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调研的几个问题
要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段内，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的声明，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无法圆满完成本报告的调研与撰写找借口，而是希望能够适当降低读者对本报告所抱持的不切实际的预期。
为了尽可能及时、全面、客观地呈现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基本面貌，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明确界定本年度报告的调研对象与范围。
世界上现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理论上讲，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潜在的对象国或者目的语国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单凭我们一个不足20人的调研团队，要把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如此多可能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方方面面的发展情况搞清楚，存在显而易见的难度。为了切实而有效地解决本年度报告调研需求与调研困难之间的矛盾，我们对本年度报告涉及的调研对象与范围做出了必要的限定。
基于课题组针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所做的前期摸底考察，我们对本年度报告的调研对象进行了如下必要限定：从文类上而言，鉴于2015～2016年中国当代戏剧和散文这两大文学样式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极为有限，我们在本年度报告中对这两大文类在海外的发展不做专门梳理和评述，而把关注的重点聚焦于中国当代小说、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当代科幻文学，同时还会关注中国当代武侠小说、悬疑小说、推理小说、谍战小说、盗墓小说、网络小说等类型文学，以及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从时间跨度上考量，我们主要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发展，除非有特别的必要，我们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对2015～2016年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调研，我们也不对这两年内中国近现代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和调研。我们对调研对象所做的这种限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就当下的中外文学交流而言，海外读者最为关心、最感兴趣的主要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二，中国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基石，如今已经走过了其海外发展的黄金时代；第三，最能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状况、最能激发海外出版商的出版热情和翻译家的翻译热情的中国文学作品非当代文学莫属。
鉴于以上三方面原因，我们在本发展报告中，把调研的主要对象聚焦于中国当代文学。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把中国主动向外翻译、介绍和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主动向海外世界推介的作家和诗人在海外的文学交流活动，以及目的语国家的出版商、翻译家、汉学家、文化交流机构等有选择地向各自所在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翻译、介绍和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基本情况，作为本调研报告的基本对象。
具体而言，我们的调研对象，包括：
① 2015～2016年，中国作为源语国家主动对外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语译本；
② 2015～2016年，中国作为源语国家主动对外介绍、宣传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开展的文学交流活动；
③ 2015～2016年，目的语国家以“拿来主义”眼光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当地译本；
④ 2015～2016年，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开展的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
⑤ 2015～2016年，目的语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报道、批评与研究；
⑥ 2015～2016年，以外语译本为主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出版、销售、馆藏和读者评分等方面的情况。
从作家来看，我们优先关注的是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从作品来看，我们优先关注那些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的当代文学作品；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我们优先关注那些由著名翻译家或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出版流通渠道来看，我们优先关注在行内和业界享有盛誉的出版商和经销商；从读者反馈来看，我们优先关注在目的语国家最为知名的网上评论区、专业评论报刊以及在线读书俱乐部或讨论社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讨论。
在对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调研对象做出以上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以下进一步界定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调研范围。
从语种上看，我们主要将调研范围限定于课题组成员各自精通的第一外语的语言背景上。本课题组成员中，各自精通或擅长的第一外语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荷兰语、匈牙利语、韩语、日语、泰语、俄语、印地语、孟加拉语、阿拉伯语等语种，其中英语又是课题组多名成员共同擅长的第一外语。这样的语种分布，为课题组成员从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搜集和查找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效地保障了各位学者在各自承担的分章调研报告中呈现的数据、材料等的真实性、可靠性。需要说明的是，同世界现存的语种总量相比，我们的课题组成员精通或擅长的第一外语还远远不能满足对理论上的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所有目的语国家和地区进行穷尽式调研的理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不拘一格，谨慎选择和使用一些经过转译的材料，以弥补课题组通过第一外语获取相应研究资料和数据等方面的实际局限。
