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氏兄弟与《摩罗诗力说》《域外小说集》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关注进而译介东欧文学，当然与世纪之交的民族处境和国内思想文化的背景有关，更与他们的个人志向与文化选择有关。1906年夏天，归国完婚又返日的鲁迅，携弟弟周作人一起在东京住下，正式开始了弃医后的从文生涯，“第一要著”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发国人之内曜”，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42]，不过文艺不是鲁迅当时改变国民精神、建构民族未来方案的全部，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而译介外国文艺不仅是革新中国文学计划的一部分，也是其改变国民精神计划的一部分。
周氏兄弟来到东京后，起初的一个计划就是联合许寿裳、袁文薮、陈师曾等友人办一份思想文化类的杂志，即后来夭折了的《新生》。从随后几年周氏兄弟所呈现的成果来看，他们的工作主要体现为论述和移译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工作的标志性体现，就是鲁迅相继在《河南》杂志发表的系列论文和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前者即《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和《裴彖菲诗论》；后者包括出版《域外小说集》一、二册和其他文学译作。因此，尽管《新生》没有办成，但对于他们的计划而言，这两方面成果的问世，也已经变相实现了《新生》杂志创办的初衷，按周作人说法，“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印行《域外小说集》，登载翻译作品，也就无形中得了替代，即是前者可以算作《新生》的甲编，专载评论，后者乃是刊载译文的乙编吧”[43]，这“乙编”的工作，其实还应包括中长篇的《红星佚史》《劲草》《匈奴奇士录》《炭画》《神盖记》《黄蔷薇》等文学译作在内。
在这一系列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年长并已经历弃医从文之抉择的鲁迅，当然起着总体的主导作用，周作人明显受到兄长的影响，两人心有默契、携手协作又各有分工侧重（两人在思想、文艺观念乃至践行上的分歧、失和是后来逐步呈现的）。如果说鲁迅对整体的文化革新计划的思路更加宏观、清晰而具逻辑性思考的话，周作人对文学的兴趣更加纯粹一些。所以这一时期鲁迅的重点是理论表述，而周作人的精力更多地放在翻译上。从语言的各自擅长看，鲁迅通日文、德文，周作人则英文能力好。所以，在对英文资源的汲取利用上，周作人起到重要作用，不仅是他们译作中的主要源文本都来自英文本，他们还以类似林纾译述的方式，合作翻译了《裴彖飞诗论》和《域外小说集》中的部分篇目。
本节虽然不承担在总体上论述周氏兄弟早期思想及其文化活动的任务，但他们在20世纪初期有关东欧文学的译介，也只能放在上述总体框架中，并且将周氏兄弟的工作关联起来，才能看得清楚。其内容主要包括：鲁迅《摩罗诗力说》及“立意在反抗”的译介倡导；兄弟协作完成的《域外小说集》；周作人的其他译介工作。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所写的一系列论文中的一篇，1907年写于日本，1908年3月发表于《河南》月刊第二、第三号，署名“令飞”。文章旨在“别求新声于异邦”，向国人引荐“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文章勾画其“流别影响，始宗裴伦，终以摩迦（匈牙利）文士”。文章虽也提及但丁、尼采、莎士比亚、柏拉图、弥尔顿、歌德、彭斯、济慈、爱伦德、柯尔纳、果戈理、易卜生等欧洲诗人、作家和思想家，但重点在于介绍英国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传统下从俄国到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浪漫主义“复仇诗人”，认为起自拜伦的精神传统，“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普希金），至波兰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密茨凯维奇），如匈加利（匈牙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裴多菲）……此盖聆热诚之声而顿觉者也，此盖同怀热诚而互契者也”，“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虽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文章的第八、第九部分正是重点论述东欧地区四位“摩罗诗人”，包括三位波兰诗人和一位匈牙利诗人。