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当今时代的基本原则
——价值和目标不可避免地公共化
丹尼尔·德莱契
这是一本对“胜利之后”产生的更为广泛且权威的观点进行讨论的书册，它解释了后西雅图和后华盛顿时代背景下世界秩序中公共视域的回归、重建和再发展（Williamson，1990；1999）。全球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是当今时代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它偏爱市场基础，倾向于严格的零通胀基准，主张世界主义政治发展的不可阻挡性，却又对公共领域概念扩大化的需求视而不见。鉴于全球化的元叙事方式在20世纪的政治体系中已经所向披靡，这就需要我们能够理解全球化那无所不包的叙事方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全球化的新形式进行重新定义，这也是当代所要处理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尽管新型国家以它特有的结构、标准和创新的形态涌现出来（Held，1995；Castells，1996）。但是在西雅图斗争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未来前景越来越不明朗。而伴随着对全球化日益增长的成本和模糊的优势的讨论，转折点也已经到来（Millennium，2000）。
曾经市场基础的坚不可破现在却遭到来自专家和民主社会评论家异口同声的质疑，他们批评政策制定过程发生在超越了民族国家之外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采取了一种新型政策以减少贫困、促进公平、加强国家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这与旧有共识的做法相去甚远（Birdsall and de la Torre，2000）。举一个例子，第一个创造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如今却不再无条件地盲目支持亲效率亲市场的主张了。他加入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约翰·海利威尔、保罗·克鲁格曼、希尔维亚·奥斯特里和丹尼·罗德里克等经济学家的阵营，这些人都公开表达了对华盛顿共识刚性规定及对世界主义的反感（Naim，2000）。
共同的反思已经使得华盛顿共识艰难的结构调整变得人性化，也为政策内部人员提供了一种温和的改革主义视野。在新的政策目标中，减少贫困、增进公平、建立各类包容性的社会团体等是需要优先发展的目标。同时，一些热点词，如市民社会、能力建设、透明度、机构设立和安全网络也被列入新的政策目标范畴，这些目标在公共领域层面与华盛顿共识目标存在根本的区别，但是即使是新的目标得以提出，仍然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意识到社会凝聚力和纯粹的新自由主义目标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新共识的支持者即使不是完全依赖，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旧有的关于效率和结构改革的政策工具。致力于效率目标的政策工具与华盛顿共识改革者憧憬的全新的公平结果并不一致，支持现存秩序的规则和标准不会给全球性管理带来新的希望，而且除非目标和结果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这两点作为政策公理仍然没有被人们所理解。
治理和组织的规范
在这一部分，作者从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假设出发，提出他们至少有责任去促进发明一个新的机构来治理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最主要的含义指的是几个大洲通过各种机构产生相互依赖的网络。随着20世纪逝去，哪种类型的管理取决于对治理产生影响的组织的前线设计呢？在希格特的权威描述中，他认为，全球化的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6到7年，大体上是“无道德地区”（见希格特在本章中的观点）。贸易自由化、金融去规范化和资产私有化加快了世界经济和自由企业全球化的节奏。市场文化似乎已遍地开花。随着对于重新区分国家和市场的界限的需求拥有了合法性，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政治中的事件，抵制全球化的情绪也日益增强了。除此之外，由于全球市场力量被完全放任，而市民社会中人们也越来越怀疑，如果再不进行重大改革，现存的全球秩序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所以出现了社会赤字显而易见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又刺激了抵制全球化的情绪（Halliday，2000）。
基本的问题是没有规定全球层面上的基本的社会公平、社会产品和其他非收入性的目标。因此，减少贫困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而非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有权力、有影响力去重塑全球治理议程的世界运动。对于一个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全球经济来说，这一运动还涉及道德责任。如今，全球经济管理离它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还很遥远，还没有能够将发展的经济规则和具体的道德责任整合在一起。公共政策最多也就是旨在将负公共产品最小化，主要是一种被动的过程，是利己主义的，而不是集体主义的（Higgott and Phillips，2000）。尽管所有的反思及独立学者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通过集体行动来解决问题的积极举措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不是新的趋向线。亚洲、拉丁美洲和第一世界的经济体们在供应环境、可持续劳动力、健康以及人权标准等全球公共产品时扮演的角色是边缘化的。
重要的是，那些位于华盛顿、纽约和日内瓦的主导着全球经济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及关于近期那些无法弥合的危机的理解之间所存在的断层已经开始缩小了（Cox，1999）。在西雅图、华盛顿和布拉格抗议之后关于“宏伟蓝图”的知性思维也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与此同时，一些专家以及非营利性组织开始构建全球的“再连接”的概念。全球化曾经被视为是由新自由主义经济进程所主导的，但是学者们、实践者们以及非国家的行动者的研究方法过于规范化（Rodrik，1997）。今天的基本问题不是公司们想要什么，而是市民们需要什么，以及他们期望从新的国际秩序中得到什么。我们强调的新的重点是提高各种门槛和标准方面，这种提高不仅体现在众所周知的环境、可持续劳动力、健康和劳动力标准方面，还体现在提高金融行业的门槛和标准方面，比如七国集团最近采取了一项叫停离岸避税的措施（Picciotto and Mayne，1999；OECD，2001）。
重要的是，在政策制定层面上，之前反对的声音能够被忽略，而现在市民社会的行动者们已经在各种世界论坛上受到追捧，并收获了非比寻常的信任。其结果是对于全球无缝衔接的市场的乌托邦式的追求不仅丢失了合法地位，还失去了大量的推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对国际秩序的展望和一个需要被治理的政体。如果说华盛顿共识体现的是一种“无政治的管理”理念，那么后华盛顿共识世界则体现的是通过政治手段建立与国内机构数量相当的国际机构的倡议（Millennium，2000）。
最为重要的监管和经济管理政策过程如今都发生在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之外，这一概念在过去常常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但事实上是此观点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民族国家作为公共权威的主体，其权威并没有瓦解，相反它的管理需要比以往更多的努力、策略、专注、领导力和协调（Drache，2000）。作为一个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总能提供有效的经济主义方法，而经济主义贯彻政策制定的始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出乎意料地忽略了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区别，反而去关注一个看似固化、僵化的体系，而不是一个流动且不重要的体系（Boyer and Drache，1996）。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之间的差距逐渐中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导了政策制定过程的金融危机已经促进了一种意识的崛起：没有公平就不会有稳定，没有各类公平的机制和组织的存在，墨西哥、俄罗斯和亚洲的财政动荡将会长期往复。
重新打包身份和领土：进入公共领域
如果要使国家权威和稳定国际社会有明确的场域，那就是指公共领域的重新出现。在这个领域当中，共识、合作和公共话语人物的作用绝大多数令人信服。从鲁杰鼓动性的解释来看，这些作用即使被忽视了，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即公共领域的再出现，将和其他角色一起，把“身份和领土”重新捆绑起来。公共领域拥有庞大、复杂且相互重叠的实体和组织规模，因此不应该将其与公共部门这一概念相互替代，虽然说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为一谈。公共领域也不应该局限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上——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就其要义，公共领域是那些从市场中切割出来的资源，这些资源赋权并改变了国家和非国家的行为主体。
大卫·马昆德的定义是最具创新性的，他的定义厘清了作为更好的全球公平和有效的公共政策的必要条件以及公共领域的权力、模糊性和矛盾性。公共领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则、规范和行为模式。公共领域影响、涉及国家、市场和其他公共私人机构。它以公民身份、服务和公共利益的概念为价值导向，并通过在价值机制无法运转的领域建立庇护所来为市民社会提供能使其有效运转所必需的资源。公共领域不受市场压力的影响。在公共领域中，公民权利，而非市场权力掌控着社会产品的分配（Marquand，1997：5）。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出现在包括社会政策、住房和自治公共空间等政策领域，并和其他自由民主机构一道成为国家生活的一个方面。
