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学画 买画 失画 还画 献画
一 学画
我生在一个赤贫的人家，高小毕业，即出任乡村小学教师，身兼校长、教师、工友三职；月薪银洋六元，其实是十元，当中四元为派我去的学务委员侵吞了。过了一年，父亲听我的老师钱作民先生的劝说，忍痛借债送我到上海艺术师范学校读书，从吴梦非、丰子恺老师学西方美术，从刘质平老师学西方音乐。后来靠音乐结识了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先生，承他邀请我到开明书店担任音乐美术编辑；靠美术——书籍装帧，我又从那时开始在上海出版界和新文学界站稳了脚。年方二十的我，成为当时的大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陈望道、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的朋友，在他们的扶植下，我的名字在新文学界和读者中不胫而走，成为他们所熟悉的人物而获得了一些虚名。
美术和音乐，我学的都是西方的，这两种艺术当然还有东方的，即我国自己的美术和音乐，我仅仅学得了西方的，不去钻研我国自己的，恐怕不够全面，悟到这一点，我就反过来学习中国绘画、书法和篆刻，以及中国音乐。在研究过程中，渐渐觉得我们中国的绘画和音乐并不比西方的差，甚而过之，为什么大家都热衷于西方的呢？我就发奋致力于中国绘画、书法和篆刻。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件件都抓在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放弃了音乐，专门研究中国的绘画、书法和篆刻，我要在东方艺术中做出较满意的成绩来。学习绘画如果只靠阅读珂罗版画册是不够的，还应从名师学习，在旧时代从名师必须付出巨额的经济代价，而我是贫家子弟，没有那么多钱去从师学业，只能徘徊在珂罗版画册之间，往后经济稍宽，仍不拜师，却四出求同时代的书画家写些画些，一旦求得，再付出一些装裱费用，就可悬诸室内，时刻观摩，作为学习和借鉴，这比从一位名师所接触的面要广泛得多，受益亦多，因此从那时起，我陆续求得了孙增禄、徐菊庵、朱梦仙、陈焕卿等同里书画家的手迹，再扩大到外地的于右任、谭延闿、谭泽闿、马公愚以及张大千、李苦禅、潘天寿、沙孟海、张阆声等的手迹。从这些手迹中我在书法上学到了波磔抵送等方法，在绘画上学到了用笔用墨、渲染设色的技巧。从学习同时代许多书画家的手迹中，我得以在绘画、书法上大开眼界，大幅度提高了一步。看了手迹，懂得书法以何者为上，绘画以何者为贵，较之拜师受益更多。我无师刻苦钻研，篆刻也是同样学习，到了七十年代，我退休以后，才把书画篆刻推出来与世人见面，但磨砺的时期却花了几十年。至此，我在书籍装帧之外，又树立了篆刻、书法、绘画这三方面的声誉和地位。
二 买画
我在同时代书画家的手迹中，经过一段长时间锻炼之后，觉得还嫌不足，因之，又扩而大之，面向清代、明代书画家真迹，要觅到他们的名作，非花代价不可，我的实力已经稍稍充裕，才开始了买画的生涯。一出手就买到明代徐天池、陈白阳、文徽明、张宏等人的作品，接着又收得沈石田、陈老莲、仇十洲等作品，往后又收得龚半千以及清代石涛、新罗山人、王石谷、王麓台、金冬心、李方膺、郑板桥、伊秉绶、赵之谦、吴让之，近代吴昌硕、黄牧甫、任伯年、虚谷、齐白石等作品，扩展了学习、借鉴的面，提高了我在书法上、绘画上、篆刻上的技法。同时作为藏品，经过若干年节衣缩食不断收求，到六十年代前期，已收到古人作品不下数千件。七十年代起，继续收得黄宾虹、潘天寿、朱屺瞻、刘海粟、谢稚柳、丰子恺等作品，其中于右任书法就有一百件，丰子恺漫画也是一百件，朱屺瞻山水、花卉超过一百件，吴昌硕刻印二百件，赵之谦刻印一百多件，黄牧甫刻印一百五十余件，华新罗一百件，齐白石和任伯年合为一百多件，逐渐形成了我买画藏画的阵容，我买画藏画的出发点是根据学习需要而选择的，和一般为藏画而藏画的收藏家完全异趣。
