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书拟自文体类型与文献类型两种维度展开研究。所谓“文体类型”，指于古今学界有较高共识度的文言小说文体类型。文言小说的文体规范不仅体现于创作类作品中，也投射于汇编类作品中。明代文言小说汇编展示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言小说文体类型，如志怪体、传奇体、世说体、[72]轶事体、杂传体、博物体[73]等，不仅对传统文体内涵有所丰富，也开辟了一些新的文体类型。所谓“文献类型”，指由不同编纂方式而形成的文献形态，主要包括文言小说总集（或选本）、文言小说类书、文言小说丛书、分类体文言小说集及杂编性文言小说集。文言小说总集主要收录篇制完整的单篇小说作品，如《风流十传》《花阵绮言》《剑侠传》等。小说类书系指用类书体例编纂而成的小说书籍，除少部分辑录单篇完制作品，多数汇辑芜杂琐碎的小说资料，具有说部资料汇编的性质，如王圻《稗史汇编》、叶向高《说类》、顾起元《说略》、董斯张《广博物志》，等等。小说丛书为收录两种小说书以上而另取一总名的著作物，如顾元庆编三种《四十家小说》、商濬辑《稗海》、佚名辑《五朝小说》，等等。当然，三者之间的界分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如《虞初志》系列著作，主要收录单篇作品，有的书目将其归为总集，但有的丛书目也将其著录于内。有的小说总集会借用类书体例，如王罃编《群书类编故事》二十四卷，分18类，其类目自天文、时令、地理，至花木、鸟兽，形似类书之体，实际上其每一类目下所收都是单篇短制小说作品，而不具资料汇编性质。另如《艳异编》《古今寓言》等书也是这种体例。而小说丛书与小说类书之间也有牵混现象，如《赵定宇书目》著录的《稗统》244册，其第143册至第152册，未载录小说书名，仅书写以下题名：天文、地理、舆地、律吕、历考、礼乐、总考、礼、君道、臣道、封建、官制、学校、贡举、氏族、财赋、兵制、民事、边防、刑狱、圣贤，[74]这些题名显然不是书名，更像是类书的类目。因此，我们只能说，在遵从学术惯例的前提下，小说总集、小说类书、小说丛书的区分是相对的。所谓分类体，指按照不同主题分类编排的文言小说集，其类目设置、分类体系完全出自编者的主观意图，如智慧故事类系列汇编的分类方式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杂编性小说集是指辑者随手摘录、不讲义例、杂凑成编的一类作品，此类作品数量最多。但必须指出，文体类型与文献类型并非彼此分割，界限分明，而是存在交叉互渗的关系，只是分类依据不同，前者自小说学角度而分，后者依成书方式而别。
鉴于文体类型中的“传奇体”“杂传体”、文献类型中的总集（包括选本）在学界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本书不再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而主要聚焦于志怪体、世说体、轶事体、博物体、小说类书、小说丛书等类型，对其编纂概况、版本存佚、题材内容、编排体例、审美特征、学术价值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因为文言小说的编纂主体是文士阶层，故而明代小说汇编现象的兴衰与当时社会思潮、学术观念、士风士习的变迁存在密切的关联，这是本书研究必须预先阐明的背景因素。同时，小说汇编虽主采辑，但“一经编纂，便寄精光”[75]，亦即每一个汇编文本皆非冰冷资料的客观整合，其中无不灌注了纂者的主体意识。因此，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的价值，不仅局限于小说史料及文学史料层面，对于明代思想史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主要研究方法。文献学理论与方法是本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用目录学手段观照古今书目对明代文言小说汇编文本的著录情况，作为整理文献及判断其学术性质的主要依据；用版本学理论考察汇编文本的版本面貌，概述其特征，评估其价值；用考据学方法探究编者生平、汇编文本的存佚及演变、汇编义例的渊源等问题；用校勘学方法比勘汇编文本的版本差异，评价版本的优劣；用辑佚学方法展示明代文言小说汇编文献的学术价值。
分类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类型研究是本书研究的主要思路，也是主体内容，旨在对多种文献类型及文体类型进行深度剖析；而前面的背景探讨与类型研究之后的综论部分系综合研究，以冀获得对于汇编现象的理性认识。由点及面，自感性至理性，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通透把握。
数据统计与分析。依据古今目录书及研究著作的著录内容，对于不同汇编类型的作品进行统计，制作统计表格，统计表格前附有“凡例”，阐明统计的原则与方法，得出统计对象的数据。统计项目包括：作品题名及卷数、编者、版本、义例、馆藏，获得汇编文献的基本信息，为类型研究及整体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比较研究法也必不可少，对不同汇编类型、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同类作品的时代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以突出具体研究对象的特征。
[1] 马振方：《小说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评《汉志》“小说家”性质云：“似子而浅薄”“近史而悠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页）。此论施于后世目录小说家，也大多适用。鲁迅又说：“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
[4] 浦江清说：“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所以我们与其说它们是小说的正宗，毋宁说是别派，与其说是小说的本干，毋宁说是独秀的旁枝吧。”参见浦江清《浦江清文录·论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6页。
[5]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 胡应麟说：“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页]今人李剑国也说：“传奇或单篇，或丛集，大部分都有怪异内容，因而它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是放大了的志怪小说。”（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7] （明）高儒：《百川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8]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9]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页。
[10] （明）杨慎：《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8页。
