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姚莹对福建的治略及体现的治边思想

（一）姚莹对福建平和县的治略

1．福建平和县民情

福建位于东南沿海，靠近海岸，通过台湾岛可成为外国进入我国内地和入侵我国的跳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嘉庆二十一年（1816）春，姚莹谒选得福建平和县知县，任上他对平和的地形地势、民情缘由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平和“僻界闽广，其四达饶平，漳浦南靖云霄，皆山径交错，溪洞曲深，盗贼之所出没也。境内严岭重复，无一望平迤之地。居民分疆聚族，依险负嵎，强凌弱、众暴寡，杀夺起于眉睫，寇雠寻于积世”，⁽⁸⁾其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风气之顽犷亦地势使之然也”⁽⁹⁾。可见，平和地势僻远，内乱不断，矛盾丛生，民情甚为复杂，治斯地者莫不以诈悍劫虏为虑。但姚莹在认真分析平和民情的基础上，却得出“和民之诈，非诈也；悍非悍也；盗或非盗；虏或非虏也”的结论，所谓和民之诈，即贪也；悍，即狡也；盗，即仇也；虏，即黠也。

他分析道：“夫诡辩之民逞其哭讼，莫不工于弥缝，巧为出入。和民则好讼而不顾理，陈词而不近情，但知蛊惑为能，实则罅隙易露，意取得财而止。莹以为非诈也，贪也。凡桀骜之民，性气刚暴，习衽金革，皆齐力强而伎勇著。和民则以户姓之大小，支派之富贫负嵎，初无绝人之力。故莹以为非悍也，狡也。若乃白日持械劫人于途，不可谓之盗，然和民此党毗邻无非雠寇，睚眦之怨，报之以死，平素彼此不敢入其始或由仇怨，近则奸伪之徒往往藏其子弟而以掳控，或妇女私奔而以掳闻，及推究之往往非实，故莹以为是黠，而非虏也。更有异者，命盗之案，控者姓名累累指证确凿矣。及按究子则大枉，盖和民相习，凡被杀劫，姑不即控则取其素所嫌怨，富有力者，按户指名扬方将控，其人畏诬即贿求除名，否则不免，故所首控往往不实，而真凶真盗，反以贿脱无名，即有名每错杂胪列，不可辨别矣。又地方多毒草，又不甘辄服毒草，其轻死而好货如此，至鵶倚众抗拒，差捕莫施，动需督带兵役亲临围捕，则漳泉以下皆然，然变以其富强而不和也。故民有内江而无外盗。有抗悍而不敢为逆。控制安辑之言，殆不可以常律。”⁽¹⁰⁾在研究平和民情，得出平和实情后，姚莹进一步“接见缙绅耆老，咨访老成吏胥考历年案牍”，⁽¹¹⁾试图在自身目验和总结前人治理经验教训基础上，做出实施策略。姚莹同时得出治理平和“四难”兼“四惧”的结论：

夫安民首捕盗，而和民习衽金革，好斗轻生，睚眦之怨，大者报之以死，小则劫掠人财。五里之外不敢越境，一族之内互相梫淩，论以杀人之律，则所坐盗也，及以盗论，原情则非，其难一也。夫除暴必需逮捕，和民丁多族巨，役往多拒，动辄亲临。前人每多率兵役围社焚巢，往往蹂躏以深，卒无所得，即或族众畏惧，执人以献，悉非正身，不过无罪恶饿夫，而兵费之縻已不赀矣，其难二也。夫息事绥民必慎决狱，和民则好讼而贪，不论曲直，唯以得财为申理，苟不得财，虽立与剖决，意犹未慊，故两造皆有控无质，见在案牍不下千余，大办命盗械斗掳掠之事，其难三也。夫居官守廉，莫如守俭。剑者，损其起居服食嗜好而已，其从事公务有必不可阙者。平和自常费外，兼困行役，一岁之中，催科、督科、督捕、勘验、止斗、禁掳，几无暇日，虽减骑从，所费已多，掣肘衿未足以喻，其难四也。

