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王蓬的秦岭山地小说
王蓬，1948年11月出生，原籍陕西西安。1958年随父母来到汉中近郊农村张寨落户。1964年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18年，1973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调入汉中市群艺馆，成为专业作家，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1986年考入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王蓬早期主要以小说创作得名，其成名作短篇小说《银秀嫂》在《延河》发表后，被《小说选刊》杂志转载，并获首届《延河》优秀作品奖。王蓬代表性的小说主要有短篇小说《油菜花开的夜晚》《银秀嫂》，中篇小说《第九段邮路》《黑牡丹和她的丈夫》，长篇小说《山祭》《水葬》等。王蓬的小说作品受到王汶石、胡采、贾平凹、韩梅村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学者的好评。1992年以后，王蓬的创作重心转向文化散文。出版了《王蓬文集》8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和2006年版）。
王蓬被认为是陕南作家的重要代表之一。贾平凹在评论王蓬时指出：“大凡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形成，虽是时代、社会的产物，其风格、流源又必受地理环境所影响。陕北，原为黄土堆积，大块结构，起伏连绵，给人以粗犷、古拙之感觉，这一点，单从山川河流所致而产生的风土人情，又以此折射反映出的山曲民歌来看，陕北民歌的旋律起伏不大而舒缓悠远。相反，陕南山岭拔地而起，弯弯有奇崖，崖崖有清流，春夏秋冬之分明，朝夕阴晴之变化，使其山歌忽起忽落，委婉幻变。而关中，一马平川，褐黄凝重，地间划一的渭河，亘于天边的地平线，其产生的秦腔必是慷慨激昂之律了。于是，势必产生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4]
王蓬小说艺术的代表作当推《山祭》和《水葬》两部长篇。《山祭》以宋土改与冬花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政治运动中各色人等的不同命运。中学毕业生宋土改到观音山做民办教师，与猎户姚子怀的女儿冬花恋爱、订婚。因为政治运动，姚子怀被打成土匪、强奸犯，宋土改与冬花的婚事告吹。后来冬花嫁给庞聋得，宋土改怀着赎罪的心理，带领观音山的百姓脱贫致富之后离开观音山。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姚子怀、冬花、民办教师宋土改、庞聋得、原生产队长南春官、大队会计郭凤翔、运动骨干郭发丁、公社书记蔡万发、工作组长老陈等。
姚子怀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猎人。姚子怀幼年时父亲被土匪杨凤冈杀死，母亲被土匪掳走，他在土匪窝中长大。成年后的姚子怀身手敏捷，头脑灵活，练得一手好枪法。后来凭着这手好枪法杀死仇人土匪头子杨凤冈。姚子怀年轻时不种不收，靠打猎为生，英俊风流，倾倒过无数山中的女人。在四处赶山的过程中，他爱上了杠子崖南光荣家的独女黑女。为了准备与黑女的婚礼，姚子怀上山打猎，同伴出了意外，被黑熊咬抓成了瞎瘫子。姚子怀为养活瞎瘫子，入赘瞎瘫子家，走了招夫养夫的路。冬花名义上是姚子怀与瞎瘫子老婆的女儿，其实是姚子怀与黑女的亲生女儿。姚子怀在向乡亲们宣布把女儿冬花许配给宋老师的“刨膛”宴会上，说过一段话：“我姚子怀虽说是个粗人，也还晓得事理，爱讲个义气。一句话，要对得住人！”这可谓姚子怀个人核心价值观的宣言。
