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清凌
宝卷滥觞于唐人的佛教俗讲，崛起于宋元之际。明清以来，民间宗教兴盛，宝卷附丽而行，从内地传至陇右河西地区，枝繁叶茂，深受民众欢迎，流风余韵至今犹存。
敦煌文书中保存的俗讲底本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讲经文、因缘和变文。各种俗讲均以弘扬佛教义理、佛本生及佛教故事为旨趣，如《维摩诘经讲经文》《悉达太子修道因缘》《目连变文》等。往后又将触角延伸到世俗题材，创作可得而见者，有《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李陵变文》《王昭君变文》《董永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
产生于宋元之际而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宝卷，以佛教、民间宗教为依托，将俗讲和忏仪相结合，兼有信仰、劝善及娱乐等社会功能。其所涉及的文化领域，则包括宗教、民俗、文学、史学、音乐等。这类作品一般文风爽朗，文辞浅显。街头巷尾、家庭院落都可以聚众演唱，每次参加人数可多可少，但都十分虔诚投入。清光绪以后，河西地区写念宝卷的民众愈来愈多。民国时期，信奉者接踵继武，有增无减。今河西宝卷已被列入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将以新的面貌服务于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民众的文娱生活。
流传至今的宝卷底本，据车锡伦先生《中国宝卷总目》统计，国内收藏的宝卷，共计有1585种，5000余个版本。[1]甘肃河西地区的宝卷，据车锡伦《甘肃河西地区流传抄本民间宝卷目》一文揭示，共有155种。[2]又据王文仁《河西宝卷总目调查》统计，截至2013年3月，共收集到河西宝卷361个版本，“共计150种”[3]。以上车、王两个数据相差不大，说明他们的统计都是接近实际的。
对于河西宝卷的研究，相关科研机构、高校及地方文史工作者已从搜集、整理、综述、选介及专题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崔云胜教授统计和汇总，河西地区先后出版和刊印的宝卷，主要有何登焕的《永昌宝卷》[4]《凉州宝卷·民歌》[5]，程耀禄、韩起祥的《临泽宝卷》[6]，王奎、赵旭峰的《凉州宝卷》[7]，张旭的《山丹宝卷》[8]，徐永成主编的《金张掖民间宝卷》[9]，宋进林、唐国增的《甘州宝卷》[10]，李中锋、王学斌的《民乐宝卷精选》[11]，王学斌的《河西宝卷集粹》[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乐县委员会编的《民乐宝卷》[13]，酒泉市肃州区文化馆编的《酒泉宝卷》[14]，赵旭峰的《凉州宝卷》[15]，高德祥的《敦煌民歌宝卷曲子戏》[16]等。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崔云胜教授即将出版的《河西民间宝卷研究》一书，是他在这一领域多年辛勤耕耘的结果之一。云胜此书在全面评介20世纪80年代以来宝卷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叙述河西宝卷搜集、整理、研究的状况，他从民间宗教的角度，剖析河西宝卷产生、发展和繁荣的历程。然后就河西地区广泛流传，影响较大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青莲教的《观音济度本愿真经》,《目连救母幽冥宝卷》，南无教的《唐王游地狱宝卷》，黄天教的《伏魔宝卷》，反映河西民情风俗的《救劫宝卷》等，每部宝卷逐一考明编著者、流行版本、主要内容、奉持该宝卷的民间宗教等，鞭辟入里、条分缕析地加以考证，最后对河西民众的念卷活动进行宗教学分析，得出切合实际，颇有价值的结论。具体讲，此书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从佛教及民间宗教发展演变的视角，剖析了河西宝卷的发展演变，给与河西宝卷以清楚的定位。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盛行，但它主要是在社会上层传播。由于当时许多教派如法相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等教派，师承严谨，哲理繁复，名物典故务求核实，语言雅致，翻译和颂念经典是各宗派传教、学佛的主要途径和形式，除知识分子和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僧尼外，普通民众若不是国家佃农，就是高门士族的私家依附民，他们既无人身自由，又无起码的文化素养，接触和学习佛典道经，其信仰多停留在宗教感情和呼念佛号等层面。为了扩大信仰佛教的人群，也为了践行佛教普渡众生的宗旨，唐代产生了模仿僧讲、面向普通民众的俗讲，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一时之间成为风潮。然而，经过唐武宗及后周世宗的两次灭佛运动，佛教俗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宋夏金时期，由于生产领域文书契约租佃制的普遍推行和广大佃农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普通民众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门阀士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此前的贵族社会逐渐变成为平民社会，民众普遍有了自己的精神追求。为适应这一社会需要，佛教鼓励僧人走出寺院，到世俗社会中去修证菩提，度化众生。到南宋时期，各种法会道场相继涌现，一种将俗讲和忏仪相结合的宝卷悄然而生。明中叶以后，随着佛教的衰落，由罗清著作《五部六册》进而创立的罗教迅速兴起，各地民间宗教随风逐浪，应运而生。有的模仿《五部六册》创作新的宝卷，宣扬自己的教义主张，有的则专为娱乐而作。车锡伦先生指出，河西宝卷是明末清初随民间宗教从内地传来的。崔云胜教授此书，从佛教发展演变及其世俗化的角度，阐述了宝卷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程。他通过张掖马蹄寺千佛洞第二窟榜题的记载，证实明万历年间河西地区就存在天地会一类民间宗教组织；通过将河西地区目前所知最早、刊刻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仙姑宝卷》与黄天教《灵应泰山娘娘宝卷》的对比，揭示出《仙姑宝卷》模仿和借鉴《灵应泰山娘娘宝卷》而成书，以及黄天教在河西地区流传的情况。他指出，清咸丰年间（1851—1861）至新中国成立前，是河西宝卷的繁荣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经过反封建迷信运动的涤荡，各种宝卷排除宗教迷信的羁绊，基本上转变成为娱乐性活动。
