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作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文献学研究

明清时期目录书的子部与史部著录了大量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之作。祁承《澹生堂藏书目》子类的“类家”“小说家”“丛书”三家均著录了汇编类小说作品。其“类家”著录了邓志谟《故事白眉》十二卷、董斯张《广博物志》五十卷、顾起元《说略》三十卷等。其“小说家”下分说汇、说丛、佳话、杂笔、闲适、清玩、记异、戏剧八类，其前二类系按成书方式分类，“说汇”主收小说类书、小说总集，诸如王圻编《稗史汇编》，叶向高纂《说类》，汤显祖续、钟人杰刊《虞初志》等。“说丛”著录小说丛书18种，诸如《澹生堂余苑》《稗海大观》等。其余“佳话”“杂笔”“闲适”“记异”“清玩”“戏剧”各类也包含众多汇编之书。同时，“子类·丛书·说汇”也著录18种小说丛书，诸如《古今说海》《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烟霞小说》《稗乘》《藏说小萃》等。其小说家之下分出的“说汇”“说丛”2类有别于传统的文体或题材分类，突出了汇编类小说作品与创作类小说作品的差异，肯定了汇编类小说文献的地位与价值。其“子类·丛书”于目录学史上最早为丛书立目，虽为二级类目，其首创之功不可磨灭。其“子类·丛书·说汇”与“小说家·丛书·说汇”存在突出的互著现象，客观上强化了小说丛书的目录学地位，对其孙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著录体例产生了重要影响。《澹生堂藏书目》对文言小说分类之细致在传统目录书中罕有其匹，为文言小说文体研究、类型研究开辟了道路。

