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洲东北部的石器时代
一 俄罗斯远东考古的学术回顾
对今俄罗斯远东地区史前文化科学系统的考察，是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后才开始的，因而在18世纪以前，对这一广大地区并未开展基于科学意义上的考察活动。16—17世纪，沙俄开始了向西伯利亚地区的殖民扩张，并于18世纪对西伯利亚和远东中部和北部地区进行了科学大考察，为后来的考古学家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探查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沙俄割占远东南部地区中国的大片领土，俄国学者才开始在这一地区进行初步的考古学研究。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学者对远东各个历史时期遗址遗迹的考古研究逐步深入，经过几代学者具有开拓性的考察与研究，远东考古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0世纪中叶，苏联科学院以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Р.С.瓦西里耶夫斯基、А.П.杰列维扬科、А.И.克鲁沙诺夫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考古学家，就亚洲东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问题、遗址遗迹的鉴定问题、早期人类活动的方式和特点问题等，同地质学家、古动物学家、古植物学家、冻土学家、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法的专家们合作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创立了可靠的考古文化分期法，并确定了考古文化的绝对编年。[1]他们根据一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今俄罗斯远东的南部是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中心，在阿穆尔河（黑龙江）的上中下游，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活的重要地区。而“弄清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的两种石器加工传统工艺——砾石技术和石片技术传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因为研究阿穆尔河流域和滨海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同解决自大陆迁居太平洋诸岛屿问题、古代居民向亚洲东北部地区迁移的路线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2]。
应该说，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亚洲东北部全方位的科学考察和深入研究，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不曾有的，具有科学上的开拓意义。因为，19世纪之前的中国还没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而中俄疆域的基本界线最终划定后，当时的中国学者已经没有机会对那片广大地域进行实地考古研究了，若了解那段久远的历史只能通过中国古代史籍所传递的零星信息资料。
苏联学者在现代考古学基础上，利用科学的工具和方法对远东的考古研究，赋予了远东考古以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科学意义，即“在亚洲东北部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并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解决与人类开始占据和开发亚洲大陆东北部有关的问题，并为解决人类由亚洲向美洲大陆迁居的问题，奠定了客观的基础”[3]。这一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对于认识东北亚及北美大陆古代人口流动具有积极作用，也反映了相关国家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需要。苏联学者在远东考古研究方面的成果处于国际前沿地位，因此我们对今俄远东石器时代和原始社会的研究与考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俄苏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进行。[4]同时，当代中国学者在黑龙江南岸的考古发掘，对于了解黑龙江流域的史前文明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近年来，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中俄学者开始了共同对黑龙江流域史前遗址遗迹进行考古调查，推出了一系列合作研究成果，正在引起学界的重视。[6]目前，中国学者所占有的大量史籍资料，以及先进的考古技术，已经在两国的合作考察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 古代远东地区的自然环境
人类早期的历史与当时的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地理环境是影响和改变早期人类活动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因素。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大约生活在地质学意义上的早更新世时期和更新世时期。在大约70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更新世时期，又分为下、中、上更新世三个阶段。在漫长的更新世时期，全球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但也存在着冷暖变化的周期。到了上更新世时期，今远东地区的气候开始逐渐转暖，一些地质考古发现表明，有的地区气候甚至比现代还要温暖许多。苏联地质学家在堪察加半岛该时期的地层里找到了核桃果实和近于孢子松的伊尔缅松果，以及在阿穆尔河流域发现了常绿的喜温植物花粉。[7]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在黑龙江流域的嘉荫县等地，发现了同一时期大型喜温动物恐龙和猛犸象的化石。这些发现表明，今远东南部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在古代某些时期气候相当温暖湿润，曾经生长着丰富的温带植物和大型动物。
