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以西方话语霸权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

陈恒

“区域国别学”是地缘政治的学术版本，是兼顾学术与政治的战略学科。2021年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与2011年更加侧重学术自身发展的学科专业目录相比较，调整原则不同之处就在于：2021年学科目录调整特别重视国家的需要，“区域国别学”的出现意味着时代需要中国学术界尽快构建我们自身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以超越那些充满民族主义的学术构建，更加客观的态度描述世界。

区域国别研究本来是世界史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文学、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很多研究内容也涉及区域国别，这次调整升级为一级学科（属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中六个一级学科中的一个），可谓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事。区域国别学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并把社会科学类的法学放在第一位，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判断，设置本学科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大量复合型高端应用人才，而不仅仅是进行学术研究。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所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可见，区域研究无论如何是要从基础开始的，这个基础就是历史学。区域国别研究的是国家竞争、生存、发展的命脉，既意味着大国的责任，也意味着学界的使命。这种学科设置反过来也倒逼世界史等学科转型发展，这些学科要有危机感，认真思考未来发展的方略与路径。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三大体系建设基础的知识生产也符合这一规律，因为学术也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发展是不懈的，认知是无尽的，学术与时代互动才有价值，能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才显现意义，才会出思想，才会发挥引领作用。当然也要给“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想留有空间，这样的世界才会更加多姿多彩。学术要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全球治理、大国博弈更需要国际视野、人类情怀，更要加强国际协调能力、应变能力，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些都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世界史的发展。我们现在对外国历史和文化认识的盲点太多，有时又太盲目自信，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一定会减少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能；另一方面也会增强国人的世界公民意识，不断改善国人的形象。

一 区域是什么？

我们大约知道世界有多少个国家，但知道有多少个地区吗？区域包括南极、北极吗？包括海洋吗？包括太空吗？网络空间属于区域吗？如果属于的话，我们真要重新审视已有的时空观念了，因为世界已经处于一个粘着的、不断变换的状态，可以分化出波普尔所谓的世界1、世界2、世界3，又不断再生出新世界：“世界1，物质世界，我们把它划分为生物和非生物，它尤其包括诸如应力、运动力和力场之类的状态和事件。世界2，一切有意识地经历的世界，我们可以认为，还有无意识地经历的世界。我说的‘世界3’是指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的世界；即，世界2的人类部分的产物的世界。”如今又出现了对现实世界不断虚拟化、数字化过程的“元宇宙”，世界已经到了一个现实与虚拟彼此融合的临界点，每一个观念，每一项创新都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新的世界会产生新的区域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应对？把我们研究对象的范畴加以界定，这本身就是有别于发端于西方区域研究的一个不同点。

所谓区域，就是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或历史传统等诸方面具有相同、相近或相似的某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毗邻的部分组成的广域空间。显然，区域与国家有时重叠，但大多数情况下又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区域之间还有交叉。这使得传统的区域研究中有几个单位显得非常复杂，诸如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其内涵、外延也是不断变化的。

亚洲研究，印度当然是亚洲的一部分，但却远离太平洋，自成一体，是否应该或能够被纳入亚太研究的范畴？我们经常说的亚洲研究似乎并不包括西亚，因为西亚属于中东研究的一部分，而中东研究又涉及北非。非洲研究，北非是与中东一起研究，还是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起研究？如何处理中东研究中以色列研究和伊斯兰研究，以色列又如何融入中东和伊斯兰研究？欧洲研究，俄罗斯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又如何看待土耳其？俄罗斯和东欧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冷战的回应，今天如何审视？拉美研究，一直受门罗主义和罗斯福“睦邻政策”的影响，能突破吗？能进一步推进20世纪60年代所兴起的一套解释拉丁美洲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的依附理论吗？等等。

阿富汗局势再次说明研究区域国别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虽然我们相对比较重视大国研究，关注重要区域研究，但很多区域、很多国别还是空白的，有的根本没人从事研究。谁在研究小国？谁又愿意研究小国？但小国在历史上往往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没有“预留”，遇到小国所带来的棘手问题再去解决，所带来的投入是无法想象的，有时又是无效的。比如立陶宛问题，比如马其顿问题，比如洪都拉斯问题，等等。波罗的海、加勒比海、巴尔干地区有人在研究他们的语言、历史、文化吗？我们能培养相关学术人才吗？关于俄国史、苏联史的研究，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才储备？苏联失败的经验有人认真去反思吗？关于极地研究，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从历史、文化层面去研究海洋了吗？从勘探、考古、动物、植物、地形等角度研究区域确实必要，但历史研究是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是长时段的分析研究，是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研究。历史是别的学科无法取代的，没有历史介入的研究，本质上是分散的判断。

