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知识产生的主要活动——学术活动及其特征

2.1.1 知识的产生

知识产生问题，从哲学上讲是认识论（或称为知识论）中关于知识起源的问题。对于知识的起源，哲学史上有反映论与先验论、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

反映论是一种知识外来论，即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个命题被大多数哲学家所反对。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我们的知识从经验开始，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的知识起源于经验。”康德提出的是知识起源的先验论，他认为知识中有大于经验的成分，人的先验认知结构整合外来经验，使之成为知识。先验论也称知识内在起源论。从毕达哥拉斯到巴门尼德、柏拉图到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的西方传统哲学主流，包括中国哲学史上的思、孟、陆、王心学主流，所持的都是先验论的观点。先验论与经验论在康德那里得到综合，但知识构成的最终基础仍然在于主体意识的内在构造功能。先天知识主要是指抽象、形式上的逻辑和数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可以以非经验的形式融贯在经验之中，而使偶然的经验获得普遍必然性，由此构成知识。唯理论与先验论有很大的共同点，因为唯理论所追求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基础只能是内在于意识的某种先验结构。

图书馆管理的知识，是指显性的知识，显性知识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有机体系，都具有“观念化”“符号化”“有序性”的特点。“观念化”是知识的意义层面。信息组合经过观念的分析和综合而成为观念的有组织内容，这是一种关于客体的知识。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着客体的结构、属性、规定和本质。“符号化”是知识的表达层面。任何概念、判断及推理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语言符号作为其负载形式。“有序性”是知识的构造层面，是将零散的符号连接起来成为知识的语法规则和思维规则。

知识的具体产生方式，主要有三个法则。

第一个是“实验与数学法则”，这是一种基于西方传统知识的分类。

实验是人们有目的地尝试和探索自然现象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通常情况下，科学家提出某些假说和预见，人们采取适当的手段和方法进行实验，并依据由此而产生的可观察的现象来判定科学家所提出的假设和预见是否正确。公元16世纪，有详细文字记载的实验观察开始出现。1581年，英国航海家诺曼（R. Norman）在《新吸引力》（The New Attractive）一书的序言中，总结了他对磁性进行的各种原始实验和研究，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数学家依靠作图和计算来处理问题，但技术的基础在于实验，工匠能够比数学家更充分地运用这些知识。西方近代史上具有真正意义的科学实验始于伽利略和他的学生托里拆里的真空实验、帕斯卡的流体力学实验、牛顿的光的颜色与干涉实验等。

古希腊哲学史上第一次知识理性的系统超越是从感觉实在论向数字确定性的跨越，是由毕达哥拉斯完成的。知识理性必须具备确定性和可分析性，必须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可言说性和可传达性。这四个标准都是对感觉的超越，感觉的模糊性、当下性和私人性在数学中被明晰性、永恒性和公共性替代。数学给人类思维提供了一种不起源于经验有限性的绝对观念体系，它向人们展示了一门普遍必然的观念科学的典范：绝对清晰的概念起点、绝对严谨的演绎方法、绝对精细的分析思维、绝对公共的客观传达。

西方传统知识的产生首先基于实验和严格的观察，再进入类似理性诠释和数学推理的阶段。公元18世纪以后，西方开始进入“信奉科学的时代”。实验与数学法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科学法则，是自然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途径。

第二个是“类比与相似法则”，这是基于中国传统知识的分类。

中国传统知识大多为了服务具体的社会功能，更多地考虑实用价值和功效，因而就无所谓数理和结构方面的要求，其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显得较为抽象和笼统。中国传统知识的产生法则可以归因于“触类旁通”的思想，即把自然界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考虑。这种类比法则最早起源于《易》，之后，董仲舒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伍比偶类”。汉晋时期，“连株式”模式开始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部分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类比法则对中国传统知识的演绎和发展影响深远。中国传统知识的发展还源于相似法则，就是通过诠释实现属性的模拟与内容的接近。通过同义、近义、相关成分的比较得到寻绎和启发，在实际观察中考证名实关系，等等。这是一种具有实证意义的方法。类比与相似法则也可以看作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法则，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产生的重要途径。

