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优越的制海权：兴起为现代世界头号强国的必需条件（1500—1945年）
时殷弘[1]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的五个世纪的史事，连同至关紧要的全球体系和世界强国概念，全都始于15、16世纪之交全球性政治经济与跨大洋交往体制的肇始。以其标题为根本主题，本文先后论述五番关键性事态或关键性较量，英国作为强国的骤然崛起：伊丽莎白一世与无敌舰队的覆灭；克伦威尔、威廉三世和老庇特：英国世界性权势的酝酿、凸显和巅峰；拿破仑的败亡与不列颠的胜利：地缘战略机理；德国造舰狂潮、英德全面冲突和美国参加大战；东亚太平洋的四度权势转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平洋战争。
本文最重要的部分为结论，即制海权竞斗的基本缘由和诸项含义，强调：（1）五个世纪的现代世界史始终以全球化政治经济和全球化交往体系为一大特征，因而就获取并维持最大强国地位而言，对跨洋水道的优越的利用和控制一向是一大先决条件；（2）在迄今大多数场合，对跨洋水道的优越的利用是零和游戏，远不止一次地导致头等强国之间的全面冲突；（3）一流海军的建设总是一桩艰难和往往冒险的事业，频繁出现的是两个最大强国之间升级性互动的军备竞赛，以及增进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动能；（4）旨在争夺制海权优势的决定性较量一般都采取决定性海战的形态，总是差不多“一剑定乾坤”，因为海军大舰队可谓世间最昂贵的资产；（5）战前既有的海洋战略基地能大大便利争夺制海权的斗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是一大可模仿的例外，经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跳岛战略而非在这之前取得大多数海洋战略基地；（6）无论是就军事力量和经济需要而言，还是就技术资源和道义自信而言，同盟或联盟一向不可或缺，其建设不仅依赖强制力，也依赖非强制力，包括在信念和国内外行为方式上的吸引力；（7） 国家财政资源之丰瘠对建设海军大舰队至关紧要，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较健全、较高效的财政体制；开源节流、创收优先、支出合理、成本效益估算紧要可谓竞争制海权必需的战略经济学；（8）长远地说，在争夺制海权，因而争取世界优势的斗争中，地理位置和社会活力一直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就后者而言，相对自由、个体主动而又足够凝聚的政治/社会状况最佳，因为几乎只有此等状况才能在经久艰难中持久提供尽可能最佳的技术创造力、政治/战略灵活性和社会团结。
关键词 制海权；海洋战略；世界强国；大国崛起；战略史；历史经验
一 全球性政治经济与跨大洋交往体制的开端
15世纪末肇始的航海大发现和由此起步的欧洲海外扩张导致第一个全球性体制于1494年出现，那就是1494年6月初，西方海外事业的起初主角葡萄牙和西班牙派代表在西班牙西北部小镇托尔德西拉斯缔结条约，规定将全球大洋航海、远洋商业和殖民权利沿东经48度线左右（穿越巴西亚马孙河河口附近）划为东西两大范围，分别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托尔德西拉斯条约》的更广泛意义在于创设了“一个支配全球层次交往的体制，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政治体制”。[2]大西洋和印度洋航海探险，连同新的东西交通路线和全球“环状构造”的创立，取代了先前威尼斯为枢纽或中介的“旧世界线性体系”。“到1515年，已经出现一个从纽芬兰海岸外的鳕鱼渔场和巴西到东非、波斯湾、马拉巴尔海岸和香料群岛的世界性网络。……现在可以从每个地区（或网结）经大洋到达其他每个地区。”[3]这就是初露端倪的全球性政治经济。
从此发端，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中间有了它最根本的动态之一，那就是往后450年里世界权势重心逐步西移。20世纪特别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曾就17—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逐渐壮大如此谈论了这一权势转移：“海域将欧洲的能量从内陆吸引到它的西海岸，发展了海军和殖民力量，加强了海洋国家内的这两者，并且最终将它们集中于欧洲西岸外的（英伦）海岛。现在，从该岛本身的权势转移开始了。正如注满喷泉盛盘的水溢入下一个盛盘那样，权势现在从该岛进一步往西越过大西洋。”[4]
二 英国作为强国的骤然崛起：伊丽莎白一世与无敌舰队的覆灭
1556年，刚输掉德意志宗教战争和即将输掉意大利战争的哈布斯堡查理五世逊位，其子腓力二世继承西班牙与其海外殖民地、尼德兰、意大利和弗朗什—孔泰。这位在位42年的君主始终怀抱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根本观念，即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持西班牙全球性帝国，并且大力扩展这个帝国。1571年西班牙舰队战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舰队，赢得现代早期最著名的海战之一——勒班陀海战，继而1580年西班牙兼并葡萄牙。与查理五世时期相比，西属美洲殖民地的财富得到了更大限度的开发，且在兼并葡萄牙后，欧洲的一切海外属土集于腓力二世一人之手。总之，从查理五世到腓力二世，一个基于佛莱芒的中欧帝国转变为一个基于西班牙的大西洋帝国，何况腓力二世有着史无前例的某种全球大战略视野和组织体制。