只靠各个大学进行学术规划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们讲究的是短平快，是立竿见影，是快速的学术GDP增量，谁愿意进行长线投入？我们应该制定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规划，制订2035年乃至2050年的战略规划，在研究领域、研究布局、人才结构等方面制订长远规划，在人才战略储备、研究人员数量、研究质量等方面做出有效的组织规划。

在快速发展的当代世界中，我们不能视“区域”为一个固定的、静态的实体。它是一团重叠的、边界模糊的、有时是交错甚至冲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受到宗教信仰、政治活动、工业活动、农业活动、商业活动、人口流动以及志愿者组织等等因素的影响或塑造。这些广泛领域中的每一种关系都倾向于在该地区产生通常是有一定倾向性的社会群体。可见区域研究是空间不断重组的研究，是流动文化的研究，是移民、物品、思想、信息等“从一个共同体到另一个共同体、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扩散，有各种各样众所周知的方式借鉴近邻的文化、旅游、贸易、移民、殖民化、征服、书本知识的传播”，这就需要我们把经验研究与分析研究相结合，对区域内的社会问题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

一方面，我们要关注区域的概念，因其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对研究者不断提出挑战，需要研究者发现区域的多样性和共同性，丰富我们对世界史的整体理解；另一方面，我们所拥有的地区知识必须能解释和代表该区域社会进程中真实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国史是区域研究转向的一种尝试，是去民族国家中心化的一种努力。因为这些研究试图消除当代世界仅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理解。此类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是集中研究全球化和相互联系世界中的技术和人员流动的路径和流向。比较研究也是致力于打破区域国别孤立静止的传统研究范式，以宏观视野动态分析区域间的差异性以及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任何区域研究都要以世界史为基础，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审视才有其价值。

二 区域研究的内涵与兴起

“区域研究”是一个涵盖一系列学术领域和智力活动的学术术语，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密集的语言学习，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地区语言，有时还不止一种语言；用当地语言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像文化人类学一样，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现、收集、整理，以便深入直观地了解该地区的文化以及它们在当地生活方式塑造中所发挥的作用；密切关注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波动，有畅通的信息渠道，并进行汇总；根据详细的观察进行解释、阐述、批判，并进而进行理论的构建；同时跨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界限，甚至借用自然科学进行多学科对话，携手共进地提出新问题，检验过往理论，挑战国家偏见。

区域研究倾向于关注那些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与众不同、不太被理解或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和地区。它汇集了来自一系列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和这些学科的不同理论方法。它的目标是以生产新的知识来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和地区，如今，它越来越多地试图解决诸如战争与和平、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南北关系、移民等这类跨越区域的全球问题。

希腊人所奠定的蛮族观念是东西方分野的源头，希波战争之后各种蛮族观念基本都是出自雅典之手。罗马人继承了这一传统，视日耳曼人为蛮族。古代世界的这些他者均为“化外之民”。历史学家经常将欧亚内陆视作一个黑洞，这里出来的游牧者骑马抢劫、掠夺“文明”世界的村庄和城市。可以说这是区域研究的“史前史”。

近代以来的埃及学、亚述学、伊朗学、印度学、斯拉夫研究等等，都可以纳入东方主义的范畴，这是区域研究中典型的殖民主义知识形式。这些“学”就为后来的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著述中严厉批判了帝国主义对东方所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假设。虽然这种东方主义已经被解构了，但作为记忆基因底蕴的那种文化偏见是一时难以消除的。

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区域研究。当时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瓦解导致了新民族国家的产生，它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经济、政治和传统。英国认识到更好地了解这种转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要问题，从而在伦敦建立一些机构，如1915年建立斯拉夫研究学院（the 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现在是UCL的斯拉夫和东欧研究学院），1916年建立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20年建立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该所后来成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现在正式称为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该机构在发展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兴趣和知识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亦称它为美国境外排名第一的智库。