第三个是“集成法则”，这是一个关于知识体系的问题。

知识是人同客观世界对象性关系历史运动的结果。知识的增长、进化是人观念地掌握客观世界时空界域拓展、深化的结果。也是主体同客体相关联范围、层次、程度等不断拓展、深化的结果。人作为实践活动的社会存在物，能够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来积累其本质力量和对象性活动，不断重构认识图式，从而使自身内部世界的结构和功能不断超越原有状态和水平，并且在更高的层次上同化外部世界，建构日益发展的新知识体系。上述讨论说明知识的产生与创新实际上是一个世代传承与积累的过程，它基于人们对自然界持续的兴趣和不懈的探索，以及人们对传统知识的传承和集成。这是关于知识学的内容，是知识组织、管理并产生新知识的过程。

2.1.2 作为知识产生的学术活动及其特征

笛卡尔、康德乃至胡塞尔哲学的真正开端处，严格地说都是“思（cogito）”本身，也就是自明的主体意识。“思”也就是知识的自明起点。这个起点问题经由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和胡塞尔的现象学悬置基本得到了解决。

知识的产生是从“思”开始的。“思”之后产生的新知识，其符号记录的最多形态，在当代最主要的是论文和图书。撰写论文与图书的活动，也就是“思”这个活动，在现代主要是由高校与中国科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来进行的。古代“思”的活动用现在的话语来定义的话，称作“学术”，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论断：

“学术是新知识产生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学术是对已知知识的总结、研究，对未知知识的探求，学术的成果是产生新的知识。

部分新知识发现自然界新的法则，形成新的技术，技术改变人们的生活。“学术—技术创新—改变生活”，是科学的螺旋上升之路。发现自然、技术创新是科学特别关注的内容。

部分新知识形成新的思想，优秀的思想通过人类的传承形成文化传承。“学术—思想—文化”，是人文社会学科的螺旋上升之路。思想是人文社会学术特别关注的内容。

学术有三个要素，分别是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学术还有其他一些要素，如时间、空间、学者和经典等。

2.1.2.1 学科

研究在一定的领域内进行，形成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形成子学科，学科是学术中的稳定因素。

以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学科分类与代码》（以下简称《学科分类2009版》）为例，这个标准是替代1992年的版本的。从学科变动情况来看，《学科分类2009版》共设一级学科62个，其中新增加一级学科3个，由二级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1个。也就是17年来，原来的一级学科都保留了下来，没有删除。只是由于新学科的出现，增加了3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自然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和“产品应用相关工程与技术”，另有1个由二级学科升为一级学科的是“心理学”。对于二级学科，《学科分类2009版》设了676个，其中增加了39个，取消了4个。对于取消的4个，《学科分类2009版》做了说明：“名称不准确或整体体系调整后，其知识内容归入其他学科。”这说明取消的4个二级学科也是由于各种原因调整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删除。国标一、二级学科从1992年到2009年，老学科都传承了下来。从增加了部分新学科或对学科进行微调的情况来看，学科是学术中比较稳定的要素。

2.1.2.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就学科来说，研究对象具有区分子学科及研究方向的作用。比如历史学中，中国古代史即以朝代区分，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分为先秦史、宋史、辽金史、元史等。

对于有些学科，其研究对象是独有的，但有些研究对象是多个学科共有的，不同学科会以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对象进行不同的研究。比如“庙会”这个研究对象，人类学研究其变迁，社会学研究其与社会的互动，民俗学研究其对民间习俗与节日的影响，宗教学研究其中的信仰问题。对于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学科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都会有部分或较大的不同。学科与研究对象形成多对多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网状结构。新知识的产生往往与新研究对象及新研究方法有关，其中研究对象是相对重要的因素。

2.1.2.3 研究方法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当然不同学科也可能会用到相同的研究方法。学科与研究方法形成交叉的网状关系。