故仇盗不辨，则惧枉屈；豪强不除，则惧长乱；狱讼不决，则惧株延；费用繁巨，则惧耗阙官钱似于自盗。⁽¹²⁾

2．姚莹对平和县的治理及体现的经边思想

针对上述民情，姚莹认为前人对平和的治理，“非失之暴则失之弱”，他采取的应对之策是“本清，慎勤之心，行恩、威、信之政”。具体措施有：（1）事必躬亲。“自到邑后，味爽治事，无巨细皆亲裁决，匪特幕友丁胥，即至亲亦无假手。”（2）听断公开。“民间投讼，则日坐堂皇讯断，与民共睹，以示劝惩。”（3）除暴安良。“严缉盗贼，诛助强暴，以安善良。”（4）不扰民。“每亲临四乡，皆自出费用，即有围捕，亦以身先，未尝轻假营伍，故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5）重教化。“塑望之期，择地适中高台宣讲圣谕，召集缙绅民庶环拱敬听，至者数千人，人皆予赏，莫不鼓舞欢欣，以为闻所未闻。他如观风、课士、宾兴、乡饮之礼以次举行。欲令僻陋顽民渐如礼教。”（6）厘定章程，设局清理旧积案牍。⁽¹³⁾

可以看出，在采取具体措施之前，姚莹对平和县的民情进行了了解、调查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治理。其主要思路是首先了解地方民情，修养自己的身心，得到老百姓的信赖，然后从文武两端入手施行恩威兼用的策略，“基重要经验是不把老百姓都当成坏蛋，而是了解情况，区别对待，因势利导”⁽¹⁴⁾。他说：“每览古名将驻边贤臣治外莫不因其俗作为教令，其道有三，不外恩威信而已。夫姑息不可以为恩，暴虐不可以为威，贪诈不可以为信，前乎此者，往往不免于偏弊，今思兼而用之”。⁽¹⁵⁾他相信只要很好地施行恩、威、信的政策，就一定能把他们引向正道。果然，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姚莹就在平和取得了很好的政绩，其施政措施也得到了闽浙总督汪志伊和福建巡抚王绍兰的肯定和赞赏。⁽¹⁶⁾

但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姚莹取得政绩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他到底是多么客观地叙述平和县的情况？认为他只注重产生械斗的表面原因，而对最为严重的经济问题缺少探究，从而得出“由于人口、土地开垦地区的界限或争夺水源等原因造成的械斗，只有改善经济环境才能够解决”⁽¹⁷⁾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姚莹治边思想缺陷性的要害。在保持和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姚莹确实费了不少心血，他遵从传统“文治武备”的治边思想，治绩也是相当显著的，但从长远地发展或是开发地方及边疆方面，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存在的各种问题来看，由于任职时间、官职及思想等所限，他就没能更进一步了。

（二）姚芝对福建龙溪县的治略

1．福建龙溪民情

嘉庆二十二年（1817），姚莹调任福建龙溪县令。龙溪为漳州府首县，地广人稠，习俗强悍，社会动荡，官民隔绝，“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久为通省之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惊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里，截河私征者十数处，城内外文武兵役通夜巡防，如备大敌。至于各乡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动为故常。一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剖腹刳肠，莫行凶惨。四郊近地皆为战场，岂复知有法令哉。官至视兵役众则逃，少则抗官，但见民之梗顽，民亦视官为儿戏，上下隔绝，胥役缘以为奸。事势若此可为长太息者矣。”⁽¹⁸⁾

