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之子——“我是农民”
当代西北的作家大多与乡土文化有着深刻关联，地理景观决定人文景观的生成，西北境内的土壤地质以黄土为主，宽阔深厚的黄土层是由西北方的沙漠和戈壁地区吹来的尘土经过长期的堆积和河流冲刷沉积而成。无论是第一代的赵树理、柳青、杜鹏程、王汶石[1]，还是第二代的贾平凹、路遥、陈忠实、葛水平，都从西北民情、民风、民俗特别是丰富的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他们都无法离开养育他们的西北大地，尤其是在小说的地域化取向上，土地为作家们提供了极佳的素材，作家们更难以割断这种精神上的维系，脱离地域化的文化心态。作家们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和乡土社会的描写上充分反映出如此的地方性，实际上是他们“关于自身精神、文化血缘的一种指认”[2]。评论家李星则将他们称为“城籍农裔”作家。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中，许多作家都在反复地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如沈从文反复声称自己是“乡下人”（《习作选集代序》）。李广田说“我是一个乡下人”（《画廊集·题记》），台静农、蹇先艾、许钦文、芦焚（师陀）、王统照、许地山、曹聚仁都在强调自己是“地之子”。
林语堂也相信自己“仍然是用一种简朴的农家子弟的眼睛来看人生”[3]。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文化心理的认同因人而异，农村、乡土题材既启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多少制约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但作家对于自己文化血脉和渊源的这种类似雷同的诠释，是地域文化对该地文学起到的重要影响。尽管当代西北的作家身处陕北、关中、陕南三个文化版块和甘肃、宁夏等地，但这种文化心理的认同是一致的。费孝通先生说得很明白：“因为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命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的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听懂的，但是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能听出没有字音表达的意思来。”[4]
贾平凹也一直在标榜自己的农民身份，自1972年离开商州来到西安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就读后，他开始了城市生活，但直至1993年《废都》出版前，这21年的城市生活并未促使他写过任何一篇城市题材小说，反而因为城市生活和所阅读的现代文学、哲学书籍而使他有了现代意识，促使他回头更积极地去审视商州的历史、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废都》是他的第一本关于城市的小说，《白夜》同样以西京城为背景，题材已然从乡土延伸到城市，但他写城市，背后都有一个或隐或现的乡村，亦即小说人物出身于乡下的背景或者是他所认同的“农民意识”。在长篇散文《我是农民》中，他说：“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经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非彻底褪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地泛起。”[5]之所以如此，这跟贾平凹作为一个“城籍农裔”作家的情感认同相关。尽管他已寄居于城市，不再身体力行地干着农活，做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进城之前的19年农村生活已经成为一个抽象的精神印记，不是挤进城市居民的行列之后就能轻易抹灭。因为这里还会牵扯到城乡之间长期以来巨大的生活、文化差距所导致的精神苦痛。这种农民意识的形成与他对自己农民身份与情感认同关系密切，集中体现在后来的《我是农民》一文中。贾平凹执拗地对于自己身份的强调，“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而且同时标明了自己的文化谱系、价值承传和审美趣味，它具有创作心理学上的意义”[6]。所谓“农民性”与“农民意识”，是农村生活所给予的根深蒂固的烙印，故尽管贾平凹已经是城市居民，他仍要以“我是农民”来定位自己。从《满月儿》到《浮躁》，一直到《废都》《秦腔》《古炉》《老生》《极花》，贾平凹一直关心着农村的历史进程，他的写作包含了关于乡土的切身体验、情感认同与理性思考，切实地传达出农民在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变化。在《高老庄·后记》中他说：“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
路遥对黄土地更是魂牵梦绕，难以割舍。作家们自身“我是农民”的自我定位，其实也就有意识地与“城裔城籍”的作家区隔开来，他说：“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裂。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7]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文化与文学思潮的启发下，更自觉地以文学创作的角度，逐渐注意到生活所在的地域文化对自身创作的意义，使他们更注意地域历史文化的描写，形成各自的文学根据地。在德国的访问期间，他写道：“一切都是这样好，这样舒适惬意。但我想念中国，想念黄土高原，想象我生活的那个贫困世界里的人们。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8]因为位于西北内陆的陕西省，随处可见的农村风光与深厚的农耕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组成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一种生活、生产方式，也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面向深深影响着秦地作家的创作取向和文学风貌。路遥说他今生今世也离不开陕北，他“走在山山川川沟沟峁峁之间，忽然看见一树盛开的桃花、李花，就会泪流满面，确实心就要碎了”[9]。“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10]陕西农村题材之所以蔚为大观，总体风格之所以“土”，就是因为陕西作家大多出身于农村，加之地理环境的封闭和秦人重土的文化性格使然，因此，他们深入生活的文学根据地自然就在农村。
陈忠实的写作是对陕西文学传统的继承，其中柳青对他的影响极为重要，他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对柳青为何把生活作为第一个学校有深刻的体会。此外，陈忠实还受到赵树理的影响，他在童年阅读第一本小说——赵树理的《三里湾》的时候，曾经谈道：“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生活记忆复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时生活的照片。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小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能性的。”[11]陈忠实成长和工作、生活所在地的故乡——关中平原，是他写作最重要的取材来源，因为这也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于感情上有强烈的共鸣，使他无法不将眼光投注在这片土地上可亲可爱的乡亲父老们，为了他们而写作。在中篇小说《四妹子·后记》里，陈忠实说：“农民在当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庞大的世界。我是从这个世界里滚过来的，我出生于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进入社会后，我一直在农村做工作。教书时，我当的是农村学校的民办教师，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子弟。当干部时，我一直在区和乡政府工作，工作对象自然还是农民，除了农民就是和我一样做农村工作的干部。这样的生活阅历铸就了我创作的必然归属于农村题材。我自觉至今仍从属这个世界。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事。农民世界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尽管人们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取这个世界时，发觉它存在着落后、愚昧、闭塞、保守、封建、迷信以及不讲卫生等弊端，然而它依然不失其伟大。在几千年来缓慢演进和痛苦折磨中而能保持独立的民族个性，仅此一点，就够伟大了。”[12]陈忠实是关中土生土长的作家，一个人性格的养成，一个作家文风的形成，虽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交互影响，但作为影响之一的地域文化在陈忠实这样长年蛰居关中，并致力于描写关中农村生活的作家身上，关中地域文化对他文学风格与内容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并且，这一批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农裔城籍”作家都在农村长期生活过——其人格心理与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时期，故其文化认同与情感归属基本上都是指向“农裔”的身份，对于农村故土有一份难解的情结。也因此他们的作品经常流露出对家乡农村土地深厚的情感，和对农民命运、生活的深切关怀，即使生活不断前进、变化，他们依然坚守着乡土、农民文化，既有理性的审视，又有深刻的眷恋。这是当代西北作家普遍存在的“怀乡恋土”情结，而农村、乡土也因此成为西北几代作家不断书写、开掘的传统题材，20世纪80年代之后更注重对乡土地理的审美和历史文化精神的展现，扩展了农村题材乃至当代西北文学创作的新视野。当代西北作家对土地的深深眷恋，正如艾青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有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爱之深，责之切，他们始终关注农村的变化和农民的命运，这也是其作品一贯的关怀。李广田在《地之子》里写道：“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土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作家们的理性思维与务实精神反映在其身上则有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于当代西北作家来说，他们“对发生于乡村的痛苦怀有深切的悲悯之情，但他们更自居为那个空前广阔的时代之子。乡村痛苦，在他们的感觉中，是与所在皆有的人生痛苦连成一片的”[13]。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地之子”们为了书写家乡的土地而奉献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