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云南战略中的贵州建设

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经过几年东征西讨，中原大地均已平定，各地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凭借着远离中原及中间阻隔着少数民族聚居的贵州之地，代表蒙元势力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拥兵十万，“守云南自若，岁遣使自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20]，俨然对明朝形成南北牵制之势。面对此局，朱元璋开始以为云南“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21]。洪武五年遣翰林院待制王祎出使云南，“谕以奉版图、归职方”[22]，希望梁王归顺。然而，五次遣使，两次被杀，“太祖知王终不可以谕降”[23]，明朝和平统一云南的后路被堵死。于是，洪武十四年八月，在明朝发动对北方蒙元残兵追剿的同时，朱元璋对在朝的文武大臣说：

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诏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24]

朱元璋在此明确提出了云南虽属西南夷，但属中国，既属中国疆域，那么就在“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25]的范围之内，在“诏谕”未归附的情形下，必须征讨。在交代清楚了必征云南的缘由之后，朱元璋把思谋已久的云南战略告诉了即将出征的傅友德等人：

云南僻在暇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阨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既下曲靖，三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宜分兵径趋大理，先声已震，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诏谕，不必苦烦兵也。[26]

之后的战事，即如朱元璋战略预期一样，非常顺利，从洪武十四年九月傅友德等率三十万大军出征，至洪武十五年闰二月云南“诸蛮悉平”[27]，用了不到半年时间。然而，在这半年时间内，贵州的建设却借云南战略的东风，得以迅速发展。

其一，稳固已降服的土官，进一步招降未归附的羁縻政权。早在洪武十四年九月初一送别傅友德出征云南的同一天，朱元璋就遣使赉敕符谕播州宣慰使杨铿，不仅告诫他不要“轻听浮言”，乱生“疑二”，而且要求他“以马三千，率酋兵二万为先锋”，以表忠诚。[28]通过这种方式，先稳住贵州羁縻政权，因朱元璋深知：“西南诸夷虽曰归附，然不过暂入贡而已”，因此，当金筑长官司密定闻知要征云南而首先“献马五百匹以助征”时，朱元璋马上遣使往谕，表彰“其诚可嘉”。[29]此一策略，不但可使前附贵州土官不致轻举妄动，而且尚能在征伐云南的过程中助一臂之力，如洪武十五年二月，云南平定前夕，朱元璋要“以致仕武官分守云南”，就让播州杨铿“每官一至，备甲兵五十五人卫送之”[30]。

而当大军势如破竹地开进贵州西部后，朱元璋遣使谕乌蒙、乌撒“酋长”曰：

朕历览群书，见西南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贡中国，以小事大，义所当然。朕受天命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建昌诸处酋长，犹桀骜不朝。朕已遣征南将军颍川侯、左副将军永昌侯、右副将军西平侯率大军往征，犹恐诸酋长未谅朕意，故复遣内臣往谕，如悔罪向义，当躬亲来朝，否则遣人入贡，摅尔城款，朕当罢兵，以安黎庶。[31]

虽然未知当时这些少数民族首领是否及时回应朱元璋的要求，但时隔七天，当元右丞实卜在赤水河大败遁去，大军“城乌撒”之后，“东川、乌蒙、芒部诸蛮，皆望风降附”[32]。之后，朱元璋进一步诏谕乌蒙、乌撒、东川等处人民曰：“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讨之……尔等其洗心涤虑，效顺中国，朕当一视同仁。”[33]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于未归附的羁縻政权，并未如之前对待归顺的贵州诸土官一样客气，保有他们原有的权益，设置土官制度，而是板起一副脸孔，严加训斥，动辄以“加兵讨之”相要挟。然而，未能及时利用土官制度，又该如何处理呢?

