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
根据魏晋南北朝以玄学注《论语》的特点，以及相关的研究现状，本书选取了十二家《论语》注残篇为研究对象，上篇以王弼、郭象为中心，分析魏晋南北朝玄学对这十二家《论语》注的影响，下篇具体分析这十二家《论语》注残篇对一些学术问题的重要意义。
关于“玄学”这个概念，一般的理解是：“魏晋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从两汉烦琐的经学解放出来，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以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8]汤一介先生将魏晋玄学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时期，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时期，以郭象、裴
为代表的元康时期，以张湛、僧肇为代表的东晋时期。
据反映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史书及朱彝尊《经义考》记载，魏晋南北朝研究《论语》的专著约有八十部。现存的整本著作只有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其他皆为残篇。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曾对汉魏六朝各家《论语》注残篇进行辑佚，包括：汉五人（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魏五人（陈群、王朗、王肃、周生烈、王弼）、西晋东晋十七人（谯周、卫瓘、缪播、缪协、郭象、栾肇、虞喜、庾翼、李充、范宁、孙绰、梁觊、袁乔、江熙、殷仲堪、张凭、蔡谟）、南朝宋二人（颜延之、慧琳）、南朝齐二人（沈居士、顾欢）、南朝梁三人（梁武皇帝、太史叔明、褚仲都）。另有沈峭、熊埋生存年代不可考。这大约是现存汉魏六朝《论语》注家之全貌。
根据注经特点，魏晋南北朝《论语》注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继承传统汉注的注经方法，包括魏时的陈群、王朗、王肃、周生烈，晋时的谯周、卫瓘、栾肇、虞喜、庾翼、范宁、梁觊、袁乔、蔡谟，南朝宋颜延之、慧琳，南朝梁的梁武皇帝、禇仲都；另一条线索是以玄学注《论语》（包含有玄学内容并不意味着崇道反儒），这一条线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论语》集注的三大家：何晏、江熙、皇侃；第二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玄学注《论语》两大重要转折点的王弼、郭象；第三类是受王弼、郭象影响的缪协、缪播、李充、孙绰、殷仲堪、张凭、沈居士、顾欢、太史叔明。
第一条线的《论语》注者，我们从其现存《论语》注以及其他辅助性的资料可以看出其固守传统汉注的特点。
首先看魏时陈群、王朗、王肃、周生烈。陈群，《三国志·魏书》有陈群传，未发现有和玄学有关的内容，留存下来的《论语》注三条也无关玄学。王朗，王肃之父，《三国志·魏书》有王朗传，记载其“通经”，称其曾注《易》《孝经》《春秋》《周官》，其《论语》注现存仅四条，无关玄学内容。王肃，王朗之子，为魏时大经学家，以其深厚的经学功底遍注群经，其学被称为“王学”，并成为官学，继承并发扬了其父王朗的一些思想，注经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但无关玄学。周生烈，《三国志·魏书》记载有周生烈传，其具体学术思想未有记载，《论语》注有十四条传世。何晏组织编著《论语集解》时，除了采用汉时古注，还采用了魏陈群、王肃、周生烈三家《论语》注。
其次考察晋时谯周、卫瓘、栾肇、虞喜、庾翼、范宁、梁觊、袁乔、蔡谟。谯周，蜀地著名的儒学大家和史学大家，著作颇丰，被人称为“蜀中孔子”，后降魏，《三国志》有谯周传，其现存《论语》注只有两条，不属于以玄学注《论语》。卫瓘，《晋书》有传，出生于儒学世家和书法世家，其最大的成就应该是书法，其父卫凯是著名书法家，卫瓘师承张芝，与索靖同在尚书台任职，人称“一台二妙”，其族侄女卫夫人是王羲之的老师。其现存《论语》注无玄学内容。栾肇，《晋书》无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亦无记载，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了皇侃《论语义疏》、裴骃《史记集解》等书中提到的所有栾肇《论语》注。根据这些材料可见，栾肇和玄学没有关系。虞喜，《晋书》记载他数次被征召，数次拒不做官任职，虽处于“隐”的状态，但道德被人称道。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对其记载来看，他虽屡征屡不起，但“穆帝时，朝廷有大议，遣使咨访”，可谓身虽在山林之中，而心无异于庙堂之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还记载了很多他对于具体礼节方面的看法，说明虞喜深谙礼学。