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虚词入诗与现代汉语诗歌转型的语境
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科学主义思潮与汉语诗歌形态的转变，给汉语虚词入诗提供了历史语境。[1]科学主义思潮在清末民初的盛行，基本上转变了中体西用的观念，西方的欧化观念与理性思维对知识分子形成了较普遍的影响。科学刊物、西式学堂、留学热潮、白话报刊等，对科学知识、科学技术、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文化的介绍，西方工业文明的科技产品在城市生活的运用等都与科学相关，科学思潮直接波及或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以诗文取仕的考试制度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为科学思潮裹挟的留学热的兴起，建立在古老传统文化思想上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诗歌，自然要接受滚滚而来的科学思潮的挑战。新旧文人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历史之巨变、人生道路之巨变的时代，不得不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汉语诗歌作出重新思考与选择。
一 现代汉语虚词与科学主义思潮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初期注重客观写实、率性求真、哲理感悟的诗歌表达方式影响了汉语诗歌观念、汉语诗歌思维与诗歌形式的现代转换。传统诗歌的感性诗思或抒情写意的诗歌范式开始受到科学主义尊崇的逻辑理性思维范式挑战。讲究严密逻辑性的欧化语法体系开始影响汉语书面语言系统，汉语白话书面语系统的规范化就是在适应欧化语法体系的价值认同与知识的科学性认同上开始建构的。梁启超在概括清末学术思想时说：“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2]黄遵宪也强调：“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1887年《日本国志·学术志》二）汉语近现代诗歌的“言文一致”“我手写我口”“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诗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的选择，就是与科学求真求实的精神和理性价值认同趋于一致的。诗歌的文言分离的思维开始逐步转变。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需要与之适应的诗歌外在形式的对应来呈现，或者说外在诗歌形式的变化与选择体现的是诗歌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转换。“五四”时期，进化论之于胡适，泛神论之于郭沫若，他们的文学思想与世界观都是科学主义思想的产物，又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表达方法。胡适“诗体大解放”诗体形式变革，是与进化论相辅相成的，与现代科学新的白话文语法体系相联系。他承认早在1915—1916年间，“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3]，并将这一观念融会新诗运动的理论中，指导诗歌语言和文体的变革。他“作诗如作文”的诗歌思维，与传统诗歌重跳跃性、直觉性、感物性思维方式不同；新的诗语、句式的组合、自然的音节建构均迥异于传统诗歌重视实词搭配、适应诗体格律的方式。如《老鸦》《关不住了！》《希望》《“应该”》《一颗星儿》《“威权”》《一颗遭劫的星》等，就使用大量现代汉语虚词来实现“作诗如作文”的诗歌变革，其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的进化论思想，是科学思想、实证思维与诗歌观念的互为统一。
又如郭沫若直抒胸臆的浪漫主义，是与泛神论融为一体的，是与现代科学建立的新的时空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便认为郭沫若的诗“富于科学底成分”，“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4]当然在他诗歌中的感性抒情特征依然突出，但是与传统浪漫主义诗歌的思维方式、语言词汇、节奏呈现、句式组合、意象选择等都有很大不同。比如他的《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梅花树下醉歌》等，就有大量的现代汉语虚词入诗，其中体现的是现代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都是科学思想与诗思打成一片的产物。科学思潮的影响，要求语言交流的平实清晰，切合语法体系的准确完整，能够严肃冷静地表达各种复杂的思想和意义。现代汉语虚词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表意的具体、客观、完整、周密。“唯有通过科学的加工，语言才能够高举明晰地区分和界定概念，才能够最恰当地把握目的在于构成一个统一体的句子及其组成部分。”[5]“五四”前后新诗的说理之风和写实之风的兴盛[6]，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科学思潮的影响有一定联系的。诗歌对外来语汇的接受差不多又是最为敏锐与先进的。汉语诗歌外在形式的变化，包括汉语虚词的大量产生与入诗，正是诗歌对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适应性选择。还包括诗行的排列、分行、押韵的变化、标点符号的运用、现代诗歌意象的类型扩展等，都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直接相关。
