国史简编，直如雨后春笋，光怪陆离，五花八门，可谓无奇不有”，到抗战正兴之时，“中国史的整理，虽还不能说得到结论的成果，但吾人对于国史的认识，究竟是深刻得多了”。[15]张绍良主要是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以及社会思想的变化等角度出发，论述了当时的中国历史编纂情况。顾颉刚后来指出“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在已经出版的通史著作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16]正是意识到关于中国通史的撰写“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1947年当有人问：“现代中国史学家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是编写抗战史？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还是建立一种正确的史观？”顾颉刚回答“是编写中国通史”，并且“应该写六部，分别给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专家与外国读者阅读，给小学生读的可以采用连环图画的体裁”；而当被问及如何评价“现有的几本中国通史”时，顾颉刚认为“现有的几本中国通史都是给大学生做读本的，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很不错。钱穆的《国史大纲》和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都有他们自己独到的看法。至于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不过是把现成的材料集中集中而已”。[17]
1945年8月，郭沫若在莫斯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历史哲学组讲演《战时中国历史研究》，评价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状况，重点介绍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的历史撰述。该文俄文节录稿发表于同年12月号苏联《历史问题》杂志，后被翻译成中文，刊于次年出版的《中国学术》创刊号上。郭沫若指出“中国还没有一部良好的通史”，因为“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家的智慧是用在解决基本的问题之上，就是如何在中国历史资料当中找出历史发展的法则，并根据这些法则指明各个历史时代的人民、文化、科学和艺术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从而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创造中国的历史”，“这一个问题，最近一两年来由于中国学术界的努力已经逐渐地得到了解决。不久以前有两部值得注意的中国一般历史书出版。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上的一件凸出的大事”，这两部书即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和翦伯赞《中国史纲》第1卷。[18]虽然在奴隶社会性质及其具体时段划分等问题上，郭沫若与范文澜、翦伯赞所持观点不同，但是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所以针对当时通史编纂的情况，郭沫若对范文澜、翦伯赞的通史著作也是颇为赞赏的。1946年9月，胡绳发表《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一文，除了论述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的历史著作外，也分析张荫麟等人的著述。文中指出张荫麟《中国史纲》是“采取着开明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以考察历史”，而“以新的方法论而写成的中国封建时期的全史”，要以范文澜等人编纂的中国史为“第一种”。[19]稍后，聂崇岐又发表《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一文，他按照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拟的“中国文化史系统”，从“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十个方面论述“国学界”概况，文末还提到“通史整理情形”。他指出：“通史本身也有分别，统述历代是通史，单叙一朝也是通史，只是后者多称之为断代史罢了。在专史没有完全弄好以前，作第一种通史，不是件容易事”。在他看来，当时已经出版的中国通史类书籍并不能令人满意，“现在中国通史一类的书，不下十种（中学教科书不能算），但没有一部尽美尽善。这并不是著者学问不好，乃是他们所凭藉的东西不够，想好也好不了”。[20]
简言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已有的中国历史撰述的评介情况，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与当时编写、出版的中国历史撰述的数量相比较，既有研究相对而言更多的是“择要”论述，对一些发行量大、有影响力的重要著作给予比较多的关注，如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等，而对其他有关的中国历史撰述仍有进一步考察和研究的空间；第二，郭沫若、顾颉刚、聂崇岐等人都对当时中国通史编纂的整体情况表示不满，因此编写中国通史依然被许多史家认作是“最迫切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编写中国“古史”仍有很大的空间；第三，时人对一些史家的通史、断代史著作评价不尽一致，在不同时间及语境下，对同一本著作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所谓“理想的”中国历史撰述的标准，并没有统一、规范的考量因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通史以及各断代史著作的编纂及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之中，吕振羽、翦伯赞的通史著作迅即重印、再版，范文澜将《中国通史简编》多次修订、重写并加以出版[21]，郭沫若于20世纪50年代末组织编写《中国史稿》。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翦伯赞组织编写《中国史纲要》一书。为教学之需，一些高校的历史系也组织本系的老师编写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等教材。与此同时，亦有多部先秦史、中华远古史等著作相继问世。80年代以后，如何在新的社会时代及思想文化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编纂新型中国通史，又成为一些学者努力追求的学术事业。
这一时期，关于中国历史撰述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史学概论、史学史、学术思想史等类著述中从宏观层面审视中国历史撰述所取得的成果；二是对中国历史撰述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著作。
史学史、学术思想史等类著作阐述、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时，需要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诸多面相进行综合考察，因此受论旨、篇幅所限，这类著述对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的评价、研究，更加侧重于简要介绍和宏观概括，相关研究成果的论述侧重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关于夏曾佑、刘师培等人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20世纪中国通史撰述方面的“开创之功”；第二，关于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编著通史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做的贡献。相比之下，对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专著，视角更为多样，相关研究成绩也较为明显。
