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地图学史的早期条件

与早期地图历史有关的思考方法通常被证明是固执的。每个时期的思想和先入为主的观念都可能作为后一时期思想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留下来。本章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对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评论。在西方世界中[31]，虽然在年代和精确的发展方向上，在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这种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涉及直至约1800年的发展；第二个时期包括19世纪和20世纪初（直到1930年）；第三个时期处理过去50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学科的学术特性已经出现。虽然这三个时期可以在历史书写的语境下进行识别，但较早的研究早期地图的方法作为正统思想一直留存到最近。

这一评论的范畴需要仔细的确定。它不致力于每一时期中的与同时代地图有关的大型文献——这些将按时间顺序在各个卷中进行处理——而是关注后代关于前代地图的历史著作，一个相对较小的文献范围。然而对于那些对地图学史上先驱者的成就不屑一顾的人来说，这样的作品的数量可能会令人吃惊。而且，它们的特征足够多样化，至少扩展到今天被认为是地图学史核心的一些主题[32]。那些期待在这些研究中遇到可供今天地图史参考的相同的假设、重点和技术的人应当会感到失望：但同时，这些研究不能被视为只是古老的或过时的。

作为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地图学史》为什么注意到这些经典文献以及为什么在这里需要对这些较老的著作进行评论，有三个主要原因。首先，很多较老的研究保留了现在已不存在的地图或是相关文献的唯一记录（或复制件）。地图的高消亡率，尽管并不总是“比其他类别的历史文献更严重”[33]，但也是一种地图学史研究者——类似于考古学家——不得不忍受的常见情况。最近的战争和灾难增加了它们的破坏比例[34]。相似的，一旦作为有机整体的地图集被拆开或者拆散[35]，或者地图学物品消失到不可接触的私人收藏中，则进一步强化了文献幸存的问题。由于这样的原因，非常难以推测某些早期社会最初可能制作的地图的数量，因为需要将这种归纳基于幸存下来的地图之上，而已知对它们的记录是如此的不完整。

其次，地图学史研究的步伐一直是如此的缓慢而不均衡，由此一些所谓的经典作品作为基础参考资料从未受到挑战。为《地图学史》的本卷而进行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一点尤其重要，并且我们应当感谢如从事波特兰海图研究的努登舍尔德（Nordenskiöld）[36]，或从事世界地图（mappaemundi）研究的康拉德·米勒（Konrad Miller）[37]等开创性的权威，这一点将在相应的章节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因此，必须摒弃有时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这类著作不再适用，因为它关于地图学通史的实质性内容是错误的，尽管可能正确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确实不再是方法论的典范。

最后，以往关于地图学史的作品，毕竟是关于历史的知识的发展的记载的主要资料。由于地图学史正在寻求新的方向，所以有必要进行一些回顾，以及回顾过往以寻找其中所具有的方法论上的经验教训。例如，非常重要的不仅是要询问地图学史的研究开始于什么时候，而且要认识到答案存在于过去的文献中。相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否支撑一个我们称之为地图学史的新兴学科的观念？这也要求进行一种历史书写方面的评述。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图学史”所理解的是什么，并且由此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否总是被单独提出？本章将展示，在对早期地图进行研究的时期中，对哪些构成了地图学史的理解是如何变化的。在1966年的系列讲座中，R.A.斯凯尔顿（R.A.Skelton）最早系统地勾勒了这样一种需要讨论事项的清单[38]，并且一些相同的问题将在这里重新进行审视，因为它们为孕育当前这部著作的学术遗产提供了一个相关的维度。