鲁迅以更多的笔墨论及波兰诗人，除起决于波兰文学自身的特点外，也与波兰的亡国历史和上述有关世纪之交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亡国史鉴”传统有关，在次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也再次提及：“至于波兰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波兰虽素不相往来，顾其民多情愫，爱自繇，凡人之有情愫宝自繇者，胥爱其国为二事征象，盖人不乐为皂隶，则孰能不眷慕悲悼之……俾与吾华土同其无极。”[44]
鲁迅写作《摩罗诗力说》，主要参考了丹麦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的《波兰印象记》的英译本，第八章专论波兰诗人那部分，更是直接以勃兰兑斯的相关介绍作为论述基础。由于鲁迅的英文能力有限，无法直接利用英文论著，这部分的参考主要得自于周作人口述。
《波兰印象记》原著出版于1888年，1903年出版英译本。内容大体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在“观察与欣赏”标题之下介绍作者四次去波兰旅行与做演讲（在沙俄、奥统治区）时当时国家的情况和人民的情绪。波兰与波兰人给勃兰兑斯（犹太人的身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全面的支持。他曾经说过：“波兰是一种象征，是人类最崇高的因素而为了它斗争的象征。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在世界各地，谁为自由而斗争那么同时也是为波兰斗争。”后半部分就是所提到的“19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作者指出了当时异军突起的波兰浪漫主义诗歌兴起的原因和发展过程，它的特色、成就和缺陷。波兰浪漫主义立足于亡国民族对自己存在意义的肯定。国土被瓜分后，诗歌代表了民族心声，民族观念渗透了文学的一切。
鲁迅借用勃兰兑斯书中的这一部分为论述材料，在了解波兰诗人和波兰19世纪文学特征的基础上，组织自己的论述。《摩罗诗力说》的第八章从勃兰兑斯的论述入手，介绍了波兰的三位伟大诗人：密茨凯维奇（A. Mickiewicz，1798—1841）、斯沃瓦茨基（J.Slowacki，1809—1849）和克拉辛斯基（S.Krasinski，1812—1859）以及他们为波兰独立而创作的文学生涯。前两位作家被鲁迅称为所谓的“复仇诗人”，而克拉辛斯基被称为“爱国诗人”。
在对这三位诗人的介绍与评价时，鲁迅还有所侧重。他特别介绍的是主张以武力反抗，被称为“复仇诗人”的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可是对在复仇中看不到民族出路，主张“彼主爱化”的克拉辛斯基，只在这章的最后用了寥寥数语，甚至没提到他的任何一部作品，这显然是鲁迅有意识的选择，以此凸显其激励复仇、反抗，张扬精神以拯救民族危亡的宗旨，而对波兰浪漫主义文学做这样系统而详细的介绍，在中外文学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摩罗诗力说》的第九章重点论述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1823—1849）。这位出生于布达佩斯的“沽肉者之子”也是鲁迅特别喜爱的诗人，后来更因为鲁迅而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外国诗人之一。鲁迅不仅在《摩罗诗力说》里介绍了裴多菲的生平和创作特色，称其“纵言自由，诞放激烈”，“善体物色，着之诗歌，妙绝人世”，是一个“为爱而歌，为国而死”的民族诗人。
次年，鲁迅又与周作人一起，翻译匈牙利作家爱弥儿·籁息（Reich E.）的《匈牙利文学史》之第二十七章《裴彖飞诗论》，该书由贾洛耳特（Jarrold and Sons）书局1898年出版，“冀以考见其国之风土景物，诗人情性”，工作方式与翻译《红星佚史》一样，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完成译文后，即将稿件投给《河南》杂志，本拟分上下篇发表，上篇刊发于1908年8月5日第7号，署名“周逴”（周作人的笔名）。下篇则因《河南》停刊而未能发表，之后原稿也佚失。[45]比起《摩罗诗力说》中论述的扼要，这篇译文中对裴多菲的介绍则要详尽得多。之外，鲁迅还在日本旧书店先后购置裴氏的中篇小说《绞吏之绳》，又从欧洲购得德文版裴多菲诗集、文集各一册。
