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吐谷浑是我国南北朝到隋唐初建立于西北黄河河源到洮水流域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公元4世纪初，吐谷浑慕容鲜卑部率领部落从位于辽东的鲜卑驻牧地出走，向西迁徙，经今内蒙古阴山一带，在西晋永嘉末（313年前后），从阴山南下，越陇山，到今甘肃临夏以南，活动于以黄河贵德段到洮水上游谷地为中心的地区。叶延（329—351）时，吐谷浑始建立政权，以祖父吐谷浑之名作姓氏，并以之为国号和部落名，政权历时长达三百多年。
西迁至河、洮一带之后，吐谷浑置身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之中，并与西羌诸部族相互交错，吐谷浑的生存空间和部族发展面临着诸多压力与困难，也不时面对机遇与挑战。在与周边各政权及诸羌部族的交流与沟通、冲突与征伐中，吐谷浑又向南、向西发展，最盛时逐步控制了南到今白龙江上游岷山一带及阿尼玛卿山北麓地区，东及岷县秦长城以西，北到西宁、乐都一线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西极新疆婼羌、且末的广大地区。吐谷浑政权中后期，将政治中心确立在今青海湖西十五里的铁恰卜地方的伏俟城。
我国境内古代通往中亚及以西、印度北部等地的陆路交通最东的一段，在秦汉时已基本形成，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关中过陇山，经过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所谓的“河西路”；一是从长安北上经过漠北阴山至河西走廊北面的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再向西至西域，即所谓的“居延路”或“草原路”。其中河西路，自汉武帝于河西走廊设置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后，开始兴盛，成为中西陆路交通东段的主要干线。
吐谷浑入居河、洮地区之后，史书中出现了著名的“河南路”一名，说明吐谷浑建立政权后，对这一区域的经营之深入。南北朝时期，河、洮地区以西羌诸部族为主要原著居民，他们早在先秦时期，即与漠北和河西的匈奴人、黄河流域的汉人有着密切的接触。[1]生活在今青海黄河河曲（赐支）地区的羌族，也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有几支向东南迁入今四川西北一带。[2]因此，在先秦时期，青海与蒙古草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交通就已经存在。至于从青海湖一带向西，经过今天的柴达木盆地，进入西域鄯善（今新疆婼羌）的交通，即所谓的“青海路”，其使用的时间亦可向更早追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根据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物，推测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过柴达木盆地到达塔里木盆地地区，有一条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3]也就是说，青海很早就是羌族聚居之地，其西直接与汉代的“婼羌”相接，两地之间应该是有交往的，他们的交往亦是通过青海路实现的。
吐谷浑在河洮流域活动期间，与中原地区的各王朝都保持着不同的交通关系，如与北魏之间的军事交通，与南朝宋、齐、梁、陈之间的通贡交通，与东、西魏和北齐、北周及北方柔然等北方政权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与白兰、西漒诸羌和宕昌、仇池之间的交流融通等等。这些复杂的交流与沟通，维持了吐谷浑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基本平衡。在吐谷浑立国期间，亦遭到周边，特别是中原北方各王朝的军事打压。期间，吐谷浑开辟了向南退避的道路交通，并在南向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拓展其生存空间为目的的域内交通网络。此外，吐谷浑与河西走廊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沟通了青海湖地区及其以西与河西走廊之间的多条祁连山纵谷通道，并对吐谷浑政权后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吐谷浑在构建其与周边政权与部族间地缘政治关系的过程中，打通其辖域内部和通往辖域之外的道路交通，对其区域内外道路交通的研究，无疑是吐谷浑政权疆域、内外政治关系、经济文化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基础。本书即拟在史料文献与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吐谷浑政权构建的交通关系与道路网络。
在吐谷浑政权立国的三百多年间，受吐谷浑与周边政权与诸羌部族之间地缘政治关系不断演变的影响，吐谷浑所控制的活动区域几盈几缩。尽管如此，其在东西方交通的路线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控扼交通和保持丝绸之路青海段畅通的作用。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吐谷浑人把握时机，频繁地通使南朝、北朝和柔然，而且很乐于为各政权间交通的畅通提供方便，于是青海道便繁荣了起来，成为公元4—7世纪中西陆路交通的重要路段之一。正是由于吐谷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吐谷浑史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不乏涉及吐谷浑时期交通地理的内容。