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起作用，在腓力二世帝国面前招来了两大决定性的反霸力量：第一，荷兰共和国，系1568年开始的尼德兰独立战争历时十三载而正式造就；第二，新教英国，由随玛丽于1558年病死无嗣而差不多侥幸登上王位的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英荷两大海上强国在导致腓力二世称霸失败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显示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国际政治学家乔治·莫德尔斯基所说的“世界领导者的特征”。按照从15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为止的历史经验粗略地说，此类角色（或曰“在一段相当长时期内为世界事务提供一个组织原则和焦点的能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具有五项资格素质或条件：第一项，有利的地理位置，尤其是岛状或半岛状的，以提供较高程度的安全和前往大洋的便利；第二项，内在凝聚和较为开放的社会，它大有利于构建国内团结和国际联合；第三项，全球性的、在技术和贸易方面领先的经济；第四项，占显著优势的全球性权势投射能力，或曰可成功地采取洲际战略行动的政治/战略组织；第五项，相应于世界根本问题进行根本创新的能力。[5]
尼德兰独立战争开始后11年，主张妥协的南方10省与坚持追求独立的北方7省正式分裂。1571年，后者宣告脱离西班牙，成立“联省共和国”，即荷兰共和国。海上航运和贸易差不多是荷兰的一切——包括其公私财富、海陆军力量、社会政治结构、国民性格和思想风貌的终极缘由，而它作为这个意义上的海上强国，以其长达约40年的武装奋斗，对腓力二世及其继位者进行了决定性的持久打击。或者说，荷兰由此拖垮了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
然而，单凭荷兰一国的规模和甚为有限的力量，远不足以阻挡腓力二世的称霸步伐，甚至远不足以赢得荷兰自身的独立与安全。为此，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的全身心的反霸努力绝对必需。与荷兰相比，英国的兴起甚至在更大程度上与海外事业和海上力量紧密相连，并且依凭安全得多的海岛性地理位置、更大规模的陆上基础和更专注有力的海权发展。[6]不仅如此，不同于荷兰联省议会与执政之间屡有牵累甚或抵牾的“双头决策”体制，伊丽莎白一世集中有效的君主领导大有利于政策和战略的生成和实施，其坚强的意志、稳定的心理、审慎求实的思维方式和心怀全局的战略意识，连同其对民族国家利益而非王朝或君主个人利益的专注，是新兴英国最重要的政治资产之一。[7]
伊丽莎白一世掌权前10年，其对外政策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左右逢源，特别是借助西班牙应对来自法国的威胁；然而，法国内乱和1567年西班牙大军开进尼德兰导致她扭转战略方向，把在西班牙的霸权大潮面前拯救欧洲均势、从而捍卫新教英国的安全作为压倒一切的目的。伊丽莎白一世以提供金钱津贴为主要手段，大力支持尼德兰独立战争、法国胡格诺教徒以及后来皈依天主教但仍然反西班牙的法王亨利四世；借助在她鼓励和帮助下的英国海盗，频繁地袭击和劫掠西班牙远洋商船队；努力构建反霸国际大联盟，其中不仅包括英国、荷兰和法国，也包括葡萄牙、德意志新教诸侯和奥斯曼土耳其。在伊丽莎白一世之下，英国初步滋生了它的对外政策经久传统：拥有海上力量优势，担任“居间制衡者”（balancer），绝不容许对岸低地国家遭到征服，维护或拯救欧洲大陆总体均势。
英国的上述奋斗，特别是对荷兰的支持和对西班牙远洋商船队的袭击，非常严重地破坏了腓力二世的整个图谋，以致他要免于西班牙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努力全盘失败，除了大力制服英国就别无选择。到1588年，此种战略认识已急剧升级为旨在一举登陆、击碎英国的大规模远征，这特别是因为不久前伊丽莎白一世为了杜绝腓力二世和国内天主教势力共同颠覆其政权，处死长期囚禁的前苏格兰女王、可继承英国王位的玛丽·斯图亚特，从而使腓力二世企图从内部击破堡垒的希望完全破灭，并且大大羞辱了西班牙。是年5月，庞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驶离里斯本直扑英国，“歌利亚攻打大卫”[8]。然而，这场决定性较量以当时令几乎所有人大感意外的结局告终：无敌舰队先遭英国海军迎击颇受损伤，而后差不多全部毁于海上风暴。[9]世界现代史上从未见任何其他单独一场海战有那么大的意义：头号大强国的霸权命运从此急转直下。1598年，腓力二世去世，标志着16世纪哈布斯堡帝国两番称霸巨潮终告破灭。
三 克伦威尔、威廉三世和老庇特：英国世界性权势的酝酿、凸显和巅峰
从国际体系全局和国际力量对比转移的大动向看，在从西班牙权势开始跌落到法国权势开始勃兴这两端之间的时期里，欧洲历史的最重要事态是英法两国各自的基本变动。
1640年英国开始了以新社会力量为主力的清教革命，而后迅速升级为内战，最终导致1649年推翻希冀在英国推行专制主义的斯图亚特王朝，处死国王查理一世，英吉利共和国（the English Commonwealth）随即取代君主制，其实际首脑是介于造反阵营内部左右两端之间的革命军队统帅奥利弗·克伦威尔。经镇压左派力量，克伦威尔于四年后改共和政体为他个人军事独裁的“护国”政体（Protectorate），自任“护国公”。[10]在其主宰国务的十年里，克伦威尔“成功地将英国推上海洋帝国主义道路”[11]：经过革命推翻漠视海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斯图亚特王朝以后，他大力发展海军，并且挤压海上竞争对手荷兰，乃至对其发动战争。1654年，荷兰被迫在结束战争的《威斯敏斯特和约》中放弃与英国海外殖民地的通商权。英国开始在海外贸易和海军力量两方面独占鳌头。
在法国，黎塞留与其继任者红衣主教马扎然先后执政18年，以加强王权、实现国内安定和击破贵族抵抗为国内政策根本，据此开始建立起史称“绝对主义”即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天然具备欧洲一等强国规模的法国得以凝聚和统一，从而有了权势勃兴的内在条件。1661年，在五岁即位而由母亲安娜摄政18年之后，路易十四终于亲政。这位年轻气盛、好大喜功的“太阳王”，大权独揽，实行“朕即国家”的君主专制统治。此时的法国，既经历了长期的中央集权构建，致使国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治统一，也经历了1635年往后延续二十余载的成功征战，确立起对哈布斯堡东西两支的绝对优势。到路易十四亲政时，法国与其他任何单个欧陆国家相比已拥有压倒性实力优势。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力量有其多方面丰裕的由来，它们既包括地缘战略条件方面的，也包括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在这国力的来源中，有一项新的重大成分，那就是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兼海军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构设和大力推行的重商主义国策，它通过国家机器为增长国力和国富而干预、刺激甚或局部组织工商业，为法国经济注入了一种哈布斯堡体系从未产生过的活力。