二战结束之际，美国高等教育中几乎没有关于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课程。除了古典语言文学外，关于拉丁美洲和苏联的课程也很少。“世界历史课程以欧洲为中心，即使课程中有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内容，也不过是附属品。”战后局势让美国人认识到培养熟知其他区域语言、历史和文化人才的重要性。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升天更给美国带来了危机感。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六款主要是关于外国地区和语言研究的内容，历经多次修订，沿用至今。1965年出台的《高等教育法》第六款的举措就是加强美国的外语、地区、国际教育研究。第六款授权了十个主要国内项目：国家资源中心、外语和地区研究奖学金、本科生国际研究和外语项目、国际研究和学习项目、商业和国际教育项目、暑期强化语言学院、国际商业教育中心、语言资源中心、外国期刊计划（该计划于20世纪90年代取消）、美国海外研究中心。超过75%的资金用于国家资源中心、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奖学金、国际商业教育中心。

美国《国防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显著。国家资源中心目前有127个外语和国家间及地区研究项目，在该计划实施的五十多年里，国家资源中心培养了大约10万名具有语言和地区专长的博士和30万名硕士，目前拥有9个主要地区研究协会，其成员总数接近2万名学者。在1949年至1985年期间，富布赖特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教师交流项目将12881名拉丁美洲人带到了美国，并赞助了4589名北美人到拉丁美洲进行研究。福特基金会对国际事务和外国地区的高级培训和研究的资助在20世纪60年代每年约为2700万美元。

可见当代区域研究以美国为中心，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和霸权性的。冷战与现代化理论是区域研究的重要背景和理论支撑。区域是特定的、专门的地理空间，同时又与整个世界相对应，特别是与美国的世界霸权相对应。”直到今天，我们谁能摆脱形成于19世纪的现代历史专业概念之“意识形态胎记”，即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区域国别研究也难逃这种学术藩篱？破除这种不合理话语体系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努力。

三 区域研究的期刊与队伍

期刊是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平台，优秀刊物引导着学术发展的方向，在繁荣学术研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JSTOR是1995年在纽约创办的一家收集英语世界学术期刊为主的在线期刊数据库，为学术界广泛使用。笔者按照主题检索到一组数据：历史类杂志共计393种，其中包括历史359种、科学技术史34种。区域研究共计554种，其中包括亚洲研究140种、美国研究88种、中东研究69种、非洲研究66种、犹太研究58种、拉美研究57种、斯拉夫研究20种、欧洲研究19种、英国研究9种，其他28种。上述学术期刊共计947种。

我们以历史类359种为例，分析其中的非洲研究杂志情况。其中有关非洲史的杂志有14种。（见下表）

据上可知，早期创办的杂志名称中使用Negro一词，表明那时的种族主义还是一种被视为合理的现象与表述。所列14种杂志中，英国创办的只有3种，其余11种都属于美国，这说明当今世界有关非洲研究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手里；14种杂志中的9种创办于1960—1976年间，说明这段时期是区域研究的繁荣昌盛时代；进入21世纪后，美国又连续创办了3种非洲研究杂志，这说明区域研究再度兴起，也许是中国快速发展影响了非洲，从而间接刺激了美国的非洲研究吧。

我们再考察中国的学术期刊现状。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认定的6449种学术期刊中，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共有2400余种（包括人文经济地理、自然资源与环境等学科期刊），约占已认定学术期刊总数的37%。其中普通高等学校主办的学术期刊（不含文摘类、其他语种、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复印资料类期刊）共有1133种（未经认定的学术期刊未列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组织评定的CSSCI来源学术期刊567种。其中历史类30种；集刊（所谓以书代刊）190多种，其中历史20多种。历史学类学术期刊在中国学术期刊中所占比例并不高。

再看美国学术界历史老师的人数与结构。2015年，在两年和四年制大专及本科以上院校任教的人文教员有157540人，其中英语系人数最多，达73870人，其次是外国语言系，有27120人，再次是历史系，有23650人，这是人数最多的三个专业。另据入江昭教授统计，美国历史协会在1988年约有13000名会员，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但也有数百名来自其他国家的会员加入（2012年，会员人数约为14000人）。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统计结果，但可以估计出当今美国历史学家的人数大致在2万人左右。这支队伍的研究方向结构，按照亨特的说法：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研究美国史的占41%，欧洲史的占32%，非西方的占27%，即美国历史学家是由研究美国史、欧洲史、非西方历史三部分人员构成，其结构大致是研究美国史以外的历史学家占三分之二。这是美国史学界的状况，特别重视外国研究，这是对世界大国在学术层面的重要支持。

