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结合基本的学术渊源和相关研究成果，指出本研究在中国形象学研究和纪录片研究等领域学理脉络中的位置与价值。
（一）中国形象的相关文献和研究
目前，中外部分图书馆、历史资料馆、电影资料馆都存有一定数量的关于中国形象的影像文献，以1949年之前域外所拍摄的关于中国的影像文献的状况为例：在静态影像方面，从1860年左右就有西方摄影师开始拍摄关于中国的摄影作品，包括了风景、人物、民俗和事件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以1860—1930年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历史照片为例，1860年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随英法联军抵达中国，为了纪念帝国扩张的胜利，拍摄了军事行动、建筑、风景等一系列照片；19世纪60年代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的中国人物像系列，主要以日常生活中的中国男女为对象；19世纪60年代，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以北京中国海关气体工程师的身份来到中国，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拍摄了总题名为《北京及其周边》（In and around Peking）的大约200幅系列摄影作品；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的4册装《中国和中国人民画报》（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则被时评称为“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真正宏伟全景”，是有关于19世纪晚期中国最有价值的记录之一[9]；唐纳德·曼尼（Donald Mennie）19世纪末抵中国经商，在中国长期居住近半个世纪，作为摄影爱好者，出版了摄影集《北京胜景》（The Pageant of Peking，1920）、《扬子风景》（The Grandeur of the Gorges，1926），其中《北京胜景》集中于老北京的传统文化景观和生活方式。除了英国摄影师，美国人詹姆斯·利卡尔顿于1900年1月抵达香港，先后途经广州、宁波、苏州、汉口、天津等地，到达北京，拍摄了1900年的战争、经济和日常生活等内容，其中包括了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的场景。在活动影像方面，1896年美国谬托斯柯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Company）发行了两部记录晚清李鸿章访问纽约的短片：《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和《李鸿章乘车经过第四号街和百老汇》。肖同庆在《早年纪录片里的“中国形象”》一文中认为，这两部短片是关于中国最早的纪录电影。[10]1949年之前，西方在中国的旅行者、传教士、摄影记者等也都拍摄了很多关于中国的影像，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很多是只有几分钟或者几十秒长度的默片，有的是新闻片，有的是旅行影像日记，并不具有完整的纪录片形态。相比较静态影像，活动影像能够更加完整地呈现时空形象，更加真实、生动、可信，这些也都展示出西方视角下的中国近代之印象。
在国外的论述和研究中，有关中国形象的著述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侧重于个人体验和经历的记述和研究，记述者的身份包括旅行者、传教士、商人、外交使者、记者等。第二类是政治、历史和文化领域的研究，政治学者或历史学家多集中于国际外交关系和中国问题的研究。比较早的著作有13世纪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161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等。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开始，西方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权力进入中国，1840年被美国人M.G.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视为西方人对中国国家和中国人的观念的转折点和“公认的界限”，“1840年也是西方人旧的中国观念瓦解和新的认识逐渐形成的一个转折点，这种新认识是由19世纪的零碎观念慢慢积累起来的。”[11]还有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写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气质》，1895年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的《真正的中国佬》（Real Chinaman），189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的《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A Cycle of Cathay），1909年英国人麦高温（John Macgowan）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等。中华民国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写于1936年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内容为他本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的见闻。白修德和贾安娜作为抗战时期留在中国的美国记者完成了以中国国民党区抗战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暴风雨》，1926年来华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于1944年出版了《民国采访战》（My Years in China，1926—1941），主要内容是1926—1941年期间中国多重巨变下的新闻采访实践，这些著作以亲历者体验的方式为西方提供了关于中国形象的基本知识体系。
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领域，主要集中于实用主义的中国问题研究，以美国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有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于20世纪初完成的《中国变色龙》（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费正清编的《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974），孔华润（Warren I.Cohen）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America’Response to China—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Great Continent）等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近几年国内出版的有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R.Isaacs）的《美国的中国形象》，该书阐述了近代美国人的中国观。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a）等著的《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China’s Image：The Country in the Eyes of Foreign Scholars）中，雷默在《淡色中国》（Brand China）一文中阐述了中国改变西方世界中国家形象之路。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T.Christopher Jespersen）的《美国的中国形象（1934—1949）》[American Images of China（1931-1949）]描述了20世纪上半期美国公众的中国形象及其成因。