其《论语》注留存的数条亦无关玄学。庾翼，《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庾翼的“贻殷浩书”明确记载有他反对高谈庄老的言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了皇侃《论语义疏》中庾翼一条《论语》注，言语秀整，但无关玄学。范宁，推崇儒学，并极力以身作则和通过各种实践推行儒学，反对何晏、王弼等的玄学，曾说：“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9]梁觊，《晋书》无传，陆德明《经典释文》《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记载其有《论语》注十卷，只可惜，现在流传下来的梁觊《论语》注只有两条，没有玄学内容。袁乔，《晋书》记载了他在朝的两段故事，体现出他文武双全的一面，既懂礼学，又会带兵作战。值得注意的是其父袁环曾上疏指出了老庄玄学风靡造成的负面影响，建议兴儒礼乐，此疏是一篇传统礼法派向玄学派战斗的檄文。从袁乔的宗族来看，袁凖以儒学知名，袁耽以雄豪著，袁质以孝行称，袁环的孙子山松善音乐，好唱挽歌，时代的凄凉尽可体现，却都没有和玄学相关的记载。蔡谟，《晋书》记载其一生有出有隐、以隐为主，多次拒诏做官，当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尽管不情愿，还是应诏任职，“于礼仪宗庙制度多所议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有很多蔡谟礼学方面的材料，蔡谟《论语》注，无玄学成分。
最后看南朝宋颜延之、慧琳和南朝梁武皇帝、禇仲都。颜延之，《晋书》记载其有《五君咏》，歌咏竹林七贤，而且他本人“饮酒不护细行”，看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经常说些激扬之词，每每触犯劝要。被黜时，心有怨愤，做《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歌咏竹林七贤是他在得不到庙堂之后的情绪抱怨和发泄，其实他内心非常渴望庙堂，但性格中又有嵇康桀骜不驯的特点。其《论语》注没有玄学内容。释慧琳，著有《均善论》，他是庙堂之上的佛教徒，以《论语》来为佛教思想服务。梁武帝萧衍，经学、史学、佛学著作都颇丰，梁武帝现存《论语》注只有非常短的三条，无关玄学。禇仲都，《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记载禇仲都著有《论语义疏》，萧梁时代，著《论语义疏》的有皇侃和禇仲都，邢昺作《论语》注时都有所参考，邢昺注本出现之后，皇侃和禇仲都的注本皆亡佚，之后皇侃《论语义疏》从日本传回，世人才发现了其中征引的禇仲都一条注，内容甚少。
第二条线的第一类是魏晋南北朝进行《论语》集注的三大家：魏何晏、东晋江熙、南朝梁皇侃。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流传至今，江熙《论语江氏集解》现存有近百条。何晏是三国魏大玄学家，是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开创者，其玄学思想从《无名论》可窥见一斑，其《论语集解》是和郑冲、孙邕、曹羲、荀顗共集而成，虽有玄学的端倪，但仍旧以传统汉注注经为主。皇侃处于玄学发展到尾生的阶段，尽管《论语义疏》中包含有玄学内容，征引了很多玄学家的《论语》注，但相比于玄学内容，皇侃《论语义疏》更大的特色和贡献是补充了很多经学内容，《左传》《诗经》《春秋》等诸经相关内容的补充，不仅丰富了《论语》注释，而且辨清了一些问题，所以，皇侃是一位经学大家，而不是玄学家。总的来看，三国、晋、南朝三个时代各有一部总结前人《论语》注而集大成的《论语》集注，三部著作都包含有少许玄学内容，三部著作的立场和重心都是维护传统儒家思想。
本书以第二条线以玄学注《论语》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研究除何晏、皇侃之外的十二家《论语》注，这十二位《论语》注家包括：江熙、王弼、郭象、缪协、缪播、李充、孙绰、殷仲堪、张凭、沈居士、顾欢、太史叔明。
十二位《论语》注家，之所以将何晏、皇侃排除在外，主要是因为：从玄学发展趋势来看，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都出现在玄学发展较为微弱的阶段。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处于玄学刚刚开始的阶段，虽然其《论语集解》已经有了玄学的萌芽，但玄学还并未真正开始，何晏《论语集解》仍旧具有传统汉注的特点。西晋、东晋玄风大盛，到南朝梁皇侃时以玄学注《论语》已经趋于沉寂，尽管熊埋和太史叔明的《论语》注，甚至于皇侃的《论语义疏》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玄学痕迹，但玄学已是余响。所以，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和玄学的关系不能代表整个魏晋南北朝《论语》学和玄学的关系，真正有更多玄学内容的恰恰是居于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中间的这十二家《论语》注，唯一遗憾的是这十二家《论语》注皆为残篇。
