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释世界”具有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非常重要，那么，“解释世界”的“方式”呢？不仅同样重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下，更加重要。
“只是”中的“方式”
阐释学所研究的，就是作家们（包括思想家、学者）写下的那些话（文本）。但是，阐释学更需要研究作家们写那些话的方式（形式）。阐释学必须回答，那些被中国古人以“圣”字称之的作家，为什么“那样”讲话而不“这样”讲话？换言之，他们在书面上、文本里讲“那些”话的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思想方法与思维形式？它的逻辑基础与逻辑样态是怎样的？为什么诗性的思维用隐喻讲话，而逻辑的思维却用列宁称之为人脑最高产物[13]的概念讲话？
诸如此类，阐释学必须像“揭秘”“解梦”“诊脉”“占卜”一样，让“神秘”变得清晰，让“黑暗”充满光明，让“浑浑噩噩”变得明明白白。
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人们过去往往把重点放在了“只是”上。那么，“只是”的核心内容与特征是什么呢？马克思对此是有解释的。那就是，哲学家们全都“只是”“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马克思说：“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漂浮在实践之上。”[14]“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15]
“哲学”为什么非要这样思考问题？莫非“哲学”缺心眼？对此，必须回到古希腊的思维特性中去寻找答案。不了解古希腊，就不会明白西方“哲学”的思维规矩，也就不会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意义，当然也就无法在中西两种思想方法当中找到科学答案。对此，我们另有探讨，暂且放下。
马克思嘲讽式的批判，斯宾格勒后来也有过类似表达。斯宾格勒说：“在我看来，可用于检验一个思想家的价值的，是他对他自己的时代的伟大事实的眼光。”亦即“他的著作和直觉所表达的是否是他的时代的心灵”，因为“一个不能很好地抓住和操控事实性的哲学家绝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哲学家”。他举例说，“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大都是商人和政治家”，柏拉图有自己的政治观念，帕斯卡、笛卡尔、莱布尼茨“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数学家和工程师”；中国的管子、孔子以及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霍布斯等人是政治家、统治者、立法者等。由此，他提出“最新时代的所有哲学家都是应当受到严厉批判的”，因为“他们所缺少的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依托。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采取过一项行动或提出过一个有力的观点，去有效地介入重大的政治问题、近代技术的发展、传播事业、经济问题，或其他重大的现实生活。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重视数学、物理学、政治科学，甚至连康德那种程度的重视，都告阙如”[16]。应当说，斯宾格勒的主张，并非西方哲学的传统。因为，西方哲学的传统就在于“只是”解释世界。
但是，阐释学要求人们不能仅仅将重点放在“只是”上，更应放在“方式”上。点出“只是”固然重要，揭示“只是”的“方式”更加重要。因此，必须沿着“只是”的方向追问：都有哪些哲学家、采取了哪些“超实践”的“方式”去解释了世界？
对此，仅仅粗略地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指出他们要么用主观唯心主义的方式，要么用客观唯心主义的方式；要么用朴素唯物主义的方式，要么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方式解释了世界，已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对所谓“超实践”进行细密的分梳与研究。特别是对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形式、不同文明特点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人类解释世界的不同类型、不同路径与不同方法。
比如，为什么形式逻辑发达于古希腊，而辩证逻辑却发达于中国，因明逻辑发达于印度？为什么先秦时期在汉字中没有出现系词？为什么汉语的语音数量相对较少？为什么上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大采用系统化的著述方式？为什么中国古代语文学、代数学很发达，而语言学、几何学却相对不那么发达？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中西方的阐释行为、阐释学形态，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凡此，都在所谓“方式”的考察范围之内。
这实际上也就告诉我们，阐释学必然是一门综合性的跨学科学问，是一门“杂家”之学。做这项研究的人，应该是通才，不应仅是专家。
对于这种专门针对“解释世界”的“方式”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是高度重视的。有人觉得，马恩终身致力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对于历史上的思想与理论遗产，对于思想史、理论史乃至思想形式、理论形式的研究，不那么重视。不消说，这是误解。
诚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着重于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因此他们很难避免地“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17]但是，这段话反而说明，马恩对“形式”，对“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高度重视。换言之，他们对于哲学家们究竟都用了哪些“超实践”的方式去解释世界，是高度重视的。
恩格斯批评18世纪的唯物主义，说它们“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尽管黑格尔哲学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但毕竟证明了同一些规律对于思维过程、自然过程、历史过程“都是适用的”。[18]足见其对“形式”的重视。
因此，马恩曾试图对哲学家解释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这些方式所产生的原因，做精细的思想史研究。马克思计划撰写的《资本论》第四卷，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可惜，由于生命的局限，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完全把《资本论》第二、三卷写出来，而这又与他将精力花费在文化人类学以及东方民族学研究方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与追溯人类认识论的根源、思想的起源等相关。恩格斯则在评析理论自然科学时，指出其很大的一项不足，就是“往往非常明显地显露出对哲学史缺乏认识”。他说：“认识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各种见解，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也是必要的。”[19]
在马恩的论著中，散见着许多与思维形式相关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探索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极具启发性。将马恩的相关思想梳理提炼出来，显然是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与历史阐释学的一项必要工作。当代中国阐释学，需要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世界的理论意蕴揭示出来，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学资源发掘、整理、展示出来，还要去认真研究非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资源。
这样，就引出了对于阐释学属性的理解和认取问题。
我们认为，阐释学是研究与揭示思想或思维形式的一门学问。它针对的是“形式”与“方式”，而非“内容”或“义理”。换言之，它所对应的是康德所谓普遍逻辑。“它抽掉了知性知识的一切内容及其对象的差异性，并且只与思维的单纯形式打交道。”[20]
