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姚莹在广东地区的见闻及萌发的治边思想

1809年，姚莹在其乡试主考官刘凤诰的推荐下，随新任两广总督百龄（1748—1816）⁽²⁾到广东充任其幕客。在粤多年，姚莹“因得悉海上事”，⁽³⁾对广东民情和海疆形势也有了较深了解和认识。广东内乱外患的动荡局面极大地刺激和影响着姚莹，激发了他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并激励他发奋研习各地民情和外情以图“制夷之策”。

到广东后，姚莹首先对粤东民情进行了考察，指出广东内有瑶黎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处，外与各国列强交往，情况复杂，内外皆蠢蠢欲动，伺机起事。“伏观粤东民情有异于他省者四，逐利轻生一也；顽犷无耻，二也；健斗无理，三也；好贪恶廉，四也。”⁽⁴⁾在总结粤东民情基础上，姚莹进一步阐述：“粤中十余年来，民轻官吏久矣。夫边鄙之地尤重国威。前者，洋盗纵横，蹂躏内河，败军民，惨毒尤甚。已丧失大将二人，仅乃就抚，威何如乎？贼首复得爵赏，此全粤士民所喋指而痛心者也。军伍废衄，不闻戮罪，转以为功，夷人、瑶户皆尝窃笑之矣。降人数万，一时散归田里，彼非有所畏而散，盖有所贪也，其狠心故智曷尝一日忘耶？外洋暂靖而内河匪类者，非他，即前日之洋盗也。昔之患在外者，今悉近内，而巨室豪强复为之囊橐，盖其人散归，本族有斗，即挺身以为雄。而奸民抗阴亦倚之以欺官吏，故州县催征往往有格拒之变也。夫极众力末集之时，不设策诛之，犹坐损威重如此，万一痈疽再溃，其祸可胜言哉！且夫粤地内有瑶黎杂处，外有番夷往来，我之虚实，彼皆知之，今吞官军骄至不能定人贼，不虚有以启彼心乎？”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姚莹认为：“自古当繁剧之任，未有不以威断而能济事也”，其应对治法是：“不动声色，措置机宜，弭乱于未形，防患于先事，非有忧天下之深心，怀康济之在略者，未易议此也，”进而主张应“结之以信，震之以威，平之以情，持之以法，破庸人之见，求补剂之宜，灼见可行，即宜成断，远为百年之计，无狃旦夕之安。”⁽⁵⁾可见，姚莹到达广东后，首先对这里的内外形势进行了考察与研究，充分考虑了其地少数民族杂居和民情的特殊性，以及广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为在措置机宜上灵活运用信、威、情、法等治术才能平定内外动荡的局面。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姚莹养成了对所到地方的山川形势和民情利弊进行详细调查与研究的习惯，而强调恩威并施、宽严相济则是其主要的治理方针。实践表明，这种思路非常适宜且成效也是较好的。

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二十三日（4月26日），清廷批准百龄招抚海盗张保部。⁽⁶⁾通过分析粤东民情，姚莹对招降海盗张保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他指出如若招降，非但损威并为夷人、猺户讪笑，同时也要考虑到海盗散归后将遗患内地等害处。姚莹的这些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以致在张保受抚后，百龄的幕客们“竞以诗文公颂功德”时，姚莹却劝百龄乘“功”而退。⁽⁷⁾通过这次事件及其处理，姚莹对东南海疆的形势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广东充任幕客期间，姚莹从朝廷官员的本分出发，对广东的民情进行了细致考察，提出了一套对边地内乱的治术，主张信、威、情、法并用，注重恩威兼施，这一初步形成的理念姚莹在之后多次强调并实施运用，并延伸到对外国列强的治理上。更为重要的是，姚莹对此时外国列强在广东的活动表现出隐忧，并敏锐地觉察到外国的图谋，从而激发了他对敌情外事的关注与研究。同时，通过张保事件，使姚莹对东南海疆形势有了一定的认识，为其以后进行海防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与当时国人“不勤远略”，对边疆形势尤其是海疆势漠不关心，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的情形相比，姚莹的见识无疑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