到了上更新世末期，今远东地区逐渐变冷，大部分山区形成了古代冰川，陆地上升，气候变得干燥而寒冷，季风气候愈加明显。随着气候的变冷，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开始出现变化，常绿喜温的阔叶植物被藓苔和稀疏低矮的林木所取代。在南部地区生长出桦树和赤杨，由于其极耐风寒的特性，它们中的一部分在冰河期之后幸存下来，甚至延续至今。而猛犸象、北美野牛等动物的化石则代表了这一时期远东动物的主要种类和形态。在今滨海边疆区一些洞穴里发现的犀牛、虎、鬣狗的化石也大多属于上更新世晚期，它们与今天远东的许多动物有着近亲关系。这些中小型动物顽强的适应性，使它们跨越了漫长的气候和地质年代，将古生物的许多基因和特征保留至今。
远东地区气候的巨大变化，也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地形地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后来人类活动地点和范围的选择也具有重要意义。大约在7万年以前，由于气候变冷和海洋退化，环绕楚科奇海和堪察加海的大陆架完全或部分地干涸了。结果，由白令海峡封冻后所形成的陆桥，可以将亚洲与美洲连接起来，这为植物和动物群在北亚和北美两个大陆板块之间的交流与渗透提供了条件。在此后的气候转暖时期，白令海峡可能重又复原，这种冷暖变化的周期应该是发生过多次，而现在的白令海峡至少也应该有数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这种气候变化导致的海上陆桥的周期性存在，也表现在萨哈林岛与亚洲大陆以及今天日本北海道的陆桥周期性的存在。一般认为，“在现代鞑靼海峡和拉佩鲁兹海峡地带的陆桥使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得以在大陆、萨哈林和北海道之间通行”[8]。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整个地球气候再一次逐渐变暖。
在新石器时代到来之时，远东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南部地区，江河湖泊体系与现代的状态已经基本相同；在远离海洋的偏西部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大陆性气候，受气温变化的影响，季风强劲，冬天寒冷多雪，夏天炎热干燥；在近海地区则是温暖湿润，气温冷暖差别较小。在最佳气候时期，远东的森林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针叶树种开始减少，阔叶植物迅速增加。在第四纪冰河期之后，一些适应气候改变的第三纪植物群的代表性植物留存下来，而这一时期的动物群则构成了全新世动物世界的基础，今远东地区主要的食肉动物、奇蹄动物和偶蹄动物在那时已经大量出现了。
受气候改变的影响，远东北部的自然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冰川的融化，使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基本形成了今天的面貌，亚洲同美洲通过白令陆桥的联系中断了，形成了今天的白令海峡。气候变暖也使干涸的冻土带变成潮湿的沼泽地。经过冰河时代，大型的食草动物基本灭绝了，只有类似野生驯鹿的中小型食草动物适应新的条件存活下来，并成为北方先民陆上猎捕的主要对象。冰川消退之后，在广阔的沿海地区形成了适合海洋哺乳类动物生存的环境，出现了大量海豹、海狗、海象等今天常见的北半球海洋动物。
在全新世时期，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终于使萨哈林岛与大陆，以及今日本诸岛的陆桥逐渐消失，形成了拉佩鲁兹大海峡和今天的鞑靼海峡。自然地理和气候环境的巨大变化对远东地区古代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决定了早期人类在北太平洋沿岸的迁徙路线；另一方面，对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远东各个地区不同族群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特征。
三 远东的旧石器时代
根据苏联和中国学者对远东地区原始人类遗址遗迹的考察，证明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来到了这一广大地区。远东南部的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是远古遗址遗迹留存较多的地方。在结雅河（精奇里江）谷的乌斯奇图镇、菲利莫什卡村附近，以及在阿穆尔河上游的库玛拉镇附近，均发现了埋藏原始人石制工具的遗址，并且其地层条件大体相同。在这几个地点出土的石器一般具有古代砾石加工粗糙和形式简陋的特点。工具主要是用石英石质砾石经过打砸制造的，主要是较大石片做成的工具，如具有砍杀功能的石凿、石刮刀等。经研究人员测定，在阿穆尔河流域发现的砾石制品的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早期。[9]苏联学者认为：在苏联远东和南西伯利亚发现的古代人类遗迹，与东亚、中亚以及周围地区人类初始阶段的考古学文献相关。并且苏联学者认为，其可靠的资料也来自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迹，如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因为这里不仅发现了大致相同的砾石工具，还发现了猿人的化石。此外，在朝鲜半岛、日本群岛、蒙古等亚洲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也发现了原始人的早期遗址、遗迹，这些遗迹的时代一般是在七八万年以前。
经过长期的进化和发展，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远古人类和古人的数量和密度逐步增加，为了捕获足够的猎物，他们不得不向新的地区不断扩展。当然，如果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迹仅限于砾石工具，还不能成为早期人类在这里曾经长期生活的直接证据，这方面还需要大量其他考古资料的印证。
在阿穆尔河沿岸的遗迹中，出现了被称为“勒瓦娄哇”的石器，这是一种有了明显进步的打制石器。这种石器要求预先加工石核的末端，使之接近较规整的样式，以便于进一步加工。据苏联研究人员推测，在阿穆尔河上游的库玛拉遗址中出现的这类石器基本代表了距今2.5万—3万年前的石器制造水平。一些苏联专家认为，被称为勒瓦娄哇的石器制品与中亚地区的古代石器有很多相似之处，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的共有特征，由此表明阿穆尔河流域与中亚古代先民有着文化上的联系。
