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进路
哲学的时代背景非常重要，毕竟没有人能够脱离他的时代生存和思考。个体的情怀尤其重要，没有个体的生命情怀，也就不会有具体的情怀的思想结晶和理论建构。当然思想主要是概念范畴，需要从时代和情怀中升华凝练而后确证生成。
一 马克思哲学的课题传承和批判语境
马克思哲学诞生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际，与德国古典哲学一样面临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文明的自身矛盾问题，即立足于人本立场建构现实自足的文明形态的问题。在哲学上，黑格尔称之为“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只不过，德国古典哲学依然以脱离现实人类实践的抽象假说和先验逻辑作为解决问题的依据，黑格尔强调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强调感性自然。马克思哲学则强调立足人类现实实践，在现实实践的矛盾斗争中寻求问题的革命性解决。
1.为现代化张目：近代西方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问题面向
从人类历史的基本走向、主要经验和理论议题来说，最近500年的世界史和最近180年的中国近代史都是人们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文明的现代化历史。
从15世纪新航路的发现开始，然后到15、16世纪文艺复兴思潮涌动的历史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欧社会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初期阶段，社会思潮总体趋势是鼓噪现代化。这个时期，虽然现代化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已经部分性出现，但是并不成压倒性规模，现代化的哲学理论只是逐渐萌芽。比如中世纪的唯名论者和英国早期的经验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算得上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进行思想抗争和思想奠基的现代化哲学家了。这时的哲学思想家开始利用中世纪神学哲学的某些思想形式和思想空间独立、理性地思考，努力坚持符合经验、理性尺度的正确认识，与旧的思想、宗教蒙昧主义的统治进行抗争。虽然这种抗争是局部的，是少数人的，因而显得很微弱，但是相对于在过去居于压倒性文化思想影响力的宗教氛围，这种带有执拗理性气质的思想探索已经走在为未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积蓄思想力量的黎明前夜的路上。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资产阶级逐渐展开更多价值观、认识论方面的哲学抗争，用新的价值尺度和人性理论抨击旧的思想体系，阐发“以人为本”的新信仰、新价值观、新人性论、新文明观。这种思想斗争，一方面在具体时段的历史线索来看是新型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权利主张，资产阶级和近代资产阶级价值观、思维方式的系统理论构建，是与封建主义实践哲学相对而言的资产阶级现代化生存方式的合法性申明；另一方面，从整个人类生存方式和生存哲学的角度看，这种思想斗争也具有促成人类历史、文明和生存哲学“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长远历史意义。在哲学形态学上看，从近代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目标来看，文艺复兴开启的思想启蒙和哲学批判运动，实际上既可以说整个哲学史是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理论演进过程，也可以说是现实的现代化历史上相伴相生的哲学现代化进程。这种哲学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历史大体同期，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反映而产生。在范围上既包括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自发形态，也包括西欧国家，比如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具有哲学性质的思想成果。
相对于以往的哲学革命而言，近代资本主义现代化哲学的理论构建借助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和抗争抓手，即认识论。依靠认识论，资产阶级实现哲学研究的转向，从而也实现了从世界观到价值观的全面转型。认识论原本就是哲学研究最具学科特色的基础构成部分，任何时候的哲学思考都不能缺少认识论的元素。即使是最早的西方哲学家泰勒士，当他说出“万物的始基是水”或者“水是万物的始基”的时候，事实上作为哲学的奠基事件，其最本质的意义实际上并不在于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论证，相反在于认识论的突破。从前的神话、传说、史诗、宗教已经建立了某种世界观、价值观等，却在认识论上缺乏充分的反思和实现高度的自由。人们据以判断某种世界观或价值观正确与否的，往往不是确切的经验或理性，而是混杂了经验、理性、权威、迷信、习惯甚至不靠谱的神秘体验。只有哲学，开始把认识建立在明确和坚定的经验归纳和理性逻辑的基础上，才开始有意识地要求在可靠真理和偶然意见之间明确区分，开始把真理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把与真理相适应的认识方法作为基本手段、路径和尺度。历史发展到中世纪以后的时代，近代资本主义现代化哲学不仅仅实际地开展认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借助认识论展开对以往所有哲学认识成果、认识方式、认识逻辑的彻底反思，由此把人类对自己生存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反思提升到一个较为全面彻底的程度，进而使得认识论成为整个哲学研究的更加重要、更加醒目的思想形式和思考环节，使得认识论具有了更加普遍和基础的哲学意义。借助对认识的一种反省和批判，实现新哲学与旧思想告别、脱钩，与传统的思想进行一次坚定的决裂，从根本上进行的一次坚定的否定。
以英国为主的经验主义和以欧洲大陆为主的理性主义，两者都借助认识论批判过去的宗教世界观，清算过去封建主义的实践哲学。封建主义实践观借助有蒙昧主义倾向的宗教世界观实现，推崇蒙昧主义认识方式，提倡所谓“先信仰再理解”的认识路径。用神秘的、不可论证的、不可澄清的说法来掩盖事实，说明神存在、上帝存在。进而在蒙昧主义宗教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生存理论的掩护下，建立封建主义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统治秩序理论。针对于此，经验主义则提出以经验来判定认识是不是真理，认为要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必须以经验，以感受为基础。认识来源于直接的感觉，然后把感觉整合成为整体，形成知觉。然后知觉多样化形成一种印象，形成感性的认识，再从感性的认识中提炼出稳定的、不变的、有规律性的东西，由此整个认识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保持总体相同的时代诉求，也同样以认识论为抓手与传统的封建主义相斗争。不同的是，经验主义着重指出，封建主义哲学没有办法用经验途径来论证神的存在，所以只能无端贬低感性的人、真实的人、自然的人、经验中的人的价值和能力。经验主义认为真理的形成的基础、初始和判断的标准都是经验。经验是什么？经验就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闻到的东西，经验的主体无疑是人。进一步来说，感觉又是什么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感觉是人的主观的东西。由此不难得出结论——真理性的认识是建立在人的主观感受的基础之上的。事物的客观样态，并不是完全脱离人的主观感受能力而存在的，而主观的感受依赖于眼睛、耳朵、大脑的感觉能力。就像哲学家贝克莱说过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于是，所谓事物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感觉的复合，因为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每个人的感觉不同，所以存在也不同。如果经验是基础，那么主观的东西就是基础。这样说来，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过的与别人都不一样，有相当大的主观色彩，真理的绝对客观的基础就不存在了，经验主义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对客观真理的否定。休谟就此认为，对事物的把握、对真理的经验性认识，其实就是人们的因果联系习性使然。人们由于“因”“果”两种本为独立存在的现象的反复多次相随出现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惯性期待，一旦看到扮演“因”的角色的现象就会习惯性期待扮演“果”的角色的现象出现。按照经验主义的讲法，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我们主观的一种习惯，会把这种现象与那种现象联系起来，看成固定的联系，但这种固定的联系在客观上不是存在的。经验主义把作为真理的保证基础经验否定了，自己否定自己，难以自圆其说。导致最后经验主义走向不可知论、怀疑论。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即经验主义哲学彻底推翻了前现代意识形态的绝对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使得以有限经验和特殊利益为基础建构的旧形而上学、旧认识论、旧信仰等意识形态失去了绝对真理的威力。相应地，也就极大肯定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理性主义侧重从理性认识的视角表达对于传统封建主义认识论的斗争意向，着重指出认识不是只凭借经验，更重要的是对事情、对现象进行概念性、逻辑性和本质性的把握。因此，认识发生和成为真理性认识的根本条件是认识的理性选择、判断能力。在判断的前提未经严格批判和审查的情况下，判断往往是不准确的、不可靠的，正确的判断可以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前提。因此，对判断的前提、方法进行严格认真的批判和审查，是认识真理性的重要保障。各门学科大体都会遵循一些基本相通的叙述进路，即先提出某些基本的理性认识（公理、共识、初始概念），然后由既有的理性认识去进行新的推理，进行判断、探索、创造。这种思想方法吸收了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也是理性主义对认识论和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贡献。现实中，认识的“理性的装备”不同，感受往往也就不同，认识的质量和效果也就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性的确是认识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条件，以所谓“纯粹的感性经验”作为认识的起源和真理的判断标准并不绝对正确。
