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综述及对研究现状的思考

（一）文献综述

古人很早就开展了对巴蜀文学和文化的探索研究工作。自宋迄清，历代的史传、笔记、方志、诗选、诗话、词选、词话类的文献资料对此多有涉及。古人这些探索成果，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

概括起来讲，古代的各类官、私史传资料为我们研究五代巴蜀地区的文人活动、行踪事迹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如《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代史补》《九国志》《资治通鉴》《蜀梼杌》《十国春秋》《唐才子传》等，是我们研究本项目课题所必须借鉴的资料文献。现存的历代蜀地各种方志资料中亦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传记材料，如《锦里耆旧传》《成都氏族谱》《四川总志》《四川通志》等。此外，文人的笔记丛谈中也有许多关于巴蜀文人典故逸事、琐闻趣谈的文字记载，如《北梦琐言》《茅亭客话》《野人闲话》《王氏见闻录》等。

古人辑录的有关巴蜀文人的诗词选本，也是我们研究该课题的重要文献来源。早在五代时期，前蜀韦庄《又玄集》选有唐末寓蜀诗人郑谷和李洞的诗歌作品，后蜀韦縠《才调集》选有韦庄、张蠙、贯休等寓蜀诗人的作品。赵崇祚《花间集》更是唐末五代巴蜀词人的才思技艺的集中展示。花蕊夫人《宫词》最先受到北宋文人王安国的注意，此后的好事者缀补不辍遂致使现存花蕊夫人《宫词一百首》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自宋迄清，古人对五代巴蜀文学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从未停止过，其中最为丰赡完备且具有集大成性质的两部诗歌总集为《全唐诗》和《全五代诗》。清人彭定求等人纂修的《全唐诗》将五代文人的作品附之于唐末，其卷六百九十四至卷八百九十二所录的诗歌篇章包含了许多巴蜀诗人的作品，卷八百九十五至卷八百九十八选录了许多巴蜀文人的曲词作品。清人李调元纂修的《全五代诗》以朝代和国别为顺序收录诗歌作品，其中卷四十至卷五十六收录前蜀四十五人的诗歌作品，卷五十七至卷六十收录后蜀四十四人的诗歌作品。

古人的诗话、词话、笔记类的文学批评文献，是我们研究五代巴蜀文学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如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收有西蜀卢延让、冯涓、牛峤、蒋贻恭、可朋、昙域等人的诗歌作品及本事资料。宋人阮阅《诗话总龟》，里面有对何瓒、尔岛、蒋贻恭、杨义方、唐求、王衍、花蕊夫人等诗歌作品的评价。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在评论唐末诗歌作品时，对郑谷、吴融、李洞、韦庄等人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论述。清人王士祯和郑方坤搜奇志异、爬梳整理，其《五代诗话》几乎对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诗话资料进行了一番细大不捐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其中，《五代诗话》第四卷专收五代前蜀政权和后蜀王朝共计四十九人的诗话资料。此外，自宋迄清历代文人对《花间集》的评价接受从未间断过，与之相关的诗话、词话、笔记资料不胜枚举。

纵观古人以上的诸多努力，他们所做的基本上是属于奠基性质的工作，大多是零乱、分散、不成体系。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五代巴蜀文学研究，是从20世纪初期起步直至21世纪初期获得较大发展的。

当前，学术界对唐末五代文人入蜀的生平事迹颇为关注。富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成果如田玉英《晚唐五代入蜀士人及其在前蜀立国中的作用》（《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文章认为：“在安史之乱后的移民高潮中，大批士人流寓入蜀，他们入蜀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避乱，他们仕蜀的心态亦颇复杂：或虽勉强出仕但心怀大唐，或则主动投靠王建以博取功名。不管其初衷如何，他们凝聚于王建周围，为其出谋划策、撰写章奏，协助其处理政务，使之一步步走向强大，从而为前蜀开国立下功勋。”张玲《五代入蜀贰臣诗人大量出现的原因探析——以王仁裕、韦庄、卢延让等10位诗人为例》（《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文章以唐末五代寓蜀的10位贰臣诗人为例，探析了这些诗人寓蜀不归的背景和原因。高静《论唐末至后梁由北入蜀文人心态及其创作》（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认为：“唐末至后梁时期处于乱世，一些文人为了生存由北部迁入蜀地，由于时代和地域的改变，以及文人们在蜀地受到的不同礼遇导致政治地位的不同变化，文人的心态和诗歌创作在入蜀前后也呈现不同的特征。”

