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朝见和朝辞的影响

朝见、朝辞制度虽然在不同时期的执行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它并不是皇帝与官员一种简单的见面形式，它对当时的政治，对官员个人的仕途等都有较大的影响。

1.官员个人朝辞、朝见时的表现，会对其仕途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上殿奏对时，如果官员年老昏聩，或者奏对不称旨，就可能被罢免所任职务。如，屯田郎中霍交被任命知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进对后，宋神宗对大臣说：“观其识见鄙浅，全不晓习法令，不可奖拔，可选官代之。”[62]

陛辞后升迁的例子也不少。如高镈被任命为权发遣登州（治今山东烟台市）后，因为其奏对内容被宋神宗欣赏为“进对论事，精神详敏”，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从而获得提拔重用，改任为权发遣荆湖北路转运判官。[63]王蔺受命将出守舒州（治今安徽怀宁县），陛辞时，“奏疏数条，皆极言时事之未得其正者”。宋孝宗认为王蔺的奏章反映出他耿直敢言，很快下诏改除王蔺为监察御史。[64]乾道四年（1168），徐子寅被任命为知无为军（治今安徽无为县），因为陛辞时所奏两淮事情（屯田营田、归正人问题等）很受宋孝宗赞赏，此后，徐子寅长期在淮南任职。[65]

一般认为，当时宋代的上殿奏对制度是皇帝查验知州人品才能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关乎吏治好坏的大事，因此，这一制度深得大臣们的赞扬：

恭惟孝宗皇帝留意吏治，郡守陛辞，必加考察，或以失仪而罢免，或以称旨而擢用，或以疾病投置闲散。故循良之吏布满郡国，有以成乾道淳熙之治。[66]

“王晓以朝见而除郎官，王蔺以陛辞而除御史”，孝宗朝严格执行“百官陛对”制度，成为后世君主学习的典范。[67]

2.朝辞、朝见制度的落实，对规章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影响。

官员辞见时的某些建议若被釆纳，则会对某些制度条例产生影响。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八月，王瞻叔知荆门军（治今湖北当阳市）代还入见时，奏请宋高宗组织人力编集南宋立国之后的宽恤诏令。而知惠州郑康佐亦指出，“守令奉行诏书不虔”，请求“编类成书以赐”。宋高宗接纳了这些建议，组织人编写了200卷的《绍兴宽恤诏令》。“其后淳熙、庆元皆有之”[68]。当然，因朝辞、朝见提出的建议而改变的往往是一些具体问题，不像中央重要官员参加的朝堂朝会奏事那样，往往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

3.朝辞朝见制度成为一种政治传统被长期坚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吏治。

地方大臣的辞见与奏对，有助于保证下情上达，是沟通中央与地方信息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建立君主与地方长官的信任关系，因而被赋予了更大的政治文化功能，甚至被当作“祖宗家法”，备受官僚士大夫赞扬，因此，朝中大臣会时常提醒当朝皇帝务必遵守这一祖宗旧制。

元祐五年（1090），苏辙在奏章中即称：“本朝故事，每当视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谏更迭进见，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所以为上耳目者，其众如此。”[69]元祐八年九月，苏轼知定州兼河北西路安抚使，本该上殿朝辞，但是当时朝旨不许他上殿面辞。苏轼因此上奏说：“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他还提醒最高统治者：“臣闻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能自达。”“废祖宗临遣将帅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其结果将是下情不能上达，“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70]

南宋时，官员士大夫更是不断地重申这一“祖宗故事”。绍兴二年（1132）八月，左司谏吴表臣进言：

时方艰危，州郡获全者无几，正赖贤守以循抚之。望用艺祖、汉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应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归赴阙者，并令引对。一则明示朝廷谨重郡守之意，使之尽心；二则可以揣知其人之贤否，与其才之所堪，从而褒黜；三则自外来者，可询其所以为政，与民情风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71]

宋高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时，黄公度也称：

国朝故事，二千石辞见天子，皆临轩遣劳。盖以重师帅之任，而欲知民之休戚也。[72]

蔡戡曾盛赞汉宣帝、唐宣宗面见刺史之制，并认为宋孝宗“每除郡守，必使陛辞”之制，是关乎吏治之大者。“此制一行，不待汰斥，而老者病者、愚懦无能者，莫不望风引退，州郡长吏往往得人，天下阴受大赐，甚盛典也。”[73]

宋宁宗时，曹彦约也把“外任官之有朝见、朝辞”和台谏之议论、给舍之封驳、侍从之论思、史官之直前、朝殿之轮对，等等，都看作是皇帝集思广益的信息渠道，是祖宗“求言”之善法。[74]甚至在科举考试的“策问”题目中，“牧守之陛辞”也是被论述的题材。[75]

正因为朝辞、朝见制度很受重视，所以宋代出现了官员在朝辞时想方设法投皇帝所好，而额外获得重用的事例。[76]也出现了在朝辞、朝见过程中产生的、被广泛流传的一些逸闻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