当然，理性主义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理性主义认为认识总是在一定的理性能力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在认识进行的时候，大脑一定掌握了符合于逻辑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才能据以去判断外部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也就是说，需要通过脑子里已有的概念，对所面临的现象进行一种判断。但众所周知，人类脑中形成的概念也有对错之分，很多时候对当事人而言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所主张的认识是自然而然的、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而在客观上往往并不如此，甚至完全相反，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理或道德往往很有可能只是某种狭隘、粗陋的落后意识形态偏见而已。举个例子，中国哲学中讲到“良知”，有些学派把“良知”的地位和作用无限拔高。但其实人们都知道，某些人的良知有的时候也具有武断、片面、粗陋的性质。而且，主张把“良知”看作认识和道德绝对标准的学者，往往很难自觉反思自己所谓“良知”是否可能只是一种偏见或迂腐之见。事实上，现实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情况，主观主义者往往过分执着地坚信自己的那一套观念，从不怀疑自己，不容置疑、刚愎自用。有太多的事实能够证明，越是固执地相信和自以为是“良知”化身的人，越是“以理杀人”的元凶。所以，极端固执的理性主义在现实世界的极端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是独断论，在社会中就是专制主义独裁者。
由此可见，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其实都存在着理论建构逻辑上的重要局限性。但是，在反对封建主义哲学，在以认识论为哲学抓手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和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建筑基础这一点上，它们的立场是共同的，也是坚决的。应该承认，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也有利于哲学认识论的理论发展。科学需要实验，需要经验认识，也需要把经验认识上升为对事物的本质性、规律性的认识，通过一种特定的条件，把它变成一种可观察、可验证的认识成果。同时，科学也需要借助和建构、重构理论体系，用数学、概念、命题和逻辑建构理论化、系统化的认识系统，包括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都强调以人的认识能力为认识的基本条件、基本途径和基本尺度。在现实中，人的认识能力，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其实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不完善的。所以，近代哲学认识论如果确信认识也要“以人为本”，即以人的目的、能力、方式和尺度为基础，那么认识有没有人以外的尺度和根据？比如，超越于人类之上的“神”是否存在？又比如，到底有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康德面对的问题是把“经验主义不可知论”和“理性主义独断论”两者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虑，考问经验和理性各自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批评休谟的怀疑说，另一方面批判独断论，批判旧哲学的唯物论、宿命论、无神论、感觉论和迷信。[22]科学认识主要是对经验现象的“知性”判断，但这种局限于经验范围和知性能力的自然科学为什么具有真理性，为什么是可靠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似乎都不能完全解释清楚。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解释自然科学的有效性？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事情，去改变自然？进一步追问还会注意到，哲学的真正目标并不局限于获得客观真理，还要获得实践智慧。“所以纯粹理性在其实际适用上（道德的理性），结合知识和吾人最高的实践兴趣。”[23]完整的实践哲学不只有科学一面，还有信仰、道德的方面。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斗争冲撞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人们的道德判断如何形成，我们应该坚持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应该怎么样去提升自己，形成可靠的道德和实践智慧？
从整个人类生存方式现代化历史的视角来看，在资产阶级主导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背景之下，资本主义实践哲学的自身建构必然面对知识和信仰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生产力类型的历史性革新，生产力的迅猛增长，我们的物质、科学、知识、能力一直在发展，我们对社会物质福利的满意程度总体上期待更多，欲望不断成长。但是另一方面，物质上极大丰富并不同等于增长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剥削阶级才是社会物质进步更切实的得利者。更普遍的问题在于，无论是得利者还是相对的被剥夺者，被不断增长的欲望、期望值鼓动，“获得感”并不相称。为了所谓非常有限的物质利益上的“获得感”，人们付出的尊严、焦虑、健康、和谐等精神成本更加普遍、广泛、深切，人们在精神上的痛苦常常感受更加深刻，精神愈加单向、贫乏、苍白，被剥夺感、无助感更加明显。简单点说就是，科学认识在成长，价值体验在下降。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和现代精神心理体验习惯形成的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之初，传统社会的价值信仰被推倒，新的信仰没有建立起来。旧信仰被解构，新价值尚弱势。所以，康德要解释整个现代化中间一个恒久性的问题，就是知识和信仰的关系问题，所以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常常把康德作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因为康德真正抓住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用理性知识打破了旧信仰的权威，但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尚没有自己的信仰共识，那么现代社会的信仰究竟要怎样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实践哲学自始至终都要面临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及时发现和全面研究，是康德哲学的突出贡献。也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而正面提出并系统研究知识和信仰、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康德不仅成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的超越者，也成为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甚至成为整个现代世界的实践哲学奠基人。
康德哲学实际上集中体现在著名的“三大批判”上，三个主题在三本著作中得到集中、深刻的阐述。第一个批判叫作“纯粹理性批判”，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著作里。纯粹理性批判指的是，纯粹的理性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不涉及自由实践，对外部事物进行判断，对事物的客观性的认识，更多是关于“现象”的认识的形式、阶段和机理的研究。认识的第一个形式是感觉，最初是时间、空间的感知能力。之后，用对时间、空间的感知去对自身以外的事物进行规整。这其中，人们认知能力、感觉能力通过时间、空间的形式在认识中发挥主动作用，筛选认识的材料，塑造认识效果，形成所谓感性认识。这个过程，认识一定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主观的形式和外部的材料相结合。它既不是纯粹主观的，也不是纯粹客观的。再进一步，认识不仅仅有感性能力，还有知性的认识形式。知性认识形式，如时空感知、知性范畴等，用于对事物的相互关系，比如因果关系，原因、结果、必然、偶然等的内容进行认识、选择、统合，在感性的基础之上，形成知性的认识。由此，感性的认识已经不再是对事情的原本自在状况的认识，而是既建立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之上，也包含了知性认知形式的作用。比如，自然科学就是一种先天综合判断的认知的效果，既具有经验来源，又具有理性基础，既对现有的东西进行认识，也有前瞻性，对新认识的加入和延伸。
但问题在于，我们对事物的客观有效的认识只局限于对“现象界”的认知过程。不管是感性认识，还是知性认识，都不是对事物原本状态的认识，认识不是纯粹客观的反映，毋宁说是主动构造，有什么样的认识形式、认识能力，就有什么样的认识的效果。所以，对于事物的“本体”什么样是无法知晓的，人不能够超出自己的认识形式获得认识效果。所以理性、知性的认识，既有必然性的一方面，也有局限性的一方面。不能够把握事物原本的状态。比如，世界本质是什么？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知能力，所以我们除了靠知识以外，还得依靠信仰。人在世界上存在不仅仅是接受外部信息的过程，还是实现自己的过程。但是如何实现，能不能实现有价值的东西，对这种“应然”的认识很难保证其客观有效性。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同时又是否定性的、超越性的认识，是对主客观的一个统一的跨界性认识。信仰没有经验作为绝对的基础所以不能把绝对的客观事实作为基础。信仰不是科学，不能依靠感性认识和知性认识，要以实践理性来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人，特别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是要高于本能的。道德不是经验事实，不是利益要求，相反是超越“准则”的道德法则的绝对命令。
