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走马都邑到戍守边关：魏晋时期的军士之侠

魏晋乐府中，专篇吟咏游侠的诗歌开始出现，游侠的形象也有了很大发展。早期咏侠诗中，以曹植《白马篇》影响最为深远。

此诗专篇吟咏“游侠儿”，却并未将其描述为《史记》中“赴士之阸困”的大侠，也并非将其刻画为《汉书》及汉代歌谣中为非作歹的恶少，而是首度将“游侠”形象与“捐躯赴国难”的爱国将士结合起来。以市井侠少的身份从军，自汉代以来即有先例。《史记·大宛列传》：“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13]《汉书·昭帝纪》：“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14]曹植此诗对侠少形象的改造，大致以此历史背景为基础。“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当此危急关头，主人公完成了从都邑游侠到爱国军人的转变。这种转变模式对后世咏侠诗歌有开创性意义，被反复吟咏模拟。然而与六朝此类作品不同的是，诗作中幽并少年的人生，从“少小去乡邑”直接过渡到了“扬声沙漠垂”，并没有强调游侠从军前在都市的活动，故与京都关系较为薄弱；对游侠儿形象的描写，也多强调其勇武善战。诗人将大量的篇幅用于描写其骑射之术，对器用精良、人物俊朗等方面则只以“白马饰金羁”一笔带过，并未如后世乐府详细铺陈少年的装备及外貌。这些元素更多地表现在诗人另一篇乐府《名都篇》中。如果以《名都篇》为补充，则更能看出曹植对京都游侠类题材的开创意义。

《名都篇》的主人公是京洛都城中的少年。诗中所述之事，即少年一日的行踪。末尾用“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创造出曲不终、乐又复的循环，给人韶华不逝、长乐未央的永恒感。永恒的既是富奢常在的欢乐，又是青春洋溢的少年。他倜傥华贵，“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驰骋在京洛的大道上，任意而行，哪里有欢乐就去哪里。东郊道上斗鸡，长楸间走马，见到双兔就揽弓射猎，不惜追赶到南山。他高超的箭术能一发而中双鸟，出色的骑术则可仰接飞鸢。众人喝彩不断，所有的羡慕与夸赞都集中在他身上。夕阳西下之后，他回到平乐观，宴请宾客，“美酒斗十千”。宴席中脍鲤炙熊，珍馐无数。少年鸣俦啸侣，左右逢源。乘着酒酣下场踢起蹴鞠，球技高妙，又引起如潮的赞叹。今天结束了又有何惜，明天又会是同样的一天。还有什么比这更欢乐的吗？然而这欢乐之后，却暗藏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悲叹。记忆中飞扬得意的少年，与“名为藩王、实则囚徒”的曹植自己，隔着时空的镜面遥遥相望。弯弓驰马的过去，是诗人找不回的意气；醉而复醒的现在，则是诗人出不去的囚笼。从某种意义而言，曹植《名都篇》将个人身世之感融入了对侠少的书写，从而提升了侠文学的品质。

《名都篇》的立意并非歌颂少年的优渥生活，但其塑造的游冶都城、宴饮纵酒的少年形象，却为后世诗人普遍接受，并逐渐成为一种类型。魏晋六朝，游侠主题逐渐与“公子行”这种吟咏贵胄生活的主题相结合，并选定长安这一繁华之地为主舞台。贵胄公子，鲜衣怒马，驰骋于长安大道上，招摇过市，引起围观之人的羡慕与赞叹。一方面从器、服、饮、宴上表现公子之奢，另一方面从聚众、走马、猎搏、不受管束上表现其侠客之豪。直到唐代，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15]；李白《侠客行》“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16]等都可见其余泽，只是风格转为刚健。这一书写模式的确立，既受建安时期慷慨悲凉风气的影响，也是曹植有意开拓的结果。

曹植咏侠诗的意义还在于，它同史传文学一起，奠定了三种基本的侠客形象。一是《史记·刺客列传》中“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的传统侠客，二是《名都篇》中“斗鸡走马、驰骛于京洛之地”的贵胄少年，三是《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边城侠少。只有残句存世的《结客篇》中，曹植也对第一种侠客做了书写：“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芒”[17]“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18]。其“报怨”主题与杀人的描写颇似于《侠客行》。其后咏侠诗几乎都在这三种侠客形象基础上，继续开辟。曹植对于侠文学的贡献，不亚于其对五言诗的开拓之功。

此外，曹植还分别从《白马篇》与《名都篇》以两个角度重新发掘了“侠”的形象，将其武勇的一面从“以武犯禁”转换为“赴国难”，而其年少的一面则由骄恣不法转换为鲜衣怒马的生活美学，从而为后世的侠文学开创了两个母题。六朝乐府，多沿着《名都篇》的道路前行，且更讲究辞藻声律。唐人则更看重《白马篇》中激扬悲壮的一面。如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之咏叹，其精神内核，与“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等作一脉相承。

曹植对咏侠诗的开拓，首先基于建安时期积极的士风。战乱给予了游侠活动的舞台，让他们更多地进入文人视野。与此同时，建安时期建功立业的社会风气，也让文人更能与侠客共情。因而侠客形象更频繁地出现在诗文作品中，让咏侠主题逐渐走向成熟。其次，便与曹植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曹植负八斗之才，几乎被立为太子。少年时可谓春风得意，《白马篇》《名都篇》中的少年公子，便是他的写照。曹操死后，曹丕继位，而后对他百般猜忌迫害。十一年间，曹植三徙封地，六改爵位，时时有性命之忧，却始终不改君子之风、报国之志。他塑造出生活豪奢，武艺高强，却又心怀家国的侠客形象，似为书写他人，又是书写自己。他借侠客形象，抒发自己心中的慷慨与郁结。正如萧涤非所言：“子建实一至情至性之仁人侠客也。其诗歌皆充满忠厚热烈之情感，与夫积极牺牲之精神。”[19]

此外，晋人张华也多有咏侠之作。诗集中《游侠篇》《博陵王宫侠曲二首》《游猎篇》《壮士篇》等作品都写出了游侠风姿。按照《晋书》本传记载，张华本人也有任侠一面：“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20]他与雷焕丰城识剑，“气冲牛斗”的典故即出于此，且为后世侠文学津津乐道，反复咏叹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乐府诗中出现了女侠形象。乐府诗集《秦女休行》下有题解：“左延年辞，大略言女休为燕王妇，为宗报仇，杀人都市，虽被囚系，终以赦宥，得宽刑戮也。晋傅玄云‘庞氏有烈妇’，亦言杀人抱怨，以烈义称，与古辞义同而事异。”[21]

总之，魏晋时期咏侠诗建立了从京都到边塞的从军模式，将以武犯禁的京都恶少，化为报国杀敌的将领，消解了游侠对京城治安的消极作用。此外，这一时期咏侠诗还延续了史书中游侠“重诺”“报恩”等道德信条，描写游侠在京都“报恩”“杀人市井”“扶危济困”等传统行为，但在描写时逐渐与爱国主题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