记得买华新罗的画时，因为手头没有那么多巨额现金，于是忍痛卖掉查士标、吴昌硕、徐悲鸿的作品多件来凑数，并与物主协商分期付款而得到同意，才能买下。这一次把我的历年积蓄差不多都花了，但是我不觉得惋惜，倒是变卖查士标、吴昌硕、徐悲鸿三家的作品，非常觉得可惜！至今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颇有“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的样子，两者无法兼得，只好放弃其中之一！
买赵之谦刻印一百多方，我完全不顾五寸厚的大雪，和友人从北京赶到天津，在劝业场看到这批印后，使我欲罢不能，但物主索价过高，使人难于接受，不得不快然而返，一直接触到这一年大除夕，才算谈妥代价而取得，那时我已经从北京回到上海度春节。在谈判中我的心随着它的代价一上一落，紧张的状态不可言喻，深怕被人出高价夺去；等到拍板了，虽然这批印还没寄到，我已情不自禁，在家饮酒的兴致上升，酒量随之而升到五斤；印一到手，立即邀请同好一起来欣赏观摩，大家沉浸在我得印的喜悦之中。
齐白石的一幅四尺整张《红莲鸣蝉》，1949年我经过北京，在琉璃厂一家画店中见到，这幅画悬挂在极显著的进门处，问价为一百元连框，我嫌价太高没有买。1950年我又至北京，见此画仍旧挂在这家画店门前，我问价仍要一百元，不肯让一分一厘，我还是不肯下手。1951年再去北京，见此画还是高悬着，仍旧要一百元，不能还价，我只好望望然而去之，直到1954年我再从那家画店经过，想想还是依他们的高价吧，用一百元买了回来，重裱后挂在我上海客厅里，到了动乱初期被作为“四旧”抄走了，结果在其他画件大部分归还后，我屡向上海文物清理小组交涉收回这幅画，直到现在这个小组已经结束，还不见有归还的征兆，看来从此与买了几年才买得的画便要永诀了。
有部金冬心的水墨花卉册，最初由中介人携来五开，索价为每开五十元，我爱不释手，就依价买下。过不多天，中介人又送来四开，经细看是同一册中的，我已买了头五开，中介人知道我的心理，一定会买，所以索价每开为一百元，我说同样大小的四开，为什么今天每开要一百元？他说物主所索的价钱，少一文不卖，我为了要凑成一部整的，只好忍痛买下，问他是不是还有第三次进来的，他说不会再有了。再过一段时间，我的一位远房族弟，邀我到他家去看画，其中有一开金冬心的水墨梅花，正是这部册页的最后一开，如果得到这一开，这部册页真正完整了，我问他要多少价钱可以割让，他这一开竟索价高达一百五十元，较中介人第二次的又多出了五十元，我这时为了使它完整，照数付出了一百五十元。当时把画让出来的人，就是这样欺诈买者，诸如此类买进的书画，不止一种，可见物主的狡猾了。
三 失画
我对书画篆刻爱之若命，凡书画篆刻作品一到我的手中，总要请名裱家装裱一新，篆刻作品则用锦匣储存，使之完好无损，增加欣赏时的愉快和兴趣，我请友人刻过一方《曾经钱君每珍护》的印，表达了我对收藏的书画要使它完整无损的意思。但是可诅咒的1966年9月2日不幸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这天的黑夜，“红卫兵”数十人蜂拥而至，闯入我家，在客厅中划地为牢，强迫我困守在这方圆不到一米的圈子中，不准动弹，这伙不速之客发疯似的挖墙撬板，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说是为了搜查秘藏的金银财宝，几小时过后，他们认为可疑的地方都挖撬遍了，结果徒劳手脚，白费辛苦！因为金银财宝早在8月24日被“勒令”全部交出，不再有剩余的，但这伙不速之客以为还有秘藏可以发掘。