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错综尖锐的民族矛盾

两宋时期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也是朱熹史学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

众所周知，契丹、党项、女真等族在与赵宋长达近300年的抗衡中，民族矛盾甚为尖锐。就北宋而言，北方雄踞着契丹族，西北崛起了党项，他们虎视眈眈，威胁着地处中原的赵宋王朝。由于北宋内部问题重重，难于抵御这些少数民族强悍的铁骑，中原地区屡受冲击。两宋理学家们都无法回避强敌当前，国家危亡这一严峻的现实。因此，他们都比较注重对历史的研究，企望在经史之中寻出抗御北方异族的攘夷之计，于是严别夷夏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旗帜。

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已启两宋理学之端倪，黄百家说：“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25]，朱熹确实十分尊崇三先生。

胡瑗等人都比较重视对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如胡瑗治《春秋》，阐大义、别夷夏，开创两宋治《春秋》而涉及当代史的学术风气；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12卷，“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26]；而石介由于仕途多艰，更是“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27]。他著有《唐鉴》《政范》《三朝圣政录》等史书。理学先驱三先生的治史精神，对两宋理学家有很大影响。他们虽然从不同角度来阐述《春秋》，但是一致肯定和强调尊王攘夷的观点，因此不能不承认理学先驱们治经论史、以史阐经的学术风格，开启了两宋理学重视史学的先河。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朱熹在论述《春秋》时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

不过，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朱熹生活的南宋初年，女真铁骑横扫中原，直驱江淮，因而他所处的时代与胡瑗等人所处的时代十分相似，故朱熹继承了理学先辈的别夷夏、筹修攘的传统，重视史学研究，在建构自己的理学体系时主动把史学纳入这一轨道，因而可以说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也是朱熹史学思想形成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