冬花是宋土改房东的女儿，小学校就设在她家。冬花初次出场时，有一段对她外貌的描写：“她有张鹅蛋形的脸庞，肤色微黑，显出在山林间劳作的健美红润。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睫毛很长，一眨眼，几乎盖着眼睛。看人时，略含羞涩，有种无所顾忌的野性。嘴唇抿紧时，显出种倔强；微张时，又带上纯真的稚气。鼻尖有点上翘，准定在爹娘面前撒娇调皮。但整个身材却丰腴颀长，给人留下稳重的印象。”冬花对新来的宋老师产生好感，直至两人在自留地旁的庵棚里定情。冬花在宋土改向她表白的时候表示担心宋以后会离开山村。后来宋土改虽然没有离开，却背叛甚至多次伤害了冬花。冬花默默忍受着宋土改给她带来的伤害，既表现出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又显示了她在爱情面前的自尊自爱。
小说把宋土改当作淳朴山里人的对照。山里人虽然没什么文化，却待人实诚，来自平原的宋老师背叛了自己的初恋，对姚子怀落井下石，他对姚子怀一家的家庭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冬花与庞聋得的婚礼当天，宋土改威逼乡亲和庞聋得一起上山“护秋”，直接导致庞聋得被黑熊抓成残废。此后，宋土改希望以“招夫养夫”的方式向冬花赎罪，但遭到了冬花的拒绝。“四清”工作组陈组长找宋土改谈话后，宋土改对组织上的信任感恩戴德，每天怀着朝圣的心情，翻山越岭，到工作组汇报思想上的新认识。不但对于因此而怠慢冬花毫无察觉，反而自责不该在伟大的“四清”运动进行过程中谈情说爱。宋土改与冬花恋爱悲剧的根源，既不是自然灾难，也不是家庭干涉，更不是第三者插足，而是“运动”造成的人祸。宋土改是一个极“左”思想对头脑单纯而又追求进步的年轻人的毒害和异化的典型。他的遭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刘心武《班主任》中的谢慧敏和卢新华小说《伤痕》中的主人公王晓华，三人的情况很相似。只不过作为少年的谢慧敏和王晓华年纪小一些，而作为青年的宋土改稍微大了几岁罢了。宋土改可以看作谢慧敏、王晓华形象的延续和补充。
庞聋得是一个与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加西莫多相似的人物。他面貌丑陋，却又心地善良，品行高尚。小说一开始，山下中学毕业生宋土改被派去老鹰崖做民办教师，村里派来接他的人就是庞聋得。庞聋得在冬花被蔡万发欺负后的夜晚收留了冬花，并给予冬花无微不至的照顾。冬花最终选择嫁给庞聋得，并不完全是因为爱情，而是部分地包含着对宋土改的失望。冬花与宋土改、庞聋得的爱情故事，与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有几分相似之处。《白狗秋千架》讲的是一个大学生回村后重遇当年的初恋爱人，但爱人已嫁给村里的一个哑巴的故事，和《山祭》一样，都讲的是爱情的阴差阳错。
郭发丁原来在庙里当和尚，娶了郭三老汉的女儿狗女子，好吃懒做，很快败光家业。郭发丁放任老婆与人偷情，以赚取吃喝、柴火。“四清”工作组希望从他身上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他却只能提供些谁家猪圈里的猪快肥了，可以宰了吃“刨膛”之类的信息。
前大队会计郭凤翔是挑货郎出身，因躲债而由平川进入山里。他工于心计，与人共事常眨巴眼，故作糊涂。其实是争取时间，权衡利害。因为害怕山沟里读书人多了抢了他的饭碗，一方面在宋老师的工资补贴发放上推三阻四，另一方面又当面称赞宋老师年轻有为、功德无量。
蔡万发最先是乌乡集的公社书记，1964年社教时被批判为“四不清”干部。他工作上为了搞出政绩，唯上是从，不顾群众的死活，硬要在“葫芦地”上造梯田，结果梯田被一场洪水冲毁得无影无踪。生活上作风不正，乱搞男女关系，被称为“蔡脚猪”。因为觊觎冬花已久，便先是打发姚子怀去铁路工地，再秘密除掉猎犬大黑，灌醉宋土改，在雷电风雨交加的夜晚企图侮辱冬花。
“四清”运动工作组组长老陈是一位见风使舵的革命官僚。他讲起革命理论来头头是道，凡事上纲上线。为了打开“四清”运动的工作局面，诱导宋土改揭发姚子怀。运动结束之后，宋土改去找他申诉平反，他也是官话一大套，推脱责任、敷衍塞责。
