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书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中国古人对“家族”“宗族”“家人”“姻亲”等不同概念的不同理解，是界定家书范围的基础。“家书”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孔安国的《尚书·序》，其中写道：“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12]此处“家书”指家藏书籍，并没有今天书信层面的含义。书信意义上的“家书”一词最早出现在曹丕的《典论·太子》：“上书自陈，欲繁辞博称，则父子之间不文也；欲略言直说，则喜惧之心不达也。里语曰：‘汝无自誉，观汝作家书。’言其难也。”[13]曹丕在这篇文学批评中指出家书写作之难，因为家书是亲人之间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的媒介，“繁辞博称”或“略言直说”似乎都不能准确地传达内心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一直以来，家书的概念都比较宽泛，家人之间的往还书信毫无疑问被归入家书，但是一些教育子侄的训诫、家规，家人之间互相唱和的诗词、文章等也被一些学者归入家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部著作或哪一篇论文对此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令人信服的界定。

家书作为书信文体的一种形式，是建立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文字交流方式。在统计宋代家书的整体概况之前，有必要对研究对象的范围作一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中国古人是最重视家庭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民族，家国一体的思想深入人心，对于家族的重视在漫长的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中国人以血缘亲情的远近亲疏形成家庭伦理关系，这一观念源自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因此，古人在确定家庭关系时非常注重男性直系血缘关系的远近。尽管从秦汉时期就有了“核心家庭”的观念，即一般由夫妻与其有血缘关系的子女所组成的小家庭，但是在传统观念中，人们还是把“家”与“家族”等同起来，即通常由三代至五代之内的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员组成的大家庭，这些家族成员就成为“家人”“族人”。宋代家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这些家族成员之间交流往来的书信文本。尽管古人善于将人世间的一切关系泛化为家庭关系，如吕祖谦在《舍人官箴》中说：“事君如事亲，事官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14]但是若将家书的外延无限延展，势必影响研究对象的严谨性与准确性。因此，尽管古人的家族观念中还有“外家”“姻家”“乡党”“乡人”等概念，但他们与家族男性祖先和成员之间由于没有直系血缘关系或血缘关系太过疏远，因此并不是古人严格意义上的“家人”。所以，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与严谨，本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家人”之间的书信，即三代至五代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往来书信文本。这样做尽管大大缩小了研究范围，舍弃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和研究内容，但却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必然之举。众所周知，宋人的家族大多数非常庞大，家族成员众多，与之相关的姻亲关系必然极其复杂。一个家族往往与数个乃至十数个“外家”“姻家”等其他家族形成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要将两宋时期749位有书信传世文人的姻亲关系一一梳理，找出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并进行分类整理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量，在有限的时间内几乎难以完成。鉴于上述两个原因，本书的研究对象明确为宋代文人家族或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往还书信，即家族内三代至五代与作者男性祖先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员，姻亲、乡党、朋友、故旧、师生、门生、同僚等其他人员的往来书信都不包括在内，但这些资料并非弃置不顾，而是将其作为家书研究的重要补充和佐证。同时，根据具体文人的生长经历，对一些特殊书信也做了特别对待。有些文人自小随母改嫁，生活在继父家庭，虽与之没有血缘关系，但在情感和法律上都认同父子关系，他们之间来往的书信可以被纳入家书范围，范仲淹与其继父家庭的书信即是如此。此外一些文人自幼丧父，随母生活在外家，与母亲的娘家人不仅在血缘上极其亲近，且感情深厚，远远超越了父系亲族，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也可以被纳入家书范畴。其次，宋人文集中还有一些作者本人替家人、父母、兄弟、子侄写给长官、同僚、亲朋好友的书信，虽然某些涉及家族事务，但这些代写的书信毕竟不是家书，因此也只能被排除在家书之外。再次，宋代书信中有一部分婚书，是为家中子孙后辈们举行求亲、纳币、请期等礼节时所作的程式化书信体文书，虽然涉及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事务，但同样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家书，因此也需要排除在外。

在这样的层层筛选和排除之后，本书根据两宋文人的文集、别集、宋人笔记小说，史书资料、《全宋文》、海外新发现的宋代文献资料、网络新出现的各种宋人书法作品、学者有关宋代书信研究结果等文献资料，共收集到宋代家书作品583篇，涉及作者109人。相较于两宋时期三万六千多篇的书信总量，现存的家书仅仅是沧海一粟，大量的家书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各种原因散佚了。再加上正统的文学观念影响，学者普遍对家书不重视或刻意忽略，诸多原因造成了宋代家书研究分外苍白的现状。家书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隐藏在家书中的诸多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探索，这是本书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