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周氏兄弟与匈牙利文学的早期译介

与18世纪末被三次瓜分、19世纪前后从欧洲地图消失120多年的波兰相比，匈牙利的境遇似乎要好许多，尽管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被奥地利与沙俄镇压，但1867年总算结束了长达20年的巴哈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匈牙利王国，走上了城市资本主义道路。因此，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二十多年中，相对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中国而言，匈牙利的近代历史中既有反抗外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经验——这一点与波兰相似，也是这一时期中国之匈牙利形象的主要方面；同时偶尔又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未来想象的参照——这方面在当时的中国表现不多。又因为中古时期匈牙利民族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联[50]，所以在清末民初的中外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东欧关系话语中，匈牙利也是仅次于波兰，被最早关注的国家之一。

早在19世纪末，维新变法失败后侨居国外的康有为，就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与匈牙利民族代表会面的经过。而梁启超在1902年所撰的《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就是以匈牙利爱国者罗易·噶苏士争取匈牙利民族独立，揭露奥匈政府罪恶，被下狱后坚持斗争，终为匈牙利贵族的卖国行为所累而失败的事迹，在颂扬噶苏士英雄行迹的同时，探讨匈牙利独立革命失败的原因（所以该作的副标题为“匈国之内乱及其原因”）。

这样的民族英雄叙事，在世纪之交的当时不仅盛行于政界和精英知识界，也在普通民众中有着广泛的认同度。如浙江萧山的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韩茂棠（韩天啸），就曾以噶苏士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传奇、弹词剧《爱国泪传奇》。还曾部分刊登于1910年1月（18-21日、25日、26日）的《申报》“小说”栏，体裁标注为“历史小说爱国泪传奇”，署名“萧山湘灵子编”。据研究考证，该剧作于1908年11月之前[51]，《申报》仅刊出该剧的第一出《恸哭》，第二出《国会》未登载完。

剧前有《叙事》一篇，叙述剧中主人公匈牙利路易噶苏士的主要事迹。称其为“匈牙利一爱国大英雄”，“欲牺牲一身，以供国，为同胞谋自由幸福”，倡言自主，狂呼独立，震动全匈。后奥相梅特涅下令，被逮下狱三年。出狱后继续坚持斗争，揭露奥政府之罪恶。后以掌权的古鲁家卖国以图自免，“于是匈牙利仍为奥地利奴隶矣”。剧中感叹：“呜呼，生存加里之心，没洒但丁之泪，英雄末路，孰有甚于噶苏士哉！”故剧名《爱国泪传奇》。第一出剧中路易·噶苏士上场，前有开场词云：

江山危卵，国耻何时洗？莫道英雄气短，破怒涛蛰起风云变，看男儿肝胆猛着先鞭。（《绕地游》）

国民与有兴亡责，叹身世，两渺然，只留忧国泪涟涟。健儿准备先身手，为国捐躯趁少年。（《鹧鸪天》）

剧中主人公还提醒读者（观众）：

我今抱定一自由独立的主义，赤手空拳，希望造成一光辉照耀的匈牙利，以为黄种荣（噶苏士系黄种），以为历史光。

第一出后附有“西河渔隐”的批注，也说明报纸编者及其希望读者对此作出的解读期待。云：

剧本中多系子虚乌有，未有演实人实事者，有之自饮冰主人《新罗马传奇》始，现在剧本中，洵称第一杰构。此本熔铸西史，均系实人实事，其气魄意境，与《新罗》略相仿佛。

记者于近世爱国英雄中，最崇拜噶苏士，故极力描写，一言一语，均有寄托，阅者试细味之。

由此可见，此剧写匈牙利争取自由独立的故事，无论是个人与国家兴亡的关联，还是对匈牙利民族种姓（黄种，与中华民族的相关、相似）的强调，都是突出了激励种姓，呼唤民族英雄，以期中国摆脱列强凌辱而独立自强的主题与宗旨。

