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也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为传《春秋》而作的史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

一 主张《左传》是一部为传《春秋》而撰的史书

这种观点可以司马迁和杜预为代表，二人均明确指出《左传》是为传《春秋》而撰。司马迁之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详见上文）。杜预之说见《春秋左氏传序》：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63]

东汉桓谭将《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比作衣服的表里，自然也认为《左传》是为传《春秋》而作：

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正经第九》）[64]

今人徐中舒、杨伯峻等学者均肯定《左传》为传《春秋》而作。其中杨氏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

第一种方式是说明书法。如隐公元年《春秋》：

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则说：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第二种方式是，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鲁隐公实是被杀而死。……而《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好像是病死的。《左传》便把这事源源本本叙述出来。

第三种方式是订正《春秋》的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传》则是：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第四种方式是，《春秋》经所不载的，《左传》作者认为有必要写出来流传后代，于是有“无经之传”。……以隐公元年论，《春秋经》共七条，都有《传》；《传》有十四条，有七条是“无经之传”。[65]

二 主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联系

据《汉书·楚元王传》所载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一文，早在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家中即有人认为“《左氏》不传《春秋》”。西晋时，河东人王接明确提出《左传》不传《春秋》，他说：

接学虽博通，特精《礼》《传》。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晋书·王接传》）[66]

清人刘逢禄、皮锡瑞及崔适等均主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刘氏的观点主要见于《左氏春秋考证》，其中《桓公编》十七年说：

证曰：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虽略改《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今按：指《汉书·艺文志》）所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也。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67]

皮氏在《经学通论·春秋·论左氏传不解经杜孔已明言之刘逢禄考证尤详晰》中充分肯定了王接及刘逢禄之说，并对《左传》与《春秋》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了证明，例如：

晋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此确论也。袒《左氏》者，或不谓然，试以《春秋经》及《左氏传》证之：

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今按：直文指没有传文相应的经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孔曰：“此年《传》不解《经》，《经》《传》各自言事，伐戎日食，体例已举。或可《经》是直文，不须《传》说。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邱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彼《经》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说，言下以明上。”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后于圣人，……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锡瑞案：……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皆出晋《乘》楚《梼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谓《经》《传》各自言事，是虽经刘歆、贾逵诸人极力比附，终不能弥缝其迹。[68]

崔适的观点见于其《春秋复始》（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附录三）一文，证据主要还是来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刘歆传》：

《太史公自序》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曰“或谓左丘明不传《春秋》”，然则左丘明有《国语》而无《春秋》明矣。刘歆分析《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散入编年之下，书以古字，名曰《古文春秋左氏传》。《汉书·刘歆传》曰：“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曰“歆以为”，则是歆之创论，前人所未有矣。又曰：“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此言颇涉游移。《传》自解《经》，何待歆引？歆引以解，则非《传》文。原其大旨，谓解《经》之文歆所作尔。是即左丘明不传《春秋》之明证矣。[69]

三 本书对《左传》与《春秋》关系的考察

本书认为《左传》是传《经》之作，主要根据是《左传》解释《春秋》或与《春秋》相应的内容很多，如果不是为传《经》而作，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太史公自序》“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一语只能说明左氏在失明后撰成了《国语》，不能说明左氏在失明前没有撰《左传》。《移书太常博士》“或谓左丘明不传《春秋》”一语只能说明汉代有些今文经学家认为《左传》不传《春秋》，不能说明当时所有经学家都持这种看法，更不能说明《左传》不传《春秋》就是事实。《汉书·刘歆传》所谓“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一语，只能说明刘歆研究《左传》的特点是将《左传》的话与《春秋》一一对照，旨在说明《左传》是为传《经》而作罢了，该话本身不能证明刘歆改编了《左传》。下面看看《左传》与《春秋》所记内容的异同情况。

第一，《左传》与《春秋》所记内容有不少是相应的，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1）《左传》传文与《春秋》经文基本相对应

本书对《左传》与《春秋》的对应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所涉《春秋》记事数共444条，《左传》记事数与之对应者共334条，约占《春秋》记事数的75%。《春秋》有记而《左传》无载的事例共110条，约占《春秋》记事数的25%。统计结果表明，《左传》与《春秋》对应的事例占《春秋》记事数的大多数，不对应的事例只是少数，也就是说，《左传》的传文与《春秋》经文基本上是相对应的。此项统计不包括《春秋》无记而《左传》有载的事例，此将统计情况列表2。

表2 《春秋》《左传》记事抽样调查

续表

续表

（2）《左传》对《春秋》的凡例进行了说解

根据杜预《春秋释例》的统计，《左传》对《春秋》凡例的说明共有50条，所谓“五十凡”，用例参见第二章第一节中的“《春秋》的价值及其书法”，此再举数例：

《春秋》僖公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

《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左传》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

《春秋》成公八年：“（冬）晋侯使士燮来聘。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人、邾人代郯。卫人来媵。”

《左传》成公八年：“（冬）晋士燮来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吴故。……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