2．姚莹对龙溪的治理方略及体现的经边思想

姚莹莅任伊始，鉴于龙溪民情上下隔绝，“官则但见民之顽悍而莫察其情，民不自知其法当拘捕也，而反以为官之扰累，负嵎自固，视兵役入仇雠，望城市如陷阱，经年不敢一入。于是讼师奸吏得以任意舞文”。⁽¹⁹⁾一方面，他发布《招乡民入城告示》，声明自己“首以亲民为急”，以此通晓民情弊病：“地方官吏仰体圣主好生之德，于执法之中，仍寓抚民之意。且念尔等虽愚，其中不无胁从，株累之苦，不可不分别办理。欲使尔等息讼解怨，姑许尔等改过自新，除选派公正绅耆为尔等各社中素所信服者，令其明察尔等历年分怨之故，排释调处，务使平允和洽外，并将尔等困苦情形面禀镇、道、府宅，请饬各衙门兵役暂停拘捕，听尔等各乡社士民入城来见，通达下情。合行剀切晓谕，为此示仰合邑士民家长人等知悉，尔等凡有旧仇夙怨者，各该社之家长务须约束于侄，静候本县选派之公正绅耆到社，为尔等品排释调处，无许再行滋事。仍一面率带子弟入城来见，本县亲加访问，所有委曲，无不可以面陈。见（现）已严饬兵役，不论有无控告，一概不得妄拿，务使尔等无不达之意，无不通之情。”⁽²⁰⁾告示发布以后，历年积习得到整治，收到了通晓下情的良好效果，“月余以来，四境斗风顿息。绅耆回（汇）报所有四路各乡社历年起衅之由及构祸以来残毁死伤之数，除经报验有案者听候缉凶究办外，所有彼此焚毁之庐舍、残破之田园、困苦无依之孤儿寡妇皆议令两造互相补偿抚恤，各社子弟皆已愿受约束，又家长入城来见者七百有余，经本县一一询访并凯切劝导且赏以酒食，莫不鸡欣鼓舞，感激遵奉如解倒悬，如救饥渴。”⁽²¹⁾

另一方面，针对龙溪动掠械斗盛行、风气强悍的状况，姚莹秉持“刑乱国用重典”思想，采取严厉手段，果断打击重大犯罪，迅速实现了社会治安的稳定。“余时为龙溪令，亲捕得渠魁五人，讯其案，皆数十起，既承伏，召其族长于庭，诘之，各具状请罪。一日杖毙之。尸诸城门。凶徒股栗皆逃出境。巡抚史公以不如制疑之。余曰‘漳人苦斗久矣。凶狠之徒，常杀人数百如儿戏；官军莫可如何，吏捕率不得正凶。今幸擒之，若逐案传质按问，则系累必数百人，非除暴安良本意。且漳州距省六百里，审转招解经时，即依律治之，凶民无由知儆’。今朝捕而夕诛之，万民环堵（暏），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耳。”⁽²²⁾

又如他到龙溪县后，亲自带兵逮捕著名豪强，严加询问并同乡民一起审察，找出症结所在。“莹奉调屡辞不获，乃出其不意，夜入强社，擒著名积恶数人，鞫其劫掠械斗杀人之事甚多。若俟狱成，势必迁延岁月，株累无穷。且正法省中，不足以警在地，是以讯实罪状，胪膀郭门，使万人环观而毙之。四境凶徒，闻风砓（股）栗。次收豪奸大猾以为我用。言于道、府及总兵官，凡诸罪状暂停追捕，招徕乡民，入城问冤苦，予以自新，使彼素所取信者偕往，察十数年仇怨相寻之故，巨细辩白。然后亲自各社，见其头人，剀切晓谕，使侵地夺社者各还旧业，焚庐毁屋者偿价修葺，死者之家寡妇孤儿，命各社族人醵钱养恤，其杀人者，令家长自捕送，不使兵役枉拘，不听死者家妄诉连逮。老幼欢呼，感激泣下，焚香盟天，誓解仇雠。自古县天宝十余年，著名械斗之区，听命息斗，各社闻风向化，自相理解，箪食壶浆以待亲临周历巡循。一时弃刃修和者七百余社，然后择其强有力者使其为家长，给予信记官牒，约束族众。复择壮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与年貌为乡勇，以逐捕盗贼。无事则交各家长董率业农。此皆横焊桀骜之徒，平时恃众无名滋为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长缚送县，无所逃匿，自是帖然。凡捕盗贼及强梁恶民，皆处以重法，凶暴之徒莫不倾心。械斗即平，盗贼亦戢，然后商旅闾阎得以负担二行，安枕而卧。当用法时，非不恻然辗转于怀，卒不敢慕仁慈之名者，盖救民水火之苦心不得已也。悍风稍止，乃兴崇书院，培养士子讲习礼让廉耻之事。稍开禁纲，听民迎神赛会，放灯召优伶为乐，使积年愁苦、习衽金革之民，扶老携幼，任意游观，俾知和睦太平之乐，而深悔频年斗争之苦。盖冀以默化潜移，挽风俗人心于万一也。”⁽²³⁾