国家政策是在不同的时期，从“相邻的私人领域和市场领域中分离出来的，使社会建立屏障用以对抗不可避免的市场入侵”。国家是平等的公民身份的促进者和合作伙伴，而非工程师。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也部分定义了“公共目标的相互义务”（Marquand，1997：40）。正如读者即将发现的那样，在其他国家，这种良好的公共领域诞生在相似的背景和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即全球市场和本地市场对社会和社会秩序形成威胁之时。公共领域是近几百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公民身份的积极体现需要这一个公共领域，这个领域的各个方面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而且社会权利和公民身份也必须得到认可。但是由于公共领域已经被强大的国家利益所接管，因此公共领域的出现除了带来好处之外，也造成了损失。在这之后，公共领域变成了官僚的帝国大厦，严重超负荷运行。在许多权限方面，自我中心的社团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官僚集中化，夺走了公共领域原有的活力和民主动力。当这种关于公共的概念已经古老、宏观到无法像以前那样和福利国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时，在全球市场时代理解公共领域的起源、表现和前景就变得意义重大了（Walzer，1989；Sen，1999；Marquand，1997）。
本书的出版意味着将以一种开放的、自觉的批判方式对公共领域的概念进行阐释。首先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本章中的所有作者并没有就某一单个的概念达成共识。但是他们都同意市场和国家之间的界限正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发生变化。并且他们都认为，需要规划并巩固宏大的公共领域。这一战略性陈述，从概念上讲，同时从政策目的上看，都为重新探究国家—市场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在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动荡变迁的时代背景下（Rosenau，1997a；1997b）。
难以定义仅仅是问题之一
现在缺少的是一个能够从概念层面上厘清公共领域的含义。简单来说，虽然市场呈现出了大获全胜以致无处不在的姿态，但是公共领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解释了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时代社会是如何被推动前进的，这一概念也用来限制财产权和控制市场。那么每个社会都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强其公共领域，以一种自觉的或者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来收回全部或部分的“社会失地”，在这片“失地”上存在着捍卫公共空间不受强大的市场主体的干预、恢复公共利益的需求。
当个人行为主体为了个人利益而侵犯公共利益并侵吞本属于集体公有的财产时，就会导致市场干预。市场干预还涉及那些无序的市场力量以及他们通过不断扩大市场的边界和范围来重新定义国家和市场界限的能力。当企业合并和收购活动本身变成了终极目标时，可以说市场力量干扰了市场社会的正常运转。其掠夺成性不免让人担忧它将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使公共权威再分配的权力削弱。（参考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现实中这些跨国公司不惜一切代价地运用新生权力去提升其商业权利的例子数不胜数。因此许多专家认为这些公司的权利现在压倒了国家的管理权威。
没有一个数据可以向我们很好地说明“公共利益的私有用途”，相反地，这些数据令人忧心忡忡，对公共性造成了全面的精神伤害，因为它们让人相信为了争取公有性这一概念所体现的自治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的斗争正在全面败退（Schultze，1977）。
世界贸易组织所体现的全球自由贸易正在以一种十年前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影响着一个国家内部规则的制定。健康、劳动力标准和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准则的影响。其结果是国内的政策主权不再独立于国际规则（Ostry，2000）。财产权利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规则中得到巩固。市场回归，而国家现在则被认为是徘徊在权力和学术界的门廊里，是私人利益的主要推动者。各国政府不断私有化，解除对企业管制并向企业外包政府事务。无论市场经济国家的实力如何，当前这些国家的不同策略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对立。
不同的经济体都陷入了绝境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承诺实行贸易开放、由股东资本来实行对企业的控制、采取有限的管制方式以及较低的税率，这些看似和公共领域并不相干。让人倍感意外的是，市场和社会的精英正在逐渐反对旧有的公共秩序及其稳定的机构组织和共同达成的承诺。在劳动力市场中曾经被认为是必要的雇佣和裁员行为，现在却被看作是过于死板且代价高昂。诞生于财富民主化时代的社会政策也受到了攻击，理由是这些政策太仁慈了，根本无法维持下去。许多用来保护人民免受全球经济震荡影响的国家政策也因为过时且对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形成障碍而饱受指责。
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运动以及贸易壁垒的逐渐消除导致了一个信心不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古典自由主义再次得到大肆宣扬（Brittan，1988）。而随着自由主义的复兴，其本身也成了所有国家的标准，西方社会成了标志性的临界事件，“精英们的背叛和财富民主化的终结”（Lasch，1994）。精英不再愿意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买单。意识形态和用来满足精英自我说服需求的精神要素正是全新的全球压力所需要的对政府和企业这个层面所进行的全新重大实践，这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重新定义了国家范围内公共和私人的边界。在希尔维亚·奥斯特里看来，民族国家的权力正在被侵蚀，上至全球化这个层面，下至国家权力下放这个层面（Ostry，1998）。对于持左翼信仰的学者来说，全球合作曾经是重要的代理人、建筑师、主要人物以及新的世界秩序的主要受益人。它是唯一直接受益于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的角色。
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内，只有很少的管制和共识，国家减少了对健康、教育和社会政策的投资，这也导致了近年来公共领域的缩减。没有了这些集体产品，这个模式在未来可能会表现不佳吗？对于竞争的坚定执着，以及社会标准再创新低，这个模式可能通过贸易和投资流动对那些采用该模式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巨大的破坏。伴随着相对较弱的限制市场影响力的机构组织，这个组织能否摆脱竞争性的贬值，能否挺过可能由主要市场的股票价值暴跌而导致的贸易战争？伴随着治理的非常有限的定义，那些依赖前所未有的股票价值上涨的英美精英的战略理性，能否使这样一个体系在“大调整”发生时还能够继续运转下去？
拥有高薪资劳动力市场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根据社团主义原则组织成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并成为很多国家的标杆。但是这些高度管制的经济体在面对寻租机会主义行为时很容易受到影响。虽然这些国家维持着高标准的生活、提供着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实行高薪和高税，并保持较低的工资差别（Ferrera et al.，2000），但是也面临着不公平和排外主义增长的问题。相对于美国的政策改革，那些富裕的欧盟国家所实行的公司税率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下降幅度非常小。不同于较低的税率能够带来竞争力的观点，在那些较贫穷的国家，公司税率却上升了（Krugman and Baldwin，2000），尽管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很高，劳动力市场也受到高度管制，但是这些中央机构性安排也不受到压力，迫使其实行现代化，并采取了美国劳动力市场最佳实践模式（OECD，1994）。如果这些国家广阔而复杂的公共领域大多是凯恩斯—贝弗里奇福利国家概念的产物，那么它们陷于崩溃将只是时间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在面临内外部的压力时它仍然能够对意义深远的结构性改革的介入适应力极强的呢？
欧洲社会市场及其强有力的调控手段
不像英美国家那样，欧盟的机构框架拥有强大的调节手段，但是至今尚缺少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角度，能够对工作、就业、职场行为的危机做出解释（Supiot et al.1999）。目前的劳动力关系已经被新技术水平所破坏，后者是由现代生产方法、技术进步的加速、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其他产品市场高度竞争的环境条件所导致的。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势对现存劳动关系的模式提出了挑战，并增加了许多劳动者的经济不安。这种不安也使得很多年轻人还有其他人一起被职场和社会边缘化了。为了解决这个和其他迫在眉睫的问题，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必须延伸它们的社会安全法至那些非标准化和临时的工场，也必须接受非标准化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实践的再规范。新的职业地位的寻找暗示了权利如何被分配，同时要求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给出一个不同的回应。
根据1999年叙皮奥（Supiot）报告所提倡的，雇佣权利在欧洲范围内的宪法化展现了它的公共组织结构有能力改变和适应，因此欧盟能达成一个共识，即促进工作流动性和两性公平。除了在欧盟国家捍卫劳动权利之外，欧盟具有特殊的行为方式，那就是考虑各国的差异性，因此尊重各国间的多样化也成了这种方式的一部分。欧盟至今仍未能达成统一的管理方法，但是采用了高度实效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倾销和破坏财政竞争。它想使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保持一种更平衡的状态，而不引起像法国负责欧盟一体化的部长所坦率承认的现象——更多的权力被让渡到布鲁塞尔。“人们对于新的主权转让没有太大的接受能力。”（Financial Times，21 November 2000）
即便如此，这些社会市场国家在系统地重新考虑劳动力市场改革、福利国家改革以及公共领域在解决社会排外和不公的作用方面比英美国家做得更好。在前两个问题上已经有很多高调的研究，而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报告也在2001年完成。这些将对公共领域的辩论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为抵抗偏向于市场的改革提供了一幅全局图。至今，那些拥有高税率、先进技术和高工资的主要成员国，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典，已经提供了资源和政治意愿来维持一个高水平的公共产品水平，但是这也不保证这一现象能一直持续到将来。难道欧盟在面对长期的失业和来自国内的要求直接改革税制的呼声时，它必须也要进行改变吗？在后撒切尔时代，它是否有政治共识和社会意愿去维持它的再分配、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新公共产品方面发挥更大、更活跃的作用呢？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赤字