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是对英语、日语等诗歌语言词汇与语法体系的自觉选择与借鉴。汉语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与中国现代诗歌比较，古代诗歌的格律化的形式规范，建立在实词对称、单音节韵律的平仄对应、句式整齐的基础之上，汉语虚词偶尔入诗，也大多只是起到表达情感的辅助作用，不影响诗歌语义的表达。如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经·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韩愈的《春雪》：“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虚词的大量省略倒是古代汉语诗歌语法灵活松动，诗歌语言精练、句式简短的显性特征。因此，古代诗歌不铺陈细节，而是剪除旁枝杂叶，省略语法的联系，直接指向事物中心。像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由于意象与词性的一种并置关系，可改写为：“乌啼月落霜满天，渔火江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钟声夜半到客船。”也可以说，古代诗歌常常“实字双用、虚字单使”、少用或不用虚词。程抱一在论古典诗歌时谈道：“在诗歌中，虚的引入通过取消某些语法词——这些词恰恰被称为虚词，以及在一首诗的内部设立一种独创性的形式——对仗来实现。”[7]前一个“虚”是指诗境创造的虚，后一个“虚词”即为语法意义上的虚词。中国古代诗歌语法灵活，少用具有分析性和演绎性的虚词，让事物直接呈现，指向诗歌含义的多重暗示性和朦胧性。如李商隐的《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实词之间的碰撞为的是激发诗歌的多重意蕴。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事物如小桥、流水、人家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指出，时空关系也不明显，是物象的直接呈现和并列进行。闻一多认为：“中国的文字尤其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句子连个形容词、动词都没有了。”[8]这与汉语的言说也有一定关系。“汉人平常说话不喜欢用太多没有基本意义的虚词，它只是把事情或意思排列起来，让人去了解这两个事情或两个意思之间所生的关系如何。”[9]汉人重“含蓄”的思维方式与“温柔敦厚”的诗美传统相互联系。不同的思维反映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汉语文字、词性的不确定性，形容词、名词、动词等词性的相互转化等，体现了汉语语言注重词语多义性、思维圆融性的一面。在科学主义思潮重视求真、求实的精神和严密逻辑实证思维的影响下，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诗歌语言势必受到冲击，“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的诗歌观念以及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的观念正是通过接受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完成的。
从语言类型的角度来看，“汉语与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汉语属于孤立语系，英语属于曲折语系。日语是一种黏着语，需要助词与语尾的变化”[10]。“孤立语系突出语言的直观，表意具有感性和模糊化的色彩”[11]；汉字作为孤立语的特点，是一种单音节文字，且汉字只有400多个音，缺少音缀，辅音，虽然采用了声调补救区分，但是同音字依然很多。现代汉语为了区分同音不同义的文字，就有了大量双音节多音节词语的产生。西洋拼音文字的翻译和日文汉字的输入也带来了大量的二字甚至更多单字结合的词汇。另外，汉语的时态特征没有像英语那样明显的标志，属分析性的语言，需要增添较多时间副词和结构助词、语气助词等虚词，才能达成更为清晰的表意效果。特别是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基本与读音不一致。这也就成了现代诗歌音节需要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些特点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思维与语言呈现的本体属性。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科学思潮的裹挟下，留学热迅速兴起，新旧文人知识分子在中西语言的碰撞和交流中，显示了对不同语种的思考和对汉语自身的调适。如英语属曲折语系，更加强调语言的语法逻辑关系，语言的表达突出事理逻辑，讲究周严完整、时态清楚、字音一致等。胡适留美期间便开始总结英文学习经验，运用西方现代文法整理研究中国古文文法，提出要建立汉文的文法学，其文学革命的“八事”之一便是“须讲究文法之结构”。这是在中西文化交会的语境中，现代汉语对西方曲折语系和科学思潮的自觉接受。由于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没有英、俄、法、德等语言里所具有的形态标志和屈折变化，“也没有日、朝、蒙等语言里所具有的粘附形式和变化手段。也就是说，在别的语言中可以通过实词的变化表达的语法意义和完成的语法任务，在汉语中常常要靠使用各种虚词来完成”。[12]因此，相较于其他语种而言，汉语表意效果的完整和清晰，更多需要虚词来起承担连接和附着的语法作用。在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及知识分子留学英美日等国所形成的语言交流下，现代汉语的转型发生了音节的变化及现代汉语虚词成分的激增。由于“言文合一”的要求和西方语法的浸染，现代汉语语义逻辑的增强和语法系统的严密，也需要更多的现代汉语虚词来承担相应的语法任务及语法功能。在现代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大量新鲜的事物、内容、情感、思想的表述需要现代汉语诗歌有着明晰的语意表述。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带来了现代汉语诗句成分的完备和句子结构的严密化。如胡适《尝试集》中被自称为“白话新诗”的十四篇，都是较多使用虚词，极讲究现代汉语的文法的。郭沫若受到美国诗人惠特曼诗歌及印度诗人泰戈尔英文诗的影响，既大量接触了作为屈折语系的英语，又对作为黏着语需要助词与语尾变化的日语耳濡目染，不仅使用虚词实现语法的完整、语意的畅通，还运用了大量语气词来表达情绪的激扬。大量语气词特别是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是对英语、日语等诗歌语言词汇与语法体系的自觉选择与借鉴。
二 现代汉语虚词与民主思潮的关联
