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学习与高等教育的省思

张英阵

 

在华人社会的媒体中经常看到富二代、“政二代”一些奢华的行为，这似乎让人觉得这一代的青年大不如昔，让人对其产生抗压力低、重视物质的满足、追求“小确幸”等负面印象。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想一想，当代的青年生活在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时代里也有其痛苦。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的竞争，以追求利润为最高指导原则。而当代社会最吊诡的是“在富裕社会中有人身陷贫穷（deep poverty）”，而且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贫富差距扩大，穷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法国经济学家皮克缇之《21世纪资本论》分析了从工业革命以来到近代，全球社会共通的问题，即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他呼吁各国政府应该共同来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Piketty, 2014）。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在《不公平的代价：破解阶级对立的金权结构》一书中，也分析了不公平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到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来民主政治应该是平等的“一人一票”，但贫富悬殊的经济不公平也直接影响到政治不公平，使得社会变成“一元一票”，谁拥有财富越多谁就掌握更多的权力（史迪格里兹，2013）。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希望青年可以做什么？

可惜的是，即使在高等教育中也充满了市场化与商业化，又如何教育年轻人关怀他人？又如何期待年轻人能与人合作呢？当今的高等教育充其量是想要为市场训练出具有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的人，而忽略了教育是百年大计。而且若我们的社会充满唯利是图的黑心企业，又如何能期待年轻人是良善的公民？其实，青年绝对是社会的资源，年轻人具有其优势，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但青年的正向潜力需要通过学习的过程被激发，这也是教育工作者应有的使命。而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或志愿服务（volunteering）应该是教育过程中所要培养的一股向善的力量，虽然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德行仍是需要通过道德教育，在经人教导之下通过实际的经验而养成习惯。因此，教育体系不只是传递知识，更重要的是教育出具有德行的积极公民（active citizen with virtue）。本文的重点是说明当前迷失方向的高等教育，接着探讨如何通过服务-学习重构高等教育的使命，并以暨南国际大学推动服务-学习为例，说明运用哪些具体做法推动服务-学习，并反思高等教育中服务-学习的困境。

一 新自由主义下的高等教育

198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RI）发表了一篇名为《大学与社区：关系转变中的问题》之报告，内容除了讨论经济危机对大学的影响之外，也讨论了大学与社区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结论是“社区有问题存在，而大学有科系存在”（Communities have problems, universities have departments）。这不仅是讽刺大学科系划分精细造成大学与社会的脱节，更是批评大学没有善尽社会责任（Harkavy and Puckett,1994）。不仅大学未善尽社会责任，而且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扩张，高等教育的内涵也开始改变。吉若斯（Giroux, 2011）认为，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高等教育的目标已转向创造具竞争力的自利的个人。因此，高等教育就是在帮市场制造一批适合就业的年轻人，所以就业市场好的科系，学子趋之若鹜，甚至为了应付市场的需要，大学都可以设立博弈学系、计算机游戏设计。在教育体系沦为经济市场的附庸之后，高等教育关心私人利益超越关心社会需求，追求经济成长更甚促进社会正义。值此之际，我们更应反思大学的使命为何。

（一）大学的使命

大学的使命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许有所不同，而许多学者对大学理念亦有不同的见解。有些人强调大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有些人强调大学是“知识工厂”，有些人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站”。纵使有不同的观点，但大学教育同时重视知识与德行，“尊德行”与“道问学”并提应该毋庸置疑（金耀基，1983）。

发展知识固然是大学的重要使命，问题是发展什么样的知识，如何发展知识。目前仍有许多大学受到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主张学术与实务两者是应该区分的。但笔者比较认同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认为学术与实务的整合有利于提升人类知识与福祉。杜威认为学校应该像一个“社会中心”（social centre）（Dewey, 1902）或“社会睦邻”（social settlement）（Dewey and Dewey, 1915；张英阵、郑怡世，2012）。他主张的“宇宙型社区学校”，认为学校所追求与传递的知识应该是属于普遍宇宙的，但学校应将知识运用于所属的社区，改善社区的问题，创造美好的社区生活。我们相信知识虽有地域性（local knowledge），但知识本身应是宇宙性的，我们的学生在大学中不应该只是关在象牙塔之内，我们的资源来自社会，更应反馈社区。所以，大学应该要有使命，不仅创造及传递知识，更应以知识服务社区。

