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格鲁吉亚与国际关系
全球化和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秩序：格鲁吉亚在变革性国际体系中的地位[1]
伊拉克里·乌比拉瓦（Irakli Ubilava）[2] 阿夫坦季尔·图克瓦泽[3]（Avtandil Tukvadze） 瓦勒里安·多利泽（Valerian Dolidze）
【摘要】 研究背景：关于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体系已经出现诸多的设想。
文章目的：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预测格鲁吉亚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秩序中的地位。
研究方法：结构功能分析、地缘政治分析和模拟分析。
研究结果与研究价值：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将会减弱，而民族国家的作用将会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具有巨大军事潜力的国家而言，对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丰富的国家以及有战略意义的国家进行军事和政治的控制将十分重要。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便是重要的地理节点之一。世界政治理论范式的修正主义可能导致世界体系重组，这将使格鲁吉亚重新思考其在该地区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位置，以确保其国家安全和民主的稳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几代人的两极世界观（正统和保守对抗自由和民主）将产生两党制。其中一个政党将倾向于西方，另一个政党将倾向于俄罗斯。这种政党制度将确保基于平衡外交政策的安全制度顺利运作。
【关键词】 全球化；世界秩序；国际体系；新冠肺炎疫情
导言
冷战结束之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人类的发展方向已经被确定，在现实方面，全球化是自由主义模式的内容之一。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反过来意味着文化的跨国化、同质化和标准化。在特定的社会中，基于组织社会的自由模式且公民意识鲜明的政策，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各国的统一进程。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了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正如戴维斯（Davis）和文纳姆（Wenham）在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影响时所言[4]：“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全球性疫情……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公共卫生悲剧。”根据杂志编辑的说法，是“领土、政治、管理”，“目前的疫情正在引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什么才能使民众、社会和国家得到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和代际正义是幸福的组成部分且永不过时。”[5]
疫情揭示了社会生活的个人主义组织模式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在我们看来，这就解释了为何疫情会造成制度混乱，这决定了社会运动跨越了许多组织和社会领域[6]，同时应该关注，在具有强烈团结意识的国家中，疫情的影响可能完全不同。比如瑞典，疫情显著提高了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在人际关系层面也提高了对陌生人的信任。[7]
对全球化所导致的超个人主义社会组织模式的辩护，削弱了欧盟成员国的社会联系，破坏了以民族国家意识为特征的思维结构。这种思维结构是“特定民族国家内集体政治行动所必不可少的”[8]。公共体系的结构个性化、对“开放社会”原则和透明边界的保护，以及共同市场的形成，都促成了基于个人自由主义哲学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的主导地位。从长远来看，建立在自由经济秩序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基本要素是，建立一个具有超国家结构的欧洲国家联合体。[9]久而久之，这将导致中东欧国家和大多数前苏联国家的一体化，并进入全球自由体系的核心，即进入参与区（Engagement Zone）。[10]如果我们用沃尔特（Walt）的话来说，就会认识到超全球化的特点。[11]
全球标准化的文化政策和国家统一是民族国家衰落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单独同疫情展开斗争，这表明解决全球问题机构的功能性机制失效。当今，蔓延至全球的疫情促使主权国家转向国内，这改变了国际舞台上各国家行为体的政治模式，无论是在欧洲—大西洋范围内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在西半球（不仅如此），各国的统治阶层忽视欧洲—大西洋的团结而重视本国利益，以此来打赢这场战役。
上述因素使给定的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因此，本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并预测格鲁吉亚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秩序中的地位。我们意识到在后疫情时代，有关国际体系结构组织的设想不是单一的。然而，本文的目的是讨论众多前景中最有可能性的一种。
一 方法
利用结构功能分析，根据年龄将格鲁吉亚社会分成不同的社会群体，这将成为可能出现的两党制和后疫情时代格鲁吉亚平衡外交政策的社会基础。
利用地缘政治分析，了解格鲁吉亚地缘政治的特点，以及这种特点在后疫情时代美俄在格鲁吉亚展开竞争中的作用。
利用模拟分析，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危机，以及格鲁吉亚社会和地缘政治的特征，推导后疫情时代出现的情形和格鲁吉亚的地位。
二 详述
（一）欧洲—大西洋地缘政治空间的社会经济转型
在现代世界中，国家以各种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秩序对促进有效、及时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12]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破坏了能够发展国家间互动的旧秩序。这对世界社会经济状况产生了负面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使国际金融机构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大多数专家得出了“全球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的共同结论。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Rogoff）指出：“很明显，我们无法避免全球衰退，其可能性超过9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Gopinat）认为，全球经济将遭遇一场长期冲击。[13]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未来学研究中心的大多数研究人员深入分析全球经济，提出在后疫情时代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的观点。