但是，与逻辑不同的是，它对“形式”或“方式”的研究与揭示，以“理解”和“意义”为中心而展开，研究与揭示“理解”的内在规律、外在表现以及运作机制。
具体到历史阐释学，则是研究与揭示历史阐释行为中的思想或思维形式。历史阐释学以怎样透过历史记载来理解历史进而阐发历史的意义为核心。
当然，“意义”这个词“很可能是整套语言里面，意义最难以寻获的一个词”[21]。正如卡西尔所说：“或许再没有什么问题比‘意义的意义’更令人困惑不解和众说纷纭的了。即使在今天，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也仍然是各执己见，相持不下。”[22]而这，恰恰映现了阐释学的魅力。
马恩阐释历史的基本方式
“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所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23]马克思对历史的根本看法，被标识为唯物史观；由唯物史观而展开的理论系统，被标识为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同时具有理论分层结构的历史阐释理论体系。它的理论质点，构成唯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其逻辑层次、理论层次、概念和范畴层次，构成体系架构。社会形态理论则是唯物史观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展开，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又是社会形态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阐释理论，就根本观点来说，谓之唯物史观；就全部理论内容和理论范畴来说，谓之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阐释理论的基本结构，美国学者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认为，其主导符码（master code）或超验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是生成模式本身。从这个主导符码出发，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其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分主题。[24]这种见解表明了“历时”与“共时”在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中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与“逻辑”的关系，其中蕴含着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相互支撑与转化关系。
将历史共时化，即生成模式。将结构历时化，即成为生成过程。因此，所谓“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可视为马克思阐释历史的基本特色。
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的历史阐释原则，一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5]。这里不仅涉及历史的本质，而且关涉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人类史为什么可以被视为自然史？其中蕴含着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蕴含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本原则。二是从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去建构历史阐释系统。换言之，历史阐释系统内含着一个具有本质规定性的质点。三是将历史的内容与叙述的逻辑统一起来，使得材料的生命在观念上反映出来时，呈现出来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正是这个“好像是”的“先验结构”，既揭示也建构了历史的秩序，使其具备了逻辑结构。四是以对世界的改变为目标。马克思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目标所作的揭示。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那个“好像是”的“先验结构”，因为它说明马克思并没有彻底抛弃，也不可能彻底抛弃古希腊哲人所开创的哲学传统。
马克思说：“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26]所以，不被理解的世界，对人类没有现实性可言。阐释学破解理解的奥秘，让人与世界之间的现实性建立起来、呈现出来。历史阐释学破解历史理解的奥秘，建立起、呈现出人与人的过往行为之间的现实性，让历史对现实的人开放。阐释学作为关于理解的学问，历史阐释学作为关于历史理解的学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具有其特有的思想资源。揭示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阐释行为诸多内部机制与运作特点的思想，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比如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其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7]这就是说，要科学地阐释世界，必须克服旧唯物主义的缺点，不可忽略主体作用，不可单纯地从“物”的角度去思考。这样的论述对于探索阐释活动的主体间性，是具有启发性的。需指出的是，阐释学的着力点，就在于去探讨感性的人的活动的主体方面、能动方面及其实践特性。
更广泛地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明的这类断语，实则蕴含对西方整体知识转型的敏锐观察与指向。转型的核心，就在于从“无视人”到“研究人”。
马克思的提纲表明，经过17世纪、18世纪的阻隔，“人”在西方认识领域又出现了。依照福柯的看法，“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任何哲学，任何政治或道德的选择，任何种类的经验科学，任何对人体的观察，任何对感觉、想象或激情的分析，都从未碰见过像人这样的某物；因为人并不存在（生命、语言和劳动也一样不存在）”[28]。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旧唯物主义的毛病所在。马克思表明，他要与这种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
再比如关于阐释对象与阐释主体的关系，马克思早年就认识到，“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他指出：“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马克思认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因此，人的对象只能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人的对象“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所以任何一个对象对人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29]。这样的论述，不仅对于人们思考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有意义，而且对于人们从唯物主义的视角去改造视界融合、对话逻辑、效果历史等命题，都是有意义的。具体到历史阐释学，则要解释历史怎样成为历史学家的对象，怎样成为历史学家确证和实现他自己的个性、本质力量以及怎样以他所及的程度为限的。
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解释世界的时候，面对“自然”从来不忘“人”的视角，面对“人”则从来不忘“自然”的视角。“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交融在一起。恩格斯深刻地论述，人类历史虽然有其特殊情况，但终归“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具有“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使得其进程“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30]克拉考尔将这种观点概括为“人类的历史等同于自然的历史，一种被想象为能够进化的自然”[31]。这正是马克思所谓“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根据和意蕴所在。列宁认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这句话中。[32]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恩格斯的论述，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康德关于人类历史理性目标和自然目标关系的论述。康德提出，假如人类历史并没有一个人类自定的理性目标，那么，它就应该有某种自然的目标；“根据这种自然的目标被创造出来的人虽则其行程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33]。这个“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人类史，可以将其理解为“自然史的过程”。