（二）大学的商业化

大学服务社区不仅在创造经济利益，还应该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元面向着眼。可是进入21世纪之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高等教育的商业化似乎已经找到了道德的合理性，市场价值与操作方式已经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生根，即使是不适当的监督与绩效测量在大学中也已经被正常化与制度化（Lynch, 2010）。中国台湾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以科技发展为优势，比较缺乏人文的关怀与素养。这几年来，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大学也走向商业化。高等教育本身不再是社会对未来的投资，已逐渐成为市场上的商品，个人必须以高额的价格来购买。大学的许多课程、招生、评鉴指标都越来越具有市场导向。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创造了越来越具有攻击性竞争力的大学，同时也塑造了一批粗暴的管理阶层，而且不少教师成为学术资本家（academic capitalists）。在这种高等教育的组织文化中养成的是教师越来越自我中心主义，仅效忠于少数的大学高层领导，对他人特别是对学生越来越没有责任感。在此大环境下，谈论大学的使命还真得需要有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也期待还有一些大学以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拥有这个几乎无法实践的大学梦想。

（三）大学的错误三分化

绝大多数的大学以“研究、教学、服务”三个面向来评鉴大学教师。就现实环境来说，我们如果问大学教师上述三个面向哪个比较重要，相信多数的大学教师会说“研究”才是重点，因为教师评鉴与升迁等大多以“研究”为主，从大学评鉴教师在这三项的配分比例就可看得非常清楚。如果就大学的使命来说，研究、教学、服务三者应该一样重要，大学教师也应该兼顾三者。可是目前大学偏重研究，无法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只好重教学，很少会将“服务”等量齐观，哈克维与普克特（Harkavy and Puckett, 1994）将这种现象称为“错误的三分化”（false trichotomization）。这种现象并不是不能避免，这要回过头检视大学的使命，若我们期待大学具有多元使命，在大学的经营与评鉴上能兼顾三者，则大学不至于有错误的三分化。否则若只是将大学视为“知识工厂”，错误的三分化仍会持续。

二 服务-学习的教育目标

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的使命与目标已经造成严重的扭曲，许多教育学者对此亦有诸多反思，其中批判教育学学者认为，除了创造知识与传递知识之外，高等教育应该要鼓励学生冒险，善尽学生的社会责任，对世界不仅提供批判性的分析，同时也要为未来提供希望，更要以实际行动促成世界的转型。高等教育的服务-学习也应以批判教育学的理念为基础，去转化当前逐渐丧失使命的高等教育。在此要强调，服务-学习的对象不仅是针对学生，高等教育的所有老师与行政人员也应将服务-学习当成一种每个人必备的教育策略，如此才能改变弥漫着新自由主义气氛的高等教育。

有人主张服务-学习起源于珍妮·亚当斯的睦邻运动（Daynes ＆Longo, 2004），主要是强调其服务与学习的结合。服务-学习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教育策略，教育工作者认为它是改善社区、活化教室、回应社区需求、建立自信与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方法。另外，有些研究也显示服务-学习可以强化学生的能力，作为社会转型的基础（Cipolle,2004）。服务-学习是不是志愿服务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服务-学习仍具志愿服务的特质，只是更强调学习的面向。有研究指出，年轻人在就学时投入社会服务，就业后仍有较高的比例参与志愿服务，所以过去几年欧盟国家也积极鼓励年轻人参与志愿服务，在英国的“千禧年计划中”，甚至期待每名学生一年可服务200～400小时。