作为研究对象的编年者的古董家、收藏家和绘图者

虽然很难确定地图学史中最早作品的时间，但可以放心地假定它们应当与历史作品的起源大致同时，特别是在那些地理研究和历史研究有着密切交互，并且有着政治目的的文化中，以及在那些已知有着保存和收集早期地图的传统的文化中[39]。例如秦汉时期的中国就符合这样的条件，当时同时代的地理志书有时回顾了早期的地图，并指出了它们的缺点[40]。在大致相同的方式中，前后相继的评论者，包括希罗多德（Herodotu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克莱奥迈季斯（Cleomedes）和托勒密（Ptolemy）批评早期地图的实践，可以说反映了对作为希腊和罗马时期的现代地理学基础的地图历史的直观认知[41]。对于中世纪欧洲来说也是如此，通过一些保存下来的包含有世界地图（mappaemundi）的文本，可以相似的追溯对非同时代地图的知识兴趣的一种意识。斯凯尔顿（Skelton）提出，中世纪欧洲“对地理思想的演变有着一种初始的兴趣，就像在地图上所表达的那样”，他用如下观察来支持这一论点，即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世界地图，罗马时期以及后罗马时期的，在一些文本中并置，由此“我们可以识别出应用于比较地图学的一种原始的历史意识”[42]。然而，很可能的是，这些地图被复制是为了展示变化的宇宙志的思想，而不是用来展示地图学形式或技术的发展。对于那些寻求研究地图学史研究的开端的人来说，这些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16世纪之后，可以追溯到对之前世纪的地图的一种不断增长的系统性关注。这代表了对作为独立文献的地图的一种真实的历史感，但其程度不应当被夸大，特别是考虑到15世纪和16世纪对古典地理作家的兴趣的普遍激增，以及如下事实的普遍激增，即来自古典时代的地图被认为是有用的同时代的工具且被誉为是古代文化的丰碑。这些古代文化的丰碑之一，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欧洲地图学文艺复兴的标志——向现代地图学史家揭示了，早期地图的古物学家的研究从同时代地图绘制技术和实践中脱离出来的各个阶段。在15世纪，托勒密地图最初被认为是世界及其各个地区的具有权威性的地图，同时，尽管通过将印刷术应用于地图学而得以加速，但其被《现代地图》（Tabulae Modernae）所取代只是渐近的[43]，最终使得古典地图只是被主要作为历史对象。1513年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托勒密著作的版本，最早在一个不连续的部分将现代地图与古代地图分离开来，这反映了地图制作者和阅读者批判意识的普遍增长。这种做法在1578年得到了证实，当时墨卡托（Mercator）单独重新发行了托勒密的地图，而没有用任何当代地图作为增补，只是将其作为古典地图集的一种复制品[44]，由此强调了对它们纯粹的历史兴趣。其他一些历史地图也被复制，文艺复兴时期延续了中世纪的稿本复制的传统[45]，但正是这些地图的印刷复制品在刺激对它们的研究，以及扩展了对之前地图学的了解方面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基于中世纪稿本资料进行雕版的著名例子是在16世纪和18世纪制作的波伊廷格（Peutinger）地图[46]，17世纪初的马里诺·萨努多（Marino Sanudo）中世纪的小册子《十字架信徒的秘密》（Liber secretorum fidelium crucis）（其中的巴勒斯坦地图，尽管是文字的附属部分，但却是其阐释的必不可少的核心）[47]，以及在18世纪，理查德·高夫（Richard Gough）的中世纪不列颠地图[48]。到18世纪，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文艺复兴以及古代和中世纪的地图都被认为是地图学过去的一部分。虽然当代的与历史兴趣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今天这样明晰，但是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的自觉的古物市场，通过储备来自16世纪的铜版的印刷本，以及通过对15世纪地图的重新雕版发行而得到了满足，后者如安德烈亚·比安科（Andrea Bianco）的世界地图（Venice，1783）或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的球仪（Nuremberg，1730 and 1778）[49]。这些实例进一步确认了印刷贸易制作早期地图复制品的能力，与构成其主要货品的同时代的地图一起，已经为有利于恢复和保存地图学的过去以及对地图进行更系统研究的学术氛围奠定了基础。

16世纪之后对这一趋势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地图收藏的广泛发展。这是这一时期欧洲人对于收藏的普遍热情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其必须被视为对早期地图研究的历史发展有着一种关键性的影响。尽管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和欧洲的古代文明中，系统的地图收藏经常是出于官僚政治的目的[50]，但在16世纪的欧洲，地图收藏的增长是地图学意识兴起的尤为显著的特征。记录显示，地图被包括在中世纪图书馆中，但它们通常与它们所说明的文本整合在一起[51]，而且我们并不知道来自中世纪的独立的地图清单目录[52]。只有在16世纪以后，我们才可以追溯到作为图书馆中的单独类别的地图和地图集的出现，或作为整体，或作为展示物，或作为用于装饰的一组物品。此后，这种地图收藏的形式发展很快。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对此有着文献记载，不仅在皇家地图收藏（通常是今天国家地图图书馆的创始元素）[53]，而且在如梵蒂冈或佛罗伦萨的旧宫（Palazzo Vecchio）、贵族居所的墙壁挂图[54]，或是在与政治家、教会领袖、市政要人、商人和历史学家的图书馆和工作文献有关的地图和地图册中，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收藏城镇地图非常有兴趣。到18世纪，地图越来越多地被独立地保存在有着它们的职业管理者的独立设计的区域中，并且这也为历史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55]。