吐谷浑与中原各政权的关系，是吐谷浑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最早详细讨论了吐谷浑通南朝的道路[4]，是本书对吐谷浑时期的交通地理及其演变轨迹进行研究的重要基石。周伟洲先生对吐谷浑史进行了缜密细致的研究，并梳理了吐谷浑与周边政权的交通关系[5]，为本课题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吐谷浑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已有国内学者将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汉译，如《唐代青海东边诸城塞——兼介绍“玉树县志稿”》《唐代从青海湖到拉萨的路线》《关于河西九曲之地》和《吐谷浑的诸根据地》等[6]。之后，佐藤长先生于1978年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西藏历史地理研究》[7]一书，进一步对与吐谷浑有关的地理、地望进行了详细考证。周伟洲《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上、中、下）皇皇巨著全面梳理了包括吐谷浑在内的北方各民族之间关系，[8]对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各政权间地缘政治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学术界对吐谷浑历史地理的个案研究亦成果丰富。白兰国及白兰地望是吐谷浑史研究的一个核心节点。顾颉刚、格勒、才仁巴力等认为白兰在巴颜喀拉山[9]；吴景敖、松田寿男、周伟洲、黄颢、聪喆、朱世奎、程起骏等认为白兰在今青海海西都兰县巴隆河流域布尔汗布达山[10]；陈宗祥认为在四川省甘孜茂族自治州的炉霍、丹巴和巴塘等地都有白兰的活动[11]；山口瑞鳯、胡小鹏认为四川阿坝大小金川地区是白兰羌居地[12]；吕建福认为白兰在河源地区即玛多县全境和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东北部[13]；李文实、阿顿·华多太、刘铁程考白兰地在青海东南阿尼玛卿山果洛地区[14]。
其他吐谷浑曾经活动过的地理地望，亦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内容。秦裕江的《清水川与河厉桥——吐谷浑地理考察之一》[15]和《赤水与赤水戍——吐谷浑地理考察之二》[16]，前者指出清水川是今天兴海县的野马台滩（骆驼滩），河厉桥建在曲什安河入黄河口与班多峡口的大米滩上；后者指出赤水是指今海南州境内黄河半环形弯曲部一段，赤水戍当在今共和县恰卜恰河入黄河的曲沟地区。聪喆《尕斯（茫崖）地区的历史地理与民族》指公元445年继婼羌王国之后，尕斯地区隶属于驻在西域的吐谷浑二王子，即宁西将军统治下的西部吐谷浑。[17]刘铁程《吐谷浑的“杭盖”（qangγai）——汉哭山的方位与释名研究》考汉哭山在今青海省海南州的河卡山。[18]铃木隆一《吐谷浑与吐蕃之河西九曲》考河西九曲为乌兰布拉克河，是青海入吐蕃的交通要冲。[19]此外，大量地理考证的内容都散见于前述的研究成果中，这里不再一一述及。
伏俟城也是吐谷浑交通与地理研究的一个对象。关于铁卜加古城为吐谷浑王城伏俟城的考证，靳玄生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提出，[20]20世纪60年代，黄盛璋、方永先生系统地公布了古城遗址的调查材料，并进一步考证此古城遗址即吐谷浑国都伏俟城。[21]学术界对伏俟城为今铁卜加古城的观点基本上已无疑义。[22]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则认为伏俟城在今青海省共和县。[23]针对“伏俟”之含义，学界有不同意见，吴景敖释之为鲜卑语“孛董”之转音，意为“王者之城”；[24]席元麟《青海几个地名语源辨析》以之为是鲜卑吐谷浑语“水”者，并认为与今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称水为之“苏”、“乌苏”接近，故“伏俟城”为“水城”或“滨城”。[25]刘铁程认为“伏俟”即野（牦）牛水，伏俟城是建于布哈河（野牦牛水）附近的吐谷浑都城。[26]关于伏俟城的研究，还有张弘毅《吐谷浑都城选址与迁徙因素研究》，该文认为吐谷浑都城的迁移方向，有前期横向迁徙与后期纵向迁徙的特点。[27]
吐谷浑古城邑研究是交通史与交通地理研究的重要基础内容之一。程起骏《追寻吐谷浑古王城昔日的辉煌》[28]认为吐谷浑王城就是香日德城（今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它是由吐谷浑王拾寅选定为都城的，文章指出香日德城不仅是吐谷浑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是南丝绸之路上的最大的中枢地。
疆域是交通与地理关系的载体，与吐谷浑疆域研究有关的成果，有李文实《吐谷浑国地理考略——吐谷浑历史考察之二》[29]，文中指出了吐谷浑活动地域的变迁，即吐谷浑早期活动在今川西、甘南及青海东南部；以后由黄河南向西北发展，地兼且末、都善，且曾一度进入于阗，包括今新疆东南部；吐谷浑政权先以河南为中心，后又移青海湖西南伏俟城，到唐中叶渐由西平郡移河西走廊，最后徙灵州附于唐。
“吐谷浑路”是吐谷浑交通史研究的热门问题。“吐谷浑路”又被称作“青海路”“河南道”。如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对吐谷浑路及其名称的由来进行了详细的研究[30]，还有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31]、冯汉镛《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32]、周伟洲《古青海路考》、《丝绸之路的另一支线——青海道》[33]、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34]、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佛教》[35]、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36]、薄小莹《吐谷浑之路》[37]、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38]、姚崇新《成都地区出土南朝造像中的外来风格渊源再探》[39]、陈良伟《松灌丝道沿线的考古调查——丝绸之路河南道的一支》、《丝绸之路河南道》[40]等等。吐谷浑道在丝绸之路交通史上的地位，亦受到学术界的强烈肯定，马曼丽《关于吐谷浑游牧经济商业化的几个问题》研究认为，早在5世纪之前，吐谷浑即参与到了西域的丝绸之路贸易之中。[41]日本学者阿子岛功《青海シルク口ードの自然环境——谷ぁいの道、水草の道、绿洲の道、冰原の道》将青海自然景观下形成的自然通道称之为“冰原之道”“河谷之道”“水草之道”和“绿州之道”。[42]