与以上从语种上对2015～2016年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调研范围所作限定相呼应，我们在本报告中并没有对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海外所有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进行穷尽式跟踪和梳理。我们所做的这种限定，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在2015～2016年，中国文学根本就没有进入目前仅在学理层面可能的或者潜在的一些目的语国家和地区；其二，在2015～2016年，中国文学即使在有些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比如葡萄牙语世界）表现出发展的事实，但是其总量极为有限，暂时还不具备对其进行调研的学理价值；其三，鉴于前两点理由，我们把本报告调研的地域范围，主要限定于2015～2016年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表现得比较活跃而且成果相对出色的那些目的语国家和地区。
从时间上看，我们按照总课题负责人的要求，把调研范围基本上限定于2015年和2016年这两年。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会依据具体的调研情况，尤其是依据中国文学在特定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对中国文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进行必要的回溯。比如，本报告的第二、三、五、七、八等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文学在对应各章涉及的国别或地区的译介、传播、接受、研究的历史，以及该国家或地区同中国的文学交流史有所回溯。这样做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好处：其一，可以为一般读者、学界乃至业界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脉络提供历史依据；其二，可以为我们在一定的历史坐标内评价中国文学在特定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绩与不足提供纵向的参考依据。这种历史脉络的回溯，有时候可能会类似于梳理中国与某些特定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交流史。[3]从本年度报告的未来持续调研来考量，[4]我们认为梳理并呈现这样的背景不仅极有必要，而且也可以为今后在同一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调研节省更多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在特定的情况下，将本报告调研的时间下限推移到2017年；在个别情况下，我们甚至会将调研的时间下限延展到2018年。
我们之所以在本报告的调研中，将主体的时间范围统一锁定在2015年和2016年，同时又允许课题组各成员根据各自承担的调研任务，对调研的时间范围的上下限进行灵活调整，这主要是由文学交流和传播，尤其是由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5]
从学理层面而言，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传播和交流，往往会表现出从源语到目的语之间的时间/效性、接受—反应度、受众范围、出版发行和馆藏数量等多方面或深层或表面的差异。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而言自然没有例外。以时间/时效性的差异为例，我们注意到，在一般情况下，一部源语文学作品被译介到目的语国家和地区，常常要花费较长的时间。[6]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译介成果的出现，往往并不是其在源语国问世、刊布年份当年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周期、克服了多种因素之后才最终抵达目的语国家和地区。比如，莫言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际文学界和出版界对其人其作的关注度不仅瞬间提升，而且逐年增加，因而其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和流布在2012年之后也有了更大的拓展。据姜智芹的跟踪调研，[7]仅2015～2016年两年间，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一人所译并在英语世界刊布的莫言小说就有《丰乳肥臀》、《蛙》和《透明的红萝卜》。如果计入这两年间同样在英语世界再版的莫言作品英语译本，则还有《酒国》和《生死疲劳》。而无论是第一次出版还是再版，莫言作品的英语译本，皆与其在中国本土的出版年份无一相同。2015～2016年两年间，莫言作品的法语译本、俄语译本、西班牙语译本、泰语译本、韩语译本的刊布，也呈现出与其作品英语译本在英语世界刊布的类似现象，而且就莫言作品的上述外语译本的出版年份来衡量，也是无一与其在中国的出版年份相一致。显而易见，莫言作品多语种译本在海外的刊布年份，同其各自对应的汉语原版在中国本土的出版时间皆不一致。这一个案，大致可以反映中国文学在海外译介与传播同对应的作品在中国本土刊布的时间差异。换言之，由于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传播和交流存在着因版权交易、翻译审校、出版流程、受众反应等环节所导致的源语国与目的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出版时间差，致使我们在开展本领域的课题调研时所获得的数据，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其产生当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实际状况。换言之，如果我们在本报告中仅仅局限于呈现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的各项数据，[8]其实并不能准确反映这两年内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作为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精神交流形式之一，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不仅会在不同的年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征，而且会在发展的成果方面表现出波动性与不平衡性。尽管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是仍然有必要在此予以特别说明。
在明确了本年度报告的调研对象和范围的前提下，我们接下来要对本年度报告中使用到的调研方法、多种数据来源及其呈现方式予以简要说明。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属性，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需要运用来自译介学、形象学、接受美学、语言学、文化研究、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在针对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所做的调研工作中，自然也会在不同程度上运用或者借鉴来自这些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除此之外，课题组各位成员，还根据各自承担的调研任务的差异和具体情况，使用了图表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多种方法，力图全方位甚至立体地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应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