[12]柯尔培尔作为路易十四亲政以后近20年的辅佐和宠臣，侧重追求海上优势和外贸利益，为此积极鼓动用武力摧垮荷兰。较具体地说，路易十四的欧洲霸权图谋大致由以下3项目标构成：（1）向东北和东两个方向扩张领土，以“拓圆”法国边界，即彻底实现其“自然疆界”；（2）控制英国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并且在英国“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王朝后大力支持其流亡势力；（3）趁哈布斯堡西班牙的卡洛斯二世死后无嗣之际继承其王位，从而使波旁法国同时据有西班牙帝国，或曰以法西波旁轴心取代西奥哈布斯堡轴心。
第一个方面的目标支配了路易十四在亲政后约30年的对外政策，导致他先向东北发动两场战争，即移归权战争（War of Devolution）和荷兰战争，其目的分别为吞并西属尼德兰（南尼德兰）和征服荷兰共和国。向东的“自然疆界”追求，促使他沿法国东界攫取一系列战略要地，特别是卢森堡和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为“拓圆”边界而夺占德意志领土的行为发展下去，直到发动第三场战争——旷日持久和以失败告终的九年战争。第二个方面的目标贯穿于路易十四统治的差不多大部分岁月，导致他支持和秘密资助英王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使之从属法国意志，特别是服务于法国征服荷兰之目的，同时助其阴谋复辟天主教统治和建立绝对专制；[13]第三个方面的目标主宰了路易十四在九年战争结束后的思虑和政策。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之后，卡洛斯二世遗嘱将全部西班牙遗产传给路易十四之孙腓力。一个空前庞大的波旁海陆帝国的前景终于招致了以英国为首的反法大联盟，连同从1701年起长达13年的反霸大战——西班牙继承战争。
荷兰在法国大军压境之际陷于完全的外交孤立。不仅如此，它的危险还在于商业阶级上层构成的联省议会及其政治派别斗志不坚，倾向于对法妥协，并且在大敌当前时刻阻碍必要的行政集权。在极端困难的生死存亡关头，是适才担任执政的年轻的奥兰治亲王威廉拯救了荷兰，以其坚决抗敌的意志和果断的领导。
然而，无论是要经久地维持荷兰一国的安全，还是要全盘阻止法国对欧洲的广泛霸权，荷兰的能力甚为有限。荷兰经不起法国施加的一轮又一轮巨大压力，也难以成为欧洲反霸阵线的领导力量。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的欧洲，这样的能力和角色事实证明非英国莫属。路易十四给英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差不多所有根本利益造成了致命威胁：他要在英国复辟天主教并帮助确立斯图亚特王朝绝对专制统治的强烈意愿与经久努力危及英国人的新教信仰和基本自由；他对英国国内政治的多方渗透和对英国国王的巨大影响危及英国的独立自主；他对西属尼德兰的吞并图谋和对荷兰的征服战争大有可能使英国丧失本土安全的首要欧陆屏障；他的大陆霸权和重商主义海外扩张威胁英国两大利益传统——欧洲大陆均势和英国海外优势。然而，1660年后统治英国的复辟王朝非但不在这些危险面前捍卫英国的根本利益，反而成了路易十四的工具，因此，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具有非常巨大的欧洲国际政治意义，因为它不仅推翻了复辟王朝，而且使得在反对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称霸方面意志最坚决、眼光最远大，并且最具大战略意识和全欧均势观的奥兰治亲王威廉入主英国王位，是为威廉三世。
作为英国国王与荷兰执政，威廉三世集英荷两国力量于一身，或者说反对路易十四霸权的主要基地由较小的荷兰转至较大的英国，后者适才确立的宪政制度和议会主权实际上给新国王提供了作为外交首脑和军队统帅所需的国内广泛支持和财政支撑。威廉三世坚定不移地推行反霸大联盟战略，维持和扩大反法阵线，并且自15世纪以后首次向欧陆派遣规模可观的英国陆军，在财政津贴之外协助盟国进行九年战争。与此同时，他建立和加强英荷联合舰队，经1692年拉荷格海战（或称拉和岬海战）大捷，取得了对于路易十四的经久不移的海上优势。1701年年末，即西班牙继承战争爆发后不久，即将去世的威廉三世在英国国会发表最后一次演讲，强调波旁家族领有西班牙王位构成“欧洲的共同危险”，英国须“参加维护欧洲自由的努力”和“掌握欧洲均势”。[14]翌年即位的安妮女王和英国的主要政治家们秉承威廉三世时期的基本国策，宣告大联盟的目的是“维护欧洲的自由和均衡，削弱法国的过大权势”。[15]
英国是反路易十四称霸图谋的首要主力，因而不奇怪，西班牙继承战争结束时的国际权势分布对英国最为有利。这一分布并非仅仅就欧洲大陆而言，也包括欧洲的周围水域和海外世界，即地中海、大西洋、欧洲海外殖民地和更广大的商业势力范围。正是在这些领域，英国经过西班牙继承战争确立了空前的权势，与所有欧陆强国相比属于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等级，即世界范围的世界性强国优势。继结束九年战争的《里斯维克和约》使英国获得其舰队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后，1713—1714年缔结的结束西班牙继承战争的《乌得勒支和约》又使之从西班牙取得直布罗陀—地中海西端的战略咽喉，连同可用以控扼法国地中海舰队和扼杀出自马赛的法国贸易的米诺卡岛。此外，该和约还规定法国拆除其最大的武装劫掠船港敦刻尔克的防御要塞，以便使英国能有效遏阻其海上劫掠战，并且将北美大西洋岸法国属地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逊湾割让给英国。“英国的海上霸权将在此后65年里简直不受任何挑战。”[16]对比前一轮反霸大浪峰上的情景，英国的处境和地位已有巨大变更：1588年时多少意外地刚刚保住自身独立，现在已拥有独占鳌头的世界性优势。