《水葬》 这部长篇小说最初的名字是《三条硬汉子与一个弱女子》，这部小说中的几位主人公的关系大体可以概括为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这一个女人是翠翠，四个男人是何一鸣、麻二、任义成、蓝明堂。翠翠从小跟随母亲从宁强县流落至将军驿，在这里遇到了她生命中的四个男人。何一鸣、麻二和任义成都与她在肉体上或精神上发生过亲密的关系。邻居蓝明堂则是一直觊觎着她而从未得逞的一个男人。四个男人中写得最为生动的是任义成和蓝明堂。任义成，原本是从部队复原的军人。在回河南老家的路上经过将军驿，因为在洪水中捞木头，在密林里打死巨蟒，显露了不凡的身手，得到将军驿人们的认可，在麻二的劝挽之下落户将军驿。任义成与翠翠的相好，是翠翠麻木的婚姻生活中的兴奋剂。从下游汉江边白河小县城流落到将军驿的蓝明堂，原名黄明堂，入赘杂货店老板蓝茂源，才改名蓝明堂。他因出身杂货店小伙计，所以最会察言观色，见机行事。起初娶蓝金娥，也是无奈中的权宜之计。蓝金娥和两个儿子在毫无征兆的洪水中死于非命。蓝明堂无法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残酷打击，转而抱怨命运的不公，并把这种抱怨转移到将军驿的乡里乡亲身上。社教运动开始，蓝明堂嗅到机会来临。在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篡夺了将军驿的领导权。蓝明堂企图利用自己的权势占有翠翠而被拒绝，改革开放之后黯然离开将军驿。
王蓬的两部长篇小说成功塑造的一批“坏人”形象，如《山祭》中的蔡万发、《水葬》中的蓝明堂，因为性格的复杂多面，显得格外真实，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些正面的民间英雄形象如姚子怀，中间人物形象如宋老师、麻二等也都是立体丰满，富有时代特点的。这些人物形象是王蓬对中国当代小说人物画廊的新贡献。
王蓬的小说在题材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善于描摹秦岭山区的自然风物，二是善于描绘秦岭山地的民风民情。王蓬的小说大多以秦岭山地为背景，为了展示人物的生存环境，自然有不少对秦岭山区地理环境的介绍文字。例如：
先是向阳山坡现出淡淡的鹅黄，山溪的水日渐呈蓝，随后春阳娇憨，朗耀的日光晒在水汽氤氲的坡岭，满山野岭，草木葱茏，开起各式各样的野花。单是杜鹃，便有黄紫红白宛若彩霞。还有二月兰、白头翁、紫叶苏、野蔷薇、金丝娘、夜娇娇……多得让人叫不出名字，娇艳耐看、牵连不断，不由你不看，也不由你不喜欢。（《山祭》）
像以上这样对秦岭山地风景描写的文字在王蓬的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除了单纯的风景，小说中对秦岭山区动植物描绘的文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比较深刻，让人艳羡这里的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秦岭山区人民生活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乐趣。下面是中篇小说《第九段邮路》中的两段文字：
还有松鼠，这一路多极了，快看，你头顶的石缝里，就是那东西，机灵得很。一次，我看见个树洞口垒着许多核桃，我刚往前一走，核桃动了，一颗挨着一颗，全都滚进了树洞。这就是松鼠干的，它见核桃发潮，就要搬出来晒。我看着好玩，把核桃全掏出来，试着垒，怎么也垒不住；就是垒起来，一动，也常是三四个一堆塞住了洞口，怎么也比不了松鼠垒的那么灵巧奇妙，而且通风透光……
还有一次更奇特。那天，我刚翻上一座山梁，就听见一股雄浑、庞杂的声浪像潮水一样涌来，我顺声一看，天！就像哪儿开办的鸡场，足足有二三百只野鸡，正在一片地里啄食荞麦。雄的，雌的，大的，小的，全都披着五颜六色的羽毛，雄性的还拖着美丽的长尾，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瑰丽极了，也壮观极了。我看得发呆，直到想起荞麦，才吆喝起来，大群野鸡扑楞楞飞起，简直像一大片彩云，低低地掠过了山坡，飘进了丛林……