可见，康德直面现代化历史中的一个全局性、根本性认识论难题：信仰高于人类自己的自在本能，要建立起高于自己可能自私自利的欲望的价值。一方面，人要依赖和肯定人的感性现实性；另一方面要在知识、物质、科技、经济发展之上追求道德价值的超越性、自主性、稳固性和持久性，需要超越感性和现实性。这种超越必须是主体性效果或效应，必须以人自己作为主体，这就突出了人的主动性因素。不论是感性认识、知性，还是信仰，都是建立在我们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原则。
费希特认为，认识的主体性具有根本性意义，认识彻底立足于主体性逻辑原点。“斐西特之基本思想是自由之概念，他认此概念为批评哲学之关键，他以意志或自我不是万物中之一物——因果链锁中之一节——乃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活动。……一切知识以之为根据，理论的理性与实践的理性亦以之为根据，所以知识之研究足证是哲学研究之首要。”[24]整个的理性，整个的社会、生活、文化都建立在人的主体性认识能力的基础之上。主体的纯粹自我设定自我，然后在自我的基础之上设定了非我即自我的对象。主体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自我在设定非我的时候，非我又反过来限定了自我。于是，自我在这种情况之下要进行新的设定，设定自我和非我的关系，主体既超越非我又超越了自我。费希特认为，认知由自我开始，整个知识系统就能够完整地建立起来。继费希特之后，谢林力图在绝对自我的基础上建立起“绝对”这个概念。“然而自然与精神，本质与思想，并不是如斯宾罗撒之主张，为绝对之并行的两面，乃是‘绝对’精神之进化之各阶段。绝对自行发展，有一种历史；他是一种进化的程序，其最高的目标是自我意识。”[25]精神有信仰的部分，也有知识的部分，各有各的职能，但实际上各个部分其实又是内在同一的。自我和非我具有同一性，同一认识的局部之间也具有同一性。因此建立了所谓强调绝对同一的同一哲学。“总之，谢零以绝对为精神与自然，无限与有限之统一或结合，以理想为在思想家之自我意识中，自由意志之行动之中，美术的创造中，或宗教的感情之中，由直觉以达于此原本之知识。”[26]
黑格尔哲学在之前各位哲学家的认识基础上发现、建立了以“绝对精神”为根本原点的解释经验世界合理性的逻辑体系，也是一种以“绝对精神”为终极参照的辩证的认识论思想体系。黑格尔认为“哲学之职务在认识自然及全部经验界，研究并了解其中的理性……万物皆有一个意义，世界中之一切程序皆是合理的……哲学之职能即在了解理性作用所依据之必然的法则，所以逻辑与玄学是一体”[27]。然而康德哲学存在着难以化解的认识论问题，观念与真理相互对立，知识和信仰相互对立，主观的利益和道德选择相互对立，都是分裂的。这种分裂和对立，根本上是由于对绝对精神辩证法逻辑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方法造成的。黑格尔认为，实际上，知识和信仰、观念与真理、逻辑与实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只不过，黑格尔认为这种内在的同一性又是在内在的不统一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知识和信仰怎样构成一个整体，怎样构成我们完整的人生经验，构成人生的精神世界呢？黑格尔用辩证法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精神不仅是主观的东西，还是客观的东西；不仅是自然的东西，还是社会的、人类的东西；不仅是过去的东西，还是未来的东西；不仅是知识，还是信仰、精神构成一个多样性有机而又完整的统一体。统一不是单一的自我统一，相反是包含对立要素和力量的多样性、过程性、阶段性的统一。所以，近代以来思维与存在、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并不是完全分裂的。信仰其实是建立在过去的知识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知识其实是建立在一定的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看起来好像各自分裂、水火不容的要素存在于一个完整的整体里。整体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既有内在的联系，又相互差异、相互对立、相互排斥。不能否认，知识的原则和信仰的原则在生活中往往是相互排斥的，但是这两者又能够形成完整的人生经验。矛盾必然产生，难以避免，但是有张力的统一同样具有生动的必然性。有张力的统一是高级的统一，是产生自我发展的能力的精神有机体，结果就是使得认识不能停留在任何一种状态，必然是在相互促进、相互在矛盾中推动知识成长，知识造成了一定的信仰。一定的知识又推翻了一定的信仰，信仰反过来塑造知识，对知识进行约束，人类的精神是一个整体。人类的精神不仅仅限于人类，而是与整个大自然保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两者互相启发、互相促成，由此产生的逻辑力量、逻辑原理是一种超乎个人、超乎自然之上的辩证法逻辑。辩证法无处不在，每一个事物都有，又超越于每一个具体事物。这种精神不限于具体，又存在于具体的精神即绝对精神之中。绝对精神的主要特点就是，不同的要素共同构成统一体，不同的要素存在差异，趋向对立，同一性是建立在斗争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是一个动态的、有活力的整体性联系。因为是整体，所以不同的要素之间形成矛盾。因为有矛盾，所以整体会不断变化。人类历史从逻辑方法上来讲就是服从辩证法的，就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从总体性的、动态性的，特别是精神性的，有能动根源的方面去看问题，这大体上就是黑格尔建立实践哲学理论体系的方法。
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马克思自己也曾经在中晚年的时候公开地承认，当别人把黑格尔当一条死狗去打的时候，忘记了黑格尔的时候，他仍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所以黑格尔哲学非常重要，理解黑格尔哲学是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前提。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黑格尔延续了实践哲学的主题即资本主义现代化条件下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论重建，而马克思却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进一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实践哲学的革命。它们主观上都不是宣布绝对真理的，都承接了前人的实践哲学问题并且予以批判性革新。但是，只有马克思真正站到“人类社会”的时代高度，这是所有德国古典哲学不具备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资本主义思想环境、文化环境、历史时代背景下“解释世界”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则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忠实于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则把辩证地否定这个时代当作自己哲学的宗旨，马克思哲学是新时代的实践哲学，是把现代当作革命实践对象的有的放矢的一种实践智慧。
2.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构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时才十七八岁，还只是一个初出家门的稚嫩青年，还在初步尝试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力图展开雄心勃勃的学习计划，另一方面一旦受挫就转而去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消沉的那段时间其实非常短暂，其间马克思也曾经被选为特里尔同乡会主席，参加了青年作家协会（这是一个具有当时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倾向的组织），还与他后来的爱人燕妮约定了终身。马克思到柏林大学以后学习法律，是出于子承父业的考虑。法律学习充当了他走向哲学的跳板。德国当时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法律，那么对法律本身意义或深层追问的思考就上升到了哲理性的方面。马克思不满足于只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就是在这种知其所以然的对真理的追求中，马克思逐步打开了通向哲学的大门，进而实现了从康德主体性浪漫主义哲学到黑格尔绝对理性辩证法哲学的转变。
德国古典哲学看起来十分抽象玄远，实际上肩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历史使命，就是思考整个欧洲发展都正在面对的现代化问题，特别是深入思考把握社会历史现代化过程中历史变迁的合理性与合规律性的复杂纠葛问题，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人有限的现实生活与它的根本价值之间的矛盾问题。现代化因为其物质力量势不可当而兵临城下，但是人的主体性尊严（其实是旧价值观的阶级惯性）却着实难以仓促苟同。那么，我们如何去面对现代化的历史现实？显然，这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根本上来讲是个实践哲学问题。黑格尔认为信仰和现实，两者是互动的，是有机结合的，是一种保持着张力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整体。是活生生的整体，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自我提高、自我扬弃的过程。合理的一定是现实的，现实的一定是合理的，现实具有合理性，合理性一定也具有现实性。而这种方法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体现了我们生活本身的逻辑。生活是种种矛盾的集合，也是种种矛盾的化解过程，又是种种矛盾的结果，更是种种矛盾的起点。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主观、客观，物质、精神，各种各样的文化要素的集合体。所以是矛盾的一个结果，是矛盾的未来。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的学习背景之下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实是德国古典哲学基本思考的继续。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下文简称“博士论文”）的主题表面看是一个纯粹学术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历史抉择坐标问题，也就是现代化历史趋势面前人们的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的内在同一性关系。现代化或许并不直接就是马克思的思考对象，但是就像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不得不感受这个问题一样，马克思至少间接地承担了这个问题的思考任务。他主要结论是：伊壁鸠鲁哲学的原理是“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尽管这个自我意识只是在个别性的形式上来理解的”[28]。