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功能与四种过去

本书认为，多重社会功能将史诗从传统中剥离出来，呈现出“非本我”的“本我”。具体来说，文本之“外”的系列因素建构了史诗可变动的外层结构，此种外层结构联结日常生活，回应时代变迁；文本之“内”的社会历史信息建构了史诗不可变动的内层结构，此种内层结构排挤日常生活，回应历史真实。“内”“外”结构并非同心圆般的规范，也不限制彼此对事物影响的大小，而是借助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历史记忆、传承谱系等系列实践不断调适，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来回摇摆的同时始终面向价值理性，这缘于“外层的可变动结构 +内层的不可变动结构”确保《亚鲁王》及其文化持有人在“非本我”的“本我”之上，挤压出“真我”。亦即，外层的可变动结构成为不是过去的现在，内层的不可变动结构拉扯“不是过去的现在”回到“过去”,“过去”也因此不是“过去”。具体而言，史诗的多重社会功能围绕“四种过去”建构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持续的变异系统。

作为一种历史真实，《亚鲁王》表达的是“过去”的状态。史诗的形成和发展是东郎个体记忆与麻山族群记忆的互动共生，因其活态性，史诗建构的“过去”不仅源于史诗文本，亦源于仪式展演中史诗唱诵者与文化持有人建构的远古立体图式。具体而言，多场域唱诵史诗的习惯具备凝聚文化的特质，东郎通过语言的形式，行为的表达，仪式的展演，将族群记忆呈现于每一场唱诵中，族群个体通过此种社会活动建构对过去的记忆，并在不断重复的回忆和识别中，获得对族群的认识，塑造族群记忆，同时，东郎与族人记忆的互动实现了族群记忆的权威性。观照史诗文本，能够窥见苗族的历史风貌，挖掘深藏其中的历史事件。以此而言，史诗承载的不仅是东郎对历史的建构，亦是麻山苗族共同对历史的建构。展演场域中，史诗建构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建构，个体与族群在共享“过去”的实践中，不断强化文化认同，并以此实现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及国家认同的行动逻辑。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亚鲁王》呈现的是“不是过去的过去”的状态。文化持有人认为他们所建构的历史、唱诵的文本和展演的仪式，是对过去的一种复制，但受限于社会环境、人文素养、人生经历以及口承文学本身的变异性，文化持有人所认为的对过去的复制实质上已然成为不是“过去”的“过去”。东郎在传承过程中通过记忆、选择、吸收，形成源于过去又嵌合现在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并在仪式展演过程中，呈现个体所认为的“过去”的场景，以此贯穿对亡者的评价权，对生者的教育权，对谱系的书写权，对文化的传承权。换言之，作为传承主体的东郎承担史诗传递与继承责任的同时，也因此成为回应史诗“不是过去的过去”的主体。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亚鲁王》展演的是“不是过去的现在”的状态。外来文化被地方化的同时，地方性文化也因此非地方化，因此，以文化再生产的时空维度考察地域文化，文化整合尤显重要。文化整合强调的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过程。史诗文本向人们传达的是一种以本体文化为主的包容，这种包容不在于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接受，更在于作为主体文化的选择和重构的过程。史诗文化历经“被动接受—选择吸收—主动改变—重构再建”的系列整合过程，成为“不是过去的现在”，且这一过程不断延续。麻山苗族体悟东郎展演，冲击原有认知，发生重组和更新，实现认知重构，回应“不是过去的现在”的“亚鲁王”。史诗强调在生活实践中体悟，关注个体内部的活动，注重实践、环境与个体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诗以“人化”“化人”，作用于人们的精神领域，发挥有效调控社会秩序的功能，对社会的运行起到良好的维护作用。史诗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亲族之间的和谐思想、困境中的坚韧品质，都随着东郎的吟唱深深植入麻山苗族的血脉中，成为他们的民族品格和精神动力。

作为一种不可变的内层结构，《亚鲁王》追寻的是“过去还是过去”的状态。史诗文本所蕴含的信息中，不管是军事活动还是农业生产，无论是生产贸易抑或是生命繁衍，都传达出和谐共生、天下大同的生态观念，这就要求人类的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都将归结到最原始的关系中。从军事活动而言，亚鲁的不好战、不血战，强调部族的发展当从内部突破，重视团队协作，倡导以智取胜，而非强制性地向外扩张；从农业生产而言，史诗尊重生态规律，重视自然时序，所以麻山苗族从不阻挠鹰在春秋两季捕捉他们饲养的鸡为食；从生产贸易而言，史诗强调经济的发展不以侵占为手段，更加关注技艺的磨炼和经营的诚信，更加重视多元利益主体的合作共赢；从生命的繁衍而言，史诗强调生命与自然的深切关联，麻山苗族认为生命的断续必然能在自然中找到相关性，诸如树木植被与人是生命共同体，不能随意砍伐破坏，只有人逝去之时才能将生命树砍伐，供仪式使用，因此，他们更加关注善因善果的生态循环，更加强调传统文化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