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的激增这一现象不仅显示了科学思潮影响下的现代汉语对西方语法体系严密的语法结构和清晰的逻辑关系的融会、吸收，还与科学思潮相伴而生的民主思潮影响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有密切关系，凸显了变革时期现代知识分子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虚词主要是一种评价性语言，可以将实词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加清楚，同时也表达了主体自身的情感态度。实词之间的关系需要主体的人为控制、运转和参与，大量现代汉语虚词的使用不仅体现了句法关系的严密化，而且凸显了主体的精神。特别是大量现代语气助词的使用，体现了现代人微妙丰富的情感语气变化。“凡书文发语、语助等字，皆属口吻，口吻者，神情声气也。”（清·袁仁林《虚字说》）古代汉语诗歌中也有语气助词的使用，但多使用文言虚词，出现了如“噫”“耶”“嘘”“焉”“乎”“哉”“兮”“矣”等。现代诗歌中的语气助词更加显示出主体的精神特征和自由个性。现代语气助词更多和白话口语相接近，如“啊”“哟”“呀”“哦”“吧”“呵”“呢”等，其现代人情感语气的丰富表现，显然无法同古代文言虚词置换，体现的是现代人的情感、精神和审美体验。如《诗经·关雎》中求女不得的难眠心境：“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被中国传统的诗歌美学解释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现的是古人情感的节制；而郭沫若的《女神》大量使用现代口语化的语气助词，面对新生的太阳，诗人直接呼喊：“出现了哟！出现了哟！”歌咏“力”，则直接唱出：“啊啊！力哟！力哟！”表现的是现代抒情主体情感的激扬和扩张。语气助词的变化，是不同主体“我之生气”的体现。郭沫若《女神》中大量语气助词及其他虚词的使用是现代汉语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语言现象，是自我与个性显露的现代性人格表现。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重视个体情感思想的表现，自由使用白话口语和大量现代汉语虚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来源于“五四”时期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追求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民主启蒙思潮的影响。
民主思潮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主体精神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反映在文学语言上则体现为“人的文学”与“活的文学”的相应而生，对“自我表现”的重视，以及大量现代汉语虚词的使用所带来的人的情感语气的丰富表现。1918年8月，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宣言，即德先生（Democrocy）和赛先生（Science），“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3]陈独秀曾留学日本，促发了思想文化的更新及文学革命的兴起。启蒙思想的其中一个核心内容便是“人”的发现，重视个人的主体意识、个人的解放、个体的尊严价值、个性的自由、人格的独立等。胡适要求建立“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对白话文的倡导，融入了民主自由和个体独立的人格精神，如《老鸦》《月夜》等诗歌大量现代汉语虚词的融入不仅从外在形式上突破了古诗体的限制，而且突出了人格的主体性，显示出胡适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周作人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提出文学是人性的，强调个体权利、自由，人格的平等精神等。“五四”时期的文学重主观、张扬个性、重视自我表现，追求自我解放和个性自由，这不仅体现在大量第一人称作品的出现上，还体现在现代白话文中现代汉语虚词的激增对现代人的情感精神和语气声情复杂微妙的表现。如鲁迅的《野草》“把虚词运用到神鬼莫测的地步，产生奇妙的艺术效果”[14]，不仅具有修辞上的美学效果，还表现了主体的反抗、叛逆的精神、真切的人性情感，以及各种“异常复杂的情思”。曹而云在《白话文体与现代性》中指出：“白话成为‘五四’时期表达现代价值观，捍卫人的尊严价值的载体，白话文运动包含着重要的‘人’的现代性追求。”[15]现代汉语诗歌借鉴了白话文的词汇、句法、语调、语气等。如《女神》中语气助词的使用，便体现了郭沫若的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形象。郭沫若重视情调和想象，那个关于诗歌的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也显示了诗人的主体精神和诗歌思维的变化。现代汉语诗歌中虚词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将“我”推向前台，出现了“我”的观照和变形。当然，这种表现与现代汉语虚词在句法、逻辑、情感、声气等方面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与科学思潮带来的理性思维对现代汉语诗歌语言的冲击相较而言，民主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现代汉语虚词大量入诗的历史语境。
中国传统的文字属性与语言文化特质，到了20世纪之交的开放性现代社会，遭遇了外来语言与文化的挑战，中国诗歌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则必须积极打破传统的诗歌语言与形式格局，建立一种多元开放的诗歌语言系统与审美文化系统。可以说，在现代汉语诗歌中，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出现，就是在科学思潮、民主思潮、思想文化变革以及文学审美变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使用，带来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特别是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形式、诗思、审美等方面的显著变化，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发生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形式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