西班牙继承战争过后，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对英国来说首次突出为首要问题，而斗争的对手照旧是法国。英法殖民地争夺的潜在冲突点分布甚广，从北美大陆到加勒比海再到印度。然而，其中最显著的不是在广袤的北美，而是在可获取的商业利得远为丰厚的加勒比海岛屿。1739年，新的英法战争在加勒比海揭幕，导火线是英西战争（“詹金斯之耳战争”），而跨比利牛斯的波旁家族联系终将法国拖入其中。1755年，英国在海上频繁攻击法国商船，法国遂夺占在《乌得勒支和约》中被划归英国的米诺卡岛。随后，英法战争汇入翌年爆发的、欧洲列强两大阵营之间的七年战争，构成其海上和海外部分，范围包括英吉利海峡、地中海、大西洋、北美大陆、加勒比地区和印度。在这场空前广大的冲突中，英国依凭的是以首相老庇特为首的优秀的大战略领导、强健的财政耐久力和海军专长。[17]1763年年初，以英国在海战和殖民地战争中的完全胜利以及英普同盟在欧陆战争中的显著优势为背景，英国与法国及其盟国西班牙缔结《巴黎和约》，其中规定：法国将其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全部土地（唯新奥尔良除外）一概让予英国；西班牙将其北美殖民地佛罗里达交给英国；在加勒比地区，英国从法国获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格林纳达、圣文森特等岛屿；在印度，英国获得战时占领的一切领土，法国只保留五个被禁止设防的沿海通商据点。至此，英国经过再次大败主要对手法国，实现了它的首次殖民地急剧扩张。加上空前显赫的海上霸权，令英国登上了它的世界性优势的首轮巅峰。
四 拿破仑的败亡与不列颠的胜利：地缘战略机理
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大革命急剧改变了法国的国内政治，使之突发空前宏伟的国力和由革命意识形态塑造的总体性对外目的，从而变更了国际政治。特别是在1793年和1794年，即革命的法国在反法同盟面前进行殊死自卫、而后转守为攻打出法国的关键年头，大众动员、民族主义和被称为“恐怖专政”的雅各宾极权主义造就了一个力量惊人的法国。这力量不仅被用来保卫国内的革命，而且在防御性战争取得最初的一系列胜利后，迅速被用来进行对外军事扩张，无论是为了追求由“自然疆界”保障的彻底安全，还是为了输出普世性意识形态和实现超越国界的欧洲革命改造。
1799年，拿破仑取得法国政权。“革命的皇帝”拿破仑基于大革命的政治和军事创新，统率法国战无不胜达十余年之久，征服和控制所及差不多囊括整个欧洲大陆。[18]依靠大众征兵制、国民激情和几乎整个社会经济的战时动员，投入战争的人力、物力和精神资源达到空前巨大的程度，而民族主义、普世性意识形态与拿破仑无限的帝国野心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些空前巨大的资源为之服务的空前广泛的战争目的，它说到底包括取消所有各国的真正独立，甚或改变它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
可以说，三大机理导致多年里空前强大的拿破仑帝国的败亡：第一，侧翼大国——英俄两国进行抗击欧陆霸权和恢复欧洲均势的决定性奋斗，尽管它就英国而言贯穿于法国扩张大潮从兴起到败落的全部20年，而就俄国而言只是在它的最后时期；第二，现代史上的优越海权一如既往地阻扼了旨在横霸欧洲的优越陆权，这是贯穿拿破仑战争始终的主要地缘战略机理；第三，法国的侵略和征服激发了欧洲广泛的反法民族主义以至“解放战争”，从而使得民族主义这一法国革命的伟大创造和拿破仑扩张依据的一大力量经其扩散而成为帝国的一大克星。
在此集中谈论前文所述的第二大机理。1812年法国大军征伐俄国以前，拿破仑战争的根本战略形势是英法之间彻底的战略僵持，或曰海权和陆权之间彻底的战略僵持。这是一种典型的海权对陆权的战略“死结”，与据此2000多年前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持久僵持高度相似。从根本上说，拿破仑与他的英国敌人都是实行“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的不对称战略，此战略保证他们各自不会被敌手压倒；然而，要结束僵持和赢得战争，就必须成功地履行另一类对称性的战略机理，那就是海上力量最终须由海上力量克制，陆上力量最终须由陆上力量战胜。
拿破仑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做过四次旨在打破僵持、摧垮或困死英国的尝试，但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告终。1798年，在即将独掌法国军政大权的时候，拿破仑率师远征埃及，以阻断英国前往其海外重心印度的主要通道，并且进而占领土耳其和摧垮不列颠殖民帝国。然而，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战中毁于从直布罗陀驶入地中海的英国舰队，远征行动遂因海上供应线被切断而告破产。第二次尝试是拿破仑与沙皇保罗一世的交易谋划，据此法国大军将渡越英吉利海峡直扑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则将在地中海与俄国黑海舰队连接，并由丹麦舰队在北方海域予以配合，共同牵制和打击英国海军。然而，保罗一世之死导致拿破仑的这项谋划迅即破灭，剩下的选择便是与英国缔结实际上确认战略僵局的《亚眠和约》，以获得时间巩固他在欧陆的统治。该和约仅过一年即告破裂，拿破仑着手在法国布洛涅集结大军，准备以少量战舰护航下的大量渔船为载体渡海攻打英国。1805年10月，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法西联合舰队遭遇名将霍拉修·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经激战而大半被歼，拿破仑只得放弃攻英计划，英国则由此开始了延续近百年的海上绝对霸权时代。第三次尝试失败后，拿破仑已无海军力量可用，只能希冀完全基于其欧陆帝国的大陆封锁体系困死英国。这个体系始于他1806年11月颁布的《柏林敕令》，继之以翌年的《米兰敕令》和《提尔西特和约》以及1810年的《枫丹白露敕令》，然而其结果是侵俄战争与其惨败，甚至连同拿破仑帝国的最终败亡。[19]
五 德国造舰狂潮、英德全面冲突和美国参加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自战争结束到现在，几乎始终是历史学家们探究和辩论的课题。然而，这场大战最为基本的根源并非难解，它们分明源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年新兴强国之急剧崛起和国际力量结构之急剧变更，而这又是由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技术变迁和欧洲内外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决定的。其中，德国国力的剧增最为关键。实力爆炸式增长的德国要的是与世界一流实力相称的世界强国地位，连同被当作此等地位之象征和保障的一流殖民帝国、一流海军和欧洲大陆霸权。
