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多对多地传承

在一个文化区（圈）范围内，有的时候则是指在一个族群的范围内，众多的社会成员共同参与传承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或形式；或反过来说，某一种众多社会成员参与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示了这个群体的共同文化心理和信仰。风俗、礼俗的形成主要依靠的是群体的记忆和传承，通过约定俗成或自身无意识地将前面人所遵行的风俗礼仪传承下来。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虽有倡导作用，但并非作为主力。邓子琴就认为，当一种风俗被领导者所倡导，从而形成一种社会习气后，一般会延续若干时期，并逐渐演变，直到其消失，新的风俗也会逐渐形成和生长，取代旧的习俗，不断循环，直至无穷。意思为一种风俗一旦形成，就会逐渐发展演变为大家必须遵守的社会制度，形成强大的约束力和规范力。麻山苗族从诞生的那刻起，就作为地域内社会成员生活在社会制度和风俗、礼俗的规范下，尽管伴随社会生活的发展，有的习俗已然消逝，但是最为重要的葬礼、祭祀等习俗仍然是必须遵守的礼仪。

《郭躬传》卷四十六载，“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不封土者，择葬其中。丧事趣办，不问时日，医巫皆言当族灭，而雄不顾。及子诉、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初，肃宗时，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每入官舍，辄更缮修馆宇，移穿改筑，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禄，益用丰炽，官至颍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气称。孙安世，鲁相。三叶皆为司隶，时称其盛。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斥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年老寝滞，不过举孝廉。后坐女婿亡吏，太守卲夔怒而杀之。时人罔忌禁者，多谈为证焉”[25]。可见，礼仪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群体性，由群体传承、群体认同。一旦超越这种约束，就会遭受群体谴责。虽然礼俗的约束形式为无形，但其约束力巨大，这也是《亚鲁王》史诗得以稳定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麻山苗族人的观念中，史诗嵌合于丧葬仪式，其主要目的除了向生者讲述历史就是将亡者灵魂引向祖地，一旦仪式中缺失了史诗的唱诵，亡者无法返回祖地，就会对生者的生活产生影响，扰乱社会秩序。所以，史诗的唱诵成为麻山苗族的群体行为，是麻山苗族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其间东郎和民众既是史诗的掌握者，也是史诗的受众，同时亦是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