虽然有人认为服务-学习与志愿服务是不一样的，但笔者认为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服务-学习基本上是一种教育策略，有人主张服务-学习中学习更重于服务，如此才能发挥教育的功能。教育工作者认为服务-学习是改善社区、活化教室、回应社区需求、建立自信与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方法（Cipolle,2004）。另外，有些研究显示服务-学习可以强化（empower）学生的能力，作为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的基础；亦有一些研究认为服务-学习是创造社会资本的方法（Deviren ＆ Babb,2005）。而志愿服务是一种志愿性的利他行为，虽然也有学习的效果，但不像服务-学习那么重视学习的功效。但是笔者认为服务-学习固然有其教育意义，学生也应本着志愿服务利他、不求回报。本文仍着重于教育目标的论述，因为不同的目标会有不同的策略。一般而言，服务-学习是融合了基变教育（radical education）、充权教育（empowering education）、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社会正义教育（education for social justice）、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与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的教育策略（Cipolle,2004）。

（一）基变教育

基变教育的使命是促使社会民主化，服务-学习作为一种基变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反省与批判的思考能力。以中国台湾来说，虽然许多人宣称中国台湾讲民主，但笔者认为其民主只是肤浅的形式民主（weak democracy），至于实践实质民主的民主机制与社会大众的民主素养都显不足，demos（人民）实质掌握与运用kratos（权力）都还不成熟。尤其是当今大学校园深深受到新管理主义（new public managerialism）的影响，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与现实物质主义（philistinism）弥漫，难怪有人质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Fruedi, 2004），甚至认为在大学的教育过程中因为“扼杀思考”，所以宣称“大学已死亡”（Evans, 2004）。如果我们从基变教育的观点来看服务-学习，那么不仅对学生，甚至对大学教师，或是对知识分子而言，服务-学习也许都是促使大学精神更新、再创反省与批判精神的重要策略。

（二）充权教育

面对历史的洪流，多数人大都因无力感而随波逐流，但是充权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成为社会的改变者。我们要让学生确信“青年创造时代”，了解促成社会的改变是一种选择，历史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历史是人的选择，不论是名人、好人、坏人，重要的是平凡人的选择，我们的决定可以改变历史，历史还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Cook-Kallio,2003）。除了上述信念，充权教育是以学生的生活、兴趣与关怀为基础，在学生与老师共同协商之后，由学生来选择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与课程内容，而不是由教科书或老师来规范课程内容。而在这种过程中，学生也需要学会参与式民主，培养建立公平社会的愿景，并付诸实际行动逐渐实践愿景（Cipolle, 2004）。

（三）多元文化教育

我们生长在一个族群与文化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也由于族群与文化的不同，社会的生活更多彩多姿。服务-学习是让学生了解族群与文化多元性的有效策略，服务-学习本身提供学生更多反省的机会，并提供具体的实务机会让学生尊重与实践多元性。因为在服务-学习的过程中，不论是共事的学生或服务对象，学生都有机会与不同的族群和文化接触。有研究指出，服务-学习让学生尊重不同族群与文化，且有助于青年与成年人不同层次文化的互动关系（Independent Sector,2002）。伴随着全球化所造成的人口移动，由于新移民与移工的增加，以及原住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增强，应该可以像彩虹般炫丽。但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本土意识，以及部分人的种族中心主义，反而造成部分族群被社会所排除，而服务-学习应该是促成社会融合的有效策略。

（四）社会正义教育

现在的大学教育越来越商品化与快餐化，所谓的热门科系是在未来就业市场能获得高报酬的科系。许多学校推广教育多数是考虑能为学校创造多少利润；利用高额的奖学金引导学生选读某科系。这样的大学气氛可以培养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最好的状况只不过养成一些具有市场利益导向、拥有高学历文凭的人，Pierre Bourdieu（1998）带讽刺地将这些人美其名为“新知识分子”。事实上，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的本质，在大学校园中逐渐消失。或许透过服务-学习，我们可以重新唤起大学的教师与学生社会正义的意识，并承诺实践社会正义，培养出更多的“转型的知识分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五）公民教育