清初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的史类、子类均著录众多汇编类小说作品，撰者均以“辑”“编”等标明其汇编性质。其史部中著录了一些被今人视为小说的作品，“史之三·裒辑”录有孙能传编《益智编》四十一卷、姚文蔚辑《省括编》十八卷，“史之四·记传”有徐广辑《二侠传》二十卷，“史之七·外史”有何良俊撰《何氏语林》三十卷、李纯如辑《学古适用编》九十一卷、焦竑辑《玉堂丛语》八卷、冯梦龙编《智囊》二十八卷、何镗辑《高奇往事》十卷，展示了文言小说“史之余”与“子之末”的复杂属性。其“子类·类家”著录王圻纂《稗史汇编》一百七十五卷。其小说分类思想大致沿袭了乃祖撰《澹生堂藏书目》之例，只是易“小说家”为“稗乘家”，其下分“说汇”“说丛”“杂笔”3类，删除了《澹生堂藏书目》的其余5类，而将后者的“闲适”“清玩”二类作品改隶于“子·杂家”的“农圃”“食货”“艺术”“图象”诸类。自小说文体内涵角度而言，这是一种进步。其“子·稗乘家一·说汇”著录40余种明代小说汇编之书，大多为分类体，如李贽辑《初潭集》三十卷、梅禹金辑《青泥莲花记》十三卷等。“子·稗乘家二·说丛”著录小说丛书32部，但收书标准失之过宽，有的丛书虽部分含有小说资料，但整体上讲不宜归为小说丛书，如《居家必备》《山林经济籍》《夷门广牍》《广秘笈》等均为综合性丛书。“子·稗乘家三·杂笔”虽旨在著录笔记作品，但也包含一些小说汇编之书，如十竹轩主人编《广谐史》十卷，闵元京、凌义渠辑《湘烟录》十六卷等。值得注意的是，其“稗乘家”之下又列“演义”一类，今存版本有类无目，[32]但据类目推测，当为通俗的长篇章回小说，果如此，则《奕庆藏书楼书目》“小说家”已经完全打破传统目录“小说家”不著录通俗小说的旧例。其于经、史、子、集之后，又设“四部汇”，专收综合性丛书，但其所著录《须溪刘辰翁评历代小说》三百八十九种三十六本五套，疑与“子之八·说丛”所录《历代小说》三十六本为同一书，亦属互著之例。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传记类”著录了一些小说汇编之书，如凌迪知《名世类苑》四十六卷、范明泰《米襄阳志林》十三卷、屠隆《义士传》二卷等。其“子部·类书类”著录了一些小说类书、小说丛书，前者如《故事白眉》《广博物志》等，后者如《古今说海》《藏说小萃》《稗乘》《逸史搜奇》等，虽未区分类书、丛书之异，但突出了二类小说文献共同的汇编性质。其“小说类”也著录众多汇编类作品，如邱燧《剪灯录》六卷、施显卿《古今奇闻类记》十卷、王圻《稗史汇编》一百七十五卷、叶向高《说类》六十二卷等。《千顷堂书目》虽著录明代汇编类小说作品数量甚多，但其分类仍据传统四部义例，对于成书方式未加著明。《明史·艺文志》“史类·传记类”著录的《名世类苑》《高士传》《逸民传》《贫士传》《米襄阳志林》《苏长公外纪》等书均可视为汇编类小说书。其“子类·杂家类”著录了陈其力《芸心识余》八卷、穆希文《说原》十六卷、董斯张《广博物志》五十卷，“小说家类”著录司马泰《广说郛》八十卷、《古今汇说》六十卷、《再续百川学海》八十卷、《三续百川学海》三十卷、《史流十品》一百卷，袁褧《前后四十家小说》八十卷、《广四十家小说》四十卷，林茂怀《说类》六十二卷，汤显祖《续虞初志》八卷等。清中叶《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的“杂纂之属”与“杂编之属”，尤其是二者的“存目”部分所著录，几乎全属于汇编性质的小说书，如《古今说海》《稗史汇编》《说郛》《明小史》等。“子部·类书类”著录的王思义《故事选要》十四卷、穆希文《蟫史》十一卷也可视为汇编类小说书。“子部·小说家类”著录的《何氏语林》《玉堂丛语》《异林》《古今奇闻类记》《博物志补》《广滑稽》等都是汇编性作品。《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所分杂事、异闻、琐语三派，不涉成书方式；其“杂家类”之“杂纂”与“杂编”二派均是标明了汇编成书方式。自《千顷堂书目》至《四库全书总目》，有些小说汇编之作被归于不同的部类中，如司马泰辑《续百川学海》等系列丛书于《千顷堂书目》中入“类书类”，于《明史·艺文志》中改隶“小说类”，至《四库全书总目》中则移至“杂家类”，这不仅反映了《续百川学海》等书性质的复杂性，也展示了目录学界对丛书这种新文献类型的性质缺乏共识。

综上，明代汇编类小说作品于明清书目中多被著录于史部的“传记类”、子部的“杂家类”“小说家类”“类书类”。著录者重视汇编类小说作品与创作类小说作品的区分，其类目中多以“说汇”“说丛”“裒辑”“杂纂”“杂编”等相标识，具体作品责任者后缀以“编”“辑”“集”“纂”等字眼加以注明，为后世小说成书方式及编纂类型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其对汇编类小说作品归类的相同与相异，又为我们正确认识、判断这些作品的性质提供了重要参照。但著录的类属散乱支离，不便于今人的稽考与使用。

现代的藏书目录与小说专目著录汇编类小说作品的方法有别于古代书目。20世纪30年代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著录了《国色天香》《万锦情林》及两种版本的《燕居笔记》，将其统称为“通俗类书”，为后世学界广泛使用。张涤华《类书流别》[33]“存佚第六”所著录的潘之恒《亘史抄》九十一卷、郭良翰《问奇类林》三十六卷、吴宗礼《五伦日记故事》四卷等书也属于汇编性小说书。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类编·子类·小说”著录14部明代文言小说丛书，后来施廷镛编《中国丛书综录续编》“类编·子类·小说”又著录8部。实际上，以上两家丛书目录所著明代文言小说丛书只是其实际数量的很小一部分。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宁稼雨编《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与石昌渝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等古代小说专目著录了现知的绝大多数明代文言小说汇编性作品，但皆不为汇编类作品单列类目。任明华《中国小说选本研究》[34] 下编《小说选本叙录》“明代”部分叙录选本246种，除极个别为通俗小说选本外，绝大多数为文言小说选本。代智敏《明清小说选本研究》[35]附录一《明清小说选本叙录》叙录明代文言小说选本29种。肖良《〈明史·艺文志〉著录30部小说集解》[36]、曹小飞《〈明史·艺文志〉著录〈庚己编〉等32部小说集解》[37]、马千红《〈明史·艺文志〉著录〈稗海〉等31部小说集解》[38]、闫彬彬《〈明史·艺文志〉著录〈说林〉等34部小说集解》[39]四篇论文对《明史·艺文志》著录的127部小说书所作的集解中，内含30余部汇编类小说书，如《前后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说类》《说略》《稗海》等。四篇论文以按语形式对这些作品的编者生平事迹、成书年代、主要内容、传播情况、版本存佚等问题作了概要性介绍与评述。

