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史研究的重新开始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史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党史研究开始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为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准备了基本条件。随着发端于党史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党史学界渐次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逐步突破原有的党史禁区，从而推动着党史研究重新开始。
一 酝酿与准备
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政治局面也趋于稳定。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下，拨乱反正工作得以初步开展，自由与包容的思想文化潮流也日渐滋长。历经极“左”思潮的长期禁锢和破坏，学术研究呈现出百废待兴的局面。学术界主张“要砸碎‘四人帮’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副副精神枷锁，来一个思想大解放……要大力开展创造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繁荣昌盛社会科学事业”[1]，历史学者也呼吁“学术问题上，提倡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提倡百家争鸣”[2]，清理极“左”思想带给历史研究的流毒。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文化大革命”时期饱受摧残与压制的党史学科重新获得了生机，党史研究逐渐开展起来了。
党史研究开始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76年底至1977年初全国掀起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以及纪念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活动。中共中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3]并且提出要注意做好党史的研究与宣传工作。
由此，党史研究工作开始酝酿起来。张静如、丁守和、陈铁健等一批党史学者得以重返岗位，渐次恢复中断多年的党史工作，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一些带有研究性质的党史学习文章，对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和重要理论进行了初步的阐述；[4]武汉大学历史系也编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革命实践活动大事记》上下两册，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生平的主要活动，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最早研究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之一。[5]为了纪念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叶挺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史学界还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李新等党史学者召开会议，积极筹备编写老一辈革命家的年谱、传记以及关于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的简史，胡华也于1977年撰写出《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学习朱德委员长的革命精神——记朱德同志从八一起义到会师井冈山的光辉历程》和《南昌起义史话》等党史著述。[6]同时，以《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为代表的各类报刊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带有纪念性质的党史文章，重新回顾和评价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理论及其领导参与的一些重大革命活动，恢复了部分党史的本来面目。[7]当然，这一阶段的党史著述不免沿袭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普遍的行文风格和论证框架，仍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理论，有的甚至还存在一些史实失真或谬误的问题，但却是党史学人重归党史研究领域的开始，为其后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和党史研究的重新起步准备了必要条件。
随着揭批林彪、“四人帮”工作的不断深入，纠正被极“左”势力歪曲和篡改的党的历史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编写一部新的党史通史正本的呼声也日益强烈。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提出，“研究我们党的历史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老同志如果不去研究，留给下一代，那就更困难了”。陈云也在批判极“左”势力的基础上强调指出：“阴谋家、野心家为了篡党夺权，总要篡改历史，这是一条规律。有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党史资料，有了全党公认的党史正本，即使以后出现野心家篡改党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就可以把确凿的史料拿出来，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8]这实际上指出了党史研究具有“存史”“资政”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是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也强调了研究党史的重要性，提出全党、全国“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9]。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恢复和整顿“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取消的地方各级党校，并要求党校必须组织学员“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0]。其后，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再次指出：“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重大任务，就是研究和编写党史”。他号召党史工作者“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并在老同志们的支持下“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11]。中央领导人的倡议和支持为新的大规模党史研究的开展准备了基本条件。
然而，极“左”思想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党史就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错误理念仍然在当时占据一定的地位，“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提出更是给党史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下，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反复阐述党的优良传统的做法来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成为实事求是研究党史的先行者和倡导者。1977年4月，邓小平就提出了“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重要表述，并在这一年的好几次谈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12]1977年9月前后，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中，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也纷纷发表相关文章，明确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强调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聂荣臻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发展，集中阐述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中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强调了恢复和发扬这一优良作风的极端重要性；[13]徐向前在总结党同张国焘及“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14]张鼎丞详细回顾了延安中央党校在整风运动中贯彻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光辉历史，[15]陈云则强调了坚持实事求是作风之于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16]可以说，正是他们关于实事求是的集中论述，有力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氛围的形成，从而为大规模党史研究的重新开始扫除了障碍，树立了实事求是研究党史的典范。
二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影响