论文方面，如果按照研究视角稍加区分，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从“新史学”的视角出发，以中国传统史学的有关面相作参照，探讨20世纪初中国历史教科书、通史撰述在史料来源、历史编纂、史学观念等方面的变化，这类历史撰述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第二，从“民族主义”“国家建构”“民族认同”等角度入手，分析历史教科书的编著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联，或者探究“国耻”“亡国”等话语在清末民国初年之时所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中的具体表征及其背后所表达的“史鉴”观念；其三，以“学术”与“政治”的“纠葛”为切入点，阐述史家在编写、出版中国历史撰述时所面临的“学界”与“政界”之间的复杂矛盾。另外，施继辉《清末国史教科书之上古史论》主要梳理了“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发展史”，并对当时历史教科书上古史论加以比较，从“民族”“政治”“文教”三个方面分析历史教科书中的上古史叙述。[22]付耶非《清末民国史家编修国史教科书中的“上古史”书写》认为清末民国史家所编修的中学国史教科书对于“上古史”的书写，在教科书体例上由注重全面性的通史向注重宏观趋势专史转变，语言上由文言文逐步向白话文转变，内容上逐渐由传统史学转变为近代史学；这个变化过程，一方面反映了近代新式史学教育的发展和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嬗变，另一方面彰显出史家群体在编著教科书时面临着专业研究与普及教育的平衡问题以及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23]在论述一些史家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中，也有对史家编著的中国史撰述加以专门研究。另有一些学者从“教育史”角度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加以考察。[24]
专著方面，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从历史观的变化、撰述内容的改变、编纂形式的多样性、个人写史与集众修史等角度系统论述了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历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指出“史前史的逐渐充实”是“中国通史内容的不断充实”的重要表现之一，“从参照西方有关学说从神话和传说中探寻史前社会，到以考古资料与神话传说相结合力图‘恢复’史前时代的面目，再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重建远古时代的历史，反映了20世纪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对史前史认识和反映不断深化的历程”。[25]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在“绪言：我对《中国历史通论》的考虑”之中探讨了20世纪中国史学在通史编纂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反映的不足之处，并以“被遗忘的个案”为题，专门分析了张荫麟《东汉前中国史纲》的撰写旨趣。[26]王正瀚《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从社会变迁、史学史和历史学科教育发展史三重视域，多维度地对民国时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综合考察，以进一步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对历史教育的影响。除此之外，该书还讨论了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审体制的特点。[27]刘超《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在梳理清末、民国初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情况的基础上，论述了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的复杂关系。该书还设专章论述“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近代考古学兴起前后教科书中关于上古史叙述的比较，进而分析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及其对民族认同的影响。[28]在一些阐述中国近代教科书变迁史的著作中，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演变也或多或少有所提及。[29]
中国台湾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家及其历史撰述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张妙娟以《中国上古史纲》为例，分析了张荫麟的通史思想，“藉以了解张荫麟在整个新史学思潮发展脉络中所受之影响，并由此检验编写历史教科书时他自己在通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30]黄俊杰通过考察钱穆《国史大纲》和《国史新论》等著作，探讨了钱穆的“国史”观及其史学意义，他认为钱穆的“‘国史’观，既为民族主义所渗透，更以民族主义为其基础”。[31]李淑珍论述了20世纪“中国通史”撰写的“创造”与“转化”，从“立场”与“史观”的角度出发，重点分析了柳诒徵、钱穆、吕思勉、范文澜、柏杨、黄仁宇的“通史”著作，该文“以史学目的、读者设定、中国定义、民族立场、历史分期、国史动力、传统评价、人之能动性、近世乱源、国族未来等十个议题检视这些作品”，指出“基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立场，不同史家所呈现的过去和他们所指点的未来，极为分歧”。[32]李东华、黎华赵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之作分为三大类：一为“学术性著作，篇幅较大，内容近乎史料汇编性质”，二为“大学中国通史教科书”，三为“通俗性之通史著作”。他们认为，李泰棻、邓之诚、周谷城、翦伯赞等人的通史著作属于第一类，钱穆、王桐龄、金兆丰、陈恭禄等人的通史著作属于第二类，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以及张荫麟、吕振羽的通史著作属于第三类。[33]李冕世曾在《成功大学历史学报》上连载《中国上古史外编》[34]，最后一部分是《近人所著有关中国上古史的一些专书简介》，该文旨在为初步研习中国上古史的历史系学生提供“专书的介绍”，对中国上古史的重要著作都有介绍甚至评价，包括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吕思勉《先秦史》、张荫麟《中国史纲》、黎东方《先秦史》、张其昀主编《中华五千年史》、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童书业《春秋史》、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等。[35]张维屏《雷海宗〈中国通史选读〉讲义所反映之当代古史观念的探讨》《郭廷以〈中国通史〉稿本反映的当代古史观》重点分析了雷海宗、郭廷以的中国通史撰著所反映的“当代古史观念”，考察了现代辨伪方法与考古学兴起之后，雷、郭二人如何理解传统典籍资料的古史记载，又如何看待甲骨文字及新兴的史观在中国古史撰述中所发挥的作用。[36]这两篇论文直接关涉本书所讨论的主题，给予笔者不少启发。