与明清时期目录书相比，现代学人编的文言小说书目一般不再标识作品的成书方式。不分类者，如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40]自不必说；分类者，如宁稼雨撰《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所分志怪、传奇等五类，系以文体及题材为依据，而不按成书方式分类立目。[41]另如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将古代小说分为七“属”，文言小说部分为四“属”：谐谑、杂录、志怪、传奇，也大致如此。只有一些特种书目如丛书目录、类书目录，由其著述义例所决定，所著录的明代文言小说作品展示其汇编性质。一些文言小说选本或总集的叙录著作又往往存在总集、类书、丛书3种类型界限不分的情形，实际上，汇编类作品与创作类作品无论是外在体例还是内在性质，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消弭二者的界限，不利于小说类型研究的深入拓进。

（二）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作品的整理出版情况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存明代优秀的文言小说汇编作品，尤其是小说选集几乎都出版了整理本、校点本，如《艳异编》系列、《虞初志》系列与《剑侠传》系列的选本、《稗家粹编》，以及《情史》《青泥莲花记》《风流十传》《南北朝新语》《智囊》《古今谭概》《太平广记钞》《初潭集》，甚至通俗类书《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等也有了点校本，总计不下上百种。同时，各种综合性及专门性的丛书也影印出版了许多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之作。20世纪初以来出版的多种《笔记小说大观》，虽总名“笔记”，但其中不乏汇编性作品。如民国初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所收明曹臣《舌华录》九卷、毛晋辑《海岳志林》一卷、黄煜辑《碧血录》三卷《附录》一卷，基本属于汇编性作品。再如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台北新兴书局编印的《笔记小说大观》所收《五朝小说大观》《稗史汇编》《古今奇闻类记》《玉堂丛语》等书，均为汇编类作品。1985年台北天一出版社出版《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内分十七辑，末附“艳情小说专辑”，共有十八辑。其第二辑“短篇文言小说”收录12种明代文言小说汇编性作品，如《情史类略》《绿窗女史》《艳异编》《绣谷春容》等。第六辑“谐谑篇”所收17种笑话书，基本全属汇编作品。第七辑为“邓志谟专辑”，收书16种，其中《故事黄眉》《故事白眉》《花鸟争奇》等，可视为汇编类小说集。古本小说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古本小说集成》[42]第一辑收录6种娱乐性通俗类书：《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与三种版本的《燕居笔记》及《广艳异编》。第三辑收录《艳异编》，第四辑收《情史》，第五辑收《花阵绮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43]子部的“杂家类”“小说家类”“类书类”收录明代汇编类小说书十余种，如《初潭集》《续说郛》《宋贤事汇》《古今谭概》《群书类编故事》等。1995年齐鲁书社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其“杂家类”“小说家类”“类书类”影印明代汇编类小说书上百种，包括小说类书、小说丛书、小说总集及杂编杂纂性小说集。2009年，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制作的《中国类书库》（初集）所收300部古代类书中含有明代汇编性小说书十余部，如《智囊补》《古今谭概》《古今说海》《问奇类林》等。上述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作品的整理出版，为此类小说文献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必要的资料基础。