这清楚地表明，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新冠肺炎疫情前”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建立在社会开放、边界开放和市场经济运作模式的基础上。值得关注的是，当疫情开始之时，这种秩序已处于重塑之中。正如佩特里维奇（Petrievic）和提斯（Teece）在疫情之前所写的那样：“今天，我们面临着全球经济体系结构重塑的新形势。我们观察到的发展正在挑战现有的规范和规则，这引导了我们的许多学术工作，并引导了迄今为止的实践。”[14]他们让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试图从商业和创新中攫取更多的利益，为了自己国家的拥护者和特殊利益而破坏公认的法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有多少，并没有简明的答案”[15]。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发的危机，几乎摧毁了全球经济运行模式。各国实施的隔离限制和宣布的紧急声明导致各国边境的关闭。结果，几乎所有国家都封闭国门，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逐步向实体经济模式转变。与此同时，在全球层面上，强行限制经济关系所必需的通信网络，为在特定的、独立的国家中形成自主运作的市场奠定了基础。这种情况造成了相应的负面经济影响。特别是，全球对产品和服务需求下降，导致世界市场产品数量减少。《关于创业精神、供应链管理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战略机遇的交叉研究》的作者认为：“似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痛苦经历，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商业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16]正如福斯所认为的那样，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也揭示了当前行为战略思维的弱点。[17]
综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经济关系的转变。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已经从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和全球共同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为经济碎片化、国家市场导向和主权国家碎片化的体系。
在我们假定的经济危机中，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物质至上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特点是有效和高度组织化的危机管理，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它们将在疫情后实施一些社会经济政策和基础建设项目，并建立各种刺激经济的机制。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如此）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并恢复经济水平至危机前，将在自治经济条件下促进生产资料本土化。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在国民经济的框架内，将努力吸引国家投资，积累大量资金用于补贴经济实体部门。与此同时，濒临破产的私营公司可能会国有化，或在程序上建立收购私企所必需的机制。
在特定的国家里，社会经济系统从开放转变为封闭，将伴随着传统的动员及其在社会价值结构顶层的变动，这使得生活在主权国家的民族沉浸在民族神话的精神世界之中。这将对政治体系结构的意识形态产生特定的影响。因此，社会文化状况将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关系的结构重建在呼吁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时，也将加强公共关系领域的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在社会经济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激进的保守主义，如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其他相似的思潮将被排除在外。
因此，我们假定，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模式已转变为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模式。平衡社会经济结构的两种意识形态，是一个有组织的、运行良好的混合体，就社会文化组织而言，一方面是保守主义与温和中间派的结合：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中间偏左，在经济关系上倾向于社会主义。这种兼收并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模式，与索雷尔（Sorrell）提出的保守社会主义思想非常相似。[18]在当前条件下很可能出现这种思想的当代版本。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组织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瓦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有精英结构的持续转型，以及社会活跃的公民整合的社会保守主义思想。政治精英结构转变的过程，反过来确保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变化。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基于自由主义范式的外交政策将被排斥。在政治精英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家的行为模式应该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下重构，并处于自由主义范式的对立面。
（二）格鲁吉亚在重构地缘政治关系体系中的地位
在世界新秩序形成的条件下，在国际关系的国际主义—自由主义范式转变的过程中，将会强化以国家中心主义和现实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行为模式。缺乏恢复经济和消除经济危机负面影响的资源，将削弱各国参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的意愿。这将揭示国际关系的真正核心——主权国家政府间的互动。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大多数国家的行为将受到经济因素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影响，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原材料的供应上。
然而，通常在生产和经济的持续工业化过程中，能否恢复和发展特定国家的国民经济，将取决于原材料供应链。此时，控制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丰富的国家，以及那些位于战略要地的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
战略要地有很多，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便是其中之一。在地缘政治视角下，作为主权国家，格鲁吉亚位于南高加索地区的中部，同时横贯两个地缘政治轴线：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