但是，刘爽研究员在2017年考察黑龙江（阿穆尔河）上游右岸大兴安岭东段呼玛县十八站历史文化遗存时，也看到数量众多的旧石器标本。十八站遗址的碑文上写道：“十八站遗址于1975年发现，1976年发掘。在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出土文物标本1000余件。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技术同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证明十八站旧石器文化继承了华北旧石器文化传统，对研究远古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10]中国学者魏正一、干志耿也认为“这批石器文化传统与周口店、峙峪、下川、虎头梁等地的旧石器文化相近似”[11]。由此可见，苏联学者关于阿穆尔河流域石器制品与中亚地区的古代石器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说法确实存在偏颇。我们认为，黑龙江流域不同地区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存，与华北及黄河流域的旧石器遗存比中亚地区的古代石器有着更多的传承关系，不仅在地域上比中亚更为接近，就是在石器的形制上也大体表现了古代东亚地区人类共同的生产和生活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类跨地区流动的大致走向。
苏联考古人员在滨海地区的奥西莫夫卡和乌斯季诺夫卡找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品，它们出自古代居民加工石器的工场。通过测定构成这个文化层的土壤，推算出这些石器产生的年代可能是在距今2.5万—3万年前冰期即将结束的时代。整个远东南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即叶状和扁桃状等片状石器的两面修琢方法相当普遍，同时也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古代先民在上更新世末期，由亚洲大陆的内陆地区向太平洋沿岸及北部海域地区迁移的过程。在滨海地区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下同）附近的帕尔基赞河右岸的岩洞遗址（也被称为地理学会岩洞），发现了大量与原始人生存活动有关的更新世时期的动物化石，包括猛犸象、披毛犀、野牛、狍、驼鹿、熊等。而这些动物的遗骸充分证明，在上更新世末期，狩猎已经成为这一广大地区古代先民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掌握了用石头制造捕猎工具的基本技能。游牧和半游牧的生活方式是从事狩猎的基本前提，因为狩猎时必须跟在一群野生动物后面奔跑或行走几十或上百千米。此外，这一时期远东地区的古代先民还要采集漫长冬季所需要的各种植物的果实，所以采集业在远东先民的经济生活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在更新世晚期，人类已经来到了北太平洋沿岸大部分地区。距今1万—3万年以前，现在的白令海峡曾经成为陆地，这里就成了从亚洲到美洲阿拉斯加的必经之路。一般认为，在东北亚南部地区居住的先民，之所以要迁至寒冷的北部地区，主要是因为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人口增长和猎物减少，导致原有群体不断地自然分离，以及不断地向新狩猎场迁徙。在北太平洋沿岸的堪察加、楚科奇、科雷马河流域，找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迹。在这一地区的乌什基1号村落遗址中，保留了旧石器时代的宿营地和墓葬。处于同一时期堪察加的乌什科夫文化表明，人们已经开始从事捕鱼、狩猎和采集等多种经济活动。另外，考古材料也证明，堪察加的古老文化甚至曾传播到美洲大陆，从古代印第安人佩带的贝壳串珠看，与堪察加的类似串珠有许多共同点，并且两地所使用石器的制造和功能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这些推测还需要更多的其他证据证明。
在乌什科夫村落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具有艺术象征的石器制品。例如，在砂岩板上刻画的窝棚和树木等原始艺术图案，还有类似人和动物的图案。这一时期的石器制品，为新石器时代的制品奠定了基础，并且具有逐步向北、向东扩散的特征。
到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期，阿穆尔河流域和滨海地区的文化，明显地承袭了旧石器时代的传统和特征，在石器的精细加工和功能的发挥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出现了更具操作功能的猎人用的刀、矛头、猎枪头等，反映了这一时期早期人类的采集和狩猎生活在形式上的新变化。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奥西波夫卡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制品比原来的制品用途更多，经过精细打制的石斧可以广泛地用于砍伐树木，也可用于狩猎和捕鱼等劳动。
在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的历史文化遗存中，考古学家在萨哈林岛发现的一批石器具有典型意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索科尔、塔科耶2号、特罗伊斯科耶等地发现的石器。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大量棱角规整的长石片、腰型石片、船型石片、半圆形石片等，与滨海地区村落遗址的器物以及与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前陶器时代遗留下来的石器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证明萨哈林岛在遥远的古代就已经有早期人类居住。由此可见，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早期文化类型是太平洋地区古代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链条，他们与大陆的居民有着长期的接触和交往，因此其文化也有诸多的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