黑格尔也曾说：“各个民族作为精神形态从一个方面看也是自然存在物，因此也是按照自然的方式[表现]的。”[34]
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它使得“各种矛盾的趋向的综合”成为“可以准确测定的”。[35]列宁还认为，唯物主义“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指出马克思把哲学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36]列宁说，马克思运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应用了“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而这个标准在主观主义者看来是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因此，“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就被马克思捕捉到了，由此而形成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37]列宁认为，马克思理论建构的意义就如同达尔文建构了进化论一样，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
显然，至少在理论意义上，列宁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将其视为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他不仅在价值上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还依据自然科学的属性去定性唯物主义。对列宁的观点，需要结合恩格斯的另一个论断来强化理解。恩格斯说：“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38]
斯宾格勒曾基于学术史视角，将“历史”与“自然”的对立作为方法论予以评论。在这种方法论看来，只有将“历史”与“自然”对立起来，“才有可能把握历史的本质”。一旦把历史看作自然（物理学家的客观意义的自然），那么，就可以把因果原则、定律原则和体系原则（僵死的存在的结构），“运用于事变的图象中”。“人们以为人类文化的存在就像电或重力的存在一样，以为可以用分析后者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人类文化。”[39]斯宾格勒当然不赞同这样的方法论，但对于理解列宁的意思是有帮助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表明，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原则就是当论及自然界时，时时不忘人的视角；当论及人类社会时，时时不忘自然的视角。正如学者所认为的：“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抽象的人与脱离人的抽象的自然的关系，而是社会化的人与人化的自然的关系。换言之，人被社会化、自然被人化。”[40]
所以，人绝非单纯被动地“反映”自然，自然也绝非能够直接决定人的认识。雅斯贝斯说：“我们人，既是自然界，又是历史。”[41]所谓“既是”“又是”，亦即“同时是”。所以，单纯强调自然与人类的区隔，单纯强调自然对人的决定作用以及人的受动性，不去或者比较少地考虑二者的融通，显然还停留在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的范围内，还没有进入辩证唯物主义的领域。
恩格斯说“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42]涂尔干说：“社会王国也是自然王国，只是因为它显得更加复杂，所以才能够与其他领域区分开来。”[43]显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二元划分，对人类思想具有内在的拘束性。
历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从阐释学角度看，属于精神学科。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向来深受关注。新康德主义兴起后，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科区分开来，成为思想潮流，似乎已成定论。在我国，梁启超曾说，“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形质皆属于可以还原。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改定的。历史不然”，所以他认为“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44]。这种思想，属于典型的新康德主义言论，其源头可直追古希腊。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精神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当然，必须承认，人们对于问题复杂性的认识还是深化了。
实则，一方面，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因为它包含人类主体的主观活动、是人类的创造而改变；另一方面，人类的创造同样是历史的客观性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强调，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5]。尽管“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46]。但自然史终归离不开人类所发明的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与把握，自然史必然要透过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表现出来，表现为自然科学发展进步的历史。这也就是说，对于自然的认识，不一定完全基于对象的存在，还可能从此在、从历史性中去形成。自然科学的发展，建构了作为对象的自然的自然性。
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47]恩格斯曾批评：“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48]恩格斯强调，不能仅仅强调自然界作用于人，还要注意人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雅斯贝斯说：“自然的历史，就其本身来说，是没有意识的。它仅仅是一种现象罢了。它不知道它自身；关于它，只有人才知道。”[49]海德格尔说：“自然通过人的表象（Vor-stellen）而被带到人面前来。”[50]如此看来，无妨这样断言：自然界的事情，其实就是人的事情。
当自然界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自然史也就成为人类史的内容。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人对自然的作用，也就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第一推动力。
恩格斯说，辩证法的规律就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51]一方面，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会成为撬动人类思想革命性变革的杠杆；另一方面，正确的人类思想，特别是高明的哲学思想，可以修正自然科学的谬误，成为人类正确认识、把握自然，从而促进自然科学革命的先导。不懂上述道理，就会流于旧唯物主义机械僵化的二元划分。
因此，下述论断是值得称赞的，即“历史学家在他的工作的任何一点上，都不是为了自然本身的缘故而关心自然，而仅仅是把自然作为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背景来关心它。如果他谈到了自然事件，那是因为那些事件影响了他正在描述其经验的那些男人们和女人们的生活。假如它们没有这样的影响，它就不会提到它们的”[52]。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划分，没有去除历史是人类历史的本质规定，而是加深了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