目前上海历史学界专业人员，在岗在编的约560人，其中从事中国史的科研人员约300人，从事世界史的科研人员约200人，从事考古学的科研人员66人。如果加上退休的历史教员，充其量不过1000人。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9）》统计，全国高校目前有历史教员17716人，这个人数接近美国历史教员的人数，但如果考虑人均的话，中国的人口基数大约是美国的4倍，可见我们高等教育的历史教员人数距离学术大国的基本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没有一定的数量就不会有质量，所有的人才队伍都会呈现出金字塔形状，顶层的人才总是为数不多的，基数越大，顶层人才可能就会越壮观，出现杰出学者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先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形势更为严峻复杂。比如，区域研究是应对全球化的必要手段，在全球化时代分散发展状态下，我们更应注重国家之间关系的建构和互动，因为存在各种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为：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这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最明显的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冲突。南北之间的冲突，指的是区域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冲突。内外之间的冲突，指的是本土主义与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顶部和底部（行动者的等级）之间的冲突，指的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对立。诸如此类的冲突都影响着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才能承担起这一任务。

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也好，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诸如环境问题、碳排放问题、毒品问题、移民问题、公平问题等等，都离不开区域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因此，这些研究与文明研究、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批评与全球和跨国网络纠缠在一起，与作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场所的国家和地区纠缠在一起。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具有综合素质的学者进行研究。

但区域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缺乏理论支撑，知识的流动性很大；追求眼前利益、效益，很少关注宏观规划；没有常设的、固定的研究队伍，学科人员分散，缺乏长期合作机制；与国家安全问题关系又过于紧密，目前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路子过于资政了。缺少扎实的基础研究，这样的研究之路走不远；如果不培养基础人才，就不会有长远影响；如果不联合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那就是在大多情况下是自说自话，新意不足。但“区域研究中心的存续和壮大也正说明，把大学组织视为学科系的单一组合的概念已经不合时宜，跨学科、非学科学术需要得到认知、承认并予以制度表达”。时代呼唤这一学科的出现。

四 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

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研究存在严重偏见。一方面，因为优发因素，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历史学”的不平衡。欧洲在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是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工具而构思和发展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欧洲各国的历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把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有毒的垃圾场，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毒药，而且这种毒药已经深深渗入了大众的意识。

欧洲中心主义是一套独特的信条，具有独特的能量，因为这些信条是为欧洲精英最为强大的社会利益而知识化、学术化了的推理。欧洲中心主义从字面上说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它不仅是一套信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非常精雕细琢的模式、一个构建的整体；实际上是自成体系的理论；一套高超的理论，是许多历史、地理、心理、社会逻辑和哲学等次级理论的总架构。这一超级理论就是文化传播主义。

最好的例证当属大英博物馆了。当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博物馆于1759年1月15日开放时，乔治二世和议会几乎没有想到，英国自我表达的一个新篇章正在开启。从1759年大英博物馆吸引了约5000名参观者，到2009年吸引了约500万参观者，大英博物馆一直是英国公民和政治身份的一面镜子，也是英国与周围世界关系的有力表达。因此，大英博物馆与大英帝国的兴衰同步发展，成为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公开展览，成为英国文化霸权的广告，通过其广泛的自然世界和英国所遇到的各种文明的藏品，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这一点并不奇怪。纵观其历史，大英博物馆也因其古典古物而闻名，并通过其与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来定义自己。18世纪和19世纪初对古希腊的“重新发现”，以及当代对庞贝和赫库兰尼姆等重要古典遗址的发掘，意味着流行的古典意识与大英博物馆一起诞生和发展。因此，古典学和帝国都在大英博物馆找到了一个雄辩的喉舌，而这个关键的英国机构对于理解古典文化对帝国身份表达的影响，以及帝国对古典主义思想形成的意义，都是一个出色的案例。

麦克尼尔自己也承认，他极具影响力的《西方的兴起》（1963）根植于“一种（20世纪60年代）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试图“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中形成的文化传播概念的基础上理解全球历史”。

另一方面，以往的区域研究中对特定地区的划分总是表达了关于世界如何被缩放和划分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假设。但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记忆被抹去，被预缩，或被引导。由于根基薄弱，我们很容易被连根拔起，被移植，被嫁接，被修剪，被改造成全球市场需要的任何方式。由于没有或很少有记忆，我们作为个体，除了对我们令人沮丧的现在的描述以外，对我们日益市场化的国家机构，对国际发展机构，没有任何参考点。国际借贷组织、跨国公司，只适合被全球化或任何化，并在人类发展指数上被安排到我们适当的位置。