秦岭的松鼠和野鸡因为数量庞大，聪慧美丽，而令人叹为观止。除了动物的多，鸟儿鸣叫的声音也是千变万化的。下面几处对鸟叫的描写是很典型的例子：
山沟里，树丛深处，也只传：“大嫂——挑水去！”“媳妇——洗菜去！”之类的鸟鸣。（《猎熊记》）
还有一种斑鸠大小，遍体金黄的鸟儿，叫黄巴郎。啼声特别古怪。
公的叫：“荞面鸡脑壳——吱！”
母的叫：“养女养祸害——吱！” （《山祭》）
还有一种酒盅大小，遍体豆绿的小鸟，在竹林间跳来跳去，啼鸣的声音特别有趣！
雌的叫：“姐姐乖乖”。
雄的叫：“哥哥爱爱”。（《山祭》）
在王蓬笔下，鸟鸣如人的语言一般，有多种意思，甚至融入了人类的喜怒哀乐。这里既有作者观察的仔细之功，也应当感谢当地山民对于鸟儿鸣叫的富有人情味的解读。
在王蓬的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秦岭山地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民风民俗。王蓬小说中的正面主人公，大多有着秦岭山民们勤劳、善良的美好品格，他们坚韧而质朴，无论与本地人或外地人，大都和睦友好，绝少争强斗狠。即使是两股正在打仗的土匪，一旦听见邮差的铃铛响，都会暂时停火，等邮差过去，才又重新继续交战。猎手只需在打倒的猎物旁插上一截白木棍作为标记，即使猎物烂掉，也不会有其他人捡走。秦岭山区人民吃“刨膛”时，左邻右舍男女同欢、老少同乐，大块吃肉，痛快淋漓地大碗喝酒，过着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
秦岭山区打猎砍柴的生活，看似闲云野鹤，轻松自在，实则危机四伏。猎人们经常会有生命的危险，有时是为野兽伤害，有时会被猎枪误伤。如《猎熊记》中的打山子何成龙被生活所迫，上山猎熊却误伤老表。《山祭》中瞎瘫老汉和庞聋得均是被狗熊抓伤致残，姚子怀则是打猎时被野猪咬死。这样的例子在王蓬小说中比比皆是。《水葬》写秦岭山民的砍柴放溜，不但砍柴时讲究刀法与姿势，速度与耐力，放溜时将柴禾捆扎好后，放进溜槽滑行下山的过程也是充满惊险，命悬一线。
因为王蓬小说的时代背景多是20世纪50—70年代的贫困岁月，山区人民极端的贫穷和困窘也在他的笔下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第九段邮路》中的乡邮员落水后在老乡家借宿，“一钻进被子，比穿着湿衣服还难受，那棉被不知盖了多少年了，又冰又硬，乌黑油腻，一股汗味，盖在身上，反而冷得人直打哆嗦”，床腿上还拴着母猪。快“五一”了，牛牛姐姐还穿着棉袄。交通的不便，信息的闭塞，从小说对第九段邮路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来：
这儿太偏远了，有些人家几辈人还没接过信件。谁家要收到一封远在部队的儿子或嫁出的女儿的来信，不得了。先是翻山越岭到小学校找老师念信，接着谁碰见都要问：“三老倌又来信了唦！”就象那封平信是大学录取通知似的。而收信人永远是得意满足的回答：“是哟，是哟，问我腰还疼啵，他娘眼睛还好使吧。”听的人便全都肃然起敬。
王蓬笔下的秦岭山区人民，在表达爱情时，他们的方式常常是简单、真挚而又含蓄的。如《第九段邮路》中的男主人公用买来的一件新衬衫向牛牛姐姐示爱，牛牛姐姐则以把“我”唤作“哥哥”来表明二人关系的升华。没有都市言情小说中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却照样全心全意地爱着。单以人们的婚姻方式而言，王蓬就写到了秦岭山区独特的“招夫养夫”和“嫁儿留女”等习俗。他的小说对这些习俗有详细的介绍和说明：
大山里的日子是太孤寂了。一般结过婚的男女，除了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外，还有“相好”，粗俗的也叫“野老公”、“野婆娘”。男人们外出打山，割漆，十天半月不归。留在家的女人便约来“相好”共同打发独守一条山沟的孤寂。但自家男人回来，却又分外殷勤，加倍体贴，把丈夫当活爷一般待承，切实尽妻子和女人的好处。