国外研究成果当中，加拿大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透过对晚清教科书的分析，“探索教育、文化与政治改造之间的关系，并检视这种新的文类如何看待和诠释晚清的政治现实，以及强国的迫切需要如何反过来影响这些教材的社会功能与政治意涵”。[37]美国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探讨了晚清至民国初年“一般学校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历史的目的”“认同问题”及“世袭王朝”等方面所体现的“转型”特点。[38]他还从“学科”（Discipline）建制与“叙事”（Narrative）模式的角度出发，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产生背景及话语模式。[39]
综观以上研究成果，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历史撰述（尤其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有关史家的通史编纂思想进行个案分析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但是一定程度上仍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内容甚至依然是研究“空白”。此处仅将“薄弱处”予以揭示，希望在此基础上推进相关研究。
首先，从研究的时段而言，学术界对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撰述关注较多，相比之下，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撰述的研究较为薄弱。王家范、陈立柱对20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进行“提纲挈领”式的阶段划分并概括每个阶段的特点，论述侧重于宏观整体。[40]赵梅春对20世纪中国通史撰述的整体演变与发展脉络有所探讨。张光华将20世纪中国通史的读者按接受意愿、接受能力、群体的稳定性等差异，分为普通民众、专业学生和专业学者三个不同的群体，并且相应地将中国通史分为民众型、教材型和学术型三种类别。[4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撰述的具体内容，仍有继续研讨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指导以及考古学材料的具体运用，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相关问题仍值得具体分析。
其次，以往学者主要从史学观念、编纂形式、学术与时代之关系等角度出发，侧重于分析中国通史撰述的整体内容，而专门探讨中国通史内部“古史”的“历史建构”或“历史叙述”问题的研究成果似不多见。在20世纪的中国史坛，对“古史”诸问题本身的研究，呈现精彩纷呈的争鸣甚至对峙局面，但是落实到具体的历史撰述之中，“古史”研究与“古史”撰述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史”叙述是如何演变与发展的、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有关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
最后，齐思和曾论及国人对本国史的研究，偏重于一“头”（上古）、一“尾”（近世）及“中段”（元史）。就“断代史”的史学史研究而言，近年来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近世史）撰述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42]，而整体考察有关的“远古史”“上古史”“先秦史”等撰述的研究成果较少。中国上古历史是“后此历史的根源”，这段历史的编纂进程本身就应该受到关注，因此对20世纪的中国“古史”撰述，不管是基于学术层面还是现实层面的考量，都有研究的必要。
对上述薄弱环节予以关注和推进研究，亦成为本书选题的价值和创新所在。
三 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基本历程
20世纪的学术界对于“古史”的叙述与建构，史家辈出，观点多样。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就其基本历程和发展面相而言，大致如下。
第一，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下，受进化观念的影响，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强调中国古史经历了“传疑时代”（太古三代）和“化成时代”（春秋战国）。对中国古史的主线和发展阶段作如此描述，由此冲破中国古史言必称“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叙述模式。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史叙述模式发生转变的“分水岭”。
第二，五四运动兴起后，学术界大为提倡科学思潮。所谓“科学”，就是要讲理性，重新审视中国旧有的学问。顾颉刚等人提出的疑古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重新加以审视，对中国古书乃至古史的可信性大加怀疑，打破了“尊古”和“泥古”的传统观念，由此深刻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古史”撰述。“古史辨派”对于学术界追求可信的古史体系有着重要贡献。
第三，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后，学术界重建科学的、可信的中国古史的呼声越来越高。安阳殷墟的发掘，以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都为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凭据。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开始全面发展，以考古学文化谱系建构中国古史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古史开辟了一条新的叙述体系。
第四，郭沫若、吕振羽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意在用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古史，用社会发展史的模式叙述中国古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构中国古史，也成为中国古史叙述的一条重要路径和范式。
四 研究旨趣及框架结构
上述20世纪中国“古史”建构的基本历程和发展脉络，大体上反映了近现代学者对中国古史的认知过程。鉴于此，本书的研究重点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分析“古史”叙述的时代背景、变化特点及其原因。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史学史”的做法，并指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及“最近史学的趋势”给予“特别注意”。[43]对“史家”及“史著”的考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课题。本书以“史家”（人物）与“史著”（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意在梳理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古史”是如何一步步被“叙述”的。本书所谓的“史著”，即20世纪的中国历史撰述，而编著这些中国历史撰述的作者，即本书所关注的“史家”。史家的著作，不仅是一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同时也是史家所处时代特点的折射。“人”与“时代”之间的作用也是相互的，因此本书对史家及其著作的探讨也会关照当时的社会形势、时代变迁，希望将史家及其著作置于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加以综合的、客观的评价。笔者旨在将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问题置于20世纪中国史学乃至整体学术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考察。与此同时，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不同发展时段之中，“古史”的“叙述”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亦是笔者所要关注的问题。