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受到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研究成果颇丰。何晏、皇侃之外的十二家《论语》注都只保存有数条，内容极为稀少，学界研究较少。故此，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这十二家《论语》注残篇。
本书上篇是十二家《论语》注残篇玄学内容研究。
本书对十二家《论语》注残篇玄学内容的分析有两个特点：纵向来看，将每位注家的每条《论语》注放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论语》注释史的角度，分析其注释与他人注释的不同，进而总结出其注释特点，凸显其玄学特色；横向来看，将每位注家的所有《论语》注进行归纳总结，揭示出其《论语》注中玄学内容的比重、受玄学影响的不同方面、以玄学注《论语》的特点等。
魏晋南北朝《论语》注释史上两位引领玄学发展，并成为重要转折点的人物是王弼和郭象。
本书上篇第一章将王弼、缪播、缪协归为一类，理由如下：
第一，缪播和缪协生存年代不可能在郭象之后。王弼，三国魏时人，生存年代为226年到249年。郭象，西晋人，生存年代为252年到312年，是司马越时期被王衍所提拔的大臣。缪播，西晋人，生年不详，卒于309年，是司马越父亲司马泰时的大臣，现有资料至少可以确定缪播为官资历比郭象早。缪协，西晋人，具体生卒年不详。又三国魏始于220年，结束于265年，西晋始于265年，结束于316年。故此，从缪播和缪协生存年代来看，二人处于王弼之后、郭象之前或郭象之时，不可能处于郭象之后。
第二，缪播、缪协思想和王弼思想关联性较高。缪播和缪协现存数条《论语》注大量出现本末有无之说，这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都很罕见，这应是受到了王弼玄学的影响。缪播和缪协所处的时代，恰好是王弼理论独占鳌头的时代，郭象玄学还未兴盛。
第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在总结魏晋南北朝各家《论语》注时，将缪播和缪协《论语》注放在了王弼之后、郭象之前。
本书上篇第二章将郭象、李充、孙绰、江熙、殷仲堪、张凭、沈居士、顾欢、太史叔明列为一章。李充、孙绰、江熙、殷仲堪、张凭是东晋《论语》注家，沈居士、顾欢、太史叔明是南朝《论语》注家。从生存年代来看，八人都处于郭象之后；从学术思想来看，八家《论语》注玄学思想主要受郭象思想影响，郭象的玄学思想，例如：性分说、山林和庙堂的关系问题、独化、因循思想等，影响到了李充、孙绰、江熙、殷仲堪、张凭、沈居士、顾欢、太史叔明。在魏晋南北朝《论语》注释史上，郭象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王弼。故将此数人列为上篇第二章。
本书下篇是十二家《论语》注残篇涉及的三个具体问题的研究。
下篇第三章是从缪播《论语》注残篇中的性分说看《庄子注》向秀、郭象著作权公案。下篇第四章是从郭象注《庄子》的背景和《庄子注》中所体现的郭象对《庄子》的态度论郭象的儒家立场。下篇第五章是对《论语》“子在齐闻《韶》”赞美说（孔子赞美《韶》乐）和伤心说（孔子伤心于《韶》乐至齐）注释史的梳理，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子在齐闻《韶》”赞美说和伤心说的含义。
本书最后附有《儒藏》（精华编一〇四册）皇侃《论语义疏》十二家《论语》注残篇辑录。
[1] 宋钢：《六朝论语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封面内容简介。
[2] 闫春新：《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王晓毅：《王弼〈论语释疑〉研究》，《齐鲁学刊》1993年第5期。
[4] 王晓毅：《王弼〈论语释疑〉研究》，《齐鲁学刊》1993年第5期。
[5] 唐明贵：《何晏〈论语集解〉探微》，《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6] 徐向群、闫春新：《皇侃〈论语义疏〉的注经特色》，《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7] 甘祥满：《〈论语〉诠释的有效性及其向度——对〈论语义疏〉的一种诠释学考察》，《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
[8]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9] 《晋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