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驯化与吸纳：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与审美空间

第一节 园林植物书写的“集大成者”

白居易在造园实践与园林诗文创作两方面均堪称中唐士人的翘楚。他的园林诗文包含了不少影响后世及海外的园林美学思想，以房屋空间为主题的诗文也多达近200篇[1]，以之为素材、反映园林生活的作品更是不胜统计，可以代表性地反映中唐园林思想和园林诗文的创作水平。而且，白居易的诗文中反映栽种植物、赏玩植物或以植物为比兴寄托的作品数量甚众，涉及的植物种类也多达208种，居唐代文人之冠[2]。

目前，白居易园林诗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园林思想、园林意象、园林个案的建筑空间构建、艺术法则等几个方面。园林思想中又包括园林与白居易的“中隐”观的研究，以及从园林选址、布局、园景风格等方面归纳出的白居易具体造园原则与思想的研究[3]。园林意象研究或为综论白诗园林意象，或拣择具体意象如小池、竹、窗、鹤等[4]。园林个案研究则呈现不均衡的局面，其中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庐山草堂与洛阳履道里宅两处[5]。

白居易园林诗文的研究成果中，与园林植物相关紧密者，一是其诗文中个别植物意象的研究：如梁昌明《白居易山水田园诗中的“竹”意象》、石兰思《浅析白居易咏竹诗的文化意蕴》、埋田重夫《白居易的松与竹》等[6]。其中“竹”意象的研究成果最丰。二是关于白居易园林经营中的种植活动的研究：范杞燕《唐代种植诗研究》中有专章论述白居易的种植诗，论及白居易的仕宦生涯与种植之关系、所种植物类别的丰富性、种植爱好的具体表现等方面，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白居易主要的种植情况[7]。王书艳《唐人构园与诗歌的互动研究》有专章讨论唐人的种植活动，论及了白居易花木的种植与文学创作[8]。房本文《唐代园林经济与文人生活》从亲自参与园林审美建设的角度，注意到白居易在洛阳履道池台种植花木的审美经营[9]。范迎春《唐代文人与花》从花与文人生活关联的角度，谈到白居易在忠州等地种花的现象[10]。也有的研究兼及植物意象与种植活动两面，从相对全面的角度考察了白居易诗文中的某些植物案例，如石志鸟《白居易在杨柳审美认识上的意义》既涉及了白居易种柳、赏柳的活动，也分析了白居易笔下杨柳意象的写作特色[11]。

由以上的梳理可知，白居易园林植物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尚有不少开拓的余地。从植物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研究或偏于植物意象审美内涵的探讨，或偏于种植实况的梳理，或单独考察某一种植物在诗文中的种种问题，少有就园林植物的全体来考察白居易笔下园林植物的总体审美特征，及其与作者的独占意识、空间意识、园林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内在关联。从园林地域的角度来看，论者多围绕庐山草堂和洛阳履道里宅园两处展开研究，白居易的其他住宅，如长安常乐里东亭、永崇里华阳观、昭国里、新昌里，各外任地的官舍等，则相对疏于考察。一般认为，白居易一生营造了渭上南园、庐山草堂、忠州东坡园、洛阳履道里园四个园林[12]。实际上，白居易不仅在以上四处自筑自有的园林中践行着各种造园活动，在其他暂时寓居的宅园里，如盩厔官舍、江州官舍、长安新昌里宅[13]等，也存在多次移栽植物或引泉凿池等园艺和造园活动。不仅如此，白居易游赏他人园林时，其吟咏也反映了他的园林观与美学思想，也是其园林诗文不可忽视的部分。因此，对白居易园林诗文范围的界定不宜过窄，对此语境下的园林定义也应从宽。无论长期居住还是临时租赁，无论私宅、官舍还是寺庙，无论诗人自身还是他人居住的园地，但凡有一定的人工规划，其中的花草竹树曾为白居易或亲力栽植、或流连玩赏之处，都是与园林植物相关的审美空间，都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如上一章所言，白居易的园林植物观照方式和写作特色，兼具王维和杜甫的某些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二人。他倾向于在日常活动中、在与人的关联中见出植物的价值，像杜甫那样给园林植物打上人的烙印，但又对客观因素有较强的控制力和改造力，消除了与外物紧张对立的色彩；同时，他通过园林植物的书写，又表现出王维那样与自然和谐共生、物我合一的境界，但物我之间以“我”为主，并不消除“我”的存在，用“我”的情志统摄外物。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书写，有如王维、杜甫二人一正一反的合题。

相较于杜甫常陷于混乱的园林和植物们种种不如人意的状况，白居易对园中的一切要素似乎都掌控在握。松竹花柳都驯服地效命于园主之前，为园主占有，并按照园主的意志营造出丰富多彩的审美体验。我们可以从他《春葺新居》中“乘春亲指挥”[14]一句里提取“指挥”二字来概括白居易之于园林植物的作用。白居易充分发挥他的造园天才，就像指挥乐团一样，用包括园林植物在内的各种园林要素，将所居之处变为充满艺术感的审美空间。白诗中处处可见的“指挥感”和控制力，以及由之产生的对园林植物的充分“驯化”，是杜甫所希冀却又难以企及的。