吐谷浑的迁徙是交通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周伟洲《吐谷浑在西域的活动及定居》详细考论了吐谷浑人定居鄯善、且末并控制西域南道后，在西域居住一直到8世纪。[43]关丙胜、吴海霞：《空间与迁移：柴达木地区四次规模性族群入迁考察》认为吐谷浑于公元4世纪初期即进入柴达木盆地今青海都兰县一带，是最早迁入柴达木盆地的规模性族群。[44]薛生海《吐谷浑五次退保白兰述论》认为吐谷浑依托白兰为后方根据地，五次退守白兰，是其历三百余年不衰的重要原因。[45]
利用出土文献史料研究吐谷浑时期南朝与西域道路，对“吐谷浑”的历史复原具有重要价值。唐长孺先生《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词与西域通向江南的道路》一文考证了新疆鄯善出土的北凉承平七年写经题词，复原了江南通往西域的道路，认为其多从长江溯江而上西行入益州，再由吐谷浑境前往西域；当时由“青海道”先抵益州，再顺江而下抵达南朝首都建康的有佛教求法僧侣、商队与商人、官方使节等不同身份人士。[46]
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掘，亦为吐谷浑道路交通的复原带来契机。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47]、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文物考古所见古代青海与丝绸之路》梳理了青海从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到隋唐时期的考古证据，认为青海自汉晋以来便是胡汉杂容之处，也是丝绸之路干道上的重要结点。[48]米海萍《从柴达木盆地出土文物看古代青海丝绸之路的地位》根据柴达木盆地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中亚和西亚等地的丝绸和奢侈品等文物，认为这与吐谷浑人在“羌中道”或“青海道”交通网路线上的活动有关。[49]许新国《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梳理了青海地区吐谷浑—吐蕃时期的80多座墓葬，涉及了吐谷浑—吐蕃时期的活动区域。[50]许新国《连珠纹与哈日赛沟吐谷浑古墓发掘》通过对都兰哈日赛沟墓中连珠纹的分析，认为这座6世纪时的吐谷浑墓中的艺术形式是多种文化的融合。[51]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指出，“西宁波斯银币的埋藏虽已晚至唐代以后，仍可说明4至6世纪河西走廊被地方政权割据之后，从兰州（金城）经乐都（鄯州）、西宁（鄯城）、大通、北至张掖，或西过青海湖吐谷浑国都伏俟城至敦煌或婼羌的这条‘青海道’路线，它是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线。”[52]
关于青海道的交通功能，李健胜《丝绸之路青海道军事功能述略》一文梳理了汉唐时期青海道沿线的军事活动与交通进程。[53]马曼丽《宋云丝路之行初探》认为宋云西行时，赤岭到鄯善一线是属于吐谷浑管辖的通道。[54]
从以上对学术研究现状的追踪可见，对吐谷浑及其交通地理的内容虽多有涉及，但却难见对吐谷浑的交通地理进行系统研究者，而吐谷浑的地理交通条件在吐谷浑政权的政治、经济活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故有必要对其历史交通地理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期为吐谷浑政权立国长久的动因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思考视角。
吴景敖先生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了吐谷浑辖域内的道路情况，周伟洲先生从交通史角度论述了吐谷浑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本书则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讨论吐谷浑时期，其历史交通地理的变化、形成及其特征。吐谷浑交通地理格局的形成，即吐谷浑交通地理的演变轨迹，既有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也是军事地理进程制约的结果。
本书对吐谷浑政权的交通道路形成与变迁，以及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地位的研究，拟从不同历史时期外交路线、军事路线、僧侣商人常走路线、经济文化之交流路线，以及吐谷浑人在区域内部活动的轨迹入手，从以下三个方面，复原出吐谷浑政权时期的道路交通体系。一，梳理出吐谷浑与历代中原王朝的关系及道路交通，包括吐谷浑与北魏间的道路交通，吐谷浑与东、西魏的交往与道路交通，吐谷浑与北齐、北周的交往与道路交通，吐谷浑与南朝的关系及道路交通；二，梳理出吐谷浑南向的发展趋势及道路交通，包括吐谷浑向南退避空间的拓展与南向发展过程中的域内交通网；三，吐谷浑政权对其北部交通的控驭，即拾寅时期的向西拓展与交通路线、吐谷浑建都伏俟城后的交通控制、吐谷浑与河西走廊的沟通和道路交通等。
吐谷浑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与南北朝各政权交好，保持与西域及以西地区的交通，还不失时机地吞并周边弱小政体和部落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其活动对于维护古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畅通，对于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吐谷浑辖域内外交通体系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吐谷浑政权时期的交通体系的形成、演变及其特征。
[1] 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5—3886页；《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76—2877页。
[2] 《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884—2885页。
[3] 裴文中：《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边政公论》第7卷第4期，1948年。