在越来越强劲的扩张主义民族要求面前，保守审慎的俾斯麦越来越显得是个过时的人物。他在1890年的辞职标志着德国“世界政策”（Weltpolitik）时期正式开始。首先受到影响的便是英国。德英之间的敌意不同于一般的列强间争斗，它与现代开始以来几番导致巨型冲突的那个根本问题——国际体系内优势地位的拥有者与其头号挑战者的对立——休戚相关。
1890年俾斯麦下台，德国对外政策随即变得冒失愚蠢，日益咄咄逼人。新宰相卡普里维迫不及待地废弃与俄国的同盟，以免妨碍其与英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并且消除俾斯麦体系表面上的最大矛盾——德俄同盟与德国对奥义务相抵触。其后果是最终促使俄国于1894年转而与法国结盟，后者终于摆脱长期被孤立的处境，俾斯麦最担忧的那种反德大联盟由此趋向形成。
不过即便如此，只要英国依然态度不定，列强格局就远不至于极化到除集团对抗外别无回旋余地，法俄两国也远没有足够集中的精力和有恃无恐的胆量来放手与德奥做最终较量。世纪之交的英国长时间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而最使英国犹豫不决的是俄德两强当中哪个对英国最危险，或者说究竟应当着重遏制俄国在广大外围进行的传统扩张，还是应当优先对付德国在欧洲本部凸显的新兴优势？
然而，威廉二世及其近臣以骄横和挑衅性的“世界政策”决定性地替英国简化了问题。德国在各海外地区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干预其他强国的势力范围。头号殖民大国英国对此自然最恼怒。然而，更关键的是德国以准备海上大决战的架势掀起了造舰狂潮，它不仅在事实上有力地冲击着英国的海军优势，而且由于英国人将这一优势崇奉为英国世界权力、本土安全和财富的根本保障，它最剧烈地刺激了英国的神经。这些因素与英德之间经济技术实力对比迅速变更带来的严重不安叠加在一起，终于在英国造成了对德国的广泛恐惧。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形成了两大信念：其一，德国权势膨胀不仅严重威胁英国的世界地位，而且势将危及英国本土安全，因而必须遏阻；其二，为此需要尽可能集中英国本身的力量，同时与德国的其他对手合作。新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根本战略一经确定，英国便明快简捷，分别于1904年和1907年同法俄达成妥协。英法和英俄两个协约的不成文的基本精神都是结成反德战略伙伴关系，欧洲格局一变而为两大集团对峙。
在德奥与英法俄两大集团之间的对抗升级过程中尤为重大的是两次摩洛哥问题危机、波黑问题危机和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后迅速招致大战爆发的一连串事态。总的来说，它们提供了欧洲战火的下列主要具体缘由：其一，德国推行旨在侮辱和孤立法国并且威吓英国的挑衅性外交；[20]其二，英国逐渐承担起援助法国（因而援助法俄同盟）的“道义责任”乃至军事义务；其三，在各自盟友的纵容或支持以及当地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奥俄两国对巴尔干的争夺愈演愈烈，并且最终将其全部盟友拖入战争。
倘若从全球格局和全球历史的双重角度更为宏观地衡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后果或许是美国权势的兴盛。这一事态直接来自美国参战及其给战争进程和结果造成的决定性影响。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参战具有决定性的军事意义。1917年年初，协约国差不多已处于战败边缘。德国能够像一位国际关系史学家说的那样，“没有盟国的可观援助而挡住其余世界，击倒俄国，将两个世纪以上的欧洲军事巨人法国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并且在1917年差一点以饥饿迫使英国投降”[21]。在如此的关键时刻，美国参战改变了协约国的命运。见效最快的是海上形势幡然改观：美国商船队的参与和美国海军护航大大保障了输送战争物资的船只数量和船运安全，美国造船业的巨大生产力则保证新船绰绰有余地替代沉船，德国潜艇战由此迅告失败。不仅如此，美国国会授权上百亿美元政府战争贷款，协约国缺钱打仗的困难烟消云散。1918年8、9月间，美军开始以集团军的规模投入战斗，并且源源不断地得到平均每月25万人的补充和增援。到停战时，越过大西洋的美军官兵总数已达210万人。[22]美国参战还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决定性地影响了大战的进程。协约国的士气本已严重低落，但转眼间可以仰仗美国力量的前景令其重新振作起来。与此同时，威尔逊诉诸公理、民主、普遍持久和平的道义口号和意识形态纲领产生了激扬民心的强烈效应，“战争在协约国一边越来越具有圣战面貌”，[23]而在德国国内对政府与其战争目的的不满却由此加剧。所有这一切使得大战将谁胜谁负变得无可怀疑。
六 东亚太平洋的四度权势转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平洋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在促成其他重大变更的同时，决定性地加速了两大趋势：“第一在于既为和平目的也为军事目的利用（并且加强）总是巨大的北美大陆潜力，第二在于通过将欧洲列强有限的资源过多地转用于军备，然后转用于互相毁伤的战争来削弱它们的经济。”[24]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对欧洲（以及在欧洲）的优势已极其显著地确立起来。