在伊壁鸠鲁那里，“包含种种矛盾的原子论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业已实现和完成”[29]。如果说前面中学作文是一个不自觉的哲学的心得体会，那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哲学的作品，可以把它看作整个大学期间求学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的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主张原子论，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与现代的科学一样，自然科学里对事物的解释有很接近的一面。之所以提到德谟克利特，是因为近代以来，科学恰恰就借用原子论的概念来解释物理世界。但是在哲学上，人们不太重视作为哲学的德谟克利特的哲学。德谟克利特认为事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精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用原子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解释。其实纵观西方哲学史，大部分的西方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所以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评价并不高。另一个是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一样，都主张用原子论来解释自然现象，用自然的因素来解释自然哲学。但是他们又有一些差别，这些差别启示了马克思哲学以后问题发展的走向。
伊壁鸠鲁哲学历史地论证了黑格尔本质学说的真理性，以及青年黑格尔派运用自我意识哲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革命化改造的真理性。在现实面前，在现代化的历史趋势面前，跃上潮头、驾驭潮流、实现历史与自我意志的“双赢”，这大体上可以看作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乃至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底层逻辑。
“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哲学上固然是黑格尔体系的批判继承者，但是由于黑格尔本质上是整个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世界的建筑大师和哲学巨匠，而西方资本主义理论世界和哲学大厦的建构首先必须以摧毁封建主义精神世界和哲学构想为前提，所以“博士论文”本质上就是摧毁前现代社会的“命定哲学”和为人的“自由意志”奠基的哲学追思。前现代社会，特别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救世主”信仰中的欧洲封建社会，以基督教所谓“原罪”、“赎罪”和“末日审判”三段论哲学为基础构筑了一个放弃自由意志、皈依神学秩序的迷信主义思想世界。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为了自己和自己阶级摆脱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也自然企图摆脱这一整套封建主义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牢笼，于是“以人为本”、“知识就是力量”、“我思故我在”、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等一系列以自我存在、利益主张、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意志自由、民主政治为旨归的哲学主张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社会道德法则，同时面对着意志自由与客观现实的尖锐矛盾问题。黑格尔敏锐地意识到这个矛盾作为新旧社会制度和新旧哲学基础的重大根本性意义，建构了“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样一种调和意志自由价值与客观规律作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体系。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子论哲学的比较，实际上不但继承了整个近代以来为自由意志佐证的哲学思想主题，也吸收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总体理论思路。但是同时应该注意到，由于马克思选择了古希腊时代两个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这就开创了近代以来为“以人为本”和“意志自由”张目的现代哲学的新方向，不再完全从唯心主义哲学资源和哲学视域而是从唯物主义哲学资源和视域出发，为从唯物主义立场建构具有自然科学基础、现实主义原则和世俗百姓立场的新型现代时代精神和哲学基础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这一点，得到了马克思哲学世界的后续发展的事实的证明。
3.对空洞的人本主义和“爱的哲学”的批判
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马克思对海因岑的折中主义哲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瑞士，他结识了严肃的学者卢格；卢格向他传授了自己的那一丁点儿哲学，这种哲学是用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关于人的学说、黑格尔的影响和施蒂纳的高调拼凑而成的杂乱无章的东西。海因岑先生掌握了这一套东西之后，便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他右靠卢格，左靠弗莱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30]
马克思指出，海因岑先生“认为共产主义教义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也包括在内）和作为这种废除的必然结果的共同利用人间财富的原则”。但是，“海因岑先生异想天开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31]
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忽视爱和一切美好的愿望，但更关心良善愿望的实现。因此，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源于人们自己生产自己的历史实践，共产主义不强加任何神秘的原则，只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人们的真实诉求的如实表达。
二 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两大科学发现”
马克思哲学不是过往哲学那种抽象的概念假说和先验的逻辑推演，相反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实践科学，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哲学理论，把揭示历史一般规律的历史观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进行具体分析的剩余价值理论结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哲学理论整体。
正像恩格斯指出的：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个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32]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数不多并且仍在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33]
恩格斯指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在《资本论》第2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1卷还没有涉及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34]
1.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哲学批判
在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哲学的时代背景里，除了自然科学、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科学领域也已经产生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和佐证意义的理论成果，如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等人关于人民群众的作用、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和统治思想现实基础的某些相近的思想。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过程中，国民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对此，马克思也说明：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35]
其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有一个特点，认为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是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本质和机理。比如，解释如何增加财富以及财富从何而来？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解释，然后引申到怎么样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这是从西方经济学、近代经济学，一直到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的问题，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增加财富。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作为早期的经济学家，他们要解释财富是什么。他们的价值论解释的就是财富，而财富就是价值。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就是增加价值，但是财富和价值的概念，马克思后来作了详细的区分。
那么价值到底从哪里来？按大卫·李嘉图的解释就是劳动价值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传统社会财富的来源主要靠天、靠土地。但是在工业社会，财富从哪里来？要靠劳动。
