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新中国建立初期思想政治工作稳步发展（1949年10月-1957年10月）(5)
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紧紧围绕各项中心任务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我党首先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央决定从1951年秋至1952年秋，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一次集中的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周恩来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号召知识分子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关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从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学习运动。另外，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发布了《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解决了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
第四，产生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1956年初，当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肃反中的错误，批判了个人崇拜，接着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波及到我国，如何区分和处理这些矛盾，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1956年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一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要正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创造性的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为我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认清对象、分清敌我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是学习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和观点，是做好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前提；四是正确处理工作中的矛盾，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防止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同时也要争取使对抗性矛盾尽可能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
二、重大事件或人物
“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有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领导，削弱国有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连。因此，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做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运“三反”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连，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五反”运动。2月上旬，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3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五反”“三反”“三反”和运动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大多数干部，在全党、全社会开创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一代新风。通过“五反”运动维护了商业、生产的正常秩序，有力地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赴朝进行的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同时扶持朝鲜、越南等国的反动势力，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即采取武装干涉政策。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英等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联合国会员国要派兵随从美国军队入朝。6月28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在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波及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7.5万人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登陆。此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退却。10月1日，美伪军越过“三八线”，随后侵占平壤，并继续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进犯。从8月27日起，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从10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各行政区、省市先后成立分会或将原有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合并改组为抗美援朝分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4日至11日，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全国科普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等人民团体分别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1月27日，全国政协与各民主党派举行联席会议，于12月1日发出《关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运动的协议的通知》。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新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1951年2月16日，全国政协发出电文，号召把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地普及和深入到每一农村、每一机关、每一学校、每一工厂、每一商店、每一街道和每一民族聚居的区域”。3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努力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此后，抗美援朝运动进入了更加普及和深入发展的阶段。
1951年1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踊跃参加爱国募捐运动。到5月30日，全国人民就捐款1186亿余元，捐献慰问袋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4月初到5月中旬，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分赴朝鲜各地，慰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及群众。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国各界同胞捐献飞机、大炮。此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告，号召各界同胞积极捐献。截至9月25日，共捐献飞机2481架，捐款入库的达9970亿元。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7日，志愿军发动了第三次战役，歼敌1.9万多人。1月25日至4月21日，志愿军又发动第四次战役，歼敌7.8万人。4月1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由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李奇微接任。4月22日至6月10日，志愿军又取得第五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8.2万余人。
1951年7月10日，联合国军方面和中朝方面在朝鲜开城首次举行谈判。美国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军队控制的三八线以北地区。以后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的复杂局面。8月18日，美军集中8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夏季攻势”，接着又于9月29日发动了秋季攻势。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实行所谓“绞杀战”，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实行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企图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前线粮食弹药的供给，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谈判条件。经过中朝人民军队的英勇战斗，到10月下旬便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共歼敌25万人。1952年初，美国侵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企图以所谓的“细菌战”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2月24日，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发表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声讨并制止美军撒布细菌罪行。3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和侵犯中国领空。为了战胜美国的细菌武器，中朝两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采取种种措施，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药力扑灭带菌毒虫。美国的细菌战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公愤，使美国完全陷于世界人民的声讨、审判的被告地位。4月28日，李奇微下台，“细菌将军”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细菌战”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