在东半球的与欧洲相对的另一头，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类似的结果，即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的优势终告确立，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该区域的国际政治效应颇为不同。就东亚太平洋范围而言，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它趁大战提供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便利有力地排挤了其余列强的势力。英法俄德在欧洲全力厮杀，很难兼顾各自在东亚的利益；美国虽然暂未卷入战火，但由于欧洲列强无力东顾而失去了制衡日本的必要助力。一时间，东亚的帝国主义均势倾覆，日本获得了争取独霸的机会。外务省和军部决定以履行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为借口，加入协约国一边对德作战。日本发兵攻占胶州湾德国租借地，在太平洋上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德国无力防守的马里亚纳、加罗林和马绍尔三个群岛。随后，日本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这套以独霸中国、奴役中国为宗旨的无理要求中，第一至第四部分主要涉及将山东变为日本独控的势力范围，将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变为事实上的日本殖民地，而第五即最后一部分是要全面控制中国政府，并且建立涉及闽粤鄂赣浙五省的日本在华又一大势力范围。袁世凯政府在日本最后通牒之下，签约接受“二十一条”中的第一至第四部分。
不过，日本权势扩展好景不长。总的来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近30年里，主要由于美日两国势力和权势的显著增长，东亚国际政治从此前欧美日列强大体上互相制约的状态，转变成以美日两国间争斗为主的状态。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可称为日本优势下的美日竞争，美国的竞争努力差不多总是以对日本扩张的退让、对中国权益的出卖和对自身原则的背弃而告终，这在巴黎会议处理山东问题上达到了顶点。随后，以美日争斗为轴心的东亚国际政治进入第二阶段，它主要由1921年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构成，其结果是日本权势受挫。《四国公约》确定取消英日同盟；《五国海军协定》为日本规定了它力图拒绝的、几乎只及美英两国各自一半的战舰吨位比例；《九国公约》宣告维护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和行政完整，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各国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的“二十一条”由此实际上被宣告非法。不仅如此，华盛顿会议期间，日本与中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规定日军撤出山东，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
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大国间格局和行为规范，加上它仍在维持的列强对华歧视和压迫，构成了一个新旧相兼的东亚国际秩序——“华盛顿体系”。这个体系的权势关系基础实际上主要是美日均势。美日均势的前提一是日本被约束及其自我约束；二是美国政府愿意并有能力在东亚维持足够的介入和进行有效的干预。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这两个前提基本上已不再存在，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由此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三阶段，即日本武装侵略浪潮兴起并最终导致美日全面冲突。
1937年，罗斯福开始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日本则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致从此往后，美国逐渐趋向抗日。特别关键的变化发生在美国决策者对日本的认知方面：罗斯福和赫尔已将日本视为“被统治之梦陶醉”“公开和毫无廉耻地充当一个掠夺成性的民族”，力图与纳粹德国一起将世界拖回野蛮黑暗的中世纪。[25]1938年年底到1940年年初，美国政府三次以贷款方式实际援助中国抗日。此后，美国对日强硬化趋势在世界政治其他重大事态的影响下迅速发展。法国败降和英国抗战，日德意三国结成正式军事同盟，日苏缔结中立条约，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南部：这一个个重要事件决定了美国的对日和对华政策。其中最具关键意义的是1941年7月日军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该事件迅即导致美国政府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资产，从而实际上断绝了对日贸易，包括停止向日本输送必不可少的石油。正是这一举措，促使日本做出了准备对美、英、荷三国开战的初步决定。
珍珠港事件开启了美日之间的全面大冲突，其结局是日本在美国与其盟国的打击下被彻底征服，美国确立起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它与美国在欧洲的至高地位结合在一起，连同作为这两者的基础的、难以攀比的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包括以日本为投掷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拥有绝不亚于130年前英国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世界优势。
七 结论：制海权竞斗的基本缘由和诸项含义
五个世纪的现代世界历史始终以作为进程的全球化政治经济和全球化交往体系为特征，而后者在密度和范围上愈益体制化。因此，就一个国家获取并维持最大强国地位而言，如果不考虑仅近几十年前才开始的对巨大的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对跨洋水道的充分利用和控制就一向是一大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而这转过来又依靠在远洋商船运输、海岛和沿岸基地、经海面（以及在当今世界也经潜海、空中、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的远程军事权势投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