杰斯普顿认为，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形象是基于传教士激情，由卢斯媒体误导、赛珍珠小说强化，再经过宋美龄推向高潮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形象。澳大利亚马克林的《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聚集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在西方的形象，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形象，以及外交事务相关的形象，并深入分析了中国形象形成的原因。[12]2008年以来，海外涉华图书增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有马克·连纳德的《中国怎么想》（2008），洛伦·勃兰特等编的《中国巨大的经济转型》（2008），孟捷慕的《中国梦幻：为何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2008），罗宾·梅雷迪斯的《象与龙：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对我们意味着什么》（2008），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秩序的诞生》（2009），张彤禾的《工厂女孩：在中国的变革中从农村来到城市》（2009），保罗·迈德勒的《中国粗制滥造》（2009），约翰·奈斯比特和多丽丝·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2010），比尔·多德森的《中国揭秘：十种重塑中国及其与世界关系的不可逆趋势》（2010），爱德华·斯坦因菲尔德的《参与我们的游戏：中国崛起为什么不会威胁西方》（2010），《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资本主义革命：市场的政治影响》（2010），沈大伟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2013），威廉·卡拉汉的《中国梦：未来的20种愿景》（2013）等，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也反映出这一阶段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基本认识和关注侧重点，这些认识也直接反映在同时期海外涉华纪录片之中。
国外学者对中国形象的研究涵盖了多个领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但角度大多是以本国的立场和利益为基本的出发点。海外华人学者方面，还有朱耀伟在《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2006）一书中，讨论了后殖民语境下中国图像问题，关注中国形象的文化政治构筑课题，将众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话语的理论家（利奥塔、福柯、德里达、萨义德、法农、芭芭、克里斯蒂娃、斯皮瓦克、张隆溪、周蕾、杜维明等）对中国图像的论述进行了梳理和讨论。纪录片一直是海外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对象，比如平杰编的《另眼相看——海外学者评当代中国纪录片》（2006）、张英进的《风格，主题，视角：当代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等。学术立场导致学术方法的差异，海外学者特定的学术视角也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了不同角度的参照系。
国内中国形象学理论研究工作，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已经有了相对较为系统的成果，这为本研究的进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中国形象研究首先发轫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90年代开始国内译介了一批国外形象学研究成果，有顾彬的《关于“异”的研究》（1997）、乐黛云、张辉主编的《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1999）等。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一书，翻译了法国的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保尔·利科、让·马克·莫哈等欧洲比较文化学者13篇形象学研究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形象学的研究史、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等问题，也为国内的形象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例如，巴柔将形象结构分为词汇、等级关系、故事情节三个成分，这就为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的结构机制提供了一种思路参照。2000年以来，中国形象学理论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并有了相对较为系统的成果，比如欧阳昱的《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1888—1988）》（2000）、卫景宜的《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2002）等。值得一提的是周宁编著的跨文化视野下关于中国形象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周宁编著的多卷本“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系列（2004），分析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七个世纪以来，西方不同文本塑造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系列包括：《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世纪中国潮》《鸦片帝国》《历史的沉船》《孔教乌托邦》《第二类人》《龙的幻象》（上下）共8卷9本。还有《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2006）一书试图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的纵深处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分析中国形象的思想结构，侧重在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中分析中国形象的文化功能。《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2011）一书关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以及其中的西方文化霸权问题。同时，一批应用比较形象学方法研究异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博士论文出现，比如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清朝中晚期中美形象的彼此建构》（四川大学，2005）、杜平的《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四川大学，2005）、李雁南的《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暨南大学，2005）、唐海东的《异域情调·故国想像·原乡记忆——美国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复旦大学，2010）等。