同样是在诗中记录了许多园艺活动，与杜甫相比，白居易在具体的种植、修剪活动中，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性和园景设计意识，表现出更多样的造景手法和对植物更细致的利用方式。许多白居易所运用的园艺和造景方法，在后世系统总结的园林学专著中都能找到对应。《园冶》云：“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15]白居易就常常有意识地利用园林植物制造屏蔽俗景、收纳嘉景之效。如《截树》和《池畔二首》，就是通过修整竹树，以借来山景或改善风、月与小池的构景关系。另如“林外无非赤日天”（《池上逐凉二首·其二》）一类的表述，则是意识到园中的林木将赤日与喧嚣排斥在外的作用，相当于俗景的屏蔽。余如“艳夭宜小院，条短称低廊”（《山石榴花十二韵》）包含的花木与建筑的搭配意识，“林乃为禽栽”（《自题小园》）中蕴藏的栽植林木以邀禽鸟之声的想法等，都是园林植物在造景方面的典型功能。

在植物中存寄托感兴，映射时局和身世，也是白居易笔下的园林植物与杜甫的相通之处。杜甫的《枯棕》《枯楠》《病柏》《病橘》《甘林》等诗歌，均以小见大，在植物意象中寄寓对动荡时局的忧虑。白居易面对辞根苏州故土，被移植到洛阳履道里宅中的白莲花，思及沦陷河西的天宝遗民，也寄寓着类似的情感。《感白莲花》一诗云：

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谁移尔至此，姑苏白使君。初来苦憔悴，久乃芳氛氲。月月叶换叶，年年根生根。陈根与故叶，销化成泥尘。化者日已远，来者日复新。一为池中物，永别江南春。忽想西凉州，中有天宝民。埋殁汉父祖，孳生胡子孙。已忘乡土恋，岂念君亲恩。生人尚复尔，草木何足云。

不仅如此，白居易还在白莲意象中寄寓着自我的形象和品格。白居易姓氏之“白”与白莲颜色之“白”仿佛注定了一段天然的机缘[16]，白居易多次通过对白色的肯定与对红色的拒斥，来界定自我好素尚洁的审美品位和习静出尘的居士形象。诸如“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茎。……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东林寺白莲》），“白白芙蓉花，本生吴江濆。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感白莲花》），“厌绿栽黄竹，嫌红种白莲”（《忆洛中所居》），“吴中白藕洛中栽，莫恋江南花懒开。万里携归尔知否，红蕉朱槿不将来”（《种白莲》）。白居易充分利用“白”的元素，在自己与白莲之间建立起互相诠释、互相映射的微妙呼应。白莲于是与它的白姓主人之间产生了深度的关联，有时甚至如同白居易的一个“分身”。白居易晚年的《苏州故吏》一诗则是这种微妙呼应的最后一幕：

江南故吏别来久，今日池边识我无。不独使君头似雪，华亭鹤死白莲枯。

正如颜色上暗示的，白莲与白鹤无疑与“白发使君”有着深刻的联系。“今日池边识我无”一问透露出的，不仅是丧失相识的寂寞，似乎还有目睹自己“分身”死亡而引起的自身生命衰老和终结的联想。

白莲与诗人情性的互相关合，正是白居易与园林植物及园林环境融合无间的表现之一，这一点有类于王维的园林植物书写。不过有所区别的是，王维是消解自我融入境中，物我统一于物，植物呈现出丝毫不着人工痕迹的自然状态；白居易是吸纳万物以就“我”，物我统一于“我”，植物表现出深度的“人化”。我们在后文中将详细看到，白居易是怎样经由对园林空间的层层“驯化”，经由园林植物的布置和修整，将万物吸纳于“我”的肌肤感知和坐卧之间，从而与之亲密无间、融合为一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包括植物在内的园林各要素亲密无间，正是中国古典园林区别于西方园林及日本园林的一个重要表征。中西园林意蕴的巨大差异固不必论，即使与我们的近邻日本，园林的基本精神差别亦复不小。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欣认为，中国园林是“身之游”，日本园林是“目之游”。中国园林讲究与物亲近，有一种世俗的文人化情趣；日本园林中的自然则是神化的、带有宗教的意味，要对万物敬畏、怜惜[17]。很多日本庭园在主体建筑中就能将周遭景观摄入眼底，不需下地游览，亦不鼓励游园。日本的枯山水不可踏入，更遑论坐卧其间。这与中国园林讲究“移步换景”的体验性、可居可游的随意性是判然有别的。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书写，透露出的亲近自然、融入自然，并带有安闲适意的世俗文人意趣的基调，正是中国文人园林的典型精神特质，并随他倡导的“中隐”思想一道，成为后世园林文学的主旋律。