[4]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版。
[5]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 佐藤长：《唐代青海东边诸城塞——兼介绍“玉树县志稿”》，《史林》第58卷第5册，1975年；黄颢译：《唐代从青海湖到拉萨的路线》，《民族史译文集》1981年第9期；《关于河西九曲之地》，《东洋学报》第57卷第1、2期，1976年；王丰才译：《吐谷浑的诸根据地》，《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第96—107页；
[7] 佐藤长：《西藏历史地理研究》，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214—215页。
[8] 周伟洲：《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上中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5—13页；2016年第1期，第5—12页；2016年第2期，第5—11页。
[9]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氏著《古史辨自序》（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12—713页；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5页；才仁巴力：《从语言学的角度谈“白兰”一词的含义》，《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4页。
[10]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5—6页；[日]松田寿男著，周伟洲译：《吐谷浑遣使考（上）》，《西北史地》1981年第2期；周伟洲、黄颢：《白兰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第4—12页；周伟洲：《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上中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第5—13页；2016年第1期，第5—12页；2016年第2期，第5—11页；聪喆：《白兰国址再辨——答李文实同志》，《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第110—116页；[日]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史学杂志》48编11号；朱世奎、程起骏：《吐谷浑白兰地望新考》，《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83—88页。
[11] 陈宗祥：《试论格萨尔与不弄（白兰）部落的关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 4期。
[12] 山口瑞鳯：《白蘭とSum-paのrLangs氏》，《東洋学赧》第52卷第1期，1969年；山口瑞鳯：《東女国と白蘭——rLans氏とsBran氏》，《東洋学赧》第54卷第3期，1971年；胡小鹏：《白兰考辨》，收入氏著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4—76页。
[13] 吕建福：《土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14] 李文实：《白兰国址辨》，《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6—367页；阿顿·华多太：《论都兰古墓的民族属性》，《中国藏学》2012年第4期，第117—136页；刘铁程：《白兰新探——族源、地望及其与玛卿邦热的关系》，《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第125—129页。
[15] 秦裕江：《清水川与河厉桥——吐谷浑地理考察之一》，《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第42—46页。
[16] 秦裕江：《赤水与赤水戍——吐谷浑地理考察之二》，《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第112—119页。
[17] 聪喆：《尕斯（茫崖）地区的历史地理与民族》，《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第49—55页。
[18] 刘铁程：《吐谷浑的“杭盖”（qangγai）——汉哭山的方位与释名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124页。
[19] [日]铃木隆一著，钟美珠译：《吐谷浑与吐蕃之河西九曲》，《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第47—51页。
[20] 靳玄生：《青海历代城垒遗地考》，《说文月刊》第3卷第16期，1941年，第155页。
[21] 黄盛璋：《吐谷浑故都伏俟城与中西交通史上的青海道若干问题探考》，载氏著：《中外交通与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黄盛璋、方永：《吐谷浑故城——伏俟城发现记》，《考古》1962年第8期，第436—440页。
[22] 严耕望：《唐代河湟青海地区交通军镇图考》，见氏著《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97—584页；佐藤长著，梁今知译：《唐代湟水上游诸城塞与吐谷浑的伏俟城》，《青海地方史志研究》1983年创刊号；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考古》1977年第5期，第42—45页；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朱悦梅：《吐谷浑王都伏俟城选址斠议——兼谈游牧民族建都选址的观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2期，第89—114页。