其次，探讨考古学的发展对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发挥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加强多学科的整合研究是目前学术发展的趋势之一。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迥异，但仍有学者致力于相关学科的沟通和融合。在学科分化的框架之下，如何加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如何将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关键点在于寻找彼此学科共同关心的“话题”，也即寻找不同学者对话的“空间”。中国“古史”诸问题，受到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各方学者的关注。以考古学为例，20世纪20年代的“疑古”思潮是促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因素之一，而重建可信的中国“古史”，又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学术使命，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基本等同于“中国史前史”[44]。从前期准备到研究性文章的完成，考古学工作分为不同阶段。考古现场的调查及发掘、考古发掘资料的分类与整理、考古简报的撰写基本上都属于考古学性质的工作范围。但是考古发掘工作及研究成果的具体应用，更多体现在“写史”方面。因此考古工作的价值，不仅应在“考古”方面给予评价，也应在“写史”方面予以探究。20世纪中国“古史”的建构历程，应属于中国考古学史和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笔者在参考、借鉴考古学发掘报告、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古史”撰述为基本的考察对象，以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考古学史为切入视角，试图探究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如何具体运用到古史撰述之中，历史学者对考古学的期待如何以及他们的期待是否合理，他们在看待及使用考古学材料及研究成果时又有哪些局限，在理论层面上考古学与历史学又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
再次，阐述20世纪“古史”建构历程中的“相异”与“共识”。在各式中国历史撰述中，与其他历史时段的内容相比，对“古史”论述的差别可以说是最大的。“古史的疑问多，可搞的题目自然也多”[45]。这段历史有诸多难解的“谜题”，因此给编纂者也留下了广泛的讨论甚至想象的空间。从不同的“古史”撰述中可以看出编纂者所用史料、史学观念、治史思想的分野。治史者应注意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本书试图采用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比阅读，对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有关“古史”叙述的部分加以整体考察，探讨不同学者对“古史”撰述的相同或不同处理方式，或者分析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古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同学者在“古史”叙述的一些内容中为什么会产生分歧，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达成共识。
最后，考察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与学术界的古史争鸣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所谓古史问题，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历史事实”层面下的“古史”，一是“历史叙述”层面下的“古史”，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古史”问题本身的研究以及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叙述，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古史”研究和“古史”撰述层面，对有关问题的看法，甚至存在不一致之处。学术界的古史争鸣，固然有无限讨论的可能，但是历史叙事本身又存在着文字表述的有限性与客观史实的无限性之间的紧张与矛盾。“历史叙述”层面下的“古史”，涉及文化传统、现实诉求、国家意志、政治宣传、史书体裁、读者群体等诸多因素，背后也牵涉“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这也是本书重点探究的内容。史家如何将学术界研究成果落实到具体的古史撰述之中，古史撰述反过来又如何影响学术界的研究和探讨，也值得关注。因此，本书依托史学史专业的特点，尝试调整问题意识，扩展考察方法，力图从“史家”与“史著”这个老话题中挖掘出新意义，以期进一步开拓史学史研究的新空间。
本书的研究难点主要集中于：其一，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研究的深入离不开对基本史料的搜集、分析、归纳和整理。本书涉及的时段较长，指向整个20世纪，并且20世纪的中国“古史”撰述体量庞大，且留存数量有限，在材料的搜集与归纳整理方面存在一定难度。其二，考察“古史”叙述与建构问题，不仅涉及历史学知识，同时也与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的概念、知识有关，因此对相关学科领域的关键概念、知识结构的了解和把握，也成为本研究得以展开的难点。
需要说明的是，在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古史”一词有不同的内涵以及界说，综合考虑相关言说的用语习惯，本书所用“古史”一词，泛指秦统一六国前的中国历史。虽然《隋书·经籍志》有“古史”一词，系一种由《春秋》发展演变而来、体裁为编年体的史书分类，但在中国近代史学的相关言说中，很多学者将“古史”等同于“上古史”。“上古”一词与“中古”“近世”等词并列，用于历史分期。如果从“断代”角度而言，“上古史”有时等同于“先秦史”。按照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的观点，“上古史”亦包含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等阶段。以起讫时限而论，本书所指的“古史”，下限为秦朝统一六国，但是没有上限。