在面临着大规模人口增长、长期失业和社会排外现象不断增加的发展中国家里，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公共领域议题的概念有着本能的吸引力。这些国家过去经历了生活水平的下降，现在又在发展方面面临着许多结构性的障碍。即使公共领域陷入了权力的困境，重新思考发展战略仍然是首要问题。需要新的组织机构以及解决全球自由贸易带来的社会赤字的政策能力。
在后华盛顿共识时代，仅有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稳定的货币、法规、国家透明度和可执行的商业合同是不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寻找摆脱债务危机的方法。实际增长利率现在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这使得外债创下了历史新高。实际的人均收入减少了，而且，与追赶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贫困率和家庭收入也日渐恶化（ECLAC，1998）。尽管在包括墨西哥、巴西和中美洲部分国家等的社会支出增加了，但是农村的贫困水平鲜有改善，拉美洲最贫穷的地区也没有获益。农村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没有受到更广泛的经济周期影响。那些生活在拉丁美洲农村的人民没有途径获得一些基本的服务，比如饮用水、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当非市场必需品方面的公共支出减少时，根本没有资金来提供上述的公共产品。
拉美的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正在有限制地尝试稳定其债务与GDP之间的比例，这使得他们进一步削减了政府支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没有产生无法维持的债务负担的前提下，来自国际市场的借款不能使这些发展中国家充分地掌握用来重建公共服务、振兴业已崩溃的基础设施的现实资源，也无法提供其他公共产品。根据华盛顿共识的限制性政策规则，增长率水平还不足以说服金融债权人降低利率，也不足以吸引充足的新的国外直接投资流入。
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利率水平都非常之高，以至于说服投资者相信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履行债务的唯一途径是：获得一个更高的投资等级评级（Martin Wolf，Financial Times，22 November 2000）。迄今为止，很少有国家能成功地打破利率壁垒。增加的投资并没有使经济发展更快，反而导致对市场力量的依赖，以此维持经济的低通胀率，此外还导致了国有企业，特别是银行业、电子通信业和能源行业的进一步私有化。为了使它们的产业更具竞争力，许多发展中国家减少了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支出，由此在初级账户中留有大量的剩余金额。这也要求这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传统和非传统的下调工资手段来降低票面上的人工成本。这是非常严厉的措施。工资的缩水导致了阿根廷、智利、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的实际家庭和个人收入急剧下降。即使是这个地区领先的经济体也仍处于绝望的境地，因为外国资本不断流入，却没有出现货币贬值，这导致它们的经济表现不佳，以至于无法提供急需的资金来为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救助买单（Silber，2000）。
如果市场力量的解放没有给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地区带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那么下一个结构调整模型又会是什么呢？如果要加强财政能力、限制市场的入侵、调动未被市场动用的资源，国家需要何种新职能以及何种形式的新论坛呢？（ECLAC，1998）
市场范围之外的庇护所
这里讨论的是这个古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的重要性。这个概念基准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者一类的人能够找到概念和政策难题的突破口，回答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才是公共责任，而什么又该由私人来提供？公共领域让我们关注那些近年来在公共政策领域被忽略的很多问题，即那些为社会提供公共和社会产品、公共空间和社会包容的程序和组织机构。如果是在一个成功的世界市场中，那么这厘清私有产品的来源、理解各层面上投资权利扩张情况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命题，而更为复杂的问题是解释一些程序和决定，这些程序和决定使社会能够生产由大众拥有且不再开放市场上交易的产品和资产。
最谨慎的经济学家作出的传统解答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公共服务、空间和场所由公共管制负责（参考本书第三章第九节、第四章第十节）。但是，社会主义理论家都坚信公共服务等这些存在的必然性也归功于市民的努力，他们努力扩大非盈利部门，从教育到医疗健康、公园和公共场所，这些产品强化了社会关系，而非弱化了社会关系。用雅克·阿塔利具有说服力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和市民社会都需要一个大型的、由国家建立的、不受价格体系控制的“摆脱市场逻辑的庇护所”。
读者阅读这部分时将很快发现，尽管有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表明在分裂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主导的公共行为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领域，但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还未就社会产品的供应达成任何明确的共识。不过在社会理论家在关于政府应该成为提倡集体目标、重建公共机构的决策代理人的问题上并无争议。在私人利益和公共目标间划清界限，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边界似乎不再那么重要，每个社会都需要公共资源、场所、空间和服务——需要那些庇护所和涉及公共利益受到保护的社会空间。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公共领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最生动的、最充分的例子之一就是这个拥有复杂且特征最为典型的现代世界城市（Kasinitz，1995）。
公共领域和世界性大都市
许多首都城市早已建立起非常令人瞩目的卓越的公共领域。一些领域主要就是商业性质的，它们由服务行业、旅游业、金融行业、公共及私人博物馆、艺术画廊和其他集会场所组成，这些行业大部分都是由营利性私人部门来组织和运营。就这点来说，纽约和洛杉矶均是这类城市中的典型，把公共文化场所、空间与私人主导的私人利益融合在一起（Zukin，1995）。只要看一眼曼哈顿的地图，就会发现，只有在美国才有那么多的私人机构发挥着公共博物馆、艺术画廊、剧院和音乐厅等的职能。它们不是公共机构，因为它们都是私有产业、归私人所有，即使收到补贴，也仍然是以盈利为目的进行运营。重要的是，它们把自己打扮成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捍卫者。但是私人组织也要依赖公共机构来为其寻找用于扩建或重新安置的地点。它们需要政府发放的补贴，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借用政府官员和高级政府机关的名望。因此，它们与在职的市长和其他在国家或者州一级的高层官员结成同盟关系，这也并非什么难事。
著名的机构，比如说古根海姆博物馆，如果它要在曼哈顿东岸规划一个新址，就需要这种公私合作关系了。急于想增加个人遗产的纽约现任市长也乐意分享这个一流的私人组织重新规划的成就。因此他们为了公共利益和绚烂文化的私人世界一起合作。纽约市不仅提供新址，还提供大概7000万美元的资金，而整幢建筑花费7亿美元。据称，朱利亚尼亲自选了新址，而且称赞它为“纽约的文化和建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Financial Times，29 November 2000）。“公共利益责任”和“私人利益责任”的界限竟然如此的模糊、混乱，以至于现在无法搞清公共利益责任的起点以及私人利益责任的终点。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城市也拥有文化领域，文化领域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的文化资本复兴的源头，文化领域的名望和地位则是通过城市中心的革新来实现的。
伦敦、巴黎或者柏林这些首都城市，也是经济的中心，都曾经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大幅的衰退，但是也再一次成为拥有巨大活力的国际化的繁华大都市。城市里遍布艺术画廊、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公园和历史遗迹，这些都是全球文化体验和旅游观光的主要地点。随着大笔公共资金的及时注入，新的公共空间、服务和产品的创造，以及旧公共场所的扩大和再发展，都大大地减轻了入侵的、无序的市场压力。在伦敦泰晤士河的南岸、巴黎的历史城区、罗马下城、阿姆斯特丹、巴拉格、柏林，非商业区、公共出资建立的公共场所以及受保护的文化资源随处可见，它们与充斥着私人利益的商业世界共存。
提倡共产主义的领域有着非常与众不同的特点，而且大部分都围绕居民区和市中心的社区而建立，这些地方居住着不同种族的工人阶级、同性恋、反文化者和其他社会活动家。多伦多、蒙特利尔、阿姆斯特丹或鹿特丹的市中心，以各自的方式与这些城市的地方草根激进主义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它们的开放度以及社会对于商场上赤裸裸的唯利是图行为的反抗，呈现这类与众不同的城市景象（Hajer，1993；Jacobs，1984）。
重构的文化，和深入的草根居民社会领域一样，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对街道的控制权成了决定性因素。公共空间需要曝光和维护，也需要获取一定的城市资源。这些地区必须是安全的访问和集会地。从传统意义上讲，拥有文化领域的城市，社会的支持度和参与性都非常高。而以商业为导向的公共领域被精英和开发者牢牢控制，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着强烈的公民意识，但是他们的目光短浅使他们不能保证社会的长期需求。因此，植根于社会的领域通常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类型，因为它们为市民提供资源以及能够会面、商讨、动员和行动的社会空间。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级城市不出意外地成了可供参考的战略据点，因为“收回街道”已经成了对抗市场入侵的一个据点。在另一个极端，后现代的“边缘/反城市”确实成了消费主义、地方主义和无国籍主义的专属之地（Garreau，1991）。分散的、位于州际高速公路附近、围绕着无处不在的商场和高速公路建立起来的边缘城市，它们是无序的市场力量和无计划的产物。在边缘城市，不存在能够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对于中产阶级来说，这是高危环境，因为美国的底层阶级都被困在了旧的市中心区域里。