另一方面，梁启超还在中华民族的未来想象中虚构了中国半个世纪后万国“来朝”的景象。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中想象1962年新中国的上海主办世界博览会，首都南京又有盛大庆典，包括英、俄、日、菲在内的各强国元首、钦差都来签订万国太平条约，其中特别提到“匈牙利总统和夫人”，同样也基于匈牙利的民族独立革命对中国志士的鼓励，和匈牙利民族东方起源的神秘的亲切感。

上节说到周氏兄弟有关匈牙利文学译介的三个史实：一、1908年初，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裴多菲的生平及其创作，并提及其他匈牙利作家如魏勒斯马尔提、奥洛尼等诗人的名字。二、同年又与周作人一起，翻译匈牙利文学史家爱弥儿·籁息（Reich E.）的《匈牙利文学史》之第二十七章《裴彖飞诗论》并部分刊发于《河南》月刊。三、在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二集的预告中，就说明周作人已经翻译了作家密克扎特的《神盖记》第一卷，并经鲁迅仔细修改。此外还有约卡伊·莫尔的《伽萧太守》的预告，但最后都未能问世。下面的叙述将在此基础上进行。

其实，早在1907年所写的《读书杂拾》一文中，周作人已经对波兰女作家爱理萨阿什斯珂（Eliza Orzeszko）、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等做了篇幅颇长的评述。[52]又回忆当时的情景是，“办杂志不成功，第二步的计划是来译书”，但“翻译比较通俗的书卖钱是别一件事，赔钱介绍文学又是一件事”[53]，不过两者也可以很好地结合。据周作人《墨痕小识》记载，周氏兄弟译述的小说《红星佚史》刊印后，他和鲁迅从商务印书馆得到了200元的稿酬。凭着这笔收入，二人购买了一套15册的屠格涅夫小说集，还有所得不易的育珂摩耳（即约卡伊·莫尔）的小说、勃兰兑斯《波兰印象记》等。后来周作人根据那本育珂摩耳小说的英译本，即“1906年在本乡真砂町的相模屋旧书店，卖得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Jókai Mór）小说《骷髅所说》的英文版”。[54]

而这时这本英文版的育珂摩尔小说集，以及这位英译者R.Nisbet Bain的其他育珂摩尔译作，带出了出版其译作的伦敦Jarrold and Sons书店，引发了周作人和鲁迅对匈牙利、波兰文学的兴趣并成为他们了解前者的主要渠道。对此，20年后的周作人在《黄蔷薇》一文中有具体的回忆：

此外倍因翻译最多的书便是育珂摩耳的小说，——倍因在论哀禾的时候很不满意于自然主义的文学，其爱好“匈加利的司各得”之小说正是当然的，虽然这种反左拉热多是出于绅士的偏见，于文学批评上未免不适宜，但给我们介绍许多异书，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这个功劳却也很大。在我个人，这是由于倍因，使我知道文艺上有匈加利，正如由于勃兰特思（Brandes）而知道有波兰。倍因所译育珂的小说都由伦敦书店Jarrold and Sons出版，这家书店似乎很热心于刊行这种异书，而且装订十分讲究，我有倍因译的《育珂短篇集》，又长篇《白蔷薇》（原文A Feher Rozsa，英译改称Halil the Pedlar），及波兰洛什微支女士（Marya Rodziewicz）的小说各一册，都是六先令本，但极为精美，在小说类中殊为少见。匈加利密克扎特（Kalman Mikzsath）小说《圣彼得的雨伞》译本，有倍因的序，波思尼亚穆拉淑微支女士（Milena Mrazovic）小说集《问讯》，亦是这书店的出版，此外又刊有奥匈人赖希博士（Emil Reich）的《匈加利文学史论》，这在戈斯所编《万国文学史丛书》中理特耳（F.Riedl）教授之译本未出以前，恐怕要算讲匈加利文学的英文书中唯一善本了。好几年前听说这位倍因先生已经死了，Jarrold and Sons的书店不知道还开着没有，——即使开着，恐怕也不再出那样奇怪而精美可喜的书了罢？但是我总不能忘记他们。[55]

这里，周作人提到了育珂摩尔的短篇集和长篇小说，提到了密克扎特的《圣彼得的伞》、赖希的《匈牙利文学史》，还有勃兰兑斯的《波兰印象记》、洛什微支的小说，等等。对于这位未成谋面的译者，他在内心是以先生视之的：