他们在失望之后，立刻分散到各层楼的房间中乱搜所藏的书画文物，因为没有专业知识，见了书画文物有如瞎子，一件也不知好坏，无奈，只好来求助于我，才从客厅里把我解放出来，接着就强迫我到藏书画文物的那间房里，胁迫我指出哪些是明、清的绝品，哪些是现代人的作品，我在威胁之下，为了这些文物不致失散，便一一指给他们看了，他们就胡乱搬到客厅集中，装入原来的皮箱，也不给任何凭证，只是七手八脚向卡车上装，其中有一人假装不明白，指着于右任、齐白石、吴湖帆三家的作品，问我这三人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回答是大书法家、大画家，此人却说他们是战犯、地主、汉奸，威胁我把这些作品当场撕掉或烧毁，我坚决拒绝，并说要撕要烧，你们动手吧。他们见我非常坚决，只好收起来带走，这时我不顾生死，大声疾呼，这些都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谁也不能毁灭它，损坏它，带走是可以的，但必须保存好，如有破坏，就是天诛地灭死有余辜的人！结果他们来不及和我反驳，匆匆开车走了，只是说还没有抄完，明天再来。我的心到此已经碎了，突然晕厥过去。
隔了一年，他们才把这些抄走的书画文物交到上海博物馆，博物馆便把这些书画文物，列入他们的账册，收进仓库。七十年代初我被迫退休，用莫须有的罪名迫我靠边，到此也“解放”了，看来似乎没有事了。那时我的房产、钱财、文物悉数被没收净尽，成为身无分文的一个“穷措大”。我对房产、钱财的失却，倒还不觉痛心，唯有文物没有了，一直放在心上，无论如何难于排解！只怕这些文物不幸被毁于一旦。有些同情我的朋友，不时给我消息，也不敢据而打听，怕再受无谓的麻烦，日复一日，只是埋头在我的创作中，借此过着饥饿的日子。
四 还画
我煎熬在艰苦的岁月中，忽然乌云飞散了，说对被抄家的将落实政策，接着首先还到了存款和扣发工资，又说还要发还文物，这个消息使我非常兴奋喜悦，待到真正发还的一天，我的兴奋比任何时刻来得强烈，携带了可以包装文物的破被单前去，固然由我的单位移交给上海博物馆的一批文物，首先还到了手，那时的心情真像母子重逢，喜悦得老泪纵横，其心情非文字所可形容！回到家里便急不及待地刻了“与君一别十三年”和“君匐庚申重得”一朱一白两方印，准备盖在久别重逢的书画文物上。文物回家的那天晚上，在阖家高兴之余，我又痛饮了五斤花雕，为有生以来第一件快事。
但一检查，发现少了一幅四尺整张虚谷的《枇杷》，在发还清单上赫然此件已还。我惶然了，我已照单签收，少一件，发还的机构怕不会承认。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前去交涉，总以为没有希望了，“银洋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嘛。幸好她们也在对账，在我名下正好少拿一件，双方的账完全吻合，那位负责的女同志非常通情达理，很爽快地补给了我，我真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感谢她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待人温文、洞察失主的心情。
原来我收到的印章，都是若干方合储一锦匣，是硬嵌式，每方不能掉换位置，还给我时这些储印章的锦匣大部分不见了，心中颇有感触，觉得上海博物馆对抄来的文物不当一回事，把藏印的锦匣几乎全部丢失。听说丢失锦匣还算幸运，据目击者告诉我，有大批印章堆成好几个大堆，竞用煤镐来铲的，有些印章被铲去一角，有些被铲成两段，那才更惨了！还据目击者说，有整间整间房屋的文物，任其日晒虫蛀，霉烂成灰，可见这次遭殃的文物，其数量之大，是不可估计的。还有一些文物混在普通的书画中，成捆成堆廉价卖给外商，靠此发财的外商有的是！我的印章总算大部分回来了，失去锦匣真不算一回事。我收藏的吴昌硕刻印有二百方，还来仅一百五十六方，还少四十四方，经再三催索，始终没有着落！
幸亏我硬着心肠，于右任、齐白石、吴湖帆三家的作品，没有受威胁而或撕或烧，于右任的一百件书法到这时也还了近半数，后来虽断断续续又还了一些，还离抄走之数甚远。当我接到第一批发还的于右任书件时，在喜悦中写了一首七绝：
髯翁妙笔复归钱，如对故人意缠绵。
犹记当年招饮日，豪风墨雨卷山川。