在迄今大多数场合，对跨洋水道的优越利用是零和游戏，不止一次地导致头等强国之间的全面冲突。这冲突的结局总是结构性地由一些重大要素决定，它们早经阿尔弗雷德·马汉在其经典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3—1783年）》的长篇幅的第一章内着重指出，仅对广义的产业/通信技术和狭义的武器/军情技术须予以比马汉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如此，冲突的结局和情势性甚或偶然地由政治/战略领导素质和武装部队的战略和操作（operational）素质决定，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国大概最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
特别是威廉三世时期德国的造舰狂潮显示，一流现代海军（以及在当今世界一流战略空军、一流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武力）的建设总是一桩艰难和往往冒险的事业，伴有一方的几乎自然和经常排他的比较优势。它那么频繁地在两个最大强国之间的决定性军备竞赛，伴有它本身的升级性互动，增进走向“修昔底德陷阱”的动能，那充满种种内在的经济、政治、战略和情感冲力。
整个现代史上，旨在争夺制海权优势的决定性较量一般都采取决定性海战的形态，包括勒班陀、无敌舰队、拉乌格、特拉法角、日德兰、中途岛等海战。这类海战总是差不多“一剑定乾坤”，因为海军大舰队可谓世间最昂贵的资产，一旦丧失或重创就不大可能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替换或充分修缮，更何况它的丧失或重创必会大大恶化得到替换或充分修缮的种种条件。
海洋战略基地能大大便利争夺制海权的斗争，其范例经典地见于现代英国，较小程度上也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帝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是一大例外，可模仿的例外，经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跳岛战略而非在这之前取得大多数海洋战略基地。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众多海洋战略基地，也有可能成为一流海上强国。
不管其规模如何巨大，没有任何强国能在每个重要的地点或领域皆以足够的权势分量去有效地竞斗，或在每个所需的地方及时地和以足够的权势分量投射其权势。因此，同盟或联盟一向必不可少。无论是就军事力量和经济需要而言，还是就技术资源和道义自信而言，它们都不可或缺。那么如何建设它们？其建设不仅依赖强制力，也依赖非强制力，包括在信念和国内外行为方式上真正的吸引力。就所有这些而言，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提供了现代史上的一个最佳范例，或许威廉三世领导下的英国/荷兰共和国亦如此。
前文说到海军大舰队之昂贵无比，因此显而易见，国家财政资源之丰瘠对建设海军大舰队至关紧要，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较健全、较高效的国家财政体制。从黎塞留经路易十四到拿破仑近两百年，法国虽然有种种丰裕的国力来源，但其政治体制导致其一直缺乏真正现代的财政体系；相反，英国经光荣革命而有宪政政府，其要素之一便是议会控扼的财政体系，那保证组成议会主体的有产阶级在有军事必要时不吝“出血”，因为他们确信国家赋税合理和国家借款信用。这令英国在几轮首要依靠海军的对法大战中战费供给源源不断，而法国却经常捉襟见肘，战费拮据，不敷所用。当然，工商业生产力之丰瘠同样至关紧要，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工业革命，使其成为无可争辩的经济强国，19世纪晚期往后美国工商实力首屈一指，从而提供了英美各自制海权优势的一大终极要素。
鉴于国家财政对大战略和制海权莫大的意义，这里还要就此再多说一段。工业化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马汉不同于前工业时代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马汉对作为国力基础的国富、作为海权支柱的海洋商业极端重视，对战争、备战和海权的财政前提极端重视。就此而言，一种鲜明和健全的政治经济学、战略经济学贯穿其论说，开源节流、创收优先、支出合理、成本效益估算紧要的思想可谓其红线之一。反过来，马汉在《海权论》第五章里关于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下述话语值得铭记：“路易十四在位之末的灾难性结果：战争不断，那时期后半段里行政恶劣，整个时期里奢靡无度。可是，法国实际上从未遭受入侵。……什么造就结果差异？为何法国悲惨和耗竭，而英国微笑在颜，繁荣兴旺？为何英国规定、法国接受和约条款？原因显然在于财富和信用上的差异。”
长远地说，在争夺制海权、因而争取世界优势的斗争中，地理位置和社会活力一直是最重要的因素。就前者而言，不列颠和美利坚那样的巨型/准巨型岛状或半岛状位置最佳，而就后者而言，相对自由、个体主动而又足够凝聚的政治/社会状况最佳。因为，几乎只有这样的政治/社会状况才能够在经久艰难中持续提供尽可能最佳的技术创造力、政治/战略灵活性和社会团结，就像我们考察的1500—1945年所有重大案例表明的那样。就此，可以援引马汉《海权论》最重要的第一章内较狭义的总结：从抽取自往昔历史的教益转向一个总问题：政府对其人民的海洋经历的影响。……首先，在和平时期：政府以其政策，能有利于一国人民之产业与其追求冒险和靠海获利的倾向的天然成长；或者，它能试图形成产业和此类航海爱好，当它们并非天然存在时；或者相反，政府能以错误行动阻碍和束缚若让人民自行其是。以其中任何一种方式，政府的影响会被感觉到，造就或破坏该国在和平商业方面的海权，而仅在这上面——再怎么坚持说也不为过——完全强大的海军才能据以立足。
[1] 作者信息：时殷弘，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pringer，1987，p.69.