按照西方既有的比较文化研究范式，形象是以他者形象为基本的研究前提的。有学者意识到，比较形象学研究往往局限于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很容易陷入“方法单一、结论重复”的研究困境中，有着进一步建构理论的需要。国内形象学研究逐步与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等文化批评理论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国形象的基本含义拓展为“自塑”和“他塑”两个层面，中国形象不仅仅是在跨文化研究中发生作用，他者塑造不能涵盖中国形象的全部内涵。中国形象除了作为异国形象，即他者形象之外，另一重含义是作为自我建构的形象，中国形象也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手段，其自我构建的意义也需要引入中国形象的内涵之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王岳川在《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等著作中对西方权力话语的后殖民立场持批判态度，进而提出“如何重新发现东方”的议题，思考在东方主义背景下如何实现中国形象的自我塑造，消除西方“误读”，通过“文化输出”实现再中国化使其更具身份意义。
中国形象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资源的逐渐被扩散应用，使其步入了跨学科、多理论、多维度的研究层面。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是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形象学研究，新闻传播学研究主要关注于考察在全球化传播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传播策略。国内十多年来的研究包括了中国形象的特征和演变、传播机制与现状对策等诸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管文虎的《国家形象论》（2000），李正国的《国家形象的构建》（2006），吴友富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2009），刘继南、何辉等的《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2006），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2005），刘明的《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2007），段鹏的《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2007），李智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2011），周明伟的《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2012）等，是结合理论趋势和实际应用需求而展开的研究，也是本书的基础文献。刘康、李希光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1996）、《妖魔化与媒体轰炸》（1996）提出了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与国际媒体的关系的问题，并对西方媒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报道框架和“妖魔化中国”的现象进行了批判。高峰认为由于中西纪录片在历史传统、话语系统和审美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使中国纪录片在对外传播的历程中面临无形而巨大的沟壑，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并试图从“文化折扣”的概念切入，提出纪录片这一特定种类在跨文化传播中受到的阻碍及超越方式。[13]孟建认为我国国家形象体系建构和传播呈现两大问题。第一，中国形象呈现出严重的“他塑”现象。第二，在“自塑”过程中，存在着主体性缺失和跨文化传播乏力甚至是错位的问题。并提出四方面的思考：第一，厘清宣传、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区别；第二，加强中国形象的话语权建设，提升“自塑”能力；第三，努力建立全方位、多层次、有效果的传播新体系；第四，尊重传播规律，制定指标体系，实施有效传播。[14]郭庆光认为，以“他塑”为主导的传播格局得以形成，主要是由国际传播秩序的严重不平衡、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国家形象的传播是自然的信息流通，对外传播却充满着宣传色彩，在还没有传播给外国受众之前就已经被屏蔽。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加强中国自身的软实力建设，集中在如何增强中国形象的自塑能力上。[15]胡智锋认为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的困境源于中西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文化的差异。自我塑造决不能是自说自话，不能屈从于西方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而需要在文化传承和普世价值中寻找到文化立足点和价值理念。[16]尹韵公指出，国家形象定位问题要注意国家形象定位的战略性和阶段性，国家形象评估体系研究必须是动态的。[17]喻立平认为，中国国家形象定位研究的历史纵深度还有扩张的空间，需要关注1949年之后的国家形象定位的变迁。[18]上述研究成果和观点对中国形象的内涵，跨文化传播的发展模式、过程和具体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阐述，对于中国形象的建构以及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形象学研究积极延伸研究对象所涵盖的维度，通过多品类的形象载体介入实现研究的具体和深入，研究对象由关注文学文本，很快拓展到电影、报纸、摄影、电视节目、新媒体网络以及大型活动等形象载体，比如姜智芹的《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2007）以美国大众文化中的流行小说和好莱坞电影中定型化的傅满洲和陈查理形象为分析对象，这两个人丑陋、阴险、肮脏、冷漠、麻木而又野蛮的形象构成了美国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李娅菲的《镜头定格的“真实幻像”——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构造》（2011）则以摄影集《中国面孔》和“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镜头下的中国形象”为文本细读的对象。汤筠冰的《视觉建构——以申奥片为例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2009）以多国的申奥宣传片为对象，探讨申奥片中的“文化混杂”、国族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研究主题，还有孙有中的《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2009）、孔朝辉的《“兄弟”的隐喻：从〈真理报〉（1950—1959）的中国形象谈起》（2012）、张玉的《日本报纸中的中国形象——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2012）、潘志高的《〈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2003）等虽研究偏向各不相同，但都以各国的主流报纸作为基础文本进行分析。张春波的《新媒体与旧秩序：YouTube上的中国形象》（2014）对YouTube中的涉华题材视频进行抽样调查，以霍尔的表征符号学理论为工具，将YouTube网站视频作为一个中国形象的表征体系进行分析，并将逻各斯中心主义下的中国形象表征体系分为：商品种族主义、恐华及反共主义、实用主义和西方媒体行业标准化四种范式。[19]
（二）纪录片的相关研究