其二，面对贵州西部的复杂局势，“留兵筑城”，建立卫所，成为朱元璋此期经营贵州的主要策略。因贵州西部的羁縻政权，在明朝建立十五年之后尚未主动归附，而且拥戴云南梁王与明军开战，这样的经历，使朱元璋对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归附颇为疑虑，如他曾遣使问询在前线的傅友德：“乌蒙、乌撒果降否?”[34]这种疑虑甚至漫延到早已归附的霭翠等人身上，若霭翠等人“不尽服之”的话，那么，“虽有云南，亦难守也”[35]。这种担心，在平定云南之后进一步加重，洪武十五年二月，朱元璋遣人谕傅友德等人曰：

乌蒙、乌撒、东川、芒部土酋，当悉送入朝，盖虑大军既回，诸蛮仍复啸聚。符到之日，不限岁月，一一送来，霭翠夫妇亦如之。[36]

实际上，朱元璋有把这些“酋长”都软禁起来的意思，但后来并未软禁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在此情形下，“留兵守御”，以“约束其酋长”[37]成为唯一的选择。于是，当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傅友德等“由辰、沅趋贵州”攻下普定和普安之后，就已有“留兵戍守”[38]之举，随后修筑了普定和乌撒二城。[39]至洪武十五年正月，正式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并置云南左、右、前、后、普定、黄平、建昌、东川、乌撒、普安、水西、乌蒙、芒部、尾洒等十四卫指挥使司，[40]对贵州全境进行军事控制。之后，因贵州都指挥使司地势偏东，朱元璋思考进一步的控制之法，“莫若于实卜所居之地立司，以控贵州、普定、普安、沾益、东川、芒部、乌蒙、永宁、建昌等处”[41]。这里所说的“立司”，似应理解为立与贵州都司一级的都指挥使司，后来虽然并没有“立司”，但身处前线的傅友德，也认为“以今之要害，量宜设卫以守”[42]。此后，卫所制度陆续实施开来。然卫所如何布局?设在何处?是否如前置水西、乌蒙、芒部等一样，把卫所布于万山之中?显然，还得从当时的实际情形出发。

其三，控制交通线战略的出台。确立“设卫以守”的战略之后，面对贵州西部复杂的人群关系，局势依然严峻。洪武十五年四月，“乌撒诸蛮复叛”，其叛之因，傅友德等认为是“官军散处，大势不合”[43]而导致的。而“盘江道路尚梗，且乏粮食”[44]等现实问题，刺激着明王朝进一步制定更加合理的对策。至洪武十五年七月，这种新的策略正式出台，朱元璋指示傅友德等人曰：

往往人来，皆说各处守御卫分好生无粮。以朕远料，云南莫若大将军拨下，止守云南大理、楚雄、临安、曲靖、普安，其身子里守御处所，如东川、芒部、乌蒙，除乌撒见少存，其余且休占住军，都发去厮杀。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然后将东川位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令东川人民供给。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食。七星关立为一卫，或乌蒙、或芒部，合令那处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分中札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士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诸处，深入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到之日，诸将当美饮食，抚军士，将诸蛮尽行平定，方敢旋师，如敕奉行。[45]

面对“叛服不定”的少数民族，“军士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才是最合适的办法。这样，既不分兵深入万山，亦可保全通往云南驿道的畅通。自此之后，交通线意识才成为贵州卫所设置的重要原则。八月，这一意识便在四川通往云南经贵州的路段上进一步体现了出来，朱元璋告诉傅友德等曰：

兵既艰食，固不宜分，止于赤水、毕节、七星关各置一卫，黑张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卫，如此分守，则云南道路往来无碍矣。[46]

由此可见，贵州卫所布置于“一线路”上，并非本来就如此，那种开篇即论元代通往云南路线，然后套贵州卫所于路上的研究结论，[47]尚需对明初经营贵州、云南时的对策演变，进行一番梳理，方知确立交通线意识，是经过“血”的洗礼才摸索出来的。之后，随着毕节卫、赤水、层台等3卫，七星关、白撒、摩尼、普市守等4所的建立，由四川永宁经乌撒至云南的道路上较为均匀分布了3卫4所，这条交通线基本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