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宗教文化独特视角审视五代巴蜀文学的研究成果。如李柯《隋唐五代巴蜀仙道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认为巴蜀王朝的后妃诸如徐太后、徐太妃、李舜弦等人创作了大量仙道诗歌。文章进而指出后妃之所以创作仙道诗歌，除了平日里受到道教、道人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她们随帝王出行游览山川奇景之时，视野豁然被打开，给予她们强烈的心灵震撼。又，吴羽《晚唐前蜀王建的吉凶时间与道教介入——以杜光庭〈广成集〉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认为杜光庭所撰的斋醮词中有丰富的关于时间感知、塑造的材料。进而指出，在唐亡之际，王建运用祥瑞来宣示新时代来临的手段更加娴熟。此外，刘斌《试论五代西蜀词的道教因素》（《名作欣赏》2007年第16期）从词牌、仙话、题材、语汇四个方面揭示了道教对五代西蜀词的浸染，进而论证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以地域文化的独特视角分析探讨巴蜀文学的研究成果亦很多。如慧绘《前后蜀时期的蜀文化概貌》（《文史杂志》2014年第2期）认为前后蜀时期，外来的文人已将自己融进了巴蜀文化的血液里，并试图构建具有北方移民因子的蜀地新文学。韩云波《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通过对文献的计量分析和比较研究发现，五代西蜀词在题材选择及艺术表现诸方面，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又，金思思《巴蜀文化视域中的〈花间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3年）分析了十八位花间词人与蜀地的渊源（或为蜀籍或宦旅蜀地），进而从《花间集》题材的选择和艺术风格两方面揭示出了《花间集》的巴蜀文化烙印。此外，周涛《从花蕊夫人〈宫词〉透视蜀地宫廷文化》（《四川戏剧》2004年第4期）认为要了解蜀地的宫廷文化，花蕊夫人《宫词》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研究素材。作者进而从花蕊夫人《宫词》中所描写的宫廷建筑、游艺习俗、节日习俗、宫中日常生活五个方面，对五代时期蜀地的宫廷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讨。

这一时期，学人对五代巴蜀文学对宋初文坛的影响亦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如康宝岑《北宋前期文化重心的成因》（《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认为，南唐、吴越、荆南、南汉、后蜀、北汉的国家大臣被集中到开封后，形成数量众多的上层移民群体。作者指出，各地方政权的文人向开封等地区迁移定居，南北文士互为师友，互相唱和，取长补短，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又，张兴武《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中华书局2009年版），认为从图书的来源可以看出，宋初文化赖以复兴的基础，主要由统一之前的汴洛、西蜀、南唐及吴越四方面力量熔铸而成。作者进而指出，西蜀、南唐及吴越等国作为军事及政治上的失败者，其原有文化资源只能被统一政权吸纳整合，从而为新的大一统文化的重构做出贡献。此外，王瑛《论前后蜀文化的发展及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认为前后蜀在承唐启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作者指出，前后蜀文化的发展不仅代表了五代文化发展的水准与高度，而且对宋初的文化重建工作及宋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对研究现状的思考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五代巴蜀文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谭兴国《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把唐五代入蜀诗人作为巴蜀文学的一部分作了专门介绍，书中偏重于史的一般性论述。杨世明《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四章第七节集中介绍了唐末五代的入蜀文人，如贯休、韦庄、崔涂、郑谷等。该书的第八节集中介绍了唐末五代时期的蜀籍文人，如唐求、黄崇嘏、花蕊夫人、幸夤逊等。曹仲芯宁《韦庄入蜀及其蜀中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09年）考证了韦庄现存诗歌作品中交往密切的六位诗文好友，文章还深入探讨了韦庄的入蜀心态及晚年寓蜀时期的诗歌创作特点。张仲裁《唐五代文人入蜀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利用前人丰富的考证成果，清晰全面地整理了唐五代文人入蜀的行踪事迹。第五章“入蜀文人的巴蜀书写（上）”以交通地理的独特视角探讨入蜀文人文学创作，第六章“入蜀文人的巴蜀书写（下）”深入研究巴蜀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与文人创作的互动关系，如“西蜀景观书写”“成都故事”“锦里新声”“成都绘画”等。张海《前后蜀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章“前后蜀作家考论”，对前后蜀时期的三十多位诗文作家进行了集中考证。书中第三章“前后蜀著作考略”，对前后蜀时期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文献资料进行了集中考证。此外，书中列出了专章专节对前后蜀时期的诗词创作、文章创作和小说创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严正道《唐五代入蜀诗与巴蜀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将唐五代入蜀诗作为一个整体，书中从巴蜀文化的角度切入，在唐诗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通过深入细致的作家分析个案全面探讨了五代文人入蜀诗发展演变中的文化因素。

当代学人对五代巴蜀文学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项承前启后彰显“文化自信”富有朝气活力的开拓性工作。

五代巴蜀文学与唐末、前蜀、后唐、后蜀、宋初五个不同历史时段的王朝政权密切相关。身处每一个王朝时期的文人群体，分别感受着异质独特的时代文化气息，他们的聚合生态、价值理念和创作意趣有着阶段性的流动变异。本研究课题以流动化的审美视角，全面审视巴蜀文人的聚合生态及文学创作面貌，力图把五代巴蜀文学从以往唐末文学的附庸或宋初文学的前缀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阶段加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