最后，在世界南方的许多首都城市，私人领域是一个单独的部门，以许多小型的、不相关的公共空间的方式运作。这些流离失所的公共空间总是在强烈地提醒我们，如果一个社会没办法创造一个可行的、被赋予权限的公共范围，那么社会时不时就会私器公用。圣保罗，可以作为经典例子来说明一个由私人建立并受到公共空间赞助的城市。20世纪40年代，巴西民粹主义总统盖图利奥瓦加斯建立了这样一个体制，这个组织叫作社会商业服务（SESC）。SESC-Pompeia是SESC的一个分支，它位于圣保罗的蓬皮亚（Pompeia）地区。在巴西有上百家该组织的分支机构。SENAC是一个和SESC类似的机构（国家商业培训服务），它的宗旨是为商业公司培训工人。SENAC致力于社会和文化活动。这两个组织都由工资税来提供资金，政府收集税款并把款项交给这两个由商业雇主联盟管理的组织。不用说，商业雇主联盟的效率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工资税赋予了那些获得这笔款项的人权力和曝光度。
在制造业还有两个关联机构——SESI和SENAI。最近，农业部门和交通部门也建立了类似的关联机构，分别是SENAR和SENAT。建筑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也希望建立自己的机构。对于源自工资税的资金，存在着一些争议，虽然是出于公共目的，但是这些钱由国家征收，却被私人使用了。问题在于这些系统之间存在着太多的漏洞，对于由社会组成的集团来说，它的可信度存疑。
不难发现这种半公有的创新形式源自何处。圣保罗是一个过度发展的城市，其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百万人激增到21世纪初的一千万人以上，其中两百万人住在棚户区，六十万人住贫民窟，还有九十万人流落街头或是寄身避难所。从根本上讲，圣保罗是一个不成功的公众城市，无力为居民提供基础住房和充足的安全保障。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却到处都在提供公共空间，如教堂、桑巴和运动俱乐部、社区中心等。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公共空间是由私人捐赠者赞助的。这些公共空间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而是面向部分人，这个国际性多文化城市已经不得不依靠私人的“善心”来创立这个公私混杂的世界。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由犹太人创立的希伯来俱乐部，可供游泳、跳舞、运动、打牌、辩论和讨论。俱乐部里有奥运会比赛规格的大游泳池，它的三万名会员已经为犹太人社会建立了强大而且曝光度极高的公民责任参与。不同于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犹太人，希伯来犹太人的会员制不对非犹太人开放，至少到现在还未对大多数非犹太人开放。其他群体也有类似的市民娱乐设施。Sesci Pompeii是另一创新性的非营利性私人部门的例子，这一部门得到工资税赞助以生产公共产品。Pompeii的前身是一家处于世纪交替时代的老纺织厂，曾一度有将近一万名职工。而现在它成了圣保罗一个独特的社区中心，内有日常托儿所、会议室、各种类型的当地活动、一间艺术画廊、音乐厅和其他类似的设施。桑巴俱乐部和足球队也赋予了圣保罗人强烈的社会和本土身份认同感。
圣保罗解决公共—私人矛盾的方式有可能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未来的榜样，在这些国家，私人对公共生活的入侵更加明显，已成为一般规律而非特殊现象。如果还是无法得到那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比如完整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充足的医疗保健服务，穷人将无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对于南半球国家来说，即使每年宏观经济增长实现5%—6%的目标，还是无法缩小精英和被社会所排斥的人之间的差距。只有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才能给大部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圣保罗跟世界上其他城市的共同点在于：由于国家无法为巨大的人口以及过度拥挤的、住房简陋的城市提供教育和社会以及其他服务，因此它需要社会上的联络人，如社区会议场所，来促进社会上的社交活动，对Sesci Pompeii这类的公共产品进行再分配。传统类型的公共产品，比如非常短缺的公共住房和安保产品，这些公共产品是圣保罗在未来实现民主的关键。
我们如果把城市看作是公共领域的代理人，那么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它的基本特征。在当代，首都城市历来与公共空间的使用有关，以促进商业繁华、推动再分配政策，比如在高度工业化和公共活动发展时代的公共住房、社会福利分配政策，在那个时代，高度工业化及公共活动的发展则以整体复杂性定义了公民认同。而在城市之外，公共领域则是另一种更为引人注目的存在。
被低估的第四大支柱
在后撒切尔时代，公共领域处于高风险状态，因为市场早已越过了其界限，而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又持续表现不佳。这些市场无法提供一个更加干净的环境，也不能消除贫困，更不能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一系列的社会服务。从全球范围来说，华盛顿共识的几十年，对于很多像巴西一样的拉美国家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尽管巴西曾是共识政策的最初亮相的国家。在这些拉美国家，开放市场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支持微乎其微，却又导致了短暂、疲软的经济循环。这引发了对外国资源的过度依赖，并增加了受到外国冲击的隐患。
世界银行提倡的调节政策使巴西重新陷入20世纪30年代收支平衡问题的旋涡中，其收支平衡的危机不断加剧。这些政策带来的社会性代价非常明显，在过去50年间，巴西面临着最高的失业率、危险工作和社会排挤的增加、税收提高、工资下降等问题（Mattaso，2000）。
强大的且适应能力极强的公共领域的需求提醒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从人类安全到可持续环境行为，所有类型的社会产品都可以并且确实在一些特殊条件下侵犯了根深蒂固的私有财产权。与由公共领域提供公共必需品联系在一起的必要性，同样引人注目。因为它所表明的信息既直接又民主——即环境、劳动力标准、更好生活的组织以及再分配的目标——所有这些都需要集体的“我们”。同时，它也表达了一种担忧——公共拥有的产品和服务属于我们人民，而不是属于其他人。既然这些产品属于我们，那么它们就应该回归公共领域。这是公共领域的现代概念背后所蕴含的基本思想。一般来说，这一思想关乎公共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可持续性。
对于那些正在寻求更具实质性答案的理论家来说，公共领域可理解成是邻近市民社会的第四个元素，它自己本身就是国家的合法产物。这是对市场越界的回应，也是一种对需求的回应，它要求社会为满足既简单又复杂的需求而提供各类产品。但是它又与它的近邻和表兄——市民社会截然不同。根据帕特南对于当地承担义务、进行个人公民参与的自由主义定义，市民社会被定义为非市场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复杂关系（Putnam，1993）。市民社会从社会关系中产生，这些社会关系与国家分离开，成为民主机构的基础。相比之下，公共领域则是从国家或者从市场分离出来的集体产品，而且正如在很多现代条件下一样，它主要是、并且越来越多地是从国家和市场这两者中分离出来的。
新的治理问题和全球市场
如果治理问题带领我们向新的方向前进，并且在当地以及超越国家的层面上形成了新的政治形式的可能性，那么古老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公共概念正在受到挑战和重塑。如果一个重要的“公共”部分越来越等同于“超越国家权威和等级制度”，那么这些发展表明还有其他与新的治理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公共领域。因此，我们需要运用新的分析和理论方法来把宏观公共领域和它主要的微观内容重新连接起来。这种连接必须直接将公民居住、工作以及集会的地点引入公共场所、引入超越国界但又处于公共环境的一种地点、引入私人和公共世界在竞争激烈的各类公司内部交汇的地点。罗德里克提出了关键性问题：为什么越开放的国家越是拥有更为庞大的政府？而且这个更为庞大的政府提供了公共服务，保护个人不受市场动荡的影响。这一部分的作者做出了战略性推断，为什么在拥有更加广泛的公共领域的国家，社会分裂、排外以及不公现象也相对较少？
推动公共空间和社会政策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的力量在不同的权力领域有不同的特点。相对于英美体系来说，欧洲对于公有私界限的二分法，使得其大部分的公共领域得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叙皮奥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文化继续在私人和公众之间筑起一堵墙”（“la culture juridique dominante continue de dresser un mur entre le privet et le public”），虽然这并非是一种绝对的方式，但也是一种强大的方式（Supiot，2000：13）。欧盟给市场限定了更为狭隘的发展方向。它已经为更多的不可转让的产品和混合产品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还没有一个国家准备在缩小民族差异性上投入重要的政治资本。它们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避免过分依赖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和精简国家机构等的原则。
正如近期有关未来社会政策的报告所宣称的那样，放松管制是一个禁区，因为欧盟重视促进团结和公平的社会政策目标和项目。但是现在没有达成关于促进公共领域协调性的共识，这种共识的缺失反映了更深层的忧虑。比如德国和英国都不愿放弃对创造一个有利于工人运动的社会安保的否决权。由于宪法的制度原因，德国和法国无法接受欧盟关于庇护和移民的政策。法国则反对欧盟一项关于服务和知识财产方面的贸易政策，因为法国人把文化视为“不可交易的商品”，并且希望避免自己的文化被美国人以其他的方式对待。法国人更倾向于在国际贸易协商方面发表意见，但是也不准备离开欧盟贸易协商的谈判桌。英国、卢森堡、爱尔兰和瑞典则希望能够牢牢控制税收政策，包括杜绝骗税行为和更新现有税法制度等方面。
区别于更“纯粹”的美国模式，欧盟内部促进一体化的力量无法前进自如，即使考虑到多样化的原则应得到尊重，欧盟各成员国都支持增加协调性。但是很少有国家愿意放弃自己的否决权，否决那些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高度敏感方面而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2000；Financial Times，22 November 2000）。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基本权利宪章（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率先对欧洲新兴的公共领域的许多方面的临时性规定采取了措施，加强了对市场范围的限制，包括公民权力、思想自由、良知和宗教（第二章，第十条）、言论和信息自由（第二章，第十一条）、集会和结社自由（第二章，第十二条）。第四章保护团结，把它作为社会公民权力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工人的知情权（第二十七条）、反对不公平解雇（第三十条）、社会安全和社会救助（第三十四条）和获得公共服务权（第三十六条）。市场不能轻易入侵其他领域，也不能为欧盟的私有领域创造出更大的空间。当然，宪法中的内容如果没有其他立法措施的配合，将无法牵制强大的市场力量。迄今为止，欧盟有政治意愿来继续组织性障碍，保护其公共领域的庇护所，免受强大的市场行为主体的私有化要求的伤害（draft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Convent 50，September 2000）。