研究方法是发展的。以自然科学为例，一般认为其研究方法从古至今经历了四个时代。文艺复兴之前的古代是第一个时代，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逻辑思维方法和观察为主的经验方法。15世纪下半叶，以意大利为中心，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这是第二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古代以直观观察为主的研究方法已经不适应当时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位伟大人物，意大利多才多艺的列奥那多·达·芬奇首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他把观察实验和分析方法提到了首要的地位，使得观察实验和分析方法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由于自然科学学科的不断分化和材料的大量积累，19世纪开始，人类便进入了一个整理材料、进行综合研究的新时代，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这个时代是综合研究的时代，理论思维开始受到重视。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必须从分门别类的研究过渡到相互联系、共同阐明自然界各个过程，从一成不变地分析现成的事实过渡到考察自然过程的变化和发展。19、20世纪之交，我们开始进入第四个时代，这就是现代自然科学时代。理论自然科学开始发展，我们进入了辩证思维方法和观察实验方法的高度发展的时代。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古代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考据方法、义理方法、朴素辩证方法和直觉体悟方法，到民国时期，融合了西方传入的实证方法、诊释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和直觉方法等。在民国时期胡适、王国维、金岳霖，陈寅恪、钱钟书、何炳松，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学者本着融合创新的原则，将中西方法融会贯通，形成了科学实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直觉体悟方法等多种主要研究方法。其中，胡适的融合中西的实验主义方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金岳霖的知识论，陈寅恪的义理阐释方法，何炳松的史学阐释方法，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梁漱凕、冯友兰与熊十力的直觉方法等成为当时方法论的主要流派。相对而言，西方学术界更注重研究方法的运用与创新。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讲，随着与国际的接轨，使用较为先进的研究方法成为其重要的特点，也推动了一些新的学科的产生，比如数量经济学的兴起等。笔者有幸参加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研究”的子项二“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计量研究”，通过对公式推演、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时序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内容分析、结构方程、社会网络、历史分析、案例分析、人类学方法、诠释学方法共15种社会科学研究常用方法的20年期刊论文进行实证统计分析，发现国外对这些方法的使用大约起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中国对这些方法的少量使用大约始于90年代初，1998至2000年有一定规模的增长，而较大规模使用约在2001年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的新研究方法也较多地发展起来，研究方法对于学科的重要性正在增加。

在当代，从微观上讲，研究方法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工具；从宏观上讲，研究方法是与学科紧密相关的，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2.1.2.4 学术的时空要素

学术还有时间和空间两个要素，但时空两个要素仅与部分分科有关，并不是每个学科都会有时空两个要素。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时空内容。空间方面，如天文学的空间是宇宙空间，而历史地理学的空间为地球表面，出版空间是城市与行政区划等。时间方面，考古学时间要用到地质时间，历史学的时间则是人类文明时间等。

2.1.2.5 其他学术元素

学术除了上述五个关键的要素之外，还有其他元素。

学术作品也是学术的重要元素。学术有经典，有时一批经典奠定了某个学科的基础，每个学科的经典，是进行这个学科领域学习和研究的初学者都要研读的。有经典也就有一般的学术作品，这些学术作品是有等级的。所以与学术经典相关的是所有学术作品的等级问题。关于文献“质量”的问题，美国科学史学家和情报学家雷舍（Rescher）提出了文献的λ质量等级增长模型。他将文献的质量分成五个等级：“至少是常规”“至少是有意义”“至少是有重要意义”“至少是非常重要”“头等重要”。雷舍认为：每篇科技文献的贡献大小是不一样的（质量不一样）；质量不同的文献，其数量的增长速度也不相同，质量越高的文献，其数量增长的速度越慢。文献等级问题是与一系列文献评价相关的。罗马尼亚文献计量学者阿拉莫斯库曾对文献老化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他发现不同质量的文献的老化过程和老化速度都相差甚远。普赖斯也提出，根据引文半衰期的不同，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持续被高引的经典文献（classic articles），二是在短暂时间内达到被引峰值的过渡文献（transient articles）。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学术经典的定义之一就是持续被高引。

学术的重要元素还包括学术作者。学术有大师，每个时代的每个学科，都会诞生一批大师级的人物，成为这个学科顶尖的存在。有大师当然也有一般作者，这些作者基于其学习、研究、任职经历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流派、不同水平的作者群体。各个作者群体的之中，有学术传承的问题，传承是学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中国古代，学术的传承是以师承的方式进行。当代学术传承也与师承有一定的关系，这虽然会引发一定的问题，比如学术近亲的问题，但也让学科稳定地进行了传承。学术大师们及其弟子们组成了一个个学术圏子，学术机构中的学者也形成了一个个学术圈子，不同圈子的学者之间因为研究方向相同或相近又有不同形式的合作，这三方面的结合，使得学者会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学术体系。这个学术体系是我们要揭示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