以上我们以王维和杜甫为参照系，大致梳理了白居易园林植物书写兼具二人特色又有所超越的几个方面。此外，从宫苑与山居田园两个园林系统的角度，也能见出白居易园林植物书写的综合性质。一方面，白居易所居的各地园林，与绝大多数文人园林一样，他自己主要是从山居田园一系导源的具有栖隐意义的园林来定位其性质的。因而其中的植物，多作为山林隐逸的象征物存在。他最爱吟咏的，也是松竹一类植物。而且在白诗中，园林植物常常具有相对于外界而形成内部私人空间的区隔作用。由植物营造的充满绿意的园内氛围，与园外嘈杂喧嚣的氛围间形成的这种区隔，甚至比门墙的区隔更为本质（详见本章第七节）。这种“绿境”与“红尘”之别的强调，正是隐逸系园林发展至“城市山林”阶段的新型表现。

另一方面，他对奇花异木和园林植物的新品种也有关注，颇有搜奇求异的兴趣。这与宫苑系园林搜罗名花嘉木的趣味有共同之处，不过更多的是出自诗人自身对于植物“多识之学”的观照传统与博物学兴趣，也同世俗化的私人玩好风气相接。新型园林植物的引入和新观赏风尚的形成，如观牡丹之风的形成和盛行、个别文人对较少有人关注的植物品种予以发现并移植等，是唐代园林文学中并不罕见的现象。白居易就对白莲花、杜鹃花、木莲花等花卉成为普遍栽种的园林观赏植物有开拓之功。白莲在唐代是南方生长的植物品种，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将郡斋池中的白莲寄回洛阳家中，这是首次将白莲移栽至北方的记载。杜鹃花（山石榴花）在白诗中也被反复吟咏。杜鹃花在唐时本为野花，经白居易的移植、观赏和吟咏，逐渐成为常见的园林观赏植物。白居易在忠州时，则发现了四川木莲，此物后来遂成为我国重要的观赏植物之一。他曾作三首绝句吟咏木莲花，并将木莲的性状、环境和写作缘由记录在诗题中：《木莲树生巴峡山谷间，巴民亦呼黄心树。大者高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无脊。花如莲，香色艳腻皆同，独房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二十日。忠州西北十里，有鸣玉溪生者，秾茂尤异。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毌丘元志写。惜其遐僻，因题三绝句云》。这则可当一篇植物小传的长题，透露出诗人对植物知识化的博物学认知，诗歌中的审美观照同诗题里的博物认知相辅相成、互相映发，后来宋人对园林植物的观察方式和写作趣味，与之颇为类似。

无论是从山中移植到园中，还是从江南移植到北方，移植而来的植物总会使人联想到原生之地的某些方面，那些山中之情、江南风味仿佛随着植物一道被移进了园中。移来之后，园林本来的空间也因种种联想而得到拓展，从而兼具不同的地域风情而富于审美风格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白居易晚年所居的洛阳履道里，就因多有江南移来的动植物和奇石而具江南情调，诗人也常以此向客人自夸。这种利用富有地域特色的植物造出各具风情之境的手法，在后世园林中被普遍运用。苏轼《灵璧张氏园亭记》中所描绘的“蒲苇莲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桧柏，有山林之气；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态；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18]那样汇聚各地审美特色的综合性园林，在白居易这里能够找到一些滥觞的影子。另外，植物移植背后的占有意识也是白居易园林植物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移植来的形小而质丽的花木，白居易常怀有类似对待姬妾一类女性的审美情感和娱乐性的把玩态度，诗中表现出的占有心理及攀玩的动作，已经蕴藏着将其作为私人玩好的痴迷态度，尽管白居易尚能“物物而不物于物”，还未发展至李德裕、牛僧孺那样奇花怪石必取，其迷恋的情感相对克制。

杨鸿勋《江南园林论》一文总结了植物材料的九大造园功能：隐蔽围墙，拓展空间；笼罩景象，成阴投影；分隔联系，含蓄景深；装点山水，衬托建筑；陈列鉴赏，景象点题；渲染色彩，突出季相；表现风雨，借听天籁；散布芬芳，招蜂引蝶；根叶花果，四时清供[19]。九大功能中，除了“陈列鉴赏，景象点题”尚非唐代园林所有，其余各种功能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均有表现。白居易在长期的造园和园居实践中，对植物材料之于园林审美的各方面意义有深刻领会，并在诗歌中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和深入的表现。白居易之前的园林诗文中对植物的观照方式和书写特点，在白居易这里基本能找到脉络的汇集；而其后的园林植物书写，或就某一端深化、细化，或在某一方面小有补充拓展，基本仍不脱离白居易奠定的精神器局。可以说，就园林植物书写而言，白居易是一位承上启下、涵盖深广的“集大成者”。下面，我们将他所集的“大成”一面面展开，梳理白诗里的园林植物各种具体的表现，考察他如何利用园林植物“驯化”自然并营造园林审美空间，其中又包含着诗人怎样的空间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