在其他国家，类似的组织机构性保障确保了大众能够享受充分的公共服务，比如说过去各个政府设置的实际非关税壁垒。加拿大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推崇自由放任的经济文化政策，把确保各省能够提供适当公共服务的规定写入了宪法[1]。因此，即使联邦和省政府都已经削减了支出，重要的项目支出仍然无法变动。平衡支付就属于这类重要项目支出，并以最低份额及再分配机制的角色运行着，而再分配机制是和收回条款相关的。如果一个省份自己募集资金的话，那么转移支付就会减少。渥太华有义务为更贫困的省份提供资金，使得它们也能像富裕的省份一样有能力为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服务买单。1999年，渥太华转拨了将近100亿美元的款项给加拿大九个省之中的六个省份。给公共服务规定一个最低的水平的概念限制了新花样的金融形势的寻租行为，这一概念也成了新的公共准则。如果渥太华停止拨款，那么这些贫困省份将只能以使它们的税率翻倍的方式来维持支出水平，同时还要背负跟现在一样多的债务（Kneebone and McKenzie，1999）。这表明了这些转移支付的重要性，它能使贫困的省份维持与其他富裕省份一样维持同等的结算总额。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加拿大政府在公共和社会产品方面的支出更多。甚至在与美国经济一体化十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70%的预算都还是直接用于项目支出：201亿美元用于老年安保和年度收入保障，130亿美元用于就业保险，140亿美元用于加拿大健康和社会转型，23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投资，80亿美元用于就业保障。最终这些细微的差别对于限制公共利益的私人挪用起到了根本作用。然而即便如此，加拿大政府在面对这些新情况时仍然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继续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加拿大正朝着少国有化、低税收模式发展，但是就公共性而言，事实却表明了两国存在分歧，而不是趋同（Drache and Monahan，2000）。在美国，联邦政府把满足治安、教育、食物券和医疗保险条件作为目标，就像在加拿大那样，美国政府没有法定的责任去为公共服务的重要领域创造平等的平台。在加拿大，政府则被要求提供既定水准的公共服务。
在负责政策制定的精英圈里，大多数人认为，公共领域正在全面缩水，其地位的衰落对集体行动的坚定信念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一观点是如此的荒谬，只要公共的概念没有厘清或得不到重视，那么即便在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中，在面对公共领域和社会关系正在改变的本质时，如果关于治理的争论对规范性的挑战没有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就会被搁置在角落。如果把领土和社会政策问题结合起来，财富和资源的再分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解决，那么没有新的强大的组织机构的存在、没有不同类型的政治实践，那么要如何实现再分配呢？迄今为止，关于治理的争论还没有得到更大的政策群体的重视。
最后一点
各种大小的公共空间，以无限的形式存在，它们跟年代的前后顺序也有关系。在最后的分析中，虽然公共领域依靠庇护所而建立，但是庇护所本身就是公共财政的产物。控制税收来源的社会通常都有能力建立大型的、有活力的公共空间，提供非市场化的服务、保障公共利益。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为了共同目标的共同责任，关键元素不可或缺。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从相邻的私有领域和市场领域中产生，社会必然要建立这样的公共领域以反对私人侵犯。
在这样一种所有人都被卷入全球市场的时刻，政策制定者和他们的咨询顾问们对未来的情况、全球秩序的前景都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当资本循环和货物贸易超越一国边界进行，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将来是否会出现世界性的复苏、经济一体化是否会带来足够的就业机会、贸易壁垒是否能改善成员国的福利、世界贸易组织是否有能力为安全的国际秩序提供组织基础。考虑到这一系列不确定的关系，对于国家来说，要非常理智地再次着眼于市场入侵对逐渐严重的全球混乱的影响。无法再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全球自由贸易行不通，又面对着对社会保障日益增长的需求，接下来该怎么办？公共领域准备好东山再起了吗？
市场入侵已经逐渐地占据了公共领域的许多领地，正如哈里·亚瑟斯坚决认为的那样，市场入侵，和过去的时代一样，已经封锁了公共领域。很少有国家选择封闭式经济，但那些毫无保留地加入世界市场的国家可能也会发现它们正在落后，虽然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如果这些国家越界，那么它们的产业会受到制裁，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下降。显而易见，世界经济的调节机构身上的衣服穿得比之前还要少。提高从人权到劳动力以及环境方面的标准的要求处于这一争议的中心。必须改革全球贸易和金融结构，使其变得更加负责、民主和透明。
随着全球化的争论进入新的关键阶段，政策精英们应该听听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近期的演讲中所发表的观点。他警告说，底线是不计一切代价获得稳定是完全错误的目标（Stiglitz，1998）。自由放任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推崇自由贸易的国家的产生，而在这些国家，辛苦的房客受到了压迫。如果斯蒂格利茨是对的，那么与这些房客相比，追求社会保障、就业和更高生活水平的政治市场将成为更有效的力量。
如果在这一部分有一条没有任何歧义的信息需要表达的话，那么这一定是：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中，没有什么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也没有什么会由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原因、由于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幼稚或不现实而被取消。20世纪在摧毁基础广泛的思想运动方面异常残酷，也异常成功，这些思想运动寻求把一种单一的观念强加给各国政府和人民。得意洋洋的自由主义或许与其他思想运动有着相同的命运：痛苦而且代价巨大的失败。主权和领土问题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它们很可能与新国际主义思想发生碰撞，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贸易体系将变成七国集团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激烈斗争的战场。在信封边缘，变革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具迷惑性。据说健全的基础在新的国家实践以及政策制定方面更广泛的变化中形成了。在后街墙上涂鸦的预知性标语中写道：“解释而不抱怨，重新连接。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全部。”
本书的结构
各国都希望突破华盛顿共识的限制，它们需要新的基准和思想来限制市场范围。集体和社会产品的供应、公共场所和空间的扩展、民主实践的提高，这些都要求更强的公共权威。如果公共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要利用平衡创新的方法对此作出回应，那就必须设计新的政策框架和原则。但是，现在还悬而未决的是：我们能从现代公共权威中得到什么？
在差别巨大的不同市场经济体中，存在加强公共领域的不同方式吗？如果存在的话，是不是乐观的战略呢？如何使政府规模缩小的同时决策更明智呢？或者说政府能够缩小规模吗？能够更为明智吗？目前，哪种新的公共产品供应不够充足或者缺乏支持的呢？该如何保护信息共享以便防止大量私人特权阶级不固化？
增加人类安全需要哪种机构组织措施？在全球层面上，加强社会联系、提高全球治理水平需要什么样的高标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制定行为需要进行根本改革吗？如果需要的话，如何改革？在接下来的五章内容将对这些和其他基本问题进行考查。
第一章“回归后华盛顿共识时代的根本”，指出普遍的情况——公共空间在许多国家获得惊人的发展，即使是在自由贸易和国家精简的时代。德莱契在这一节提出一个有力的论断：与常规理解不同，现代福利国家并没有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分崩离析。实证的例子比比皆是：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政策目标方面的支出增多了，而不是减少了。虽然在北美国家，福利津贴急剧减少，但是在欧洲国家，情况则截然不同。令人惊讶的是，它们适应了市场压力，同时还保留了自己的社会项目和共识。
然而，随处可见的是公共性总是被质疑，并处于危机之中，因为凯恩斯式现代国家的崛起已经把公共的当代含义和国家提供服务这一概念混为一谈了。除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机构、公共领域只能屈居第四，它使得社会能按照必然具有公共性的价值和社会目标来组织自身。他认为公共领域指的是大型不规则的空间，边界灵活，时而扩张，时而收缩，受到需求和市场的价格机制的驱动。公共领域是由社会产品组成的，这些产品能造福群众，也反映了政府调节市场失灵的能力。公共领域还包括公共部门活动和参与活动网，这些活动和网络能促进合作，提高保护环境共享的代际责任感。
当今，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一直是应对全球顽固势力的有力工具。从地方层面来看，拥有多结构公共空间的现代城市在保护少数民族、工人阶级和反文化群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空间的保留经常使现代城市转变为对抗全球竞争压力的重要阵地。对华盛顿共识的抗议不断增强，这种现象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就其本身而言，是一场城市运动，发源于某地，但聚焦全球，这一抗议现象的增多绝非偶然。希望减少市场入侵的国家必须建立庇护所，使得价值机制不能把人类的需求置于从属地位，而让简单的供求信号大行其道。
六十多年前，卡尔·波兰尼审视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自由市场乌托邦的概念——这一思想是市场行为在英国得以传播的关键。工业资本主义引发了社会和文化的灾难，而并非创立了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一节，大卫·马昆德提出了自我保护过程所需要的增加公共调节的方式。他尖锐地指出，“公共领域的发展使得过度扩张的市场领域的边界后退了”。格莱斯顿和波兰尼都没有使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它与公共意识、公共服务、公民价值、公平以及明显不同于私人利益的公共利益等概念一样。建立起反对庇护主义和赞助的强大屏障，并且维护为了社会目标而进行市场干预的重要性和合法性，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影响最深远的一大成就。
