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由“空”变“满”，生态经济学初露锋芒

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传统经济学将生态系统视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Daly, 1996; Daly and Townsend, 1996），坚持“大经济，小生态”的系统观，追求经济增长，对经济系统的生物物理基础及其规模限制重视不足。虽然从古典经济学开始，David Ricardo、Thomas R. Malthus和James Mill等经济学家就已经提出了宏观经济规模和极限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考虑范畴，无论是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生产理论还是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备受瞩目的通常都是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虽然后来不断发展起来的一些经济学模型尝试将自然资源从一般资本中剥离出来作为一种单独的、平行的生产要素并据此考察资源、环境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这依然属于把资本从实际物质中抽象出来的思路，并未体现出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生物物理（Biophysical）基础的重视，也没能描述清楚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具体支撑机制，更忽视了资源、环境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系统关联。这些模型还坚持人造资本（Manmade Capital）和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之间的强替代性假设（Hayes,2000; Helm,2014），忽视了生态系统服务对于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不可替代性（Ji, 2011）。此外，传统经济学还认为微观市场机制可以通过调节供需并刺激技术进步解决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问题（Barbier, 2013）。从系统观角度来看，传统经济学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整体，而自然生态系统只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因此，宏观经济向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物质扩张时并不存在机会成本，致使人们对经济永续增长盲目乐观（Daly and Farley,2004）。

当然，相较于马歇尔时代，基于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不断扩大其讨论的范围，通过“外部性内部化”的逻辑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学的外延，环境经济学就是这样一个拓展过程的结果。在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经济学通过“内部化”将人们对环境的偏好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因此，环境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并非经济学在生态领域的应用，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生态经济学坚持“大生态、小经济”的系统观，以涵括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在内的大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生态经济学基于更广阔的时空尺度，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演化的产物，重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生物物理基础，为人类审视自己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生态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不可能无极限地增长。生态经济学鼻祖Herman E. Daly将经济增长的生物物理限制归结为三点：生态系统的有限性、熵增的必然性和生态要素的复杂交互性（Daly, 1987）。生态经济学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中的开放子系统（Daly, 1996; Odum, 1996）。地球生态系统虽然能够接收利用太阳能，但这个系统也是有限的、非增长的。具体而言，自然初级生产部门通过植物从地球系统外部获取并转化的太阳能总量（包括储存在不可再生能源内部和可再生资源内部的）成为制约人类生产规模的上限。当人类生产规模逼近甚至超越这一极限时，必将走向崩溃。基于这种系统视角，经济系统不可能扩张到超过母系统而存在规模极限。而且，宏观经济的物质扩张会侵犯这个有限的、非增长的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而存在扩张成本（比如减少的自然资本），因此，肯定存在宏观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成本高于其产生的收益的时候。由此，Daly认为，当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经济就处于最佳规模（Daly, 1990、1991、1995）。

此外，无视生态约束而盲目追求经济增长有悖基本自然规律。热力学熵增定律表明：不能凭空和无代价地造物是一个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一些学者基于热力学基本定律对传统经济学逻辑体系中缺乏生物物理认识提出了质疑。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Frederick Soddy最早批评了经济学对物理规律的忽视（Soddy, 1922、1934），他认为财富是以对人类有用的形式存在的物质和能量，并主张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应该是经济学理论的起点。著名经济学家Nicolas Georgescu-Roegen（1971）在他的著作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中深刻地指出，经济过程就是输入低熵资源，然后输出高熵废物的过程，而环境中的低熵是稀缺的资源，从熵的角度来说，任何生物的或者经济的行为其成本总是高于产出，也就是说任何生物和经济的行为都必然导致赤字。热力学相关理论和概念的引入是生态经济学的一个方向，这些理论和概念的引入统摄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错综复杂的系统演化机理，为人类社会经济规模划定了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上限而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长时期无休止的争论。除此之外，Daly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生物物理限制，还存在代际公平等社会伦理方面的限制，并由此提出了以提高发展质量取代增加经济流量作为发展目标的稳态经济（Steady-State Economy）概念，呼吁人类从增长狂热（Growthmania）走向可持续的稳态经济（Daly, 1973、1974a、1974b、1979、1996）。区别于静态经济，稳态经济提倡保持最优规模的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动态均衡（Daly, 2014）。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生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思想和理论之所以有如上分歧，主要在于它们的理论体系具有不同的背景假设。Daly（1997）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起源于一个“空”的世界，人造资本稀缺而自然资本丰沛是这个世界的特征；而生态经济学诞生于一个“满”的世界，人类社会经济的物质规模已经逼近自然生态系统的极限。正如Daly（1997）所说，“就像在假设我们远离光的极限速度或是远离基本粒子的极限大小时诞生的古典物理学一样，在远离地球承载能力和饱和的社会伦理限制时所诞生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在逼近极限的时候就无法很好的起作用了”。在Daly所谓的“空”的世界里，宏观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还不构成威胁，经济子系统和生态母系统之间的矛盾还不是十分突出。然而，从“空”的世界到“满”的世界，人造资本逐步丰富，自然资本日渐稀缺，经济增长正在削弱生态系统为我们提供资源和服务的能力。相比于现在的人口规模和人类社会经济规模，生态系统服务已经成为新的稀缺资源。在这种新的稀缺模式下，生态经济学摒弃了生态系统服务因为无限而无价的价值体系，坚持认为生态系统为我们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和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经济增长的成本核算必须考虑资源和生态服务的价值。由此，在“空”的世界里，宏观经济扩张的机会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此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还是能够有效发挥其作用的。但在经济子系统的规模已经接近或达到甚至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就需要做出必要的修正了。