劳动将原材料通过一定的加工方式使得它成为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就可以获取财富。溢出的价值不取决于原材料，而取决于劳动。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对于价值的增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如果按照这个流程去推理的话，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谁在劳动？资产阶级在劳动，无产阶级也在劳动，但是谁是劳动的主体和关键？
现实当中，无产阶级虽然在劳动，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是却解决不了温饱。资产阶级付出的劳动很少，但却获得了大部分的财富。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按此去推理，无产阶级似乎是有权利与资产阶级抗衡的。但是亚当·斯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讲述经济规律。他关注的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的问题。所有的理论都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讲的。分工精细化，使得个人更有利于将自己的优势最大化，然后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不同的水平，特色不一样，个人的阶级定位也就不一样。所以根据生产要求他们将劳动力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资本主义社会就这样把人的价值规定为了商品，人开始变得向非人化的方向转变。西方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从资本所有者的角度出发，怎样组织生产，怎样利用现有的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资本的世界里只存在理性，人最终变成了商品。马克思在研读了这些著作之后进一步精确化、系统化，最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并不公平，这也是它的道德问题。资本主义这种分工结构，也会造成经济危机的出现，类似于“华尔街运动”。像著名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描绘的一样，经济泡沫将华尔街粉饰成了一个财富聚集的天堂。只要玩弄股票证券，你便可以获得大笔的财富，而真正在劳动的无产阶级却永远是穷人。所以马克思说，百分之一的人掌握的财富可能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更多，这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因此，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阶级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傅立叶发现，阶级严重分化、严重对立，无产阶级的命运非常悲惨，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空想社会主义中一部分人从经济学方面考虑，一部分人从政治学方面考虑，也有一部分人从宗教等不同的方面去解释。总而言之，大家考虑的核心都是如何能够让无产阶级获得解放。所以空想社会主义的崛起，也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
当然，经济学也有派别之争，资产阶级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社会效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科学。所以在社会观察方面，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特别重视经济学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解释社会发展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不是现代社会唯一合理的经济关系。恰恰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取得了显而易见的合法性。事实证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得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秩序逐步实现。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然借助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已有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去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方向。
至少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最早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和主张。最初，他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并不积极，甚至有所抵制。马克思不赞同当时流行的种种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但认为只有在“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重要的问题不是像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去搞“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36]。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关系的部分，对蒲鲁东、傅立叶、圣西门的共产主义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批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37]
首先，对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它的特点一是以占有物质财富为唯一目的；二是绝对平均化欲望，总体上“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38]。在马克思看来，他们所提出的否定私有财产实际上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从思想历史发展水平来看，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
其次，对政治和国家主题上的共产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们还（只是）具有政治性质，或民主或专制，或关注国家的废除问题，但是实际上，这种共产主义“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39]。实际上，马克思非常重视从人的本质的高度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意义，而政治视野里的共产主义远不能理解这一点。
最后，马克思着力强调，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0]
因此，共产主义形式上主要关注私有财产引发的种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问题，但根本意义却在于解决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和长远性问题，只有把时代形势和根本宗旨有机统一，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理论。
2.发现历史发展规律，创建唯物史观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追述了自己从抽象的哲学思辨和政治抗争转向现实经济生活研究进而发现唯物历史观，最终创立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思想轨迹。
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1]
这段话细致而又翔实，完整、深刻和准确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轨迹和真知灼见，十分珍贵。马克思的哲学致力于真正现实、人民的历史实践问题，不是漫无目的的真理把玩，而是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科学探索。马克思从抽象的哲学传统走入经验实证的经济学，不是个人兴趣，而是实践担当使然。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也指出，“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42]。
接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了简要鲜明的阐述：
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43]
这个唯物主义原理甚至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某种不偏不倚的普适科学，相反，它的根本使命和科学内容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观哲学。
恩格斯高度评价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科学意义：
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44]
恩格斯突出指明新世界观凸显了法国社会主义、德国庸俗民主主义的无知和资产阶级的荒谬，本质上是革命实践的思想武器。
恩格斯还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45]这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政治行动起因于物质动因，又要求冷静的科学探究，但不是那种“纯科学探讨”。马克思哲学因应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要求，是实践的哲学、实践的科学。
3.发现剩余价值的秘密，创建剩余价值学说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指出，“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46]。落后与空想，如鸡蛋互生的关系。