有一天通知我去领还弘一大师的五言联时，上海各报记者都在场，竞相要我发表一些感想，我说抄走本来是不应该的，现在还给我是为了弥补过去的不是。我失而复得，心情当然舒畅愉快，但事情要做得彻底，不要还了一些就算完事，应该都退出来，不留尾巴。我这番话后来上海各报都没有如实报导，只说我得到发还是如何喜悦，用这种冠冕的话掩盖了原意，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被抄走的文物还有三百件没有还到手，哪来的“喜悦”？
五 献画
1985年我正好80岁，人生走到了最后阶段，不得不考虑身后的事。对重得文物的处理，和家人谈了我的想法，如果照平常的处理分给儿孙，我能监护的只不过三代而已，再延续下去，他们对这些文物所持的态度如何不得而知，也许吃尽卖光，而我千辛万苦收集珍护下来的文物，聚则不易，散则极快，不如把这些文物一古脑儿如数捐献给生我的故乡，由故乡建立机构来永远珍护，可不致分散，这不是一件很放心的事吗？数目虽然只有四千多件，说多不算多，说少倒也不算少了，在八十年代的今天，要收集这么多文物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人听了我的设想，经过认真思考之后，一齐表示同意捐献，于是把还得的书画印章和其他文物，以及历年来书画朋友所赠的作品，稀有的善本印谱等一件不漏，捐献给故乡。桐乡县政府特拨巨款，由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设计为这些文物建筑一座君匐艺术院接藏了，经常把这些文物轮流公开陈列，任人研究参观。
我所藏的名迹，原是为了一己的学习而收藏的，是有的放矢，不像一般藏家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漫无限制。我体会到青年时代求藏家发慈悲给我看名迹之不易，所以我这些文物主张对人公开，我在君匐艺术院开院的大会上曾经宣布过我的感想和希望：
“……在朋友们和荣誉的面前，感慨很多，讷于言词，无法表达！我是个很平凡的人，有一点微小的成就，全应归功于民族文化的熏陶，师长前辈的教诲，特别怀念弘一大师和丰子恺老师，还有很不出名却同样诲人不倦的孙增禄和徐菊庵先生，没有他们的指点，我也是与艺术无缘的，一生将过得更加平庸。
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艺术的赐予。当然，用不着妄自菲薄，我也勤奋地笔耕过。我把一切还给艺术，因为生命有限，艺术无涯，第二母亲——艺术哺育了我，我也有义务，为艺术的发展尽一点人子的微力，完全是应该的，根本不值得赞扬，任何称颂只会使我汗流浃背。我虽无知，但早已失去了自视过高的勇气，未来的岁月，仍然是个普通的小学生，向古人、向长者、贤者、后辈恭恭敬敬学习，求得一点进步，于愿足矣！记得在青年时代，初出茅庐的岁月，想观摩一件艺术品，认不得收藏家。店里有精品，也不昂贵，可怜衣食迫人，那有收藏的可能？历史是反省旧我的明镜，又是创造新我的动力。所以我在六十年间一直希望为青少年们做点有益的小事，就是不忘当初观摩名作之难。所以，我希望君匐艺术院开门办院，为专家服务，也为普通读者效劳，这样才能物尽其用，无愧前哲。如果把艺术院办成一把锁、一只保险箱，那就违背我们的初衷，收藏只是为了研究，为了造就新人，这一点希望领导和朋友们给我以支持！
中国的学术处于历史的新时期，生活本身逐渐教会我们清算封建意识和极左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我们能为明天的文化事业跑个龙套，回顾一下艰辛悠长的历程，才知道龙套的分量，龙套很渺小，但是有人接力，所以又是不朽的！”
写到这里，我把学画、买画、失画、还画、献画约略叙述了一个轮廓，不知读者读了有何感想？献画，像我这样全部献出，国内还是首创，我认为这是抛砖引玉，今后希望有更多的藏家化一己为大公，把民族的文化遗产很好地公诸世人，保存在更稳妥的地方，流传千秋，为子孙后代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