总之，在“满”的世界里，坚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观点面临多方质疑，全球经济急需新的发展思路。在“满”的世界里，生态经济学等新兴学科散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而生态经济学家的思想和方法越来越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生态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演化出诸多流派，不同流派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有差异。以著名经济学家Herman E. Daly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并不放弃新古典范式的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应该由消费者的偏好决定，但其对基于牛顿力学的新古典范式的机械而静态的世界观提出了质疑，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经济活动中熵增定律的忽视，因此呼吁经济学应该引入热力学的演化思想。以著名生态学家Howard T. Odum为代表的生态学派坚持能量价值论，他们把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看作能量传输和转化的结果，认为一般的能量可以作为价值衡量单位，把生态环境问题归咎于市场价值未能有效地“内部化”这些能量所蕴含的价值。Odum（1971、1983）引入系统生态学（Systems Ecology）的思维方式，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能量转化的结果，重视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生物物理基础。不同于具有经济学背景的生态经济学家，以系统生态学研究著名的Odum并不从颠覆或改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模型着手，而是尝试以“不分内外”的能量核算体系改进经济学的“外部性内部化”的经济核算体系。

如何科学客观地评估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的价值并将其合理地纳入资源配置决策一直是复合生态系统管理的难点。由于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并非人类劳动的产物，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说”对它们的价值衡量是无效的，而新古典经济学“效用价值说”基于人的主观偏好，又难以刻画自然资源和生态服务的内在价值；同时，对人类服务、文化信息等社会要素的价值核算和评估也是人们面临的难题。此外，由于自然资源、生态服务以及文化信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常被忽视或低估，因此经济活动的真正生态代价也常常不明晰。寻求价值的认知是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重要突破点。

在对价值本源的认识上，生态经济学的生态学派借鉴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方式，以投入某种“生物物理单位”（Biophysical Unit）为价值衡量尺度，其中又以能量价值学说为著，也就是以投入的某种能量为价值衡量尺度。Odum（1971）将生态价值的本源追溯为“太阳能”，以投入的“太阳能”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是能量价值观的典范。有经济学背景但同时在生态领域非常活跃的Robert Costanza以蕴藏在能源中的一般能量为基本尺度，强调了能源和能量在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价值建构中的重要性。然而，由热力学第一定律可知，一切能量（包括太阳能）在转化过程中都遵循守恒定律，基于能量的尺度无法反映能量的非同质性、不可逆性和可耗竭性，因而无法反映其稀缺性。虽然能够实现客观量化表达，但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偏好，排除了人类社会的特殊因素，抹掉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在生态系统中的边界，在新古典范式盛行的政策体系中难以发挥其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由于还未来得及利用热力学第二定律对能量价值观进行重构（Chen, 2006），基于太阳能和一般能量的价值评估体系一直没能提出有说服力的表达稀缺性的方式。

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熵增定律所表达的事物的异质性和不可逆性更为契合人们对于真实世界演化规律的理解。随着科学的发展，热力学第二定律在生态环境领域得以复兴，该定律所秉持的哲学思想也逐步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的关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核心概念，是在维持不可逆过程中真正被消耗的资源，既能实现量的度量，又能实现质的表达，为客观描述稀缺性提供了可能。G. Q. Chen（2005、2006）基于Odum的能值理论（Emergy）所发展起来的值（Cosmic Emergy）理论，通过对地球热力系统的研究论证了宇宙（Cosmic Exergy）（而非传统认为的太阳能）可追溯为万物的本源，并首次通过热力学分析量化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值，即内涵宇宙，指的是形成一项产品或服务所直接和间接投入的宇宙。值理论一方面继承了Odum的系统生态学的思想，另一方面确证了宇宙而非太阳能为驱动万物的本源，并通过热力学分析量化了人类可利用资源的稀缺程度。值理论是生态经济学能量学说的最新进展，为客观描述自然资本的稀缺性以及度量人类社会经济的持续性提供了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