服务-学习提供了年轻人公民参与的机会，同时在服务的过程中让年轻人更了解公民权（citizenship）的意义，因此服务-学习作为一种公民教育必须教育学生成为民主的公民。教育者应教导学生在多元社会中与不同族群的人共事，教导学生如何了解社会需求，如何共同解决问题。这都需要学生学习如何领导与成为民主公民。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美国形成民主国家的许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美国人习惯透过结社（association）共同解决问题，不像法国凡事期待政府解决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服务-学习可以与民主教育相结合，借由服务-学习让学生学会公民技能，建立社区共同目标，透过社区参与创造美好的世界（Cipolle,2004）。

（六）道德教育

严格说来，人类的多数抉择是一种道德的选择。过去义务论与公立论的影响甚大，但是在多变的风险社会中更需要具备德行论的伦理抉择。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可分为知识性的德行与道德的德行。知识性的德行像是实务的智慧（phronesis, practical wisdom），此种德行的培养需要有人指导，并经历长时间的经验累积。而道德的德行，像正义、勇气与谦逊等，则需要透过养成习惯，或透过典范来学习。因此，从道德教育的角度来看，服务-学习不可能透过几次或数十小时的服务体验就能培养德行，而是需要透过教师的引导、机构督导的典范，长期投入服务方能养成习惯而成就德行。

三 推动服务-学习的策略

总之，服务-学习应同时发挥上述教育功能。若以学校为基础，有效的服务-学习方案应包含四个要素（转引自Gibson,2001）。

•将服务与学校课程教学的内容整合，如此学生才能在实际体验中验证学校教学而收获更大。

•让学生有更多的反省，例如请学生撰写服务日记、团体讨论与服务心得报告，如此有助学生综合整理服务的经验与意义。

•服务最好能在学生学期间持续下去，短期的服务对学生的帮助不大。

•最好由学生、教师、学校行政人员与社区内机构的工作人员共同规划服务-学习课程。

（一）推动服务－学习的策略

若要服务-学习发挥基变教育、充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社会正义教育、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功能，那么我们就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金钱、人力、设备设施、专业知识、技术、社区支持等，更需要运用一些策略来连接这些资源。

1．连接校外资源

服务-学习最重要的外在资源是校园外的合作机构，如社会福利机构、学校、社区组织、行政机关、企业行号等。例如若要推动青年议会，可能需要地区行政单位、民意代表机关与学校的配合。因此，要掌握这些资源，服务-学习方案需首先要了解这些潜在的合作机构，认识其组织、需求与资源，并在伙伴关系的基调上合作。

2．高阶领导的支持

教育行政单位与学校的行政高层必须充分了解服务-学习的理念，协助整合各个行政部门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援。

3．教师的认同与投入

服务-学习不只是学生的事，其实它也是一种对教师的教育（teacher education），可惜多数教师并不了解服务-学习的意义，即使被指派带领服务-学习也不知该如何做。更糟的是，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高等教育中服务-学习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事务，投入服务-学习对教师的升迁等没有什么帮助，因而降低了教师主动参与的意愿。

4．学生的主体性

学生毕竟是服务-学习的主体，需要教师鼓励与引导，如他们被迫参与，反而失去服务-学习的意义。

5．财力资源的支持

服务-学习从规划到执行多多少少都需要额外的资源，如教育训练、意外保险、激励措施等都需要经费。

6．理念与知识

人力、财力与物力确实是必要的资源，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资源还是人的理念以及如何去实践服务-学习。如果我们将服务-学习视为基变教育、充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社会正义教育、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也愿意实践这样的理念，那么服务-学习对学生、教师、社区及社会才更有意义。

（二）暨南国际大学推动服务－学习的策略

位于中国台湾地理中心埔里、紧邻日月潭的暨南国际大学创立于1995年，虽然它是一所年轻的大学，但从创校之初就相当重视服务-学习，也曾获台湾“教育部门”颁发第一届推动服务-学习绩优学校之肯定。暨南国际大学的学生必须完成72小时的公益服务方能毕业，这是中国台湾高等教育要求最高的，而笔者任教的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系的学生必须在结束本科三年级之前完成250小时的志愿服务方能参与社工实习，这也是所有社工系中要求最高的。以下以暨南国际大学为例，说明推动服务-学习曾经实际操作过的方法。

