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

第一节　该时期弱势民族文学译介概述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是20世纪以东欧文学为代表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译介的第一次高峰期，并且，这种译介实践对同时期的新文学创作也发生了特殊的影响。所谓“被侮辱被损害民族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应该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经常被新文学群体所提及的名词。以文学研究会为核心力量的《新青年》杂志和《小说月报》是引介弱势民族文学最为有力的团体和媒介。

《新青年》杂志在1915年创刊至1921年改版期间，先后刊登了挪威、波兰、丹麦、印度、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南非、等弱国文学的许多译作。特别是在1918年之后，其译介的重心明显地从对欧洲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转向俄国、日本以及弱小民族文学，其中包括易卜生、显克维奇、普鲁斯（1847—1912）、安徒生、泰戈尔（1861—1941）等作家。特别是1918年所刊登的“易卜生号”[57]，对中国文坛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这一时期，鲁迅、周作人、沈雁冰等新文化人士是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最为得力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尽管从《新青年》这一刊物所译介的外国文学的整体来看，弱小民族文学所占的比重并不很大，而且即使像易卜生这样的作家，不论是对象本身还是在其译介过程中所建构的中国式形象，都与弱小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一时期的《新青年》杂志，毕竟因为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人的参与，已经体现出对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

20世纪20年代，在弱小民族文学译介方面规模和影响更大的新文学期刊当属改版后的《小说月报》，其具体的译介情形容后再叙。

作为积极提倡弱小民族文学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在这一方面的译介实践，除了《小说月报》之外，还通过其机关报《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报》）以及《文学研究会丛书》等出版物形式展开。后者就包括了泰戈尔的4本译作以及许多日本、俄国、东欧和北欧作家作品的翻译。另外，许多在弱小民族文学译介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译介者，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除上述重点介绍的诸人外，还有郑振铎、刘半农、冰心、王统照、许地山、赵景深、王鲁彦等等。

这样，到20年代末期为止，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概括起来，其中译介较为详细的弱小民族国家有：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北欧的挪威、丹麦和瑞典，西欧的西班牙，南欧的意大利和亚洲的印度等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文学，不仅有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坛现实的概况介绍，而且有多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得到翻译和评述。其中介绍作品较多，并在中国的当时和以后特别有影响的作家包括：波兰的显克维奇、匈牙利的裴多菲、丹麦的安徒生和印度的泰戈尔等，尤其是泰戈尔的译介在这一时期引起了整个新文化阵营的共同关注，不仅直接在文学的主题、体裁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成为现代中外文学深层交往的典型事件，而且还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在思想文化领域触动了新旧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影响稍逊于（至少在当时）前两位的作家还有：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普鲁斯、莱蒙特（1867—1925），匈牙利的莫尔纳（1878—1952）、密克柴斯（通译米克沙特，1847—1910），保加利亚的伐佐夫（1850—1921）、斯塔马托夫（1869—1942）、埃林·彼林（1878—1949）等等。

在所有这些弱小民族作家作品的译介中，除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深层契合的上述鲁迅和周作人两位作家之外，还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一是译介者出于当时的某种观念和情感的需要，企图通过翻译介绍得以曲折地传达主体意识的，在今天看来，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期的某种文化和审美倾向、主体立场与被译介的对象之间找到这样那样的明显的联系。比如波兰的显克维奇、密茨凯维奇、普鲁斯，匈牙利的裴多菲，保加利亚的伐佐夫等作家的浪漫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和情感，以及印度的泰戈尔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与五四时期普遍的民族认同感之间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在堂吉诃德的性格和国民性的批判、在安徒生的童话与五四时期新文学所提倡的人道主义的“童心”（周作人等）和“爱的哲学”（如冰心）之间，都可以找到某种精神联系。另一种情况则是，被介绍的某些作家尽管出自弱小民族国家，但已经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并具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在20年代被译介的上述作家中，当时就有波兰的显克维奇（1905）、印度的泰戈尔（1913）、波兰的莱蒙特（1924）等作家在被译介到中国的时候，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其中除了泰戈尔、显克维奇等作家外，其余诸位其实并没有在当时引起中国读者多大的注意。

在20世纪上半期的弱小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历史中，无论从译介的数量还是从国别分布的广度来说，20年代都是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58]不过，对照五四时期的时代文化背景，特别是对照当时国内文坛对于英、法、德、美等强势民族文学的译介来说，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并没有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和文学交往中的主流。首先，给五四新文化带来巨大震动的主要是西方强势民族的思想、文化和文学，中西文化的对立冲突、优劣论辩等问题，是当时国内思想、文化和文学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课题。正是先进的西方（西欧和美国）民族的国力、文化的强势压力，刺激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认同，并在这一世界观下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中西关系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外关系中最为尖锐、最为醒目，也包含了最为复杂的文化矛盾的部分，成为时代话语的主流。其次，相应的，在中外文学关系中，西方文学也最受国人关注。即使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间，西方文学的发展演变一直是中国文学变革和发展的主要参照。从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到胡适之对于写实主义的提倡，都是在和欧洲文学历史的对照中，从进化论的逻辑推导出新文学变革的实践方案，甚至像茅盾这样的弱小民族文学的积极译介者，在这一点上也受到很深的影响。[59]因此，如果从当时强弱势两种类型的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的对照而言，即使在这个阶段，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仍然不是时代文化和文学的主流话语。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包括东欧地区在内的弱势民族文学的中译和引进准备了相应的接受文化土壤，而周氏兄弟在世纪初的先行努力，也在文学界、翻译界逐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所谓的新文化与新文学人士。

向来被归于通俗文学阵营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1895—1968），在其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也包含了多篇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该书于1917年3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再版更名为《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域外小说集》之后的第二部短篇小说翻译专集。三卷译文中共收入50篇译作，其中英国作家作品17篇，法国作家作品10篇，美国作家作品7篇，俄国作家作品4篇，德国作家作品2篇，之外，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荷兰、塞尔维亚、芬兰作家作品各1篇，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作品，都集中在第三卷内。其中包括匈牙利作家育珂摩尔（Jokai Mor，1749—1904，原署“玛立司（土育）堪”）的《兄弟》和塞尔维亚作家掘古立克的《一吻之代价》。全书在每篇译作之前，译者都冠于作家小传，简述作者生平和创作业绩。

鲁迅与周作人尤其对周瘦鹃此书在选目采集之广泛，绝不仅限于英、法诸国的做法，“大为惊喜，认为是‘空谷足音’”。当时，鲁迅正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审查教科用书及相关书目。周瘦鹃的这一译作也是送审书目。据周作人回忆，鲁迅“见到这部《欧美小说译丛》，特地携回S会馆，（与周作人一起——引者注）仔细研究，几经斟酌，乃拟定了那一则审查意见书”，意见书中肯定，译者“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是“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并特别指出，“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

当然，这一时期译介东欧国家文学最积极，也最具目的性和系统性的，当属以鲁迅、周作人、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