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企业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是在对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中发展起来的。科斯1937年的《企业性质》一文，被公认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开山之作。20世纪70年代之后，现代企业理论得到了丰富与发展。它主要关注三大问题：一是为什么存在企业，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何确定；二是什么是企业所有权的最优安排，在企业内部，谁是委托人，谁是代理人；三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契约如何安排，委托人如何监督和控制代理人。围绕这三大问题，现代企业理论形成了三大理论分支：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主要是以交易成本概念为基础来解释企业的性质与成因、规模与边界，以及企业内部结构形态的重要性；委托代理理论侧重于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和企业内部治理制度（激励与监督机制）的研究；产权理论主要探讨了企业内部产权界定与权力分配及其对企业效率的影响。
下面，我们在阐述现代企业理论关于企业契约性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分别按照这三个理论分支，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简要介绍。
（一）企业的“契约人”性质
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不同，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契约人”假设，认为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组合。这一假定是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或厂商性质的基本认识。威廉姆森认为，“契约人”的行为特征不同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20]，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限理性；二是机会主义。
所谓有限理性，按照西蒙的解释，是指“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21]的行为特征。有限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具备无限的计算能力；其二是表现在语言上的障碍，不管人们多么努力，人在使用文字、数字、图表等表达自己的知识和情感时是有限制的。有限理性意味着合约的商谈、签订与履行都要付出比完全理性时更高的成本，现实生活中一切可行范围内的合约都不可能是完全的。
机会主义这一概念是指人们以欺诈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每个行为人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都将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利益。机会主义行为分为事前和事后两种，前者以保险学中的“逆向选择”为典型，是指投保人尤其是风险较大的投保人不愿意坦率地披露与自己的真实风险条件有关的信息，甚至还会制造扭曲的、虚假的或模糊的信息；后者以保险学中的“道德风险”为典型，是指已经取得保险的投保人往往不以完全负责的态度行事，不采取应当采取的降低风险的行为。由于机会主义行为，一种经济组织或治理结构必须保障交易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损害，交易才能顺利进行。
“契约人”行为的这两个基本假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当二者同时存在时，企业间的交易成本会很高，严重的契约困难就会产生，从而使治理结构或经济组织的选择成为必要。
（二）交易成本与企业的成因及边界
交易成本概念是由科斯首先提出来，并由威廉姆森、克莱茵、张五常等人加以发展的。这一概念为现代企业理论解释企业的规模与边界，回答企业组织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为什么企业的边界未能扩大到整个经济等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奠定了基础。
交易成本是利用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形成契约）的成本。阿罗从契约的角度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威廉姆森认为交易成本是“在可选择的规制结构下，计划、修改和监督任务完成的比较成本”[22]。他认为，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前成本、事后成本。通俗地讲，交易费用包括交易双方事前的信息搜寻费用、交易协议协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交易协议执行过程中的费用以及因协议的不完全性导致的事后修改协议发生的费用。
交易成本来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交易所涉及的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双方交易的过程中，有些投资是专门为特定的交易过程进行的投资，这些专用性投资无法挪作他用，或者挪作他用的成本很高，也或者是挪作他用会导致资产的大幅度贬值。专用性资产包括地点的专用性、物质资产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及品牌资本等。契约双方中的一方投入专用资产时，交易的另一方一旦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即敲竹杠）而提前终止交易，投资方就会蒙受损失。资产专用性对于认识企业纵向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弄清了资产专用性对交易成本的影响，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市场采购会让位给企业自己生产。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当合约不可能完全时，纵向一体化能够消除或至少减少资产专用性所产生的机会主义问题。二是交易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是造成人类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只要人们决策的可能结果不止一个，就会产生不确定性，这样预期交易发生的各种可能方式将会非常困难，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就大。不确定性的意义在于使应变性的、连续的决策成为必要。当交易受制于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时，对治理结构的选择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不同的治理结构有不同的应变能力。三是交易频率。任何交易协调方式的确立与运转都是要花费成本的，这些成本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所带来的收益所抵消，取决于这种交易方式中所发生的交易的频率。
如果交易双方交易量大且正常的不间断进行，交易双方就有必要花费资源做出特定安排，即形成某种治理结构。这一安排的费用通过分摊到无数次连续不断的交易中，就会降低相应的交易费用。为避免或节约、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一是放弃交易；二是存在一个协调交易各方利益冲突的第三方机构（如法院、仲裁机构等），即建立一种“三边治理机制”；三是外部交易内部化（包括垂直一体化）；四是设计长期契约关系，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违约风险，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由此可见，交易成本是影响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外部交易方式的重要因素。