（3）《左传》对《春秋》的义理进行了说解

“义理”是指《春秋》书法中所谓的“大义”。义理或通过凡例去体现，或蕴藏在文意中。《左传》除了通过解释凡例揭示《春秋》义理外，还对其蕴藏在文意中的义理随文进行了解释。例如：

《春秋》襄公二十六年：“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春）宁子复攻孙氏，克之。辛卯，杀子叔（今按：子叔即卫殇公剽，献公从弟）及大子角。书曰：‘宁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宁氏也。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专禄以周旋，戮也。甲午，卫侯（今按：卫侯指卫献公衎）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书曰‘宁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宁氏也”“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书曰‘复归’，国纳之也”三语都是明显针对《春秋》遣词用意的说解。又如：

《春秋》襄公二十六年：“（夏）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强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赵武不书，尊公也。向戌不书，后也。郑先宋，不失所也。”

根据《左传》的记载，晋赵武（执政）和宋向戌（左师）是澶渊之会的与会者，《春秋》对此二人均未书名。另外宋为公爵，郑为伯爵，按爵次宋人当排在郑人之上，而《春秋》却将宋人排在郑人之后。这种记载违反了正常的书法，《左传》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春秋》对盟主晋国大夫赵武不书其名是为了尊崇鲁襄公，向戌未书其名是因为他未能按时赴会，将郑人排在宋人之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第二，《左传》与《春秋》的差异。

无论是本来就存在，还是在流传过程中所致，《左传》《春秋》二书记事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主要有五个方面。

（1）有《经》无《传》

“有《经》无《传》”是指《春秋》的一些经文《左传》没有相应的内容。例如，《春秋》隐公二年：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此条《左传》没有相应的记载，杜预注：“无传。”

（2）有《传》无《经》

“有《传》无《经》”是指《左传》的一些记载《春秋》没有相应的内容，例如，《春秋》襄公十五年：

冬十有一月癸亥，晋侯周卒。

《左传》襄公十五年：

冬，晋悼公卒，遂不克会。

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

此年冬，《左传》共记有以上四事，其中后三事《春秋》均无记载，只有前一事有相应的记载。

（3）《经》《传》全不相应

“《经》《传》全不相应”是指某年的经文和传文完全不相应，这种情况见于庄公二十六年，前人已指出，详见上文皮锡瑞所论。此将该年经、传全文对比如下：

《春秋》庄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曹杀其大夫。

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左传》庄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春，晋士蒍为大司空。

夏，士蒍城绛以深其宫。

秋，虢人侵晋。

冬，虢人又侵晋。

本年《春秋》共记载了“公伐戎”等五件大事，《左传》全无记载。本年《左传》共记载了“晋士蒍为大司空”等四件事，《春秋》亦无词组提及。

（4）《经》《传》不尽同

“《经》《传》不尽同”是指传文和经文的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差异。例如：

《春秋》桓公四年：“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左传》桓公四年：“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书时，礼也。夏，周宰渠伯纠来聘。父在，故名。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春秋》所记春、夏之事与《左传》同，然缺秋、冬之事。

《春秋》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冬，齐高子来盟。十有二月，狄入卫。”

《左传》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闱。……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冬十二月，狄人入卫。”

哀姜即姜氏。《左传》之记缺“九月”及其冬“齐高子来盟”之事。

《春秋》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丑，陈侯溺卒。”

《左传》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亥，哀公缢。”

哀公即陈侯，名溺。辛丑为三日，辛亥为十三日，《经》《传》所记日期不同。杜预注：“《经》书辛丑，从赴（讣）。”孔颖达疏：“《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

（5）《经》后之《传》

“《经》后之《传》”指《春秋》全书之后增加的传文，这些传文均没有相应的经文。《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公羊传》《谷梁传》所载经文止于此年）或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左传》所载经文止于此年）。《左传》起自时间与《春秋》相同，终止时间则延续到了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比《公羊传》《谷梁传》经文多出十三年，比《左传》所载经文多出十一年。另外，《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最后一段的内容涉及鲁悼公（哀公子）四年（前463）的事件，如果按此年计算，则《左传》比《春秋》延续的时间更长。

以上差异一般都可以找到其原因，如“有《经》无《传》”的情况是由于《传》文没有相应的史料，故只能付之阙如。“有《传》无《经》”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经文失载或脱简而传文进行了增补。“《经》《传》全不相应”的情况往往被《左传》不传《春秋》说者作为重要的证据，其实这种情况仅“庄公二十六年”这一例，盖由脱简错简所致。如果《左传》确实非为传《春秋》而作，则“《经》《传》全不相应”的情况必然触目皆是，岂能仅此一例？“《经》《传》不尽同”的情况多数是由于经文为记事原则所限而造成了与事实的差异。“《经》后之《传》”则更容易理解，由于作传的人在《春秋》之后，故适当补充一些后来发生的史实是很自然的事。

通观《左传》与《春秋》，尽管二者存在着不少差异，但就总的情况来看，其所记内容是“同”多于“异”，故承认《左传》为传《春秋》而作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否定这一事实，很多问题将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