1．服务需求调查

校外服务单位是学生能够实际投入服务的场域，在推动服务-学习课程前，必须先了解社区需要什么，服务机构需要什么，才能根据需求提供适当的服务。服务需求整合主要可分为两方面，分别是校外机构与校内单位。校外机构部分，在暑假期间已透过实地访查的方式，进行统整相关服务机构需要的资料，访查机构的范围包括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儿少福利、老人福利、社区营造、福利服务、身心障碍等类别；校内单位则针对心理辅导组、生活辅导组、通识中心、秘书室、图书馆等相关单位做资源整合。

2．课程咨询委员会的设置

由校方针对服务-学习课程，特别聘请社工系、公行系、经济系等具有丰富学识经历的学者，担任课程咨询委员，为课程的规划与设计提出建言，并审查相关资料。

3．教师协调会的召开

授课教师是课程推动的核心人物，长远而言，服务-学习课程希望能透过教师培训营的方式，培训服务-学习教师种子，传授服务-学习的概念、教学方法及课程设计。然而，过去许多学系的服务内容停留在清洁打扫、行政事务，甚至怀疑此课程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服务-学习课程由项目助理先调查埔里地区、校内的相关机构与单位的服务需求和基本资料，制作成服务对象调查表供各系选择，在召开教师协调会议中协调各系的服务对象，并鼓励各系教师开设符合计划目标的课程，针对课程施行办法提出修正意见及对课程的建议。

4．教学助理工作说明会

考量服务-学习课程需要实际到社区及机构从事服务，且希望学生的服务能由有经验的学长、学姐担任督导、联系、协助的角色，以了解学生服务状况及解决疑问。因此校方配置各系至少一位教学助理，透过公开招募及系所推荐等方式，招揽各系大三以上具丰富服务经验的学生来担任。召开工作说明会，会中清楚地说明教学助理的工作内容与权利义务，期待助理能成为学校、教师、学生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桥梁。

5．系所专业与服务－学习的整合

服务-学习方案一直都希望各个学系能发展出与科系专业相关的公益服务课程。例如社会工作系的学生为埔里再会福利机构提供各类型服务；历史学系到埔里基督教医院偏远医疗宣教历史见证文化馆，协助其进行文史资料的收集；中国语文学系到埔里镇图书馆；外国语文学系到暨南国际大学附中进行英语课程的教学；公共行政系到户政事务所；信息管理学系带领小学生到暨南国际大学体验数字信息；土木工程学系以受过“9·21”地震洗礼的暨南国际大学校园建筑作为校园导览的解说介绍；等等。

6．与“志愿服务法”结合

中国台湾的“志愿服务法”规定担任志愿者需接受基础训练与特殊训练，以认识自我、肯定自我能力，并建立对服务本身及服务场域、对象的认识与了解。透过资深志愿者的经验传承，认识服务的真谛，以了解志愿服务的趋势及规范，树立志愿者应有的价值观与态度，方可维护志愿者及服务对象的权益。暨南国际大学在规划服务-学习之初，认为“志愿服务法”的课程规划对于学生投入服务之前的装备十分重要，且经过基础训练、特殊训练之后，学生也可以申请志愿服务记录册，这可鼓励学生在课程之后持续服务，期望能倡导学生成为终身志愿者的理念并加以实践。

7．行政资源的协助

学校相当重视学生在交通及人身方面的安全。故此，需校外服务的修课学生，将由校方统一协调校车或以租车的方式来回接送，并为学生办理保险（意外险及医疗险），让学生能够安全地从事公益服务的活动。

四 推动服务-学习的反思

中国台湾的所有高校几乎都有服务-学习方案，而且每年也都有关于服务-学习的研讨会，甚至成立推动服务-学习的非营利组织。虽然这看似蓬勃发展，但在推动服务-学习的过程中，仍旧有些值得深刻反省之事。