而丈夫出外打山，割漆，又总绕着自己“相好”的一带，趁便也与“野婆娘”欢娱。但完了照样回去养家糊口，两头兼顾，并不失丈夫和父亲的职守。
大山里，谁与谁是“相好”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没人破坏，没人指责，亦没人组织道德法庭，大家相安无事，把大山深处的孤寂日子打发过去。天晓得这是山地偏僻，寂寞所致，还是原始部落群婚模式的遗风。总之，它竟堂而皇之地存在。（《涓涓细流归何处》）
姚子怀与妻子的结合，就是“招夫养夫”的结果。瞎瘫老汉原来也是一条硬汉子，因与姚子怀共同打猎时受伤，姚子怀觉得应该为此负一部分责任，就入赘瞎瘫老汉家。秦岭中这种“招夫养夫”的独特婚俗，其实是群婚制的孑遗。它既与山区人民为了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谋求生命延续的本能有关，还与陕南山区的居民构成有关。因为历史上包括陕南山区在内的汉水流域，曾经是一个多次外来移民的聚集地。居民之间并无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宗法制的牢固束缚。
秦岭山区“嫁儿留女”的做法，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婚俗也大相径庭。农耕地区通行的做法是“嫁女留儿”，更加看重父系血统维系家庭的作用。而王蓬小说中靠打猎为生的居民们，因为各家各户的居住地相距遥远，社群的维系并非依靠“宗法制”，大家族的紧密关系在这里失去了维持的实际意义。既然儿子传宗接代的功能同样可以由女儿来完成，女儿又更懂得体贴和照顾年迈的父母，“嫁儿留女”自然就成了山民们的首选。
秦岭山区的居民，大多是移民的后代，来源复杂，五方杂处，因而也就没有户族宗派的束缚，人们的两性关系比较松散。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写道：“在很多民族中两性关系并不以婚姻始也并不限于夫妇之间，而同时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夫妇之外的性生活无论如何自由，并不会引起婚姻关系的混乱。”[5]王蓬笔下的许多男女大胆率真地来往亲热而不必遭受道德的压力和舆论的谴责，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到解释。
王蓬的小说作品也展示了陕南乡村婚姻中索要彩礼的陋俗。短篇小说《竹林寨的喜日》写的是“彩礼”带给六婶一家的巨大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六婶夫妇刻苦攒钱：“长年累月，泼死亡命的出勤干活，即便地头歇晌，一个拾捆柴禾，一个也必定扯筐猪草，收工回家，男人一头钻进自留地，锄呀耙呀，今天卖出七分钱的韭菜，明天必定再卖出三分钱的大葱，凑够一角攒起来；女人更是成夜的织呀纺呀，竟用那原始的工具节约了全家穿衣的开支，每顿做饭，非抓下两把米不可，即使几天无盐，宁可淡食，也绝不拆散一元钱的整数，要等再有了零星的收入。”两人终于在十年的时间里攒够了1000元钱。为了给儿子德有娶亲，先是给女方送“见面礼”，再是订婚时给女方送各种时兴的衣裤鞋袜，结婚前收拾房子、做家具、办酒席，这笔钱已经几乎花光。娶亲的当天，女方反复提高彩礼的条件。先是让送去20斤“离娘肉”，之后又索要60元的涤纶衣服和50元的“进门礼”，又要临时多来五桌客人。这样的要求使得六婶在积蓄被敲诈干净之后，又倒欠了生产队一笔巨款。新媳妇进洞房时就为将来的分家闹别扭，终于把六婶气得晕死过去。这部小说虽然名为《竹林寨的喜日》，但读者从中读到的不是结婚时的喜庆，而是乡村婚姻陋习怂恿和裹挟下女方的跋扈和男方的无奈。小说一面表达了对六婶深深的同情，一面表达了对旧的婚俗及其背后扭曲的价值观的批判。
王蓬常年生活在汉中，小说中也经常会留下他对这座汉水上游历史名城的印象：