恩格斯认为，“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47]。很明显，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理论的源头不是理论家的头脑，而是无产阶级作为自觉阶级的生成，革命实践激发革命哲学，这是基本逻辑顺序。
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所写的单行本导言中深刻准确和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伟大科学意义。
起初，以往的经济学因为不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困惑不堪。“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谬误和混乱。”[48]因此，应当非常重视抛开表面现象和流行说法去考察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恰恰是马克思哲学最关键和本质性的问题。因为第一，马克思正因为提出了劳动是否由工资充分补偿这个问题而使哲学走入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哲学的深层现实探究。第二，恩格斯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的时间是1891年，而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十分明确地加以集中讨论，“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没有说明这个事实”，这个理论一以贯之，并无“断裂”。
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在经济学中被称作“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影响，商品的价格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在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本身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地时而上涨、时而下降的变动和波动中，经济学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波动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于是古典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古典经济学满足于这样的解释。[49]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么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么我们对一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绝对地毫无所知。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50]
这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解决了这个长期悬而不决的难题。
恩格斯明确指出，“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分支——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51]。很明确，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革命。这个革命引爆的不是经济理论的孤立变革，而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性摧毁。
恩格斯分析说，“经济学家所看做‘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有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3节）”[52]。劳动的生产费用只是表象，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才是现实事物。于是，关于资本的正义性神话、迷信一下子就被击破、粉碎了。
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把“劳动力”价值作为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这就是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的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当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53]
这就是秘密的真相：资本只支付了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却取得了劳动的全部成果。如果我们想到，从1844年到1891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并肩、接力阐述这个“秘密”长达四十多年，就知道这个理论发现的意义绝对不限于狭义的经济学，而是马克思革命实践哲学的核心内容。
三 批判费尔巴哈感性人本主义哲学，成就“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哲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在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深重的人道灾难，激起了日益激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因此，各种旨在化解矛盾的思想学说和社会实验也就应运而生。实际上，近代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主流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问题的抽象哲学方案。马克思哲学正是在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开创了新哲学的崭新视野。
1.“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回顾并深刻分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实践科学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和意义。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54]也就是说，不是社会、政治学说，而是哲学才是社会主义学说的更根本、更深层的理论基础。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执迷，还是大陆资产者的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挡不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55]任何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都以一定经济关系为基础，宗教等意识形式只是上层建筑要素。“传统”的顽固性一方面来自生活条件的顽固性，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需要长期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超乎具体经验科学的哲学的探索和建构，同样绝非轻而易举。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深刻指出：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56]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是科学历史的革命性发展。为什么恰恰是这两个发现？因为这两个要素正是资产阶级及其学术为自己统治进行辩护的日常武器。两大发现直接暴露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暂时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胜性。
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进一步系统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更后来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第一次科学地论战性地概述新世界观，在《共产党宣言》（1847年）中使新世界观问世、运用和发展，在《资本论》（第1卷）（1867年）中以新世界观、新实践哲学为依据展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详细科学解构。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生成历程，就是以两大发现为基石的“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哲学的生成进程。
2.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哲学逻辑：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品格