（三）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作品的研究现状

小说史视域的研究。20世纪初以来的一些小说史著作，关注到明代文言小说汇编这一现象，早在20年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曾论及明嘉靖后书贾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编为丛集的现象，涉及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作品的选目来源及作伪等问题。[44]侯忠义、刘世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论述明代传奇小说特点时指出：“明末编辑小说总集成风，且卷帙多、数量大，如《情史》《艳异编》《笑史》《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燕居笔记》等，成为明代传奇小说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盛举。”[45]苗壮《笔记小说史》第五章“两峰间的元明笔记小说”指出，“在明代文言小说的发展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那便是汇编、摘抄旧著之风盛行”[46]，但没有申论。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十四章“文言小说的创作与小说选编本的流行”之第一节“渐成时尚的笔记小说的编撰”与第三节“专题性类书与小说合刻集”重点探讨了万历间士人编撰小说类书与小说合刻集的情况，其第一节对“万历朝有些原以治经传为本的士人也开始着手编纂以小说类文字为主的类书”这一现象做了剖析，强调了此类小说文献成书方式的特殊性。[47]总体上看，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现象在小说史视域中所占地位较低，重视程度不高。

整体研究。21世纪初以来，有些论著对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现象做了整体上的观照。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第四章第三节“嘉靖时期的小说汇编”与第六章第一节“《雪窗谈异》与明代小说汇编的终结”对这一现象进行整体观照，对其形成原因、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深入探究，对本书研究多有启迪。[48]刘天振《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汇编繁盛原因新探》一文认为，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汇编趋于繁盛，除了出版业发达、小说阅读群体扩大等外在因素之外，深层的内驱力更重要：明中叶以降，士风转向，由“得君行道”转向开拓社会文化空间，汇编小说是许多士人发挥政治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学风转变，由独尊宋学转向博学明道，诸子学复兴为小说的繁盛提供了契机；私人藏书观念从“以秘惜为藏”转变到“以传布为藏”，许多藏书家乐于将所藏珍本秘籍寿之枣梨，传布于世，其中包括大量小说作品。[49]另如杜兴武《晚明文言小说研究》[50] 一文旨在从整体上对晚明文言小说进行研究，对其艺术面貌、文化特质、题材与价值取向等问题做了探讨，其中牵涉一些汇编之作。这类整体研究的成果基本上止于汇编现象成因、发展历程、总体特征等宏观层面的探讨，对其汇编类型、编纂体例、学术价值等深层内涵尚很少触及。

类型研究。所谓类型研究，主要包括文言小说的文体类型与题材类型，但小说文体与题材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总体上看，类型特征取决于众多作品体现出的共同审美特征，古今学界对文言小说的内部类型已经形成一些共识。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十四章第三节将万历朝“较纯粹的专题性类书”归纳为剑侠、志怪、笑话、病态世情、妓女五类，并对各类专题中的代表作所体现的新特色做了简要概述，[51]探究维度既有文体、题材类型，也有成书方式。陈国军《明代志怪传奇小说研究》[52]一书主要对明代志怪与传奇两种文言小说文体创作、编纂情况进行研究，其第四章第三节“嘉靖时期的小说汇编”重点考察“虞初”体汇编四百余年演变、“艳异”类小说选本、“列朝小说”系列汇编等现象，包括了文体、题材及时代序列。苏羽《明代文言“鬼小说”研究》[53]一文自文献学、主题学、叙事学等角度对明人辑撰的“鬼小说”进行专门研究，将明代“鬼小说”故事类型概括为：报应故事、入冥故事、离魂故事、艳遇故事、命运故事5种，对其艺术特征、文化内涵做了深入阐释，涉及《皇明世说新语》《燕山丛录》等书，属于题材类型的研究。刘天振《明代类书体小说集研究》[54]一书对明代类书体文言小说集进行专门研究，对其版本存佚、文本面貌、文献价值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李军均《唐宋传奇小说文体研究》[55]一文的“余论：明清传奇小说文体略说”论及一些明代通俗类书《国色天香》等选收传奇小说的情况，亦属于文体类型研究。此类成果还有周儒鸿《明代嘉靖时期传奇小说研究》[56]、赵瑗《明代文言笑话的文类观念》[57]等。