《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是与前述系列论文的写作同时进行的。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在东京神田印刷所相继自费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译作《域外小说集》，共两册，收作品16篇。译文为文言。鲁迅后来说它佶屈聱牙，似有不满的地方。初版时，曾有序言一篇，作者云：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于1909年3月出版，收小说7篇；第二册于同年7月出版，收小说9篇，周氏兄弟的翻译于1908—1909年间进行。其中鲁迅据德文转译三篇，其余为周作人据英文翻译或转译（其中《灯台守》中诗歌亦由他口译，鲁迅笔述）。书在东京付梓，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周树人发行，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序言、略例，皆出自鲁迅手笔。鲁迅曾说，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46]，总括一句，旨在标举“弱小民族文学”。
这16篇作品中，就有波兰作家显克维奇《乐人杨珂》（编入第一集）和《天使》（又译为《安琪儿》）、《灯台守》（一译《灯塔看守人》（编入第二集）；波斯尼亚（即后来的南斯拉夫，今属波黑）穆拉淑维支的《不辰》（通译《命该如此》），占16篇中的4篇。而初版两册都分别附“新译预告”，第一册后面的新译预告有：匈牙利育珂（约伊卡·莫尔）的《冤家》《伽萧太守》、波兰显克维奇的《灯台守》，后者已经在第二册中收入了；第二册新译预告有：匈牙利密克札忒的《神盖记》（通译《圣彼得的伞》）。其中有两位东欧作家的三篇作品。以后周作人继续从事译介，1910—1917年间共完成21篇，1921年《域外小说集》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增订本时一并收入。其中包括新增的两篇东欧作家作品，一是波兰显克维奇的《酋长》；一是波斯尼亚穆拉淑维支的《摩诃末翁》。前者译出后曾投寄上海的书店，不用，稿子也弄丢了；后来他用白话文重新翻译了一遍，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1918年10月15日）上，此后才收入新版的《域外小说集》。
其实，这里所说的21篇，只是针对1921年新版的《域外小说集》而言的。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过程中，周氏兄弟各有分工，相对而言周作人在具体翻译中做得比鲁迅更多些，尤其是其中不多的几个东欧作家作品，几乎都是周作人翻译的。事实上，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之外，对东欧文学状况的关注和翻译还有许多值得提及的史实。而在东欧国家中，波兰与匈牙利是最为他们关注的，也介绍最用力的。这里承续上两节的内容，先以有关波兰的内容为主，有关匈牙利部分的其他内容，留待下节再补充和展开。
早在1906年刚到日本之初，周作人就在鲁迅的影响下，对外国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给予积极的关注。周作人后来多次回忆这期间的读书生活时说到，他们当时特别重视波兰和匈牙利，“因为他们都是亡国之民，尤其值得同情”[47]。又说，“民国前在东京所读外国小说差不多全是英文重译本，以斯拉夫及巴尔干各民族为主，这种情形大约到民十还是如此”[48]。早在1907年所写的《读书杂拾》一文中，周作人已经对波兰女作家爱理萨阿什斯珂（Eliza Orzeszko）等做了篇幅颇长的评述。[49]
另外，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中篇小说《炭画》的译稿在1908年底已基本完成，也是兄弟合译，并由鲁迅修改誊正的，不过迟至1914年才由文明书局出版。这部译稿先后投寄给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社和中华书局，均被退回。其中商务印书馆的退稿信（1913年2月17日）称：“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那时人们不大能够接受运用古文的直译。此书后于1914年4月才由文明书局出版，1926年北新书局重版。1949年后周作人又用白话文重新翻译了一遍，收入《显克微支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一书中。其旧本卷首有1909年2月所作的《小引》，这里既有对作家的准确介绍，也有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委婉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