快进到20世纪90年代，关注到新工党领导下的英国和第三条道路。马昆德指出，左右翼势力针对反市场力量的前沿组织的合法性发起了持续的意识形态攻击，这是这些前沿组织缩水的原因。他证明公共领域由拥有自我意识的职业精英来扶植和捍卫。这种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的融合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后，在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的统治下开始逐步衰退。
马昆德对历史做了有意义的考察后，发现针对传统的政府权威一直存在一种强烈的文化抵制，他指出公共领域开始缩水，它被大众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看门人。许多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也具备反市场的意识。马昆德也列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说明社会市场化已经动摇了公众对公共领域的信心。
马昆德这一节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说明了市场领域消耗了信任（而不是创造信任），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重新创造公共领域并建立起反对市场入侵的新屏障。迄今为止，“第三条道路”政策并没有提出关于公共服务或政府角色的新观点。虽然马昆德强调规范公共服务道德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公共领域质量的忠诚担保人，但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通俗的用语来表达这一点。
公共领域被掏空这一现象不仅仅在当代发生，过去也曾发生过被称为“公地悲剧”的事件，以及法律以牺牲掉我们共享的公共权利为代价，重新划分公有和私有的界限的先例。哈利·亚瑟斯的文章深刻地审视了国家、法律和公共领域三者之间模棱两可的关系。尽管他批评了利用宪法来保护或扩展公共领域的策略，亚瑟斯仍然提倡对公共领域的演变和重新定义进行多角度讨论，如公共领域被定义为私有财产进行讨论或者看作中世纪英国的平民阶层、皇权社会的边界，抑或是在19和20世纪被认为是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的主要内容。亚瑟斯的理由有些消极，他认为从中世纪后期到现代社会早期，公有财产制度确保了公众能够获得一系列公共和社会产品，但除了为社会政策领域创造了巨大缓冲器的社会民主之外，公共财产制度被国家和精英所压倒。
亚瑟斯指出了关于公共领域的一个事实，它目前处于公共视野的最前沿，它是私人市场、购买和销售私人产品而非公共产品的首选地点。专利法、商标法和版权法成了互联网公司选择的、在互联网上提供个信息共享的工具。
同时他也指出，通过宪法化战略，把公共领域重新写入宪法很有必要。公民和官员自觉地服从于宪法的权威，但总的来看，亚瑟斯对这一宪法命令模式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一模式是由于宪法具有强制性才发挥作用。公共领域中有很多不同的习惯通常与法律冲突，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和能量来自它必须进行彻底改造的事实。因此，亚瑟斯传递的信息是：法律不是政治意愿的替代品。随着世界正逐步超越华盛顿共识，对于更加合理的社会产品分配、更加强大的管理机构的需求引发了有关社会重新进行国家和市场边界划分的能力的讨论。
西蒙·莱克在他所撰写的那一节中着手探讨了公共领域治理结构的效率及其对共享社会网络所产生的影响。鉴于公共领域与公共政策范围息息相关，莱克也从再分配、调节、民主化和自主化的角度，探讨了公共领域在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广泛影响。既然公共领域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领域有关，那么它对不同领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莱克提出的根本性问题是：每个公共领域的规则是什么？政策制定的规则是如何产生的？谁对此作出解释？输家和赢家的结局分别是什么？
公共领域不出所料地在福利政策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建树最大，而在市场化和自由化方面乏善可陈，因为公共领域的范围和所占的比重在这两方面通常因疲软而受到侵犯。这就导致了重大的治理问题。因为公共领域作为文化和政治标准，强调社会关系网，政府希望利用调节手段保护公共领域，但是在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年代，这么做却更加困难重重。不过，过去十年中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反对多边投资协定，以及近期发生的亚洲危机中，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浪潮，这些事件意义重大。
莱克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全球化时代，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努力证实主权在民的关键因素。因此，抗议公共领域进一步自由化和市场化，可能如预料的那样，已经成为政策争论和交锋的重要内容。
“在公共生活中，互相竞争的非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这一节的作者罗宾·霍德斯也提出了一些观点。社会行为主体一直在改变公共领域的界限，因为虽然国家有能力和权力去满足社会对公共范围的需求，但是新的行为主体如商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经常与国家对立。
在当代，不同于公众的陈规旧习，在许多政策前沿方面，公司越来越接受公共政策参与。它们有意要消弭公私之间的分歧，但这是很难实现的目标。霍德斯这一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指出了在市民责任中公司如何广泛参与。然而，尽管公司拥有多种获取资源的途径，但是在许多政策领域以及由非政府组织筹办的竞争中，公司一直处于防御状态。
在全球范围内，非政府组织在利用网络传播信息和展示其动员能力等方面可谓是经验老到的专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的非政府组织都能够形成一股合力而且目标一致。不过，从霍德斯列举的原因来看，非政府组织已经为社会各阶层创造了新的希望，这些希望与在世界范围以及地方层面上扩展和深化公共领域不同内容有关。
当代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市民希望大量非政府组织以及这些新公共代理人的出现能够使非企业部门为解决社会不公提供答案的希望增加。目前，非政府组织有能力在许多领域提供解决方案并展示其行动，而国家和公司在这些领域都被证明是无力保护公共利益的。尽管受到国际社会运动的拥护的新的非市场价值观仍未取代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但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公共权威不再像过去那样愿意不惜代价地支持公司利益。
玛西娅·里乌和埃兹拉·朱布罗深刻地分析了经济理性的局限和福利国家本身，他们认为社会公民权可以在公共利益的框架内被重新考量。他们所写的这一章揭示了专业人员理解和判断问题的方式。玛西娅·里乌和埃兹拉·朱布罗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理解问题的方式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玛西娅·里乌和埃兹拉·朱布罗两位的观点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不断变化，对于那些问题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减轻再分配政策的经济压力。这些内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社会政策领域，社会福利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对社会来说，在社会问题被当作公共利益解决之前，社会要接受自己在失业等社会问题方面的无能。里乌和朱布罗还指出，无法依靠市场来克服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之间的不平衡。他们指出：公共和私有的界限弱化的领域总是不断变化的，这是由将一个部门的责任转嫁给另一部门的经济和法律压力导致的。
第二篇“华盛顿共识后的公共领域：案例和实践”揭示了公共产品的供应与市场上个人利益之间冲突的方式，以及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界限如何慢慢转向公共利益目标。撒切尔说服了许多精英：除了市场化之外别无选择。现如今，其政策的追随者似乎面临着各种不同模式的成功的挑战。为什么会这样？
第三章重点讨论了极其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下的新老公共产品。阿莱斯戴尔·罗伯茨对信息共享做了创新性的解释，将其定义为“所有公民都有权力获得信息”。联合国宣言规定，公众的知情权是基本权利，同时，加拿大最具独到见解的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因尼斯在研究印刷技术和知识垄断时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Innis，1995）。
罗伯茨对信息流爆炸的关键作用做了前瞻性的分析，他详细说明了信息分配的限制似乎已经失灵了，与此同时政府实施保密法的能力似乎也被削弱了，因为那些敏感性文件能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传到世界各个角落。罗伯茨的观点与亚瑟斯那一章中的许多担忧不谋而合，企业、个人和政府正试图发动一种独特但并非史无前例的圈地运动来限制公共可获得信息的范围。
罗伯茨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阐述了保密是政府的核心工作，即使公共权威口头上说是为了公众知情权要坚持开放和信息资源的可获取性等原则。他具体讨论了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等在内的不同国家的情况，强调了加强信息自由法的必要性。当行为转移到私人产业承包人手里时，这些法律没有侵犯公共信息共享处于开放的状态。他也证明了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保密性，其保密程度甚至会使那些对此持深刻怀疑态度的人感到震惊。
最后，罗伯茨谈到了如何改进政策设计从而保护全球信息社会的难题。尽管关于什么是最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还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罗伯茨强调，不管成立公民联盟以促进开放性和可获取性的过程有多艰辛、多困难，实际的斗争将需要跨边境的联盟以及跨国机构来保护信息共享，避免限制公众知情权的行为。成立联盟、动员公民和重申公共性的主旨并不单指信息共享，它还延伸到其他领域，这些领域的社会集体需求还要求新品类的公共产品，以及对最古老也是最新颖的公共产品——环境进行保护。