[3]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pringer，1987，p.73.
[4] 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Alfred A.Knopf，1962，p.118.
[5] 同样按照莫德尔斯基，这类角色对世界政治起五项作用：议程构造，即澄清和界定世界基本问题和它们互相间大致的轻重缓急次序；动员，即构建一个规模足够大的国际联合阵营，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设施；根本决定，即所有政治体系都周期性地经历的力量根本较量，在其中新的领导者得以浮现，世界政治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基本方向得以大体确定；经管秩序，主要是经管国际安全、经济和政治秩序；根本创新，即领先缔造基本的经济技术方式、政治组织方式和思想方式方面具有世界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创新。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pringer，1987，Chapter 9.
[6] 关于英国力量的地理、社会、宗教、经济、政治和战略源泉，参见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Gutenberg.org，1890，Chapter 1；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Random House，1987，pp.59-63；Paul Crowson，Tudor Foreign Policy，Palgrave Macmillan，1973，Chapter 19，p.20.
[7] 最著名的伊丽莎白一世传记，仍为1934年出版的J.E.Neale，Queen Elizabeth I：A Biography。
[8] 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Alfred A.Knopf，1962，p.56.
[9] Garrett Mattingly，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The Reprint Society，1959.
[10] 关于英国革命，参见当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公认的英国革命史头号权威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 的三部著作：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1603-1714（Edinburgh，1961）；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1965）；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London，1972）.一部百年始终以其卓越的质量被列入主要有关书目的克伦威尔传记为C.H.Firth，Oliver Cromwell and the Rule of Puritans in England（Oxford，1900）.
[11] 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Alfred A.Knopf，1962，p.70.
[12] “柯尔培尔从西班牙的敌手荷兰学到了积聚财富的现代方法。荷兰的从海上源泉迅速成长起来的新经济活动形式将被移植到法国，办法是仔细地规划，并且有从上面被嫁接到她的经济上去的官僚机器襄助。”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Alfred A.Knopf，1962，p.13.
[13] 兰克就此指出，辅之以对复辟时期英国国会要员们的贿赂，路易十四非常成功地做到了英国力量被完全抵消。参见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in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Bobbs-Merrill，1973，pp.69-70.
[14] George Modelski and Sylvia Modelski eds.，Documenting World Leadership，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p.211-212.
[15] George Modelski and Sylvia Modelski eds.，Documenting World Leadership，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p.213.
[16] 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Alfred A.Knopf，1962，p.85.
[17]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Random House，1987，pp.113-114.
[18] “革命的皇帝”：克劳塞维茨语，参见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518.这位伟大的战争哲学家、反拿破仑战争的参加者写道：
“在18世纪，在西里西亚战役的日子里，战争仍然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的作用仅是充作一件工具。在19世纪开始时，人民对战争双方都举足轻重。与弗雷德里克大王对阵的将军们是墨守指令行事，这意味着谨小慎微是他们的显著特征之一。然而，现在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的对手说白了是战神本身。
“战争的这么一种转变可能导致思考战争的新方式。在1805年、1806年和1809年，人们或许认识到有可能彻底毁灭——确实，彻底毁灭近在咫尺。”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Random House，1987，pp.583-584.
[19] 相反在英国方面，由于俄国以其巨大规模的陆上武装全力加入反拿破仑战争，因而实现了陆上力量最终须由陆上力量战胜这一机理。拿破仑战争的地缘战略逻辑在德约的下列话语中表述得深刻：“这单单一次海战（特拉法加海战）怎么给胜利者带来了经久不移的制海权，而在前两代人时间里英国的优势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法国（海上力量）新建设的挑战？……事实上，环绕这次海战生长出了某种神话。它确实是最后一次对法大海战；然而，它之所以是最后一次，只是因为其后不久拿破仑在陆上被摧毁了，而这（陆上）失败反过来又是因为他无法在海上制服英国，否则他本不会向莫斯科进军。假如他在陆上赢了，那么即使有特拉法加海战，他仍会重开海上战斗。”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Alfred A.Knopf，1962，p.164.
[20] 参见Andreas Hillgruber，Germany and the Two World War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17-19；Felix Gilbert，The End of the European Era，1890 to the Present，2nd Edition，W.W.Norton & Co Inc.，1979，p.113.
[21] Frederick Samuel Northedge，The Troubled Giant：Britain among the Great Powers，G.Bell & Sons，1966，p.623.
[22] Cyril Falls，The Great War，1914-1918，G.P.Putnam's Sons，1959，pp.352-359，408-409.
[23] René Albrecht-Carrié，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Revised Edition，Harpercollins College Div，1973，p.352.
[24] 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25] Michael H.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