本书以1972年以来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为考察对象，关注中国形象的建构与纪录片发展史形成的互动关系。因此，本书除了中国形象学研究，还需要纪录片研究的支撑。国内学者很早就开始注意对中国纪录片史的相关研究，梳理中国纪录片形成、变化和发展的线索，这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比如方方的《中国纪录片发展史》（2003）、吕新雨的《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2003）、何苏六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2005）、唐晨光的《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2011）；高维进的《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史》（2003）和单万里的《中国纪录电影史》（2003）则主要针对纪录电影，特别是新闻纪录片的史论研究；赵化勇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85—1997）》《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2008》（2008）提供了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发展历程；张长明的《传播中国：二十年电视外宣亲历》（2011）、李宇的《对外电视与文化传播交流研究》（2012）等关于中外纪录片交流史、对外电视传播方面的著作也为本书提供了文献参考。单万里主编的《纪录电影文献》（2000）中，收录了纪录电影100年来中外理论界具有代表意义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纪录电影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文献支持。
伴随着纪录片理论研究领域进一步体系化，理论视角不断拓展，当前学界对中国纪录片基础理论问题的重视，建构中国特色的纪录片理论体系，主要表现为关注纪录理论的本体化，以及对西方纪录片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所产生的误读、修正和借用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张同道在《建设纪录电影学》一文中，认为中国纪录片理论还缺乏相对成熟的本体理论体系，提出建设纪录电影学的主张，将基本内容规划为：纪录电影本体理论、纪录片电影重要人物与作品、纪录电影产业与传播格局、纪录电影史、纪录电影文化五个方面。[20]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资源被大量引入纪录片研究，方法论上的多元化极大地丰富了纪录片的理论话语，并导致了纪录片理论与批评的多元扩散，也为纪录片理论与批评的现代建构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孙红云在《近二十年来国际纪录片研究状况分析——以VE国际纪录片大会为脉络》一文中“通过对VE会议的发起、举办方式、近二十年的研讨主题、正式出版的会议论文集进行梳理，以期对中国纪录片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和思考”，“从近些年VE会议讨论议题的构成来看，在大媒介环境中，致力于影像、现实、真实；身份、边界、学科交叉；历史、记忆与科学的研究”[21]。可见，“趋于跨学科的纪录片研究”基本上成为中外纪录片学界对纪录片研究发展趋向的一个共识。纪录片理论跨越了本体理论研究和美学的范畴，多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被不断引入纪录片研究之中，跨文化形象学等新的研究取向的介入，也为纪录片研究形成开放的理论观念和方法意识提供了发展方向。本书要做的纪录片中有关中国形象话语权力的研究，正是力图在中国形象学与纪录片结合中做一些新的开拓和尝试，为中国纪录片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亦是结合理论趋势和实际应用需求而展开的研究。
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公共传播领域只获得了有限的合法性和成长空间，并不能消弭的是其作为文本、事件和史料考察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媒介等诸领域的有效性，中国独立纪录片也在中西学术领域都形成了强有力的学术话语。以号称“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2]为例，中心收藏近400部当代中国纪录片，所收集的纪录片几乎全部为独立纪录片，其所代理发行的当代中国独立纪录片，涉及了教育（杜海滨《电影童年》、赵珣《两个季节》）、农村（张大力《村陌不语·清河世第·乡痕》、艾晓明《太石村》）、维权（赵亮《上访》、艾晓明《国家的敌人》）、环保（郭宗福《一号码头》、周嶽军《鱼鹰》）、医疗（王红军《贾医生的100个病人》、张天辉《七区病房》）、宗教（顾桃《神翳》）、法律（杜斌《小鬼头上的女人》）、少数民族（胡杰《沉默的怒江》、周岳军《风流的湖》）、治安（周浩《差馆》、赵亮《罪与罚》）、社会和变迁（赵刚《上书院记事》、季丹《危巢》）、移民（鄢雨《淹没》、崔子恩《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特殊群体（艾晓明《中原纪事》、周浩《龙哥》）、基层（赵刚《村官》、戴艺《冬日》）、妇女（黎光《一个和六个》、戴艺《土楼》）、婚姻（胡杰《平原上的山歌》）、社团文化（徐辛《火把剧团》、晓鹏《桂荣戏院》）等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各个议题和领域。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民间纪录片专题研究有姜娟的《主体·视点·表达：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2013），樊启鹏的《民间影像与个人书写——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与传播（1990—2007）》（2013），雷建军、李莹的《生活而已——2000年后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研究》（2013）等著作，还有通过对创作者的访谈，进行创作经验总结和作品分析，比如台湾王慰慈的《纪录与探索：与大陆纪录片工作者的世纪对话》（2000），梅冰、朱靖江的《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2004），朱日坤、万小刚的《独立纪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2005），李幸等的《被遗忘的影像》（2006），英未未的《和自己跳舞——对话中国女性纪录片导演》（2012），清影工作室的《算命：清影纪录中国·2009》《再见乌托邦：清影纪录中国·2010》和《活着：清影纪录中国·2011》，《电影作者》[23]等。
在中外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背景下，官方媒体纪录片在建构中国形象和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主流学术界的重视。纪录片研究对中国形象的重视，既显示出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意识，也关系着纪录片作为文化对外传播途径的问题。随着《舌尖上的中国》《超级工程》《外滩》《春晚》等纪录片在国家形象对外传播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理论研究着眼于全球化格局，重视中国纪录片在实现对外传播、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构建民族认同中的作用，涉及了纪录片与跨文化传播、新媒体时代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纪录片的话语策略与国际传播等多个研究领域。对中国纪录片的研究，主要是指对官方媒体纪录片的外宣能力、跨文化传播力等方面的研究，这不仅是纪录理论研究的课题，也是国际关系、政治学等学科交叉的议题。国内学者不但针对纪录片对外传播的策略和方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而且讨论也涉及中国形象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利益关系层面上。为了提高中国纪录片的对外传播水平，增强中国纪录片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中国纪录片的海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受到重视，并提出一些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重点和难点课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域外纪录片对于中国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即关注西方纪录片中有影响力的“中国观”研究。另一方面，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的理论总结和建构国家形象的实践过程受到关注，理论界也非常重视中国纪录片的对外话语理论建设，积极推动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