（一）服务－学习的理念

教育行政单位与高等教育都需要事先思考为什么推动服务-学习，服务-学习该做哪些服务才符合服务-学习的教育理念。如果说服务-学习是要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使其未来成为负责任的积极公民，那么服务-学习就不是由教师或机构督导规划好服务内容交由学生执行，而是要让学生学习参与服务决策，并学习如何管理服务团队。服务-学习的内容就不只是服务那些弱势团体或是帮助公益慈善团体，更重要的是学习民主的建构，例如举办青年议会，让学生了解在地社区的社会问题，并与社区内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学习与社区领袖对话，这也是服务-学习的一部分。其实服务-学习与志愿服务一样，它的典范包含了服务（charity）和改变（change）。多数的服务-学习着重于慈善服务的典范，但是实践改变的典范则相对不足，和涉及民主素养的培育、公共议题的讨论、追求社会正义的行动等（张英阵，2011）。其实改变的典范这个面向也是需要发展的，这既是对学生领导能力的训练，也是多元文化能力的训练。因此，在理念上不应将服务-学习窄化为慈善服务。同时，教师应该以身作则，和学生一样投入服务与改变，也可借此培养师生的情谊。

（二）教师的角色

在推动服务-学习的过程中，其实教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因为从高中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甚至学生的父母，大多没有参与社会服务的经验，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教师的引导。问题是许多教师也不了解何为服务-学习。另外，当前高等教育对于教师的评估等在研究上压力相当大，不少教师为了晋升就已经焦头烂额，哪有余力去带领学生的服务-学习。教师不仅没有心力带领学生，而且多数人也欠缺服务-学习的理念。因此，高等教育学府需要透过教师说明会让教师了解服务-学习是一种教育的策略，而不只是一门课程，若能先疏导这样的观念，再建立起奖励机制是比较好的。有些教师以前就接触过这类的课程，而有些教师以前在海外念书或教书，他们就认为服务-学习融入课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多数大学教师没有这样的观念，他们也不知道该做哪些事，甚至觉得服务-学习是多余的。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教师提供服务-学习的培训是有其必要性的。

反思是服务-学习的重要过程，虽然服务-学习的相关课程可能有教学助理相助，但还是应该由教师负起带领反思的责任。透过反思才能让学习效果更好，同时也能增进师生的互动关系。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言，德行的培养需要有人加以引导或成为生活中的典范。带领服务-学习的教师就应该扮演典范与引导的角色。“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谓服务-学习教师的最佳写照。

（三）学生的动机

以暨南国际大学为例，其在刚开始推动服务-学习时，大约有四成的学生不满意服务-学习的课程，但在一个学期之后，不满意的学生降到了两成。从学生反馈得知，带领服务-学习的教师对他们的影响很重要，而参与社会服务也对学生的生涯规划有所帮助。虽然有服务-学习时数的要求，但有部分学生在服务过后，已不在乎时数的要求，在完成时数之后仍持续从事服务工作。另外，暨南国际大学在偏僻的乡村，公共交通不方便，所以交通成为一个学生提供服务的障碍，尤其是对那些没有机动车的学生，学校的交通车能到达的地方有限，所以这也是在服务-学习课程中需要克服的。基本上，多数学生在参与服务-学习之初态度较为被动，服务-学习课程是养成学生关怀习惯的机制，但仍需教师和机构的引导与激励，才能激发学生的热忱。

五 结语：以德行为本的服务-学习

经济全球化固然为全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进步，但也出现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而且在新自由主义的竞争与追求利润的理念下，社会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值此之际，我们的价值观念应改变了，特别是高等教育体系不应沦为资本主义市场的高等职业训练学校，而应是培育转型知识分子的场域。服务-学习是一种教育策略，具有多元的教育目标，应该是促使高等教育改变的重要机制。从上述讨论高等教育体系对服务-学习的理念不明确，教师与学生参与服务-学习的动机不强看，我们认为未来高等教育推动服务-学习应该是以德行为本。