选本或总集角度的研究。小说选本和小说总集既有区别，也有交叉，总集中既有全集也有选集，二者编辑方法有异，但汇编性质相同。明代文言小说选本是汇编类作品的精华部分，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将唐宋以来的优秀作品囊括殆尽，为引领当代小说审美风尚、推动时人小说观念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大塚秀高《明代后期文言小说刊行概况》[58]一文重点考论以明万历为中心的文言小说选本的刊行状况，论及传奇集《花阵绮言》《风流十传》、通俗类书《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及三种版本《燕居笔记》的选材标准。其“文言小说汇编”部分论述了《一见赏心编》、两种版本《剪灯丛话》以及《绿窗女史》的选目情况、诸版本间关系。“结言”提出，明末文言小说选本的刊行与传播，“有助于缩短平民百姓与文言小说之距离”。任明华《中国小说选本研究》[59]一文对古代小说选本的流变、编纂体例、类型及价值等问题进行考论，该文将明正德至清顺治间划为小说选本的繁荣期，认为这一时期156年中产生小说选本240多种，正德至隆庆间有44种，明万历至清顺治间有200种。将其归为三种类型：资料汇编型、文人鉴赏型、通俗传播型。对于此期选本繁荣的原因、标志、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但其将“资料汇编型”归为选本，令人费解。任明华《明代的小说选本论略》一文重点论述了明后期出现的通俗类小说选本。[60]程国赋《论明代坊刊小说选本的类型及兴盛原因》一文探讨了明代多种类型小说选本兴盛的原因，认为杂志型小说选本的兴盛与明代类书编撰风尚有直接关联。[61]代智敏《明清小说选本研究》一文将明清小说选本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明初至嘉靖万历时期、明泰昌至清乾隆时期、清嘉庆到清末。将明清小说选本分为四类：唐传奇类、中篇传奇类、人物传记类、白话短篇类，并对“艳异”“虞初”系列选本进行重点阐释。[62]相关成果还有刘贝贝《明代“艳异”类小说选本研究》，对明代“艳异”类小说选本的成书、选家、版本、艺术特色等问题做了专门研究。[63]秦川《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总集研究》[64]一书研究对象自北宋初《太平广记》至民国间所编文言小说总集，纵跨近千年，涉及约300种文言小说总集。在明代部分，自专题与成书类型两种维度对文言小说总集进行观照，重点探究了“艳异”“剑侠”“笑话”等专题小说集，以及《五朝小说》为代表的丛书性质的文言小说总集、《太平广记钞》为代表的类书性质的文言小说总集，对其题材、结构、编排体例等特征做了深入探讨，并提出所有文言小说编纂的共同特征——都具有为文化、学术、教育的目的。但其将类书、丛书与总集混称混用，值得商榷。

评点角度的研究。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主流形式，明代文言小说包括汇编类作品中也有许多评点本。董玉洪《中国文言小说评点研究》[65]一文将文言小说评点形式归纳为序跋类、评注类和符号类三大类，论述了文言小说评点的功能与价值。在“下编：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评点本编年叙录”的明代部分，其所叙录的59部小说评点本中绝大多数是汇编类作品。代智敏博士论文《明清小说选本研究》第四章为“明清小说选本评点论”，主要以“虞初”系列选本及《青泥莲花记》评点为个案，讨论小说选本评点的特色。陈清茹《明清传奇小说评点的审美差异——以〈虞初志〉和〈虞初新志〉之评点比较为例》[66]一文通过对两书评点的比较，发现从明末到清初的传奇小说，其审美观念从注重小说本体评点的艺术成就转向传统的“载道”“实录”。