思想观念的更新需要一定的时间，不会一蹴而就。中央党校开展的党史教学改革及其党史问题的大讨论，击中了极“左”思想以及“两个凡是”的要害，拉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浪潮的序幕，成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策源地。自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胡耀邦就开始着手各项恢复、整顿工作，不仅严正揭批各种篡改、歪曲历史和党史的卑劣行为，筹备党史通史正本的编写，更是直接领导了关于党史课程教学新方案的讨论和修订工作，提出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17]。1977年12月，在主持中央党校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党史课程教学方案提要时，胡耀邦进一步指出：“十几年的党史都讲歪了……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18]在党史研究中通过实践来辨别各种是非，胡耀邦的这一重要观点，实际上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一扇通向真理之门。这道门一打开，党史研究就可以开始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19]。之后，多次修改形成的题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党史教学内部讨论稿，进一步提出了三条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20]。这条党史研究原则的提出，对实践标准问题阐述得更加明晰和准确了。1978年4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央党校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四不主义”[21]，组织800多名学员和数百名教职人员对这份党史教学内部讨论稿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讨论，使他们思想上开始理解和接受实践标准，推动了思想解放。在热烈的思想碰撞和争论中，一些学员突破了党史教学内部讨论稿的既有范围，提出并思考事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标志着党史研究的禁区开始被打破。正是在这次党史问题讨论后，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与参加过党史问题讨论的学员相互合作，酝酿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22]
这场发端于党史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兴起之后，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遂向纵深挺进。一批党史工作者纷纷抖掉思想上的枷锁，积极参与其中，提出党史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突破了“左”倾思潮制造的部分党史禁区，创造了推进党史研究重新开始的重要契机，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思想也开始潜滋暗长。
其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促进了学界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从而为此后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结合党50多年来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学者在讨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统一，是一个发展过程，唯有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只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才能发展地、全面地、准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每一原理，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23]其二，思想解放大潮的彭湃和激荡，渐次消解了原有的“左”的党史研究理念，新的以实事求是原则为核心的党史研究理念开始孕育。党史学者强调指出，“路线斗争只是党内矛盾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党史的全部内容，尤其不能等同于敌我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抛弃实践的检验标准，把“党内路线斗争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关系颠倒过来”，则是林彪、“四人帮”破坏党史研究和宣传的一个恶劣手段，现在应该立即“恢复路线斗争本来的地位和作用”，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24]其三，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步展开之后，党史学者较为系统地清理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集团“伪造党史的罪恶活动”，开始对被极“左”势力篡改的诸多党史事件和人物进行重新评价和还原，表明党史研究已经重新起步。[25]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分别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等重大党史事件的本来面目也开始逐渐被还原，等等。如张静如的《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一文，在简要回顾李大钊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努力为贯彻党的正确路线而工作”，再到“英勇不屈从容就义”的辉煌一生的基础上，肯定了他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为李大钊正名的论著。[26]其四，部分党史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党史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对如何认识党史学科的性质、内容、特点和意义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初步阐述，力图剔除极“左”势力强加给党史研究种种学理上的谬误，为其后党史学科的恢复重建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27]
1978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中共党史教学和党史讲义编写座谈会”在杭州大学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8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29名党史工作者会聚一堂，探讨和总结了新时期党史教研工作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理论，其本身有一个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是随着50多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而不断完善起来的，“不能要求无产阶级领袖没有一点缺点错误”，因而在党史教学研究中就“必须完整准确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注意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求真理，发展真理”。在关于阶级、政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党史学者提出，编撰各类党史著作“应该在阐述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实践活动的同时，充分反映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活动，反映群众及其英雄人物的活动”；在关于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还是右倾问题上，党史工作者总结50多年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认为“无论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革命都是不利的，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左’倾机会主义更为危险”，我们更要特别注意警惕。此外，党史学者们还就刘少奇问题、党史上的冤假错案问题、总结党史经验教训问题以及历史人物评价、党在白区工作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认为“党史上有些问题，大家的认识不一致，应该鼓励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促进研究的进步，“就是党中央编出正式的党史后，也不能照本宣读”，仍旧需要开展党史研究工作。总之，大多数学者赞同党史研究要贯彻“双百”方针，主张“科学无禁区，有禁区就不是科学”，强调“应该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开展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28]这些观点的普遍提出与认可，表明党史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极“左”思想的长期束缚，党史学界开始尝试反思和总结“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50多年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次会议洋溢着浓郁的思想解放气息，成为党史研究领域拨乱反正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