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带有学科交叉性质的课题，它不仅涉及传统的国别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也与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新兴的翻译文学史研究相关。

在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把外来文化和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将中外文学关系作为文学现代化这一开放进程中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将这一进程视为一种封闭的、本质化和政治化的过程），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已经被普遍接受。其在陈思和的“新文学整体观”和钱理群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体系中都有相应的表述。钱理群等学者曾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5]中有过相关的论述，他们在讨论文学民族性问题时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就其基本特质而言是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学，它既是世界文学化的，又是民族文学化的，两者间相互联系、相互对立，在矛盾的统一中实现着文学的现代化。在论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参照系时，钱理群在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之外，还特别提出了亚、非、拉文学的参照系，指出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在共同面对欧风美雨冲击下做出现代调整以获得新生之经历的共同性。这些论述，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弱势民族文学的参照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义和功能。不过，限于既有的叙述体系，对于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具体论述在迄今为止的国别文学史中仍无法有相应的展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其他相关叙述中，一般都把弱势民族文学译介作为20世纪初期外来文学思潮中的一个相对孤立的片断看待。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对于“寻根文学”的评论也曾涉及民族意识对于中外文学交流中的选择和接受的影响问题，但似乎并没有联系整个现代文学进程来给予整体考量。而在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尽管很早就有关于非西方国家文学（又被称为“东方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等等）的论述，但往往把译入语的文本直接与对象国文学本体等同起来，明显忽视了翻译实践在参与本民族文学过程中的历史维度，更没有将这些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本身，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的创造域看待。因而无法真正在对象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之间建立具体的实质性的联系，就好比在画框里欣赏一幅具有异国情调的图画，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弱势民族文学的具体呈现与主体之间的历史和现实关系。而翻译文学史研究是在当代翻译文化理论的启发下兴起的一门跨文化学科，在本人参与的由谢天振教授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中，居于翻译实践对译入语文化的特殊功能的认识，对20世纪中国语境下的外国文学翻译史实做出尽可能系统的梳理[16]，其中就包括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史实的描述。只是限于体例和篇幅，无法就这部分跨语际的文学实践所包含的创造性内涵及其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功能做出具体的论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论述也可以说是对于这部分论述的进一步拓展和引申。

本书中的展开论述，将以中外文学关系作为论题进入口，以外来文学的译介及其影响/接受作为基本论述框架，同时引入弱势民族文学以及与之对应的强势民族文学概念（即通常所称的西方或欧美国家文学），力图将被中西文学关系的强大话语所遮蔽了的中国与弱势民族文学关系为考察对象，检点20世纪中国对于弱势民族文学译介的具体过程及其成果，厘清其在各个时期的译介背景和译介内容，以期弥补现有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在此方面的不足。

从这一具体角度入手，本书将考察弱势民族文学进入中国的时间和被接受的具体情况，同时结合其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情形，通过与西方强势文学的译介和接受语境的对照，考察中国文学主体的内在反应，从而初步揭示其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构成及其演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中外文学关系层面的关注，努力将这一边缘性的学术话语纳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讨空间，完整地揭示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性质，显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复杂的内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书的论题涉及民族身份、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相关理论，但无意于系统讨论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同样，本书虽然涉及翻译文化研究理论，并与前者一样，在问题的提出和论述的推进等方面，颇受这些理论成果的启发，但并无意于为这些理论提供印证。不过，要在论述中实现上述目的，不仅需要相当的学术素养和积累，还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跨文化理论准备。在这个意义上，本课题只是就此论题所做出的一点努力而已。

在论述的具体展开方式上，笔者尝试采取历史叙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课题展开部分的论述，即是对20世纪弱势民族译介历史的分阶段叙述。不过，笔者认为，具体的个案分析同样重要，而且同历史描述相互参照，可以较为完整地呈现出这一译介、接受和建构历史的全貌。比如，可以选取在中外文学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又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具体分析他们与中国文学的姻缘，以及他们的创作在中国的译介、影响和接受过程，并尽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他们与中国有何具体的交往活动？他们在中国分别是怎样被译介的？他们是通过哪一种语言中介被译介的？译介的具体文化语境如何？曾经引起怎样的反应和评价？这些作家的哪些思想和艺术因素曾被中国主体接受，又有哪些被拒绝、改造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作为弱势民族文学（作家）对待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西方主流文化的眼光来接受的？等等。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而言，在具有重大影响的弱势民族作家名单中，值得做个案分析的包括印度的泰戈尔、波兰的显克维奇和莱蒙特、匈牙利的裴多菲、捷克斯洛伐克的恰佩克、保加利亚的伐佐夫、智利的聂鲁达、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和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等等。对这些具体的中外文学关系个案，作者将在随后的研究中作进一步的探讨。另外，正如上述翻译的文化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民族文学交往中的语言中介问题，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所能涵盖的，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采用哪一种中介语言完成文学的译介过程，必然使这种译介及其对象带上这种语言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因素，而被中国人称为世界语（Esperanto）[17]的国际语言，则是一种人造的辅助语，它的诞生、传播和据此展开的文化交往实践，都具有相当浓厚的理想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它曾经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世界语在弱势民族中译过程中发挥的特殊文化作用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这一语言文化思潮在中国的演变历程，同时也可以借以凸显和探讨语言中介在民族文学交往中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