首先，马克思哲学在哲学观上的实践论取向优势——从坐而论道到深入实践。在人类的哲学理论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总是幻想一种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体系。他们信奉的是起源于纯粹的好奇或惊讶的哲学，认为哲学如果连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服务于一定时期的历史实践的，那就是不够高级或缺乏境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有时公开声称、有时半推半就地认为，哲学就是超越任何人类和时代局限性的形而上学。然而这种哲学用形而上的高妙境界挡住了自己通向人间俗世的门径，实际上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实践活动相隔绝。由于专注于绝对、根本和永恒，这种哲学不但失去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实践的兴趣，而且失去了人类生存发展实践的生命源泉和自我扬弃动能，所以很容易像无根、无营养的植物一样贫病交困、枯萎凋谢。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既可以是形而上意义上的世界观的学问，也可以因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实践进行关于实践观问题的追思和研判，甚至比照永恒理念的尺度探究当代人类实践最内在的时代难题，从而在个别问题上获得成就感。这种哲学不打算以任何其他动听玄妙的鼓噪打动人心，只希望以人类生存和发展实践为核心，广泛地调动各种智慧资源，辅助人类总体实践更加顺利健康地发展。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关头，不能指望一种绝对玄虚和空灵的世界观指引，而希望把高妙的空灵与充分现实的智慧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起来，为当前的历史抉择展开视野宽阔、视角灵敏的哲学思辨，这样的哲学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哲学观念。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优势——超越精神世界，直面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实践性，它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人类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与中国的现代化哲学主题相结合的天然基础。以往的哲学体系也自称关注人类实践，但是他们所谓的人类实践其实主要是人类作为精神主体通过宗教和道德修炼不断向着另一个据说是更高级的精神目标转变或提升的过程。这种意义上的实践无疑是片面的，它把人类实践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肢解、抽象和片面化，变化成统治阶级需求的实践。在马克思哲学之前乃至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大部分的占统治地位的各路宗教、圣教都只是企图劝解人民忽略现实苦难，全身心地致力于封建伦理纲常或资本主义现实的价值体验和价值追求。西方哲学具有追求理性和自由的传统，但是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它仍然主要只是一种抽象讨论认识原理的哲学，始终缺乏对人类实践的真正关注、全面把握和科学理解。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57]。也只有在这里，才确定了实践的真正含义和哲学意义，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和现实发展，第一次以客观真实的姿态进入人们的思想范围，关于人类实践及其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概念第一次具有真正的理论基础。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具有其他许多具体的理论上的品性优势。比如，它对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实践既坚持以科学的历史观进行冷静分析和严肃批判，又抱持积极能动和真诚深沉的历史情怀而热情鼓舞人民进取的勇气。又比如，它立足充分丰富的现代化历史经验，对现代化实践的本质和规律作出了客观、精辟的缕析和阐发，其雄辩如铁至今被公认为“无法超越”，同时又鲜明地强调自己的历史目标的有限性和历史性，随时准备为了实践的发展而修正自己的任何错误观点。这些以及其他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突破自己和历史的局限性，既能战胜任何历史困难，又能与任何抽象、片面性幻想作斗争的特质所在。所以我们才说，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哲学基础只能是被科学地理解和对待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3.“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奠基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第一次把实践作为基本范畴提出，系统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科学阐述新哲学的立场和观点，根本上批判了一切旧唯物主义，论述了新世界观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首先明确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的“主要缺点”；同时指出唯心主义也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实践世界的“能动的方面”的本质。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不懂得“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不懂得“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都不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对象、事物、现实、感性等）。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新的哲学概念。要求对事物、现实、感性，既不像唯心主义哲学那样，从抽象的人类精神活动派生物的角度去理解，也不像旧唯物主义哲学，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人们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第一条里，马克思通过对世界的实践本质的揭示，通过对旧哲学不理解革命的实践从而不理解世界的实践性质的根本缺陷的揭示，一举占据了超越包括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哲学的崭新的思想历史高度，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真实而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为新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58]
只有理解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致思取向，才能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新哲学的思维方法，也才能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后续各条表述的内在联系。实际上，后续各条内容，大体上都从整体出发展出各个哲学观创新要素的过程，以下稍微展开说明。
思维、精神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家争论的焦点，是旧哲学的战场，也是新哲学的阵地。无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试图以所谓“哲学的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方式解释世界时，都实际上对林林总总、变化万千的现实世界和世界现象进行了高度的抽象。最终的抽象就是把世界万物归结为两个极端不同的大类。一大类是物质或存在，一大类是思维或精神。其中，唯心主义把物质还原为意识，认为意识产生了物质。唯物主义则相反，认为物质产生了意识、决定了意识。长期以来，这两种说法互相自我证成并否证对方，始终都没能够真正完全说服对方。于是，哲学史上一直延续着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争论，剪不断、理还乱。究其原因，这两种看似完全对立，实质上“两极相通”的抽象理论，其本身都是片面的独断论观念。实际上，无论是物质还是意识，两者的区分本质上是相对的，物质是被意识到的物质，意识是一定物质条件下的意识，两者之间并没有纯粹和绝对的鸿沟。相反，撇开抽象概念的悬设，现实中所谓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认识论效果，都只有以实践关系为基础，才能辩证地理解两者的关系，并且探究清楚两者联系的具体过程与环节。
而正是从实践论哲学出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提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9]
这里，马克思把批判的锋芒明确指向了所有旧哲学脱离实践的思想路线和哲学品格。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所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思维是否具有客观性”的问题，或者说“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由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总是脱离实践来争论这些问题，所以只能是“经院哲学”式的抽象的、烦琐的、无结果的争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和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竞相展现和企图证明自己哲学理论的真理性质和革命力量。但是他们的方法却只是在词句中间打转，导致思想在纯粹空洞的语言争辩中空转，思想始终停留在思想之中，无法与现实进行真正的接触和互动。因此，无论这些哲学家怎样竭尽全力地呼号，无论怎样自命不凡，他们的理论始终不过是行走在“经院哲学”道路上的哲学瘦马，无法真正走进现实世界、参与现实生活，根本无法证明他们哲学的生命力、真理性。
相比于唯心主义把思维抽离现实，变成独立王国，旧唯物主义正确地强调思维来源于环境和教育。但是，旧唯物主义哲学就此停步不前，把思维简单地归结为环境和教育，以为这样就可以说明思维的根源和实质，这一点却是错误的。正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指出的那样，旧唯物主义把思维归结到环境和教育，以为这样就能够说明思维的来源和思维真理性的归属，然而既然思维来源于环境和教育，那么环境和教育中的思想内容又来源于哪里？众所周知，教育者本人一定也是受教育者，那么按照环境决定论或教育决定论的观点，人群必然被划分为两部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样，一个致力于平等、自由的哲学不经意间转变为一个等级社会的卫道士，效果与初衷背道而驰。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60]，而只有从革命的实践的视角、立场和方法，才能正确理解思维与环境、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与环境的改变之间的真实关系，也才能找到正确理解一种思维、理论、哲学或意识形态及其教育是否合理、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应予坚持或摈弃的依据和答案。更进一步，人们也才可能具备从事改变环境的思想方向。