如，大洋洲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没有历史，只有所谓的“史前史”：历史之前。在大多数的历史著作中，大洋洲超过90%的存在时间被压缩在一两个关于史前史的章节中，或许还包括本土的社会组织。这些只是组成“真正历史”的简短前奏，而历史开始于欧洲人的到来。事实上，我们的历史基本上是在帝国历史的脚注中被叙述的。

可见要研究的地区这一定义，既不是稳定的、中立的，也不是给定的、既定的，而是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空间和规模的生产做出反应。对特定地区的划分总是表达了关于世界如何被缩放和划分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假设。

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是为了理解、呈现社会变革、交替的过程。时代变了，我们需要新的区域国别知识。全球化引起了人们对区域内地理和社会文化异质性的关注，在这个时代，理解世界仍然需要理解地方的特殊性，即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下，理解广义的文化和地方的动态互动。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米歇尔·福柯、爱德华·萨义德等人作品的影响，开始对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提出新的问题。

国际局势的动荡不安与偶发事件的不断增加，使得区域研究愈发重要。如2001年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联邦资金的增加促进了地区研究项目的发展，特别是对“不太常教的语言”，如对中东语言的支持。同时区域研究作为一种消除不同文化间认知偏见的方式，无疑对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解决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美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政府及民间学者们尝试通过对域外地区的研究缓解国内民族宗教矛盾。

全球化或无边界世界的说法暗示着地理空间的重组；地理规模的重构，形成了新的空间分化模式；强大的社会流动，直接挑战地方、区域、国家和跨国边界的固有配置。超国家单位——欧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篡夺了民族国家的一些经济优先权，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准国家机构则享有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相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大都市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权力也在增加。

中国的崛起，无形之中对现行世界体系造成了影响。因为一旦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市场、实体基础设施真正融入“一带一路”的共同繁荣区域中，那么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将无法维系。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破除以往区域研究的偏见。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需要新的区域研究，新的区域研究要破除以往区域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也要破除特定的知识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同时要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

五 未来的可能与路径

对世界各区域进行综合、详细、准确的研究而获得新知是我们解决紧迫国际问题的有效路径。知识并不能保证我们会解决这些问题，但缺乏知识可能无法解决任何问题。任何区域都可能突然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这时就会出现缺乏专业知识的情况，比如当下的立陶宛问题、哈萨克斯坦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要做好对象区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尤其是语言的基础训练。文字的深刻理解，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解释等都需要长时间的耐心的基础工作。当下区域研究文献是英语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类文献毫无疑问带有偏见，即使看起来很公正的材料也难免隐含着很隐蔽的偏见，如何积累各个对象区域语言书写的原始资料、官方出版物、简讯、各种数据等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要做好区域研究的人才培养工作，我们的历史学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尤其是世界历史学家就更少了。因此需要增加历史学家的数量，以改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人才的总体结构；加强世界历史学家的培养，以改变史学群体的自身结构。哪天中国的外国研究真的做好了，研究外国的学者超过研究本土的学者了，中国才是更加伟大的国家！

要做好区域研究的体制机制工作。如何尽快实施外国语大学的转型，在加强语言训练的同时实施向注重综合文化训练的转型？院系管理体制如何突破？如何建立跨院系跨学科的组织方式？如何积极发展区域学术刊物，放松学术刊物管理，发挥学者们的能动性，鼓励学者们创办各类区域研究刊物，促进刊物国际化，“汲取世界智慧”？

要加快区域数据资源建设，倡导开放存取，避免加剧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数字学术鸿沟，想方设法获得研究工具方面的主动权。一场关于历史学家们应该如何回应媒介领域变化的新争论，正在浮现。在一个数字化世界里，历史叙事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如何在这场刚刚开始的数字学术竞争中获得优势是每一位学者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是能够兼顾学术与国家需要的战略学科，不仅是区域国家之间相互理解从而构建睦邻友好关系的需要，更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有效途径，也是文化赛场的竞争，是展现思想大国的舞台，代表着国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与方向。区域研究亦可将研究国的学术声誉投射到全球，呈现出实实在在的软实力与文化理想。如何培养出诸如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1936— ）、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1939— ）之类的大学者，是我们的愿望与追求。虽然这些学者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你又不能说他们不是历史学家。我们期待未来！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

（摘自《学海》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