修正主义在世界政治中可能引发的国际体系重构，将迫使格鲁吉亚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稳定民主发展，重新思考其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我们深信，社会学研究和国际关系社会学的概念性方法，是实现外交政策一个必要条件。总的来说，国际关系社会学关注的是外交政策的形成。外交政策的形成基于特定国家人民的价值观、公共关系规范和传统民族文化。[19]
通过对当代格鲁吉亚社会结构进行社会学分析可知，格鲁吉亚社会两代人之间的世界观出现了严重分歧。绝大多数老一辈人在社会文化领域更加保守和传统，而在经济领域，则更加倾向于集体主义，明确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一个具有社会文化特征和心态，以及民族意识结构的特定公众群体，完全符合社群主义的意识形态范式。研究社群主义运动的学者认为，社群主义作为社群—集体主义公共组织模式，在某些方面与传统价值体系有关，也与保守价值观有关。由于在传统主义价值体系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社会形式具有集体主义的特点，社群主义强调经济领域中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这一点更接近古典社会主义。总之，它是一种基于传统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要素的思想范式。[20]至于年轻一代，在世界观方面，多数倾向于个人自由主义思维方式。[21]当然，这并不排除例外的存在。这里只讨论通常情况。
基于对格鲁吉亚社会两种价值观的社会学分析，并考虑到“从长期来看，价值差异形成党派竞争”[22]，格鲁吉亚很容易转变成为两党制。在格鲁吉亚，自由个人主义和亲西方价值体系的年轻人被置于横向政治光谱的一边，与之相对应，有着社会主义意识的公众群体则以亲俄的老一辈群体为主。一般来说，“政客们经常吸引社会团体”[23]。但这一规则在格鲁吉亚不起作用，那里的政客们吸引的不是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是整个国家，这阻碍建立稳定的政党社会基础。在几代人不同价值观和对外取向的基础上形成的两党制度，将有助于政党制度的制度化。
三 讨论
社会政治制度的政治思想二元化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两党制度，在确立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将对国家方向的选择产生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在格鲁吉亚社会的大众意识中，社会政治力量、文化保守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持者，往往被认为是与俄罗斯和俄罗斯世界有关的组织联盟。相反，社会政治组织、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辩护者被认为是美国和西方世界的附庸。
总的来说，从格鲁吉亚政治精英的外交政策来看，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尤其是“玫瑰革命”之后，格鲁吉亚的外交政策以自由主义理论范式为基础，整个政府结构的运作倾向于同一个方向——美国和西方[24]，这确保了格鲁吉亚的主权。同时，从总体上看，近年来高加索地缘政治一直建立在相互牵制和不单独同大国结盟的模式之上，保持大国在该地区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在格鲁吉亚的这场竞争中，俄罗斯仅在两个方面落后于美国：财政经济和意识形态宣传。然而，地缘给俄罗斯带来的军事战略优势，平衡了美国的优势。2008年8月发生的事件揭示了格鲁吉亚外交平衡政策的风险。其中一个原因是格鲁吉亚的政党制度几乎完全西化，而俄罗斯在格鲁吉亚政党的对外政策方面的影响过于薄弱。因此，要避免外交政策失衡所带来的危险后果，最好的方法是构建相互对立的两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将使格鲁吉亚能够奉行一种基于利益平衡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观、意识形态和对外倾向方面有较大差异的两个政党，会为了掌权而斗争，外部势力将被迫援助倾向于各自一方的政党。他们的目的是防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相互竞争的政党出现一党独大。在这种情况下，各自政党彼此不可能完全征服对方，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一方垄断政局。实施这种政治制度之后，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对当局实行敲诈和威慑政策。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用审慎的策略和意见，为盟友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以遏制对手的崛起，或者在政府结构的最高层实现平衡。
正是这种建立在该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辩证模式基础上的政治体系，形成了一种区域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敌对双方的对等原则可以确保以平衡外交政策为基础的安全体系顺利运作。在国家内部，这将转变为一种政治制度，平衡那些有着相同社会基础，但在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上立场相异的政治精英。
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提出者之一托夫勒（Toffler）认为，基于社会两极分化而形成的平衡制度，将大大提高国内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他证明了该观点的正确性：“民主政治形式出现在西方，不是因为几个天才思考而产生的……它们的出现与社会分化的历史推动有关。”[25]
四 结论
在后疫情时代，格鲁吉亚将重新思考其在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将对格鲁吉亚产生深远影响，将改变格鲁吉亚的外交政策，美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将在格鲁吉亚得到平衡。该外交政策专注于协调对南高加索地区感兴趣的超级大国的利益，将提高格鲁吉亚获得政治和经济红利的能力。这将确保格鲁吉亚国家安全及其社会的稳定发展。格鲁吉亚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是在两大社会群体的基础上形成的两党制，其中一个社会群体将倾向美国，另一个将倾向俄罗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体制将决定美俄在高加索地区的激烈竞争。但是，它们在格鲁吉亚的竞争和影响将被不同外交取向的两党制所平衡。这些国家将试图遵循“零和博弈”的原则。但是，在它们的互动过程中，现实的特点和对机会分配的敏感性，以及成本与利益之间的差异，将迫使它们双方采取侧重于有可能实现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该区域结构力量的平衡，每个活跃的地缘政治实体为了不失去各自应得的“一块”蛋糕，阻止竞争对手胜出，将专注于维持现有秩序。反过来，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在地缘政治行为体互动基础上的安全体系。
（兰州大学格鲁吉亚研究中心欧阳煜岱译，魏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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