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都非常重视黑格尔哲学中的宗教因素，费尔巴哈更是从黑格尔哲学与宗教唯心主义的天然联系中发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致命缺陷。所以，费尔巴哈致力于把绝对精神还原为人类精神，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61]但是，费尔巴哈把抽象的人作为他的新宗教的核心，在伦理学领域中，他陷入了空洞的“爱”的说教，这就直接导致了他对宗教的认识和批判的不彻底。他只认识到了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进而要求把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他没有进一步从社会实践出发，去分析“世俗基础”本身的分裂和矛盾，因此不能正确地阐明宗教的社会根源和克服宗教的正确途径。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和第七条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看法。费尔巴哈正确地看到宗教产生于世俗生活，世俗生活是宗教的发源地和根基。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进一步通过对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裂出去的现象展开追问，世俗基础为什么会自我分裂，如何解决世俗基础自我分裂的问题？马克思则指出，必须从费尔巴哈的工作基础上再前进，深入探究导致世俗基础自我分裂的原因，从而寻求治疗自我分裂病症的历史方案。马克思认为，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是世俗基础自己从自身分离出去的原因。因此，应当揭露、分析这种分裂和矛盾的原因和实质，进而对这种分裂和矛盾进行实践的改变。只有在实践中使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得到科学的把握，并在现实中得到有效的改变，世俗基础分离出宗教世界的世界二重化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改变。总之，为了消灭宗教，只揭露它的虚幻性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革命活动摧毁产生宗教的社会关系，才能逐渐消灭宗教。
费尔巴哈坚决批判客观唯心主义醉心其中的抽象的思维，认为抽象的思维妨碍真理的发现，导致世界的二重化，产生黑格尔那样的神秘主义哲学。他认为只有撇开那些抽象的思维转而诉诸“直观”，才能发现感性的世界和世界的真相。然而正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五条中所说的，费尔巴哈对于直观的迷信同样是虚妄的。游离于实践之外的直观把握到的感性必然不是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只能是表面的、僵死的，甚至于是扭曲的感性，其必然与真理、与现实、与时代的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的抱负判若云泥、格格不入。
费尔巴哈不满意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否定人，特别是否定人的感性和感性的人的意义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与宗教唯心主义把人的本质异化为宗教概念的做法如出一辙。所以，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希望还原宗教的原初意义，从而恢复人的被宗教扭曲了的本质。但是，如果在这种意义上费尔巴哈还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考察他所谓人的本质的理论的实质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并没有真正理解人的本质。正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指出的，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人看作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他企图从对于这种单个人的孤立的抽象中获得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然而，正是由于他只是从对单个人的孤立的抽象出发，他恰恰只能得到关于个人之间的某种抽象的普遍性或共性，而绝不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由肉体、血液、情感、欲望、性格等构成的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实的人必须是一个确定的、感性的、个别的存在，人的本质是感性，而不是虚幻的抽象精神。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自然属性的存在。费尔巴哈也讲人是社会动物。他认为，人不仅需要自然，而且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相互需要的。孤立的个人还不具备人的本质，人是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可是费尔巴哈所讲的团体、人与人的统一，并不是指社会关系，只是指男女两性差别之类的关系，两性生活也就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费尔巴哈脱离人的现实的活动和现实的社会关系，脱离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去看人，只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而没有看到人的社会属性。他看到的人是生物学上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62]这样的人“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63]。
因此，费尔巴哈并没有科学地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立足于实践，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在实践活动中，人绝不是单个地、毫无关系地行动，而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当中进行活动的。所以，不是单纯的环境、生活条件的存在创造人，决定人的本质，而是人的活动，人在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主要是生产关系创造了人，决定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4]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与一定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主要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实际上就找到了决定社会和决定人的本质的客观基础。这样，在历史上活动的人就是具体的、现实的了。他们不仅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有着不同社会实践地位、不同阶级性、不同社会意识和思想感情的人。这样就使人的本质得到了科学的说明，使实践唯物主义在人的本质的问题上彻底同旧哲学划清了界限。
既然人在本质上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对社会关系本身的意义和性质作进一步分析就是理解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前提和条件。于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七、八、九和十条深入分析了社会及其与人特别是与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关系。第七条指出，被费尔巴哈看作人的本质性属性的宗教情感，并不是人们原始天然的普遍共性或本质属性，相反只是某种或某些社会的产物，从更加广泛的事业来看其实是社会的特殊现象而不是天然的普遍现象，不能被说成人的本质属性。第八条进一步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比如宗教感情就是社会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物质、生产、文化等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这种颇具神秘色彩的宗教感情以及给这种感情赋予神秘理论意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其实都是这种特殊条件之下的实践的产物。第九条更进一步指出，旧唯物主义其实由于没有理解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质，没有能够从实践的立场和方法中理解现实世界、事物、感性等，所以也就根本无法从本质上胜任对这些对象的科学认识，最多只能以狭隘、肤浅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水平理解这些对象，他们的认识最多也只能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水平。第十条指出了由于缺乏实践的立场和方法，旧唯物主义在达到自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认识极限以后再也无法前进一步，这些哲学终究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存在，无法突破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实践的局限，而要突破这种局限，必须创立一种与旧唯物主义完全不同的、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局限而达到更广大人类社会先进水平的新的唯物主义哲学。
最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马克思凝练精华、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自己哲学创新的思想脉络，迄今为止的哲学家都只是创造了服务于他们的时代、社会和阶级的哲学，这些哲学的使命本质上是为它们的世界作辩护，至多只是让人们理解、接受、容忍他们为之辩护的那个世界，不能也不愿意想到改变这个世界的问题。然而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极大地推动历史前进以后，由于历史自身的条件、规律和无产阶级的要求，如今面临着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因此，创立一种致力于改变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或世界的、其本质代表全人类长远利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正是现实所需、当务之急，是摆在人类及其无产阶级先锋队及其知识分子、哲学家面前的重大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具有创新哲学观和开启哲学新思路的地位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