尽管对古代文物和古迹的恢复和保存感兴趣，但是地图收藏中真正的古物兴趣的维度更难分离或量度。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稿本副本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个欧洲都有收藏[56]；但大多数地图图书馆的诞生和发展都归因于同时代地图的工作副本，这些地图被汇集以作为国家统治的政治和军事工具，以及作为地图学者的作坊的原始材料，作为国家探险和发现的记录，作为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工作档案，作为图形艺术的范本，或者在天文图的例子中，被用于占星术的实践。而且，不应低估16、17、18世纪老旧地图的实用价值，当时它们不仅被地图学者广泛利用，而且还被律师、政治家和其他人广泛利用，作为信息来源，虽然旧，但不一定过时[57]。因而，将早期收藏作为同时代对地图学史研究的单独的，甚至主要的证据是错误的，没有对获取地图的动机进行清晰的划分。相反，这一时代收藏的心态是以“藏珍阁”（“cabinets of curiosities”，Wunderkammer）为代表的，对此地图偶尔与其存在关联，尽管被认为是重要的人工制品，但不是呈现了地图学的发展的文献[58]。1800年之前的大多数地图收藏中的古物方面的因素，其起源往往都具有偶然性，并且必须从更广泛的背景中最仔细地筛选出来。例如，在英国，伯利（Burghley）的地图收藏几乎完全是通过政治环境获得的[59]，而罗伯特·科顿（Robert Cotton）的兴趣可以被认定为部分是政治的和部分是历史的[60]。那些佩皮斯（Pepys）的也是如此[61]，与其海军的职责有关，同时奥特柳斯（Ortelius）积累地图的驱动力——通过他的通信来判断——他对地图的兴趣与对历史文献的兴趣，在程度上是一样的，因为它们对于编绘新地图有用[62]。伊萨克·福修斯（Isaac Vossius）也使用地图来支撑他的多元人文主义的多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63]，而且在鲁汶（Louvain），博学的图书馆管理员维利乌斯·阿布范艾塔·祖克慕斯（Viglius ab Aytta Zuichemus）有着多种动机将1575年之前半个世纪的各种各样的地图汇集到一起[64]。

对形成这些收藏的动机进行分析，也使得我们能够概括1800年之前早期地图的学术和实践用途。这些应用的广度是真正普遍的。由托勒密等人定义的宇宙志、地理学和地方志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65]。确实，宇宙志依赖于天文观测和地图绘制，就像地理学基于对地球的探索和调查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早期地图都被作为权威而被急切地查询，并被进行了严格检验，以验证它们是否符合当前的信仰或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然而到17世纪，地图——就像在那个时代的教科书中那样——正在变得越来越狭隘地与地理和陆地测量以及航海绘图相关联，同时实际上它们被正式地认为是地理学呈现的三种方法之一[66]，尽管宇宙志图示和天文图、地图集和球仪继续属于地图绘制的普遍推动力，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那样。

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早期地图有几个原因。第一是用于实际的地图以及那些似乎率先探索了以往地图的地图绘制者。他们这样做，或是为了寻找原始材料[67]（在一个单幅地图的使用寿命比今天长得多的时期），或是试图将他们自己年代的地理知识和科学的状况与过去进行比较。后一种研究路径，依然是地图学史众多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应将其放在如下情况中来看待，即启蒙运动的背景和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信念，后者即测量的准确性是地图学进步的必要条件。虽然朝向地图学现实主义的趋势，既不应当过于简单化，也不应当过于夸大[68]，但到18世纪，越来越重视基于原始调查、更为准确的设备（尤其是在海上），以及作为其本身目的的更为详细的地图学呈现的地图绘制[69]。而且，进行实践的地图制作者使他们自己越来越远离——或者公开批评——他们前辈的地图[70]。

第二，地图与地理发现的历史存在密切联系，而且这些经常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倾向，从拉姆西奥（Ramusio）、泰韦（Thevet）、哈克卢特（Hakluyt）和德布里（de Bry）之后已经形成属于自己的历史流派[71]。在欧洲的探索时代，在16、17世纪，早期地图已正在被作为历史文献使用。到18世纪，它们不仅被广泛地用作历史记录——例如在发现中，用于确定国家的优先权，或者，用于表达相互竞争的领土主张——而且在更为学术的层面上，开始筛选出错误的地形和想象的岛屿，而这些在地理记录中如此的丰富[72]。