[23] 李智信：《青海古城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24] 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3—4页；《海南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写：《海南藏族自治州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25] 席元麟：《青海几个地名语源辨析》，《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40—41页。
[26] 刘铁程：《伏俟城与布哈河——吐谷浑晚期都城的释名研究》，《青藏高原论坛》2013年第3期，第1—8页。
[27] 张弘毅：《吐谷浑都城选址与迁徙因素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82—87页。
[28] 程起骏：《追寻吐谷浑古王城昔日的辉煌》，《柴达木开发研究》2007年第3期，第20—23页。
[29] 李文实：《吐谷浑国地理考略——吐谷浑历史考察之二》，《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第94—103页。
[30] 松田寿男：《吐谷浑遣使考》（上、下），《史学杂志》48编11、12号，1939年，周伟洲译文见《西北史地》1981年第3期。
[31] 松田寿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191页。
[32] 冯汉镛：《关于“经西宁通西域路线”的一些补充》，《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第59—64页。
[33] 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周伟洲：《丝绸之路的另一支线——青海道》，《西北历史资料》1985年第1期。
[3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河陇碛西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版。
[35] 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佛教》，《佛教艺术》第218号，1995年。
[36] 王育民：《丝路“青海道”考》，《历史地理》第4辑，1986年。
[37] 薄小莹：《吐谷浑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第70—74页。
[38] 罗新：《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43—52页。
[39] 姚崇新：《成都地区出土南朝造像中的外来风格渊源再探》，《华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5—258页；收入氏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62页。
[40] 陈良伟：《松灌丝道沿线的考古调查——丝绸之路河南道的一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6期，第62—71页；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1] 马曼丽：《关于吐谷浑游牧经济商业化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70—75页。
[42] [日]阿子岛功：《青海シルク口ードの自然环境——谷ぁいの道、水草の道、绿洲の道、冰原の道》，《中国·青海省におけるシルク口ードの研究》，《シルク口ード学研究》第14卷第1期，2002年，第37—77页。
[43] 周伟洲：《吐谷浑在西域的活动及定居》，载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75页；周伟洲、李泰仁：《公元三至九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及其变迁》，《西北民族论丛》（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119页。
[44] 关丙胜、吴海霞：《空间与迁移：柴达木地区四次规模性族群入迁考察》，《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49页。
[45] 薛生海：《吐谷浑五次退保白兰述论》，《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1—34页。
[46] 唐长孺：《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词与西域通向江南的道路》，《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8—195页。
[47]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第105—110页。
[48] 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4—98页；霍巍：《文物考古所见古代青海与丝绸之路》，《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0—15页。
[49] 米海萍：《从柴达木盆地出土文物看古代青海丝绸之路的地位》，《石河子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94—101页。
[50] 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41页。
[51] 许新国：《连珠纹与哈日赛沟吐谷浑古墓发掘》，《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89—91页。
[52] 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1995年第1期。
[53] 李健胜：《丝绸之路青海道军事功能述略》，《兰州学刊》2016年第3期，第74—77页。
[54] 马曼丽：《宋云丝路之行初探》，《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111—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