这小城虽说是陕南首府，历史上，刘邦、刘备两代帝王发迹之地；蔡伦、张骞的故里；诸葛亮、曹操都在这儿留迹遗痕，城池街道却未见势派。尤其东门桥一带老街，狭窄幽深，旧门陈窗，一走到那儿就像倒退了几个世纪，常让她想起六朝旧代的花街柳巷，心里陡升一种悲哀。（《小城情话》）
陕南风嫩雨柔，自古多出美女，在汉中街头徜徉，身姿婀娜，面目秀丽的女子，相遇频率之高，常使外来人惊讶不已。（《小城情话》）
陕南本是片秀明的山水，遍布棕榈、芭蕉、橘柑、毛竹，加之两代帝王遗迹，有不少旅游热点。要远可去秦岭深处的张良庙，那儿云遮雾绕，山岭峻秀，真可寻仙骨道风；要近可去安葬着诸葛的武侯墓，那儿山环水绕，古柏森森，颇能勾人怀古思贤；还有几处自然存于青青山峦之间的水泊，湖光山色，浑然入画，最能提人游兴。（《小城情话》）
这依偎在汉江畔上的小城市是太优裕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有米有面，四季鲜菜不断，鸡鸭鱼肉皆有，自古便为休养生息之地，是过于舒适了些。于是，便弄得人走路都懒洋洋的，缺少股阳刚劲儿。（《小城情话》）
陕南一带城镇，素有开夜市的习惯。早年间汉中城东门桥一带，店铺林立，字号杂陈，茶铺酒肆，赌馆妓院，很出过几个红极一时的名妓名伶。加之各种风味小吃，颇能吸引些遗老遗少、红男绿女来夜市度过些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荒唐时光。（《小城情话》）
王蓬对汉中的情感溢于言表，充满了骄傲与自豪。这些描写汉中的文字，可以看作对汉中形象宣传的最好广告词。
王蓬的小说在艺术上有一些特点值得注意。首先，王蓬善于写少男少女的初恋，把他们微妙的恋爱心理表现得很是到位、传神。《小城情话》中的杨晓帆大学时暗恋男同学，“不知不觉，她跨进教室或参加什么活动，目光总要环视一下，倘若他在，便感到充实；倘若他不在，便有种失落感。有趣的是，他的目光常迎射过来，恐慌、欣喜；完了又坦然，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姐妹轶事》中石海明和宝凤：“我和宝凤之间正萌发着那种感情，回来之后，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一凝眸、一眨眼就能表达许多意思，传递多种感情，在我们最疲劳的时候，有时只需对看一眼，便都明白了互相的意思。”
王蓬小说中正面的男女主人公，多在两性方面缺乏经验。因而他们初次接触异性身体时，身体和情感的反应都很相似，如激动、羞怯、紧张等。比如下面两段描写：
她先“呀”了一声，把衣衫捧在手上看着，脊背，肩头都在明显地颤抖，猛地，她仰起面孔，紧挨在我的胸前，我清楚地看见她的嘴唇、鼻翼、眼角都在微微地颤栗，一双黑亮的眼睛里噙满泪水，热烘烘的鼻息直扑到我的脸上，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竟有些发抖……（《第九段邮路》）
我忽然颤抖了一下，宝凤也颤抖了一下，像是坐不住的样子，她望了我一眼，脸忽然红了……我呢，鬼使神差，竟把嘴唇向宝凤伸去……真没想到，宝凤也把嘴唇向我迎来，但刚碰在一起，就像被蜜蜂叮了一下，两人都迅速分开了，都不敢再看对方，各自都看着遥远的天际，和伫立的青山，心里都感到无比的羞愧……（《姐妹轶事》）
类似的描写在王蓬的小说中并不少见。大量的相似描写也留下了艺术上的遗憾，那就是这类两性接触描写的雷同与模式化，读起来比较单调。
王蓬小说中的爱情大多属于“痴心女子负心汉”情节模式。《第九段邮路》中的乡邮员、《涓涓细流归何处》中的画家老苏，都是“才子落难”遇美人的故事套路。乡邮员与牛牛姐姐相爱，因为城里的杨丽娟的出现而提出分手。最终乡邮员良心发现，重回第九段邮路，与牛牛姐姐结为夫妻。这个“大团圆”式的结尾，真实性到底有多少，令人怀疑。《涓涓细流归何处》中的老苏离婚后到偏僻乡镇鬼见愁搞创作，在乡政府做饭的黄丫丫爱上了这个城里人和文化人，并以自己的爱给了老苏艺术的灵感与激情，使他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这一点很像张贤亮《绿化树》中的马樱花与章永璘。马缨花使自卑的章永璘获得了自信，重新成为真正的男人。