二是重点研究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宗教性宝卷。明清以来，河西流传的宝卷，有流动人口从内地带过去的，也有半数左右是由本地信众或宝卷爱好者苦心孤诣地编写出来的。崔云胜教授从不下百数十种河西宝卷中，选择反映河西地区民间信仰女神“平天仙姑”事迹的《敕封平天仙姑宝卷》；反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香山证道的《观音济度本愿真经》；反映目连救母以弘扬孝道的《目连救母幽冥宝卷》；宣传受生寄库之说的《唐王游地狱宝卷》；与关帝信仰相联系的《伏魔宝卷》；以及反映凉州大地震前后武威古浪民众苦难生活的《救劫宝卷》等几种宝卷重点研究。这几部宝卷看似平常，实则其背后隐藏着民俗文化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和线索。它们或直接反映河西地区的民间信仰和习俗，或曲折地反映河西民众的生活状况。著者以点带面，深入剖析其来龙去脉，流行过程及社会影响等，使读者对河西民间宗教和宝卷从总体到重点，得到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一作法是科学的，成功的，也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
三是揭示了河西民众念卷活动的本质。云胜教授指出，宝卷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时期的宝卷，其内容和形式会有所不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河西地区民众的念卷活动，主要是娱乐性的文化活动。这种娱乐性的念卷活动，其形式和内容不再以宣传宗教教义和思想为主。但是，世俗宝卷毕竟是脱胎于民间宗教宝卷，其形式和内容难免有宗教宝卷的套路和思想，致使念卷活动具有宗教性、娱乐性和教育性的多重功用。就念卷活动的宗教性、娱乐性和教育性功能的关系而言，前两者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没有宝卷的教育功能，宗教性和娱乐性便是空虚的。崔云胜教授的这些论述，颇有深度和启发性。
四是有助于人们对河西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开发利用。经国务院批准，并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甘肃河西宝卷（武威宝卷、酒泉宝卷）列入“民间文学”类栏目。同年9月30日公布的甘肃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将河西宝卷（武威宝卷、张掖宝卷、酒泉宝卷）列入“民间文学”类项目。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给河西宝卷一个很高的文化定位和名分，而且启发人们进一步深入地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这一文化宝藏，使其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被激活，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崔云胜教授的专题研究，照顾全面，突出一方，对于人们进一步从民间宗教、民间文学、风俗习惯、文化娱乐等方面，研究、开发和利用河西宝卷，具有可贵的帮助和参考价值。
作为一项专业人士系统性的研究课题，云胜教授的这项成果虽已引人注目，大可褒扬，但从更高的要求看，它还有可以拓展的空间。如从民间文学的角度，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对现有成果的理论提炼，精确表述，剔除重复等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我们深知，学术研究的进步永无止境，细读眼前这一研究成果，我们感觉到它在现有河西宝卷的研究中已然枝繁叶茂，粲然可观。愿云胜教授在河西、甘肃、中国宝卷的研究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1]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代前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2]见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第2编第7章附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60—267页。
[3]王文仁：《河西宝卷总目调查》,《丝绸之路》2010年第12期。
[4]永昌县文化局2003年印刷。
[5]西凉文学编辑部编，2003年版。
[6]程耀禄、韩起祥主编，临泽县华光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2006年印刷。
[7]王奎、赵旭峰搜集整理，武威天梯山石窟管理处编印，2007 年6 月武威华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张旭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9]徐永成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10]宋进林、唐国增主编，中国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
[11]民乐县政协2009年印刷。
[12]王学斌纂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民乐县委员会编：《民乐文史资料》第15辑。
[14]酒泉市肃州区文化馆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15]赵旭峰编，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16]高德祥整理，中国图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