传播角度的研究。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作品是当代及前代小说作品传播的重要载体。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下编“明清时期文言小说的传播”论述了明代小说类书、小说丛书在小说传播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67]秦川《明清文言小说总集对唐传奇的贡献》一文提出，明代100多种文言小说总集中有一半以上或全部或部分收录了唐传奇小说，包括《古今说海》《合刻三志》之类的小说丛书及《青泥莲花记》《艳异编》等小说总集，肯定了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作品对传播唐传奇所做的贡献。[68]孔敏《唐代小说的明清传播》[69]一文第三章论述唐小说在明清的传播方式时，涉及类书、丛书、小说专集等形式。相关成果还有张兰《唐传奇在明代的文本流传》[70]等。

文言小说汇编作品的个案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许多以明代某一部汇编性小说作品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其中硕士学位论文占多数。诸如《情史》《顾氏四十家小说》《古今说海》《稗史汇编》《艳异编》《虞初志》《稗家粹编》《狐媚丛谈》《青泥莲花记》《燕居笔记》《绣谷春容》《国色天香》《幽怪诗谭》《何氏语林》《焦氏类林》《绿窗女史》《南北朝新语》等都有专门的学位论文，这些论文分别对上述作品的版本、纂者、编纂体例、选材标准、叙事特色等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这种逐个击破、不断扩大战果的发展态势，推动本领域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明末许多文言小说丛书与陶宗仪《说郛》之关系，是明代小说汇编现象研究的一个热点。元末陶宗仪编《说郛》一百卷，辑录杂书小品1000余种，其编著思想及义例方法对后世小说丛书编纂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昌彼得《说郛考》等论著在探究《说郛》版本源流时，考辨、梳理了晚明清初诸多小说丛书如《古今说海》《合刻三志》《历代小史》《八公游戏谈丛》等与《说郛》的复杂关系。20世纪80至90年代，程毅中先后发表《〈虞初志〉的编者和版本》《十二卷本〈剪灯丛话〉补考》《〈五朝小说〉与〈说郛〉》等论文，对于明代《虞初志》《五朝小说》《剪灯丛话》等小说丛书版本、作者、作伪等问题进行考论。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71]一书中曾辨析、痛斥明世丛书抄袭作伪之恶习，涉及明代诸多小说丛书。明末诸文言小说丛书与《说郛》之关系的争论仍在持续。

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作品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著录与整理方面，现代学界不再重视文言小说汇编类文献与创作类作品的区分，使汇编类文献在题材、体例、价值方面的特殊性难以得到彰显，使其在小说学、编纂学、出版史等学科领域的价值不能得以充分开发。而且对于此类作品的著录数量太少，仅有300种左右，而据笔者的普查统计，明代人编刊的各种文体类型及文献类型的汇编作品达630余部。而且已被著录的作品分散于藏书目录、小说专目、特种书目及一些研究著作的叙录部分，更未出现专门的著录成果。在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作品的整理出版方面，已有的成果局限于那些文学质量上乘的选本，而选本只占此类文献总量的一小部分，而不同选题角度的丛书所收入的一些汇编作品影印本，又存在不便使用之弊。

其次，由于受到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存在以今律古的偏颇。对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类作品的选择集中于志怪、传奇两种类型，而将明代人视为“小说”的杂录、丛谈、辨订等类型排除于研究视野之外，这种偏颇存在于文言小说专目的著录、有关研究论著对研究对象的选择等方面，从而阻碍了对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现象全貌的揭示。

再次，研究视野狭窄，所关涉的汇编类型过于单调。已有的成果主要聚焦于志怪、传奇、谐谑三类作品，选本、总集、通俗类书三种类型，“虞初”“艳异”“剑侠”几种专题，以致重复研究现象愈演愈烈。而对于其他诸多汇编类型及专题，如杂传体、清言体、博物体，益智专题、艳情专题，小说类书、小说丛书以及含有小说资料的类书、丛书等文献类型，或浮光掠影式涉及，或根本无人问津。而且对于“类型”的概括主观随意，各行其是，既不遵循小说分类的旧例，也未形成有一定共识度的新类型。

同时，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疏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有越来越多的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作品被纳入个案研究的范围，但研究视域往往囿于具体作品的自足世界，缺乏与汇编现象全貌的联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一些整体研究的成果，多是现象描述、总体判断，缺乏充分个案研究成果的支撑，显得浮泛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