本书并非对“古史”诸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而是从已经发表或出版的历史撰述中考察学者对“古史”是如何“叙述”的。各章安排，以中国“古史”建构的具体“问题”（如分期与断限问题、“古史”撰述对神话传说材料的“处置”方式、考古学的发展与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问题、历史撰述中如何阐释人种起源问题、历史撰述中如何阐述国家起源问题）为导向进行论述，具体“问题”之中，则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加以展开，力求横向研究与纵向探讨相结合。当然，各个“问题”之间亦存在联系，在具体的行文中会加以映照说明。结语部分，尝试总结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基本标准。
[1] 本书所用“撰述”一词，取其名词的用法。所谓“中国历史撰述”，是指对中国历史本身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概括、分析、总结的著述，包括中国通史、各分期断代史及部分专史。以书名而论，“中国历史撰述”既包括“中国通史”“本国史”“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等通史类著述，也包括“中国史前史”“中国上古史”“中国远古史”“先秦史”“夏商周史”等断代史著述。少部分“专史”，如“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原始社会史”等，亦包含在内。关于“历史撰述”一词的用法，参见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 张越：《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南开学报》2008年第4期。
[3] 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325页，“20世纪中国通史著作一览表”。此表收录了从1900—1999年百年间的中国通史著作，外国学者所撰写的中国通史、图文本中国通史没有统计其中。近年来随着相关图书数据库的迅速更新以及若干新资料的披露，可知20世纪出版的中国通史著作远多于此数。一些新发现的通史著作，也被学术界所关注或加以专门研究。
[4] 即使是以“婚姻”“政体”“教育”等各专题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各专题本身也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参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载《吕思勉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5] 公沙（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图书副刊》第20期，《大公报》（天津）1934年3月31日第11版。
[6]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25页。
[7] 齐思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大中》第1卷第5期，1946年5月。
[8] 郑振铎：《汤祷篇》，《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1933年1月。
[9] 童书业：《略论近年来国内史家史前史研究的成绩》，《光华年刊》第14期，1939年。
[10]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25页。
[11] 齐思和：《中国史学界的展望》，《大中》第1卷第5期，1946年5月。
[12] 周容：《史学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87—88页。
[13] 陈星灿：《以古史重建为己任——中国考古学的百年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14日第B07版。
[14] 童书业：《略论近年来国内史家史前史研究的成绩》，《光华年刊》第14期，1939年。
[15] 张绍良：《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为纪念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作》，《力行月刊》第7卷第4期，1943年4月。
[16]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85页。
[17] 蒋星煜：《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文化先锋》第6卷第16期，1947年1月。
[18] 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学术》第1卷第1期，194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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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聂崇岐：《三十年来国学界的概况》，《益世报》（天津）1946年10月10日第5版。
[21] 以《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为例，人民出版社1953年8月出版第2版，字数14.9万；1955年3月出版第3版，字数19.1万；1964年8月出版第4版，字数19.5万。蔡美彪指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出版时虽曾题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但并非延安本《中国通史简编》的简单的修订，而是重新编写的另一部通史”，见蔡美彪《前言》，载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22] 施继辉：《清末国史教科书之上古史论》，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2年。
[23] 付耶非：《清末民国史家编修国史教科书中的“上古史”书写》，《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下卷。
[24] 段发明：《近代中国历史教科书产生的教育学解释》，《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吴小鸥：《刘师培：独树一帜的教科书编撰者》，《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3日第14版。
[25] 赵梅春：《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150页。
[26]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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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张妙娟：《张荫麟的通史理论与实践——以〈中国上古史纲〉为例》，《史耘》（台北）第3、4期合刊，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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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美]沙培德：《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载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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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
[45] 聂崇岐：《对现在史学界几句诤言》，《现代知识》第1卷第11期，194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