[11] 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分赋、诗、文、说四部，其中“说部”包括《札记内编》《札记外编》《左逸》《短长》《艺苑卮言》《艺苑卮言附录》《宛委余编》7种，学界一般认为其“说部”性质大致相当于胡应麟所分的杂录、丛谈、辨订三类，而不包括文学性的传奇小说。参见何诗海《〈弇州四部稿〉“说部”发微》（《文学遗产》2015年第5期）、王炜《“说部”之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2] 阙名辑：《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十八编第2册，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页。
[13] 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14] 黄霖主编：《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二卷“宋元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 程毅中：《古小说简目》，中华书局1981年版。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7] 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8] 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9] 宁稼雨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齐鲁书社2006年版，“前言”第3页。
[20]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1] 今人张舜徽自内容来源角度将中国古代文献厘为三大类：著作、编述与抄纂。抄纂系“将过去繁多复杂的材料，加以排比、撮录，分门别类地用一种新的体式出现，这成为抄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杜泽逊又将文献形成方式分为四类：著、述、编、译。其所谓“编”实际对应于张舜徽的“抄纂”，他说：“编又叫纂、辑。是根据一定体例缀辑旧文，其主要特点是原始条文都是其他文献的原文，不加改窜。一般要求注明出处，当然也有不注出处的。”（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页）
[22]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59页。
[23]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09页。
[24]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6页。
[25] （明）梅鼎祚辑：《青泥莲花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3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24页。
[26] 苗壮：《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 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8] [日]大塚秀高：《明代后期文言小说刊行概况》，《书目季刊》1985年第2—3期。
[2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26页。
[30] （明）杨宗吾：《〈检蠹随笔〉引》，《检蠹随笔》（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4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61页。
[31] （明）祝世禄：《风世类编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叁辑第29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42页。
[32] （清）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笔者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所谓清沈复粲编、潘景郑校订《鸣野山房书目》，实系将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张冠李戴。该社随即发现错误，并于同年6月以油印和铅印方式，先后两次补印“关于鸣野山房书目的说明”，澄清错误，并向读者致歉。但是其更正声明效果不彰，以致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刊“古籍书目题跋丛刊”收入该书仍题“鸣野山房书目”。
[33] 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34] 任明华：《中国小说选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35] 代智敏：《明清小说选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9年。
[36] 肖良：《〈明史·艺文志〉著录30部小说集解》，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37] 曹小飞：《〈明史·艺文志〉著录〈庚己编〉等32部小说集解》，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
[38] 马千红：《〈明史·艺文志〉著录〈稗海〉等31部小说集解》，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
[39] 闫彬彬：《〈明史·艺文志〉著录〈说林〉等34部小说集解》，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
[40] 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1] 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将明代文言小说分为传奇（再分：记怪、爱情、剑侠、综合四类）、志怪（再分：记怪、神仙、博物三类）、轶事（再分：轶事、琐言、笑话三类），均系按文体及题材分类。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将历代文言小说分为四类：志怪、轶事、传奇、笔记，也基本依据文体及题材分类。
[42] 古本小说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43]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年版。
[4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78页。
[45] 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46] 苗壮：《笔记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47]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505、519—530页。
[48] 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91、482—494页。
[49] 刘天振：《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汇编繁盛原因新探》，《南开学报》2012年第5期。
[50] 杜兴武：《晚明文言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