20世纪90年代，市场主导型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实践成为许多国家的规范。在凯斯·斯图尔特所写的那一章中，他把这种政策定义为公司企图私有化公共产品以及阻止建立一个可行的公共环境领域的努力。好的环境实践是经典的公地悲剧的现代诠释，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受利益驱动而对生态系统造成了破坏。如果有能力限制侵占的组织不存在的话，那么不同的社会就无法建立组织或设置规则，以便把生态标准融合到其他集体和私人决策的各个方面。
斯图尔特聚焦了有效环境治理的需求。他把这一需求定位为运转良好的社会机构的建立，这些机构的建立是为了解决冲突、促进合作、解决复杂集体行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而理解这些问题对于找到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的有效解决办法来说是有必要的。斯图尔特的分析鞭辟入里，因为环境治理必须弥补由现代行政国家所引起的集体行动的欠缺，并改变现代企业经常受利益驱动（但并非总是受利益驱动）而轻率地对环境保护的漠视。
斯图尔特以一种有力的方式解释了现代环境行为如何体现相互影响的公民们所生存的公共领域，互动的公民是公共领域的关键因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解释了环境调节的命令管制模式如何受到环境学家的批判，所谓“只缓解了症状，而没有找到环境退化的原因”的“治标不治本”。环境治理在当代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在华盛顿共识时代，与市场相匹配的规则造就了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它强调新范式中促进市场的那些方面，而忽视了环境保护中的公共责任制和公共参与度。
斯图尔特的分析既新颖又透彻。他分析了市场环境主义局限性，或者被他称之为，企业自我调节相对于公民参与的局限性。他的分析之所以新颖又透彻是因为其对于各种观点的深入剖析，而这些观点则开启了解除环境管制行为的新时代。回顾过去，企业自发的环境倡议要远胜过公共领域的调节方法，这种自发的环境倡议是放弃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传统敌对关系的积极措施，这一关系显得非常不明智，也非常幼稚。
在理想世界里，企业不努力执行自愿性的遵守规则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它的自我调节需要公共监督这一管理工具发挥充分作用。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环境部门规模的缩减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政策会如此地偏离轨道。当存在问题的环境部门无法提供监管、也无法实施哪怕最温和的自愿性规则时，问责制——政府的主要考量——也无法达成目的了。
安大略省西北部的小镇沃克顿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市政供水污染造成七人死亡、一百多人病重。这一悲剧也证实了斯图尔特的基本观点。人们把这一悲剧归罪于安大略湖的环境部门的失职，因为他们没能保护好公共饮用水。管制系统的废除以及环境部门预算的大幅削减可以追溯到1995年当选的保守党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实践。
对环境学家来说，公共领域中的市民社会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总是依据公众参与的需求。斯图尔特观点的影响力在于：它提醒我们财产和环境一样，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社会可强制执行的、对于谁可以得到资源、谁可能无法把这些资源用于个人利益的要求。这就是绿色政治、公民参与和加强公共领域环环相扣的原因。污染被视为负公共产品，但是现代生态实践需要治理的环保意识，而这种治理却植根于抵制公共领域的市场之中。
对很多环境学家来说，华盛顿共识把一些环境问题从公共行程上删除了，但是正如斯图尔特所认为的那样，现在有一种新的认识，即市场主导型环境保护主义在解决现代复杂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方面能力有限。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求有充满活力的公众以及转变对政客的看法，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
人类安全是一种新型的公共利益，它体现了冷战结束后开创的一种独特的局面。人类安全是一个最难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它对读者和政府都要求甚高。这主要是由于联合国发展报告在设立标准等方面的成功，而人类安全的实用政策则已经在地雷区、冲突地区的孩子、建立有效的和调查战争罪的国际刑事法庭这几方面确立了一定的可信度。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安全，有必要把新的公共产品理论与过去的公共产品理论做比较。凯尔·格雷森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路线图并对常规经济理论以及通过政治机构供应和要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作出了评论。
过去，安全主要被视为是民族国家独有的特权，但派往前南斯拉夫、柬埔寨、卢旺达、索马里和东帝汶等地的任务，体现了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政治，而这些人道主义政治反映了扩大安全范围、加深安全内容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安全分析现在指的是分析人类安全或人类议程，后者现已成为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一部分。
格雷森创新性地解释了人类安全如何包含国家、非政府主体的跨国组织和跨国公司这种不断变化的混合体。人类安全是一种混合的公共产品，因为它占据了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政策空间，和这三者的结构都有联系。怀疑论者可能会拒绝接受格雷森的结论，那就是国际系统将同意把人类安全作为它们行动的风向标。但是，这对国家和国际权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它们建立更强大的国际合作，而关于安全的规定很明显是这种国际合作的一种。
格雷森主张公共领域会在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因为提高国际标准需要加强国家的公共利益以及和市民社会中的公共利益。
人类安全也需要将再分配原则采纳为一种国际标准。“西雅图战争”的副作用之一是人们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定义公共产品的经济标准还需要再斟酌，以便这些从健康到人类安全的必需品是根据社会需求，而不是市场失灵来供应的。格雷森重申人类安全是公共产品，他的观点提供了更坚定的规范性标准，解释了为何人类安全在即将到来的年代有可能和法规、可持续发展获得同等重要的地位。
全球治理和新的国家行为是第四章的重点内容。其主要概念是指通过处理包括人权、环境和公共标准等的一系列事务，来管理国家间关系的组织机构。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其指的就是为了确保其道德可辩护性和有效性而进行管理的艺术。既然它指的是一组连锁的、拥有共同目标的组织，全球治理系统特别注重非政府组织和跨政府组织机构的角色和行动，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Halliday，2000）。
英格·卡尔对全球公众的看法是对集体产品的公共供给的极其重要的研究。正如她所强调的那样，人们，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有很多理由去偏爱公共产品，而非私人产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持适当的平衡。现在的国际金融机构、贸易和环境管理机构长期对公共性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不仅是在决策方面，而且也涉及利益分配方面。
全球经济消费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共产品，但是华盛顿共识却将公共性削弱到最低限度。这就导致了一个对偶问题。一方面，需要扩大和加强公共性，这样公共产品的供应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需要明确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以便将运转良好的全球贸易秩序所获得的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目前，全球经济在从迫切需要的、增加的跨国合作的新安排中获得成功。
卡尔研究了未来的全球公共产品，包括银行管制、产权界定、投资法、人权、清新空气、臭氧层的保护和传染病的控制等。她认为生产这些公共产品不仅需要国际合作，还需要建立全球公共产品的新秩序。在公共政策制定的新纪元，公众必须在塑造公共领域及其构成要件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然而，政策制定者还没有出台新的政策，而且从概念上说，这些公共产品还不是国际权威组织的议程中的重点。她这一章阐明了扩展全球公共产品的概念和改革国际贸易体制的必要性。
对杰弗里·安德希尔而言，公共领域等同于共同意志，等同于公共利益、公共产品和者国家利益——就像这么多年来的好事者一直想告诉我们的一样，什么对我们有益。而过分热心的政府曾尝试严格规定人们的个人偏好。显而易见，市场限定了消费者选择，因此社会机器在给更基本的概念——公共产品定义时鲜有作为。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尝试解释公共产品如何从私人利益中产生时，需要格外小心。
安德希尔站在亚当·斯密的肩膀上，阐述了自由政治经济学之父如何解释“个人利益的自私追求与作为整体的公众的更广泛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为了扩大市场、减少竞争，要防止商人阶级把持公共议程已成为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当代全球自由贸易的时代背景下。
安德希尔研究了过去30年间公共利益被重新定义的方式和国家政策目标及其对公共产品概念化的方式所产生的相应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机构，通常还包括政府，在面临充满风险金融产品的牛市时，没有对其进行约束的能力。甚至当民主采用积极的方式和预期的政治权威将调节目标转化为有效的监管者时，公共产品的供应一直不充足，因此市场仍然继续以不太理想的方式运行。
安德希尔指出，全球治理需要一套强势的规范维度，因为要定义公共领域、公共利益的本质，就需要弄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安德希尔发现当下关于全球货币和金融的系统继续忽视这些基本问题，并且假设公共产品是给定的，他就此提出了必要的纠正措施。
他还提出另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国际货币和金融系统是否应该变成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或者如果公共产品被视为私人市场的责任的话，它能否得到更好的供应？他的答案是国有企业行为的管理和监察取决于在至关紧要的政策领域对公共产品的定义。不幸的是，绝大部分经济文献把政府看作是对市场进程的不必要干扰，认为治理的模式应该以最低程度的国家干预为基础。