倘若教我识字的是我的先生，教我知道读书的也应该是，无论见不见过面，那么R.Nisbet Bain就不得不算一位，因为他教我爱好弱小民族的不见经传的作品，使我在文艺里找出一点滋味来，得到一块安息的地方，——倘若不如此，此刻我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做军法官之流也说不定罢？[56]

正是凭着这些购得的书籍，这时期的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之外，还翻译了匈牙利作家育珂摩尔的中篇小说《匈奴奇士录》和《黄蔷薇》和诗人密克札忒（Mikszath Kalman）的《神盖集》等。

1908年，约卡伊·莫尔（育珂摩尔）的小说《匈奴奇士录》由周作人以文言译出。这是作者1877年所著的长篇小说，原名《神是一个》（Egyaz-Isten）。周作人说：“里面穿插恋爱政治，写得很是有趣。”190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6万余字。中篇小说《黄蔷薇》在1910年译出，这是周作人用文言翻译小说的最后一本。后于1920年经蔡元培介绍卖给商务印书馆，迟至1927年8月才出版。当时他还写过一篇《育珂摩耳传》，详细介绍这位匈牙利著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只是一直没有发表。关于匈牙利密克札忒的《神盖记》（通译《圣彼得的伞》）。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神盖记》的第一分的文言译稿，近时找了出来，已经经过鲁迅的修改，只是还未誊录，本来大约拟用在（《域外小说集》）第三集的吧。这本小说的英译，后来借给康嗣群，由他译出，于1953年由平明出版社印行。”这三个译本都有详细的序文介绍作家与作品。

弱小民族文学在中国译介的近代起源，肇始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盛。在思想背景上至少可以追溯到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早期民族意识的提倡和梁启超对近代文学观念的提倡，他的《新民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著名论文正是其民族主义思想在文学观念中的鲜明体现。这些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较为广泛，尤其对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新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而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对外国文学较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起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战争的惨败事实，令当时中国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深感国势积弱的屈辱和窘境，迫切需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而翻译文学也就在此社会热潮中兴起。因此，近代以后至民国之前的文学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以强烈的民族自强和认同意识作为动力的。不过，当时虽有梁启超对文学翻译的提倡，有林纾、周桂笙、苏曼殊、伍光建等人的翻译实践，并且其中也有诸如波兰、挪威、丹麦、匈牙利、希腊等一些弱小民族作品的翻译，但译介较多的还是英、法、德、俄、美、日等强势国家的文学。对弱小民族文学特殊而明确的认同意识即使在富于变革意识的近代文人群体当中也还没有形成。

因此，从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活动在国内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这种译介实践与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潮相呼应的角度看，20世纪最早对弱小民族文学真正有意识的提倡和译介，首先应该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

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的提倡和译介实践，不仅开辟了20世纪中国对于弱小民族文学译介的先河，而且其深远的影响波及了整个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在20年代，由于他们的影响，使文学研究会这个人数众多、地位特殊的文学社团成为译介弱小民族文学最为得力的作家群体，并出现了如茅盾、郑振铎、刘半农、冰心、王统照、许地山、赵景深、王鲁彦等一大批重视此类作品译介的新文学作家和翻译家。而30年代的左翼作家群体在这方面的努力，以及其间在对于弱小民族文学评价上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与鲁迅的影响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中国对中东欧文学的译介虽稍晚于西欧，但如果将观察视野超出文学的范围则可以发现，现代中国对中东欧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关注，在19、20世纪之交曾经形成一个特定的文化热点，这也是中东欧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文化语境和开端。这个开端在题材和方式上从“亡国史鉴”的编创开始，在体裁上以戏剧为其主要肇端，然后进入小说等文体和“专业化”的译介。这种专业化不仅体现为对波兰、匈牙利作家作品的直接移译，也体现为周氏兄弟以直译方式对早期意译、编译方式的反拨。这样的开端既然与近代中国的世界境遇相关，也就预兆了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线索和基调，即对于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将始终作为欧美文学译介的一种对位和补充，发挥其独特的情感价值和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