姚莹对龙溪倾注了莫大的心血，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卧，可谓心神况瘁，气血虚耗。他从软硬两方面实行综合治理：一方面通过发布《招乡民入城告示》，了解到民间疾苦，施之以恩，收到了通达下情的效果；另一方面，对于重大犯罪，姚莹决不手软，采取非常手段，施之以威，收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良好效果。

通过对福建平和与龙溪的经略，姚莹对整个漳州的形势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于是他针对漳州民情，提出了十条施政建议：一、开诚心以调文武；二、和乡情以息械斗；三、筹经费以资缉捕；四、延人士以通上下；五、崇文教以明礼让；六、严刑罚以免姑息；七、严保家以究越控；八、严书役以清讼源；九、责赔赃以弭盗贼；十、宽法禁以容奸人。并认为，这十条都可“按切情状，审察事势可以行之而收实效，非苟为空言者。”⁽²⁴⁾

此外，在与友朋的书信讨论中，姚莹也针对守令职责与永州治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虽然他对永州的吏治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案，但是其字里行间却也透出对人民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轻视甚或蔑视，这是他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是不可取的。“夫天下治安，道在守令。守令者，不但为朝廷牧养黎元、供其租赋而已，民间疼痛之浅深、良莠之错杂，见闻亲切，然后措施得宜。故当弭乱于未形，防忧于先事，此其为用周密。变动不常，唯在乘机因势，岂彼此可以仿效、法令所能绳度哉？虽然，有八事焉：一曰结人心，二曰明威信，三曰蓄财用，四曰备凶荒，五曰安游民，六曰戢盗贼，七曰缮城隍，八曰辑文武。此八者，当今之急务也。窃见当世有司亦尝孜孜讲求吏治矣，而公私名实之间，犹不能无憾。如劝农桑、兴水利、行保甲、励操守，何尝不善？然以云救时济世，则为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固知此事非可以浮慕虚名者耳。且世之言治者，至于湖南，莫不以苗疆为重矣。自仆观之，苗民固当无虑，所急者仍在汉民。何以言之？苗性愚直无他，惟汉民侵陵而鱼肉之，或有司驱迫不堪，斯不得已而蠢动，苟非至极，固甚安也。惟汉民奸鮚百出，自非威爱并施，固难保无叛服，此则所当措意矣。凡吾之言八事者，皆以治汉民也。汉民治而苗尚有不安者乎？”⁽²⁵⁾

这样，姚莹在福建龙溪为政兢兢业业，因俗为治，“遇事谨密，尽心措舍，察人情，因土俗，安辑闾阎，慎重赋税，不敢偏听宾客，不敢过信胥吏，不矫激以沽名，不因循而废事。任职一岁，郊野察觉靖肃，士民颇相亲附者，不过因地制宜、宽猛兼施而已”；⁽²⁶⁾为官则“以慎勤为本、忠信为质。及乎治事，则首在识时，其次因地，又次观人，终于审事，未有任心执一而不乖误者也。即以地方言之，钱、谷、兵、刑虽有成法，而用法之宽严缓急则又当体察而行。时有异势，地有异宜，人有异等，事有异情，明乎四者，然后可以无弊。故或狱市不扰而非姑息养奸，或摘伏若神而非舞文深刻，或豫备几先而非急，或事至不动而非缓，盖治事如医投剂，可用古方而辩证在乎切脉。如明谕所云，‘察看情形，随时相机酌办’，诚治法之要枢也。然非广询博问，则时、地、人、事之异何从而知？非执端用中，则宽、严、缓、急之间安能悉当？谨终身佩之，不独河防机宜而已”。⁽²⁷⁾通过“震之以威而不用，示之以恩而不怯，顺其情而平其怒，惩其强而抚其弱”⁽²⁸⁾等软硬兼施的办法使龙溪迅速实现稳定。由于姚莹在龙溪知县任上，不论贫富，秉公断狱，使漳人大悦，取得了被誉称“闽吏第一”的治绩。⁽²⁹⁾

由此可以看出，姚莹在福建平和、龙溪的治理思路是一致的，即首先洞晓分析民情，然后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策略，娴熟地掌控宽、严、缓、急之道，继续沿用恩、威、信等并用的治边思想与理念，在宽严相济中实现了对地方的较好治理，并常以“封疆大吏当有宏毅之量，明果之识，非徒孜孜寡过而已”⁽³⁰⁾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