相比之下，安德希尔通过令人信服的案例表明国家和市场是有机整体，他还解释了好的治理需要制定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全球政策。全球治理的任务就是树立一个令人信服的、非常重要的公共利益的概念，能够反映不同经济体之间在政策组合和规范偏好方面的主要区别。对安德希尔和其他人来说，加强货币和金融治理问责制是最有成效的解决方案。如果人们能够理解，全球市场并非私人机构的专有领域，而应坚决纳入公共领域的范围，那么这项任务将能非常顺利地完成。
1997年至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即使在那些被视为对全球化有最忠实拥趸的国家，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也是一浪高过一浪。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希望能使本地区在全球经济中更具竞争力，区域自治和自力更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非常显而易见，阿米塔夫·阿查亚在他所写那章中研究了南美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区域的地方主义的复兴，同时对区域组织着手扩展公共领域的方式做了对比研究。其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公共领域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地区对于人权、民主的态度，也与它们适应新的社会力量的能力有关。而且他大胆地提出：当代过于关注市民社会的关键作用，但是却严重低估了国家主导的区域组织适应全新环境的重要性，新的环境要求用更加民主的途径来管理公共领域。
阿查亚对过去十年出现的新区域主义只是拓宽了市场准入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事实上，他详细地阐述了拉美和亚太地区的次区域主义及其对于区域公共产品的关心正在对新自由主义在思想和制度企业家领域的霸权统治发起挑战。第二代改革拥有清晰可见的社会议程，包括改善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也包括恢复公众对于司法行政、个人安全和金融监管等关键领域的信心。
对于社会安全网充分发展的需求已经成为该议程的重要内容，不仅对国家政府而言，对东盟也是如此。温和的区域主义能否转变成更持久并有效的协定还有待观察。阿查亚研究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区域和跨国关系网有能力挑战新自由主义和地区主义。
第三篇取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题目“公共的回归”。由于全球市场不断地面临合法性危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设计出一种新的制度均衡。呼吁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或新经济体系正好体现了这一目标。但至今仍未有任何重大进展的迹象。其中一个原因是跨国公司还未准备好与非政府组织进行谈判，也不准备承担对日益增长的社会赤字的责任，社会赤字与推动开放市场和小型政府有关。
从约翰·鲁杰和乔治·凯尔解释的核心原则中可以看到填补这种需求的意图。他们提出了全球盟约的概念、对跨国公司发起挑战、敦促它们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支持过去十年的联合国峰会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发表的九大核心原则。在当代，联合国峰会已成为新思想、新原则和新习俗的重要发源地，而这些新思想、新习俗则提高了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期望值，即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就要突破目前的极简主义的安排。
耐人寻味的是，全球盟约并非被设计成行为的准则，为了使公司政策符合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其被设计成参考的框架、一种最佳实践的基准。成为“更佳”或“最佳”企业公民，除了其他的要求，还要求这些全球经济大国对它们的政策和行为负责，但是至今它们仍拒绝履行责任。在某种程度上稍显讽刺的是，全球盟约希望代表联合国在宣传作用方面获得商界的赞助，但是这种引起争议的决定能否大大地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并提高资源利用能力还远未可知。
评论家指责它可能会加深管理隔阂，造成紧张局面。踌躇的支持者指出使商业参与其中只是解决环境、劳动力和人权问题的第一步。历史学家提醒我们，除非商人和劳动力已经接受了如鲁杰（Ruggie）的经典描述——限制财产权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否则就无法形成战后共识。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激化的矛盾带有相当大的风险性，因为可利用的组织机制在定义和实施全球规则方面缺乏威信而且非政府组织对于变革的要求是迫切的。由此看来，全球盟约是一项重要但是适度的行动，用来强化承受了最大的外部压力的联合国的作用。
索尔·皮乔托的文章关注了新的全球领域的组成方式。政治实践的改革直接促使他提出国际调节的民主化问题，这是鲁杰和凯尔在研究全球治理的最佳方案时未涉及的方面。对皮乔托而言，民主问题是多层次治理的本质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多层次治理越来越成为全球公共领域的特征。
当代，公共范围一直受到大量功能性破坏的影响，通常功能性破坏与弱化的公共性有关。中央政府通常在很多领域都被回避了，比如税收管理、环境保护、国际刑法的实施等。皮乔托认为全球治理的民主化不是塑造一个业已过时的“国家政府模式”的全球版本，相反，民主合法性需要通过以下条件才能加强：公共权力对人权原则能做出积极响应，他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采用人权原则，或者皮乔托所谓的国家重视人类价值观的职责将会平衡或牵制、解放经济利己主义的力量的新自由主义动力。皮乔托呼吁建立新概念和新形式的民主问责制，提倡通过民主参与、原则和行为来实现主动市民权。直接、民主协商的四大原则是透明、问责、义务和授权。
对于受到国际组织活动影响的人民来说，国际组织缺乏制定直接问责机制的经验。即使当企业迫于压力对社会和国际社会做出反应时，它们仍然保留着对底线的传统性关注。但是最近，正如壳牌公司在Bret Spar石油平台上的经历、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东部地区油田所施加的影响以及在涉及转基因生物的生物科技产业方面的影响等时所表明的那样，非政府组织已经能够利用相对少的资源来形成“单一实例的任意性”，这一随意性在许多情况下都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通过凭借非政府组织不懈的努力和幸运女神的眷顾，已经能够迫使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接受它们的责任和义务。
皮乔托有力地说明了：由于市民社会的行为主体在重新界定和监管问责制、透明度、开放性、授权之间的区别方面已经更为有效，因此治理的问题已经从信封口转变为世界公共舆论的中心。现在有很多公共论坛和舞台，在这些地方多数人的利益关切与少数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讽刺的是，允许市场“自由”运行，并且继续保持中立立场，这一点不仅成为媒体焦点，也再次唤起对建立直接问责机制的公开承诺。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新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过程的不充分性。对皮乔托而言，下一个重要步骤是找到使全球公共领域民主化的更为有效的途径。
采用更小型政府和自由贸易的压力一直存在，并且已经造成了全球经济和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对称。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标志是在全球化时代弱化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关系不断被削弱，世界各国发现满足社会公平的复杂需求变得越发困难。
在过去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关系受益于社会的分配能力和现代国家行为。由于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对财富和资源的影响力持续上升，希尔维亚·奥斯特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每个人是不是都认真思考过我们将在一种极简主义的全球治理结构之下发起一场单一全球市场运动？”如果是在五年前，那么没人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如今产生疑问的人越来越多了。这解释了为什么理查德·希格特和理查德·德维塔克在解决治理的规范问题上举足轻重。
把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全球治理的规范政治理论结合起来的前景并不明朗。一些国家和社会由于执行华盛顿共识的原则和规定，导致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标准下降。为了弥补这些国家和社会，需要一种社会关系形式，但关于采取何种形式，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重要的是，人民主权论兴起，毫无疑问这是对不惜代价获得商业利益的原始动力所推动的政策进程的强烈抵制。
希格特和迪维塔克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由市场以及无法提供补偿性国内福利，按他们的话说就是“被剥夺者手里的烈性鸡尾酒”。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即虽然自由化强化了集体福利，但是它仍然没有解决由弱化的社会关系所引起的政治问题。现如今，非国家行为主体促使政府和国际组织承担的责任比以往更多了。因此，有必要加强和扩大公共组织。
根据雅克·阿塔利的看法，对公共领域的重申肯定了市民社会有必要建立避难所。过去，非市场避难所是那些价格规律无法追求它合法的利润动机的地方。在现阶段，这些避难所经常是全球和地方的混合，并且在重新建立新社会契约方面必不可少，新社会契约不受过去的领土和身份概念所缚。
受精英影响的全球化处处遭遇挑战，而且正如希格特和迪维塔克所强调的那样，人们有意去推动非政府组织的经验普遍化。现在预言它在全球力量的组织管理上能够获得成功还言之尚早，但是至今，关于全球自由贸易的理性主义的经济逻辑还无法提供有效的威慑，也不能回应批评者的批评。经济自由主义不允许公共产品的更有效供给，也无法保持准则和道德之间的平衡。迄今为止，新自由主义传统无法理解社会关系以及灵活的公共领域对加快发展社会公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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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82年的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旨在保护公众和加拿大人的福祉，其中第三部分，第二条（b）减少机会不均（c）为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必要的合理质量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