高等教育体系期待学生关怀社会，高等教育体系本身也必须是一个形成关怀的场域。高等教育的领导者需先调整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治校理念，在强调绩效管理之前，先从关心教师和学生的需求与福祉出发，进而以服务-学习的多重教育目标，与师生共同努力，使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促进社会正义的公共领域。高等教育的教师固然学有专精，但也应以公共知识分子自我期许，透过自身的专业促使社会改变。除了研究之外，教学与服务也是教师的重要职责，应将“传道”视为教师的首要任务。在师生关系逐渐疏离的状况下，教师应培养自身的德行以作为学生的典范。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应抱持着感恩的态度，因为学生享用社会资源才得以在高等学府就学，他们除了应积极追求真理与知识外，也应关心公共事务，参与服务，学以致用，善尽大学生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金耀基，1983,《大学之理念》，台北时报出版社。

史迪格里兹，2013,《不公平的代价：破解阶级对立的金权结构》，罗耀宗译，台北天下杂志出版社。

张英阵，2011,《慈善与变迁：我国志愿服务发展的特色》,《社区发展季刊》第133期。

张英阵、郑怡世，2012,《再探Jane Addams的社区工作理念》,《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第16卷第1期。

Bourdieu, Pierre. 1998.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New York:The New Press.

Cipolle, S. B.2004. Service-Learning and Social Justice: Engaging Students in Social Change. New York: Rowman ＆Littlefield.

Cipolle, Susan Benigni. 2004. “Service －Learning as a Counter Hegemonic Practice:Evidence Pro and C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11（3）:12-23.

Cook － Kallio, Cheryl. 2003. “Civics Education for Active Citizenship. ”In Six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s on Building Civic Engagement, edited by Tina Cheplick. pp.1-4. Berkeley: The Grantmaker Forum on Community ＆National Service.

Daynes, Gary and Nicholas V. Longo. 2004. “Jane Addams and the Origins of Service－Learning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Learning 11（1）:5-13.

Daynes, G. ＆Longo, N.2004. “Jane Addams and the Origins of Service-Learning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Learning 11: 5-13.

Deviren, Figen and Penny Babb. 2005. Young People and Social Capital.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Dewey, J.1902，“The School as Social Centre.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3:73-86.

Dewey, J. and E. Dewey（1915/1995）. “The School as a Social Settlement. ”Reprinted in Child ＆Youth Forum 24（1）:55-65.

Dewey, John. 1902. “The School as Social Centre.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3:73-86.

Dewey, John and Evelyn Dewey. 1915/1995. “The School as a Social Settlement. ”Reprinted in Child ＆Youth Forum 24（1）:55-65.

Evans, Mary. 2004. Killing Thinking: The Death of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Continuum.

Furedi, Frank. 2004. 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Confronting 21stCentury Philistinism. New York: Continuum.

Gibson, Cynthia. 2001. From Inspiration to Participation: A Review of Perspectives on Youth Civic Engagement. Berkeley: The Grantmaker Forum on Community ＆National Service.

Giroux, H. A.2011. On Critical Pedagogy. New York: Continuum.

Giroux, Henry A. 2011. On Critical Pedagogy. New York: Continuum.

Harkavy, I. and J. L. Puckett.1994. “Lesson from Hull House for the Contemporary Urban University. ”Social Service Review 68（3）: 299-321.

Harkavy, Ira and John L. Puckett. 1994. “Lesson from Hull House for the Contemporary Urban University. ”Social Service Review 68（3）:299-321.

Independent Sector. 2002. Engaging Youth in Lifelong Service. Washington, DC:Independent Sector.

Lynch, K. 2010. “Carelessness: A Hidden Doxa of Higher Education. ”Arts and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9（1）:54-67.

Lynch, Kathleen. 2010. “Carelessness: A Hidden Doxa of Higher Education. ”Arts and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9（1）:54-67.

Piketty, T.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