跨地域、跨国界、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文学翻译、介绍和传播，属于精神层面的交流活动，因而具有难以称量、难以固态化的特点。这一点，对中国文学的海外发展来说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不少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利用一定的数据来直观而简明地呈现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动态、进程、效果和成绩。大体而言，我们在本报告的调研过程中，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版权输出数据，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印数、销售量、销售收入、读者评分指数以及在海外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入藏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语译本在目的语国家和地区被评价、研究的数据，中国作家和诗人应邀赴海外参加各类文学交流活动的人次和活动场次等。
不同类型的数据，不仅其存储空间和格式存在差异，获取这些数据的方式、手段或途径各不相同，而且各自的服务目的彼此有别。比如，为了获得中国文学的外语译本在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销售数据，我们会尽量利用在当地最有影响的网上销售平台（例如亚马逊美国、亚马逊德国、亚马逊法国等）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并将由此获得的统计数据同各出版社公布的图书印数加以比对，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对应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发行数量做出尽可能合乎实际情况的判断。又比如，为了获取2015～2016年中国文学作品外语译本的海外馆藏数据，我们主要利用全球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系统（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进行检索与呈现。这是目前以数据库为支撑，梳理跨文化、跨国界、跨地域的文学作品传播的比较成熟的研究模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图书馆的书目采购与书目检索系统均需要一定的更新周期，因此我们开展课题调研时所获得的数据，同各图书馆实际购买并入藏的图书数量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换言之，通过全球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系统所获得的中国文学作品外语译本的国外馆藏量，只能反映中国文学作品外语译本被海外各级各类图书馆收藏的大体情况。就理想的状态而言，我们还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各国购买与收藏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穷尽式调研，然后据此形成汇总的数据。但是，由于调研经费、项目完成时间、课题组成员语种背景等因素的限制，在短时期内要完成这种穷尽式调研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弥补这种调研的不足，我们还在可能的情况下辅以实地调查、在线访谈等手段，对通过检索OCLC系统获取的馆藏数据予以修正或补充，并将由此获得的数据，同凭借WORLDCAT检索获得的相应数据加以比对，为准确判定中国当代文学外语译本在海外的真实馆藏情况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依据。
在充分挖掘各种渠道并使用多种手段获取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相关数据的同时，我们还有意识地使用一些辅助形式来从侧面说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以期立体地呈现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图景。比如，我们在梳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发展情况时，就使用了在2015～2016年被译介到俄罗斯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本的多个封面和书影。这种直观的图像呈现方式，自然可以有效展示中国文学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海外世界的发展成绩。然而，受制于篇幅，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在本报告中大规模地使用被翻译成外语的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译本的封面和书影等图像来展示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就此而言，我们在《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发展》这一章所使用的中国文学作品部分俄译本的封面和书影，是我们在撰写本报告中计划采用的呈现方式的个案式代表，希望读者可以由此一斑而窥全豹，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获得直观层面的了解。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在本报告的第八章，即《中国文学在荷兰的发展》这一部分，也有选择性地使用了中国当代小说荷兰语译本的部分封面。
再比如，在英语世界，如果我们要获得中国作家或中国文学作品被纳入学位论文选题而被研究的情况，我们可以借助Proquest期刊论文数据库获取相应数据；[9]在韩国，我们如果要获得同样的数据，则必须参考韩国学术网站Riss、首尔大学图书馆以及《2015中国语文学年鉴》、《2016中国语文学年鉴》中的信息来整理。[10]尽管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的相关数据，可能与实际的准确数量存在一定误差，然而考虑到获取这些数据的方式在对应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公信力和普遍程度，我们利用上述途径获得的数据来反映中国文学在对应的目的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情况，仍然具有语言、图像等方式无法替代的参考价值。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尽量使用目前为学界同道公认或者在学界占据主流的调研手段和方法，力图客观、准确、公正、科学而又多侧面地呈现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这样的调研报告，类似于对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发展情况进行普查，也可以说是摸清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的家底，从而为总结中国文学海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供客观依据，为从内外两方面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然而，由于我们的眼界还不够开阔、我们掌握的数据来源渠道还不够丰富、我们获取数据的手段还不够多样，我们开展中国文学海外发展情况调研的经验和学识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欠缺，致使我们在本报告中所呈现的事实、材料、数据以及我们提出的应对方略等，还不能理想地反映2015～2016年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的全部情况，因而特别期待和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调研中，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