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总是具有某种优势，他们来自城市，受过教育，比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高出许多。他们与女主人公的相逢总是在他们遭受打击或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一旦社会地位恢复，内心便会产生纠结，最终作出抛弃女主人公的决定。如果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中的“负心汉”往往在实际上比女性享有更优越的社会地位的话，那么《小城情话》中的男主人公任远，在与大学生杨晓帆的恋爱中，发现杨晓帆的心智和见识都超过自己，于是在赴杨晓帆家的约会前逃离。这是一个男性在强过自己的女人面前退缩的爱情故事。与“痴心女子负心汉”模式的爱情故事相比，显示了作者对另一类爱情观的思考。
相比之下，王蓬笔下的女子面对爱情时大多单纯热烈、忠贞缠绵。王蓬的同学兼好友聂震宁这样评论道：“陕南女子的多情和柔弱，造成了她们易轻信，易痴情，易迷惘，易忍耐，易缄默，一句话，易受伤害。王蓬爱他的陕南女子，不独因为她们是褒姒女姿色相因的后代，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这是一群受伤害的多情而柔弱的孤独的姐妹。”[6]王蓬小说对陕南女子的痴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王蓬的小说常用倒叙、追叙或穿插等手法，造成小说阅读中的一种历史感。小说的开始常常从现在的故事讲起，然后通过故事中的人物之口讲述出以前的故事。基础的故事是第一人称的自述体，再在基础故事的进展中穿插一些过去发生的故事。有些故事的编织手法和《一千零一夜》相似。《银秀嫂》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了银秀嫂与老莫之间的爱情悲剧。银秀嫂十年前开始守寡，后来到工厂食堂挑泔水认识了食堂的厨师老莫。两人互相产生好感，但婆婆和弟弟都认为寡妇再嫁是丢人的事，不同意他们的结合。老莫抑郁而死，银秀嫂也大病一场。小说通过银秀嫂和老莫跨越过去与现在的爱情悲剧，写出了乡村传统观念对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束缚。乡村的旧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后依然根深蒂固、惰性十足，反映了乡村变化的缓慢和沉滞。《第九段邮路》中的“我”见到牛牛姐姐时，才发现她原来是前一段时间在山路上巧遇过的一位背柴姑娘。除此之外，小说中常见对“农业学大寨”“武斗”“文化大革命”的追叙，“过去”的生活在王蓬小说中往往成为背景。
再次，王蓬小说对陕南民俗的描绘较多，涉及陕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描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部秦岭地区的“风俗志”。单是未婚小伙到女方家的“送节”，就数次出现在小说中。例如：
陕南乡俗，每当中秋，已定下媳妇，尚未结婚的年轻小伙都需备些刚收获的新鲜瓜果、各色礼品去丈人家做客，谓之“送节”的。（《姐妹轶事》）
而结婚时，新婚夫妇床底下要点燃一盏由七支红蜡烛组成的“七星灯”，希望它能够带来福禄吉祥，子孙兴旺。
猎人们独特的风俗与信仰也不少见。例如姚子怀用一对野羊犄角祭祀土地爷，祈求打猎时获得丰收。客人在猎人家里吃野味，主人问“吃好了没有？”客人应该回答“没吃好，下次再来”，不能回答“吃好了”，这样才能带来下次狩猎的丰收，图个口彩。
小说《山祭》中有对“锣鼓草”的描述。“锣鼓草”指的是秦岭山区农民集体劳作时有人敲着铜锣，为干活的人加油助兴而即兴演唱的一种山歌。其中既有固定的套话，如：
清早来，清早来，
清早你从哪里来？
旱路来嘛水路来？
旱路翻了几座山？
水路过了几个滩？
也有即兴旋编旋唱的歌词：