企业和市场是执行相同职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资源的两种机制。“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指挥生产，对生产的协调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实现的。而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不存在了，与这些交易相联系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这种协调者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十分清楚的是以上两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方式”[23]。换言之，在市场体系中，专业化的经济活动由“看不见的手”协调，分散的资源由价格信号配置。而在企业内部，专业化的经济活动由“看得见的手”协调，分散的资源由企业权威和行政指令来配置。
无论是运用市场机制还是运用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是有成本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存在的原因在于有些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比通过市场所花费的成本要低。因此，企业在某种情况下是对是市场机制的替代。这是因为，其一，若不存在企业，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合作生产，必须签订一系列相互交易、相互合作的契约。而当由企业来组织合作生产时，这一系列契约就被一个契约所替代，这无疑会降低交易成本。其二，企业较稳定的长期契约可以降低有些重复交易发生的频度，减少不确定性，从而节省部分交易费用。其三，企业内部契约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为获得一定报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指挥。这使得企业家有可能指挥其雇用的生产要素在最有价值的用途上运作，从而提高效率，减少生产费用。总之，企业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组织成本，企业的生产取代了市场上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的调节，而代之以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
企业的规模和边界取决于内部组织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市场机制被替代是由于市场交易有成本，企业没有无限扩张成为一家巨大企业而取代整个市场，同样是因为企业组织也有成本。市场与企业的界限是由以下原则决定的：当一个企业扩张到一定规模，以至于再多组织一项交易所引起的成本既等于别的企业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又等于市场机制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时，企业与市场的界线就划定了。
（三）委托代理与激励监督机制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服务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企业内部的组织安排从总体上来看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或委托代理合约。企业中主要存在两类的委托代理关系：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经营者与普通雇员的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代理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以激励和约束代理人。这是因为，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代理人就有可能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也就是说，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等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是，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委托人追求的是自身财富更大化，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因此，企业内部必须建立激励与监督机制。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企业内部激励与监督问题的成因。他们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队生产”过程。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每一队成员都对团队整体成果的创造产生直接影响，队成果是队所有成员努力程度的函数，但是无论是队个体成员的努力程度还是其对队整体成果的贡献程度，都没有办法准确计量。如果对个体成员的收益分配是根据队整体成果的某一比例而不是个体成员最终贡献大小进行的，那么，搭便车和偷懒的行为便会产生，这在客观上就存在了对个别成员自利行为的激励。因此，直接的推论是，队生产过程中必须要有监督，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激励与监督机制，队生产这种组织才能产生与留存下来。
如何进行激励与监督？或者说，设计什么样的委托代理契约，构建什么样的制度机制来实施激励与监督？对此，很多经济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规范的委托代理理论和实证的委托代理理论。
规范的代理理论追求特定形式的合同设计，注重对问题的数学模型化处理，从效用函数，不确定信息分布和报酬安排出发，构造风险适当分担的合同关系。该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权和分配是给定的，重点在于事前雇佣合同和信息系统的设计。为此，规范的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许多数学模型，既有适用于一般性分析的基本模型，又有适用于具体代理关系的具体模型，还有静态的和动态的模型。其中，具体模型包括重复博弈模型、信息传递与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棘轮效应模型、强制退休模型、最优委托权安排模型、多项任务模型、信息甄别模型、道德风险模型和逆向选择模型、相对绩效评估模型和监督模型，等等[24]。对规范理论的基本模型可以作如下表述：在对称信息情况下，代理人的行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委托人可以根据观测到的代理人行为对其实行奖惩。此时，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和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都可以达到。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只能观测到相关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委托人不能使用“强制合同”（Forcing Contract）来迫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委托人的问题是选择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兼容约束的激励合同以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
实证的代理理论是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詹森和麦克林（1976）开拓的，又称代理成本理论。其侧重点在于寻找以最小的代理成本构造可观测合同的方法。该理论认为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①当管理者尽力工作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仅获取一部分利润；②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由此，其工作积极性不高，热衷于追求额外消费，故企业的价值小于他是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被称为代理成本。代理成本一般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委托人的监督成本，是指委托人为了激励和控制代理人，使后者为前者的利益尽力的成本[这里又包括董事会、监事会的运作成本、聘请会计事务所进行审计的成本、给代理人的奖励或分工；赋予代理人的职务消费；委托人为以上而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机会成本）等]。二是担保成本，指代理人用来保证其不采取损害委托人行为所付出的费用，以及采取了那种行为将支付的赔偿，又包括承包责任制的承包保证金、投资机构代客户理财时的担保金。三是剩余损失，指委托人因代理人代行决策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大小等于由代理人决策与委托人在假定具有代理人相同信息和才能的情况下决策所获得的价值的差额。它实际上是代理人偷懒（不尽力）而产生的损失。