第三，早期的地图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流通之中，主要归因于古物学兴趣的出现，以及归因于对用于圣经地理学和古典地理学的地图学证据的关注。这些影响对地图历史的研究的发展是重要的。在收集地图的人文主义学者中，例如，有着对罗马地理学有兴趣的康拉德·波伊廷格（Konrad Peutinger）[73]，以及从事古典地理学和哲学研究的伊萨克·福修斯（Isaac Vossius）。从事复原古代遗迹的地图制作者，他们的研究兴趣在今天将被定义为历史地图学[74]。例如，当维尔收集了9000—10000幅地图（其中超过500幅是绘本），成功地将这些材料中的一些运用到对古代世界的系统研究中[75]。

将会注意到的就是，这些研究古旧地图的方法的主要目标，也是历史学家或历史地理学家的。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对其他方面的完全忽视。研究早期地图的一些其他标准方法尚未凝聚其推动力，不过这些方法的基础，也可以追溯到18世纪。可以说，对于作为一个连续过程的地图学史普遍缺乏兴趣；但针对这一点，这可以抵消“系统的，即使是天真的，对地图学史进行归纳”的首次尝试[76]。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早期地图的书目题解方法的发展。这反映了对于过去的遗物以及百科全书式方法的一种责任感。书目题解的方法已经在文艺复兴时期扎根，由此在1603版的奥特柳斯（Ortelius）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列出了用于构建他的地图的地图学家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83位，其中一些人的工作始于15世纪[77]。在17世纪末，让·马比荣（Jean Mabillon）正在列出地理学家中的地图制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作为他对分类良好的教会图书馆的内容的建议的一部分[78]。在18世纪中，这类早期地图学作品的列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且内容越来越广泛。在威尼斯，温琴佐·科罗内利（Vincenzo Coronelli）编写了一本《古代和当代地理学编年》（Cronologia de'geografi antichi，e moderni），提到了从荷马到庞扎（Ponza）的96位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制作者[79]。在法国，迪迪埃·罗伯特·德沃贡迪（Didier Robert de Vaugondy）在一篇地理学史的比较论述中列出了大量欧洲国家的早期地图[80]。在德国，J.G.格雷戈里（J.G.Gregorii）指出，早期地图“现在变得非常罕见，难以获得”，而且它们“正在像旧硬币一样被渴望”，还提供了按时间顺序列出的直至他所在时代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制作者（从他认为是最早的地理学家摩西[Moses]开始）[81]。在英格兰，理查德·高夫的明确目标是“追踪我们之中的地图学的进展”[82]，同样在他的开创性著作《英国地形图》（British Topography）中按照国家和地区列出了制图学家[83]。

并不是所有关于早期地图的18世纪的作品都被铸造在这一书目题解的模型中，并且我们也能看到对单幅作品的专业研究。这些包括，最为重要的，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84]、世界地图（mappaemundi）[85]，以及波特兰海图[86]。对于未来地图学史的范畴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尝试性地开始将感兴趣的舞台从古典世界和欧洲国家扩展到包括来自亚洲文化的地图[87]，且在这一时期的旅行文献中，包括对欧洲人首次遇到的没有文字的民族的绘图技巧的报告[88]。与早期地图和非欧洲文化的地图有关的历史意识的这些标志不应被过分强调。18世纪对以往地图学的认知不仅强烈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将其他文化认为是低劣的——而且也被同时代的对于更为准确的地图绘制的欲望所影响。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如哈克卢特等地理学家也已经意识到“旧的不完美的”地图（他将其与“最近改良过的新地图、球仪和球体”进行了对比）[89]。到19世纪，理查德·高夫可以更加不屑一顾地将他研究的中世纪地图认为属于“地理学的野蛮的蒙克什（Monkish）的体系”，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收集“原始和野蛮时代所绘制的地图……以了解古代地理学家的错误”[90]。到目前为止，评论者同样正在开始期待地图绘制科学的完美[91]，即使这只会将过去的地图看作在进步阶梯上处于较低的水平。由于这种态度，到1800年，依然真实的是（正如斯凯尔顿[Skelton]所撰写的17世纪），地图很少被作为一件物品进行思考和分析，也很少注意地图被构建和绘制的方法，以及“将地图学的表达和形式作为一种沟通方式的研究还没有开始”[92]。确实，就这些如今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特定概念而言，作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一门学科的地图学史还没有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