不唱山歌不得行，唱起山歌得罪人。幺女狗娃快攒劲，莫叫大伙冷了心。
这些山歌不仅让读者领略了陕南民歌的机智活泼，也了解到山民们群体劳作时轻松欢快的一面。
最后，王蓬的小说，常常寄寓了作者对历史的一些评判和思考。在行文的过程中，作者有时会忍不住借人物之口对历史作出带有情感色彩的评论。比如《山祭》中像蔡万发这样的投机钻营者，靠着欺上瞒下，邀功请赏，在历次运动中却如鱼得水，受到重用。蔡万发有一段话总结当时的检查活动：
检查？我在公社干几十年，还不知道啥叫检查。参观呀，检查呀，全是走过场，面子货。事先安排布置，装点门面，连谁讲什么话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参观也尽量往能见人的地方领。产量连自留地的粮食都算数；收入把群众卖鸡蛋的钱都加上……这一套鬼把戏谁没玩过？来检查的人谁又认真！油大油二、吃上一嘴，完了屁股一拍，拧身走路。回去也是灶王爷上天，尽言好事。
这段话揭示的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虽是出自蔡万发之口，其实也是作者的意见。读者由此可以想见主持运动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物，背后作者的评价也就不言而喻了。王蓬小说对极“左”路线毒害下山区农村困苦生活的描绘，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思想和价值观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
王蓬的小说，有的叙事稍显拖沓，比如《山祭》的结尾。虽然从故事的完整性上讲，小说最后对于主要人物的结局都有所交代。但是从故事的主题上来讲，冬花嫁给庞聋得之后，小说就已经完成了对主题的表达。再写宋土改的忏悔与赎罪，已经意义不大。作者主要是为了交代结局，而非仍由人物性格、人物的冲突来推动情节发展。这也是最后一段故事的可读性较差的深层原因之一。有的语言虽然带有实验性质，效果却并不是很理想。王蓬有时会用一些超长的句子，单句长者甚至会超过100字。例如：
街道一边是各式各样五光十色贱卖处理的西裤港衫电子手表乳罩裤衩发卡项链高腰丝袜短裙拖鞋发蜡香水口红胭脂檀香型肥皂宫廷秘方青春恢复霜一股脑儿悬着挂着拎着提着藏着躲着让人眼花缭乱口呆目瞪紧张兴奋脸烧心跳哎哟差点要晕过去了！
街道另一边是千家百户祖传正宗陕南名产地方风味笑脸招徕高声叫买的是醪糟元宵馄饨粽子麻花烧饼米粉凉皮羊头猪脑鸡心牛肝熏鸡烧鹅鸡蛋豆腐脑鱼皮花生五香瓜子黄酒香烟酸甜苦辣齐备色形味香俱全让人一看就口舌生津心里发馋去他娘的喝二两来半斤一醉方休！（《小城情话》）
这些超级长句可以表达一种感觉和印象的密集，给人一种冲击力。但是因为单句的字数过多，读起来又会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总的说来，王蓬的小说，代表了陕南本土小说20世纪80—90年代的较高水平。他在创作的观念和表现手法上主要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还带着浓重的时代印记。陕南小说与世界文学更好地交融、新题材的开拓以及创作技巧的实验，还有待后起的一批更年轻的作家来担当。
[1] 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 戴承元：《安康当代长篇小说简论》，《安康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 马玉琛：《当代多余人——方英文〈落红〉中唐子羽形象评析》，《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 贾平凹：《王蓬论》，载韩梅村主编《王蓬的文学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6] 聂震宁：《黑牡丹和她的丈夫·序》，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