[51]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89—505、519—530页。
[52] 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53] 苏羽：《明代文言“鬼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3年。
[54] 刘天振：《明代类书体小说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55] 李军均：《唐宋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
[56] 周儒鸿：《明代嘉靖时期传奇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
[57] 赵瑗：《明代文言笑话的文类观念》，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
[58] [日]大塚秀高：《明代后期文言小说刊行概况》，《书目季刊》1985年第2—3期。
[59] 任明华：《中国小说选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
[60] 任明华：《明代的小说选本论略》，《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
[61] 程国赋：《论明代坊刊小说选本的类型及兴盛原因》，《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3期。
[62] 代智敏：《明清小说选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9年。
[63] 刘贝贝：《明代“艳异”类小说选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6年。
[64] 秦川：《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5] 董玉洪：《中国文言小说评点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66] 陈清茹：《明清传奇小说评点的审美差异——以〈虞初志〉和〈虞初新志〉之评点比较为例》，《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
[67] 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68] 秦川：《明清文言小说总集对唐传奇的贡献》，《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1期。
[69] 孔敏：《唐代小说的明清传播》，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3年。
[70] 张兰：《唐传奇在明代的文本流传》，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
[71]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72] “世说体”与“轶事体”又可统称为“志人小说”。明代胡应麟所分小说六种的第三种为“杂录”，其下列举了《世说》《琐言》等书（参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清《四库全书总目》析分小说家为三“属”，“杂事之属”著录了《世说新语》《西京杂记》等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明确区分了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的不同，于后者重点论述了《世说新语》（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5—53、274—279页）。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一书将“志人小说”与“轶事小说”等同一物（参见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上“杂录”“杂事”“志人”“逸事”内涵多有相通。但将“琐言”与“逸事”加以区分者也屡见不鲜。唐刘知几《史通·杂述》所分偏记小说十流中，“逸事”类下列举了《西京杂记》，“琐言”类下列举了《世说新语》（参见刘知几《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194页）。今人宁稼雨再将志人小说细分为“逸事”与“琐言”二类，前者以《西京杂记》为代表，后者以《世说新语》为代表（参见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侯忠义、刘世林撰《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将轶事小说再分三个子类：笑话类（《笑林》等）、琐言类（《世说新语》等）、逸事类（《西京杂记》等）[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本书在借鉴宁稼雨等“志人小说”二分法基础上，将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中的志人类作品再分“世说（琐言）体”与“轶事体”二类。对于“世说体”的内涵，学界已有共识，不再赘言。而对于“轶事小说”，本书主要着眼于其浓厚的叙事兴趣，如范明泰辑《米襄阳志林》就辑入了许多有关米芾的离奇传说，它们想象奇特，情节曲折，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73] 关于“博物体”，现代学界一般将其置于“志怪”范畴下加以研讨。如刘叶秋将魏晋志怪小说分为三类：神仙鬼怪故事、宣扬神仙方术兼叙山川地理之类、神仙传之流（参见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收入《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李剑国也将唐前志怪小说分为三类：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杂记体（参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亦分为三类：记怪类、博物类、神仙类（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亦分志怪小说为三类：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参见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将“博物体”视为志怪小说的必要内涵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共识。但学界讨论“博物体”小说时，一般止于唐前。实际上，唐宋元明时期，博物体小说编撰仍在继续，只是其博物内涵及撰著体例随着时代演进而不断发生变迁，如明代文言小说汇编文献中既有《博物志补》《广博物志》等延续《博物志》传统的作品，更涌现一些新的博物类型，如山家清事类、故事考原类、以“博物”之名索引故事类等（详见第二章第五节“明代博物小说的主要支系及特征”）。
[74] （明）赵用贤：《赵定宇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154页。
[75] （明）李登：《刻焦氏类林引》，《丛书集成初编》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