实践中的激励与监督机制大多是根据代理成本理论而设计的。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激励机制一般包括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两个方面。物质激励如基本工资、奖金、补贴和福利、年薪制、股票期权、分享制等，后三者是让代理人拥有部分剩余索取权。非物质激励主要有职位消费激励和精神激励。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主要包括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两个方面。内部约束机制又包括经营决策制度、财务控制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其中，经营决策制度包括决策的主体、范围、程序，责任和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制度与规则，主要是对董事长、总经理等的权力进行详细、定量的规定，形成权力合理分配，互相制衡的机制；财务控制制度包括各项经费开支规定，分级审批，财务审计等，以形成对经理人员的财务监督；内部监督制度包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企业财务总监事，分工检查和监督各项规章制度内的执行情况，监事会或董事会用手投票，防止经理人员做出有损于公司的行为。外部约束机制包括产品市场的绩效检验和资本市场的股东用脚投票、经理市场的信誉与声誉约束，等等。
（四）产权安排与企业组织效率
产权是财产权利的简称，是指财产所有权以及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利总和。对于产权，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但归纳起来，以下三点含义却是共同的：第一，产权是一种权利，并且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是可以平等交易的法权，而不是不能进入市场的特权，否则就没有市场经济。第二，产权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基础性的规则。第三，产权是一种权利束，它可以分解为多种权利并统一呈现一种结构状态。产权不仅包括排他性的所有权、排他性的使用权、收入的独享权、自由的转让权，而且还包括资产的安全权、管理权、毁坏权等。承认产权是由多种权利构成的权利束，并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演变而不断扩张这一权利束，是当代西方学者关于产权定义及其变化的重要倾向。而产权权利束扩张是向着权利和责任两个方向同步展开的[25]。
产权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排他性。德姆塞茨指出；“产权的排他性，是指决定谁在一个特定的方式下使用一种稀缺资源的权利。……，即除了‘所有者’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坚持使用资源的权利。”[26]。二是可转让性，指产权可以转让给他人，是私有产权的内在属性，它是以产权的排他性和有限性为基础的。三是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任何产权与其他产权之间必须有清晰的界限；另一方面是指任何产权必须有限度。前者是指不同产权之间的界限，后者是特定权利的数量大小或范围。任何产权都是有限度的。四是可分解性，指对特定财产的各项产权可以分属于不同主体。五是可明晰性，是指不同产权或不同主体的产权，其边界非常明确，其所有者是确定的且是唯一的。共有产权的所有者尽管是确定的，但是并不是唯一的，这就容易产生产权的模糊。六是行为性。就是产权主体在财产权利的界区内有权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有权阻止别人做什么，它是针对产权权能而言。也正因为产权具有权能的内容，才表现出行为性。
产权的权能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即人们通称的“四权”，是指产权主体对客体拥有的不同权能和责任，以及由它们形成的利益关系。这四种权利可分可合，共同构成产权的基本内容。
产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私有产权；二是共有产权。私有产权是将产权权利分配给一个特定的人，它可以与附着在其他物品上的类似权利相交换。私有产权的强度由实施它的可能性与成本来衡量，这些又依赖于政府、非正规的社会行动以及通行的伦理和道德规范。在私有产权下，任何共同协议的合约条件都是得到许可的，尽管它们不一定都要得到政府执行机构的支持。如果有些合约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禁止，私有产权就被否定了。共有产权是指将产权权利分配给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即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同样的权利，但排除了共同体之外的其他人员对共同体内的任何成员行使这些权利的干扰。共有产权的特点是，某个人对一种资源行使权利时，并不排斥他人对该资源行使同样的权利，或者说，这种产权是共同享有的。由于共同产权在共同体内部不具有排他性，因此，这种产权常常给资源利用带来外部效用。例如，水草丰美的草场是共有的，但每个牧民过度放牧，就造成了“公共地悲剧”。
对于产权的功能与作用，以及产权安排对企业组织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科斯曾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了被后人概括为科斯定律的两个结论。科斯第一定律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市场交易费用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那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地驱使人们谈判，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科斯第二定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现实世界，产权初始分配状态不能通过无成本的交易向最优状态变化，因而产权初始界定会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二是指权利的调整只有往有利于总产值增长时才会发生，而且必须在调整引起的产值增长大于调整时所支出的交易成本时才会发生。科斯提出了两种权利调整的方式：用组织企业或政府管制代替市场交易方式。科斯认为，这两种权利调整方式同样是有成本的，只有调整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或政府管制方式才会替代市场交易方式。总之，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改进经济效率。换言之，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没有产权的界定、划分、保护、监督等规则，即没有产权制度，则产权交易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就难以展开。对于企业组织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产权安排或产权制度，只有构建科学的产权制度，才能提高企业组织管理绩效。企业最有效率的产权安排是剩余索取权归资产所有者所有。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所以在利润激励上，私有企业比传统国有企业要强。
企业的产权制度主要包括业主制、合伙制和股份制。不同的制度安排，其效率是不同的。对此，我们将在“企业产权制度与治理结构”一节中作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