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我和书法的因缘

我不是书家，虽然写了七十多年字，只是一个书而无法的老学生。当我试图叙述那些记忆中的吉光片羽时，它们又被时间的劲风吹散了。我原名玉棠，生于浙江省桐乡县屠甸镇，七岁进入国民学校初等小学。当时修业时间四年，才能升入高等小学，再念三年可以毕业。这种学制是民国初年开始的。

我七岁开始“描红”，描红簿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二开本书籍那么大，每面两行，每行四字，字体近于馆阁，光滑呆滞，纤秀骨弱，也是清末科举制度的余风。我描红的速度是全班第一，老师时加夸赞。由于孩子的自重和虚荣心的奇妙结合，我只想保持描红冠军的荣誉，在假期也不停地苦练，使我受益不浅。八岁之后学习写印版。用毛边纸或金川连订成本子，木版刻印的字范放在夹层间，让孩子们隔一层纸影写。这比描红的程度高得多，因为要先有点写字的底子。写印版，我仍然是头一名缴卷，分数比别人要高五分到十分。老师把我的作业交给全班传阅，我心里很高兴。别的小朋友写字，每笔开头的地方和横画收笔的地方，以及横竖转折的地方，都要停下笔来顿几下，这样颇费时间，我只略一停顿就带过去了，运笔比较灵活，从而取得了为同学们所羡慕的速度。因为我写字的线条比较流畅，书画同源，所以图画成绩也名列前茅。小朋友们最关心的是算术、语文，对我书法上的一点成绩，并不妒嫉。

三载韶光，转眼过去。级任老师钱作民先生认为我的成绩出众，不需要再上四年级，可以跳过一年，直升高等小学攻读。当年学籍管理颇严，不许学生跳级。钱老师把我的名字改成“锦堂”，算是瞒上不瞒下，作为新生入学而通过了。

钱老师和丰子恺老师是好友，思想进步，重视孩子们的个性的发展。他说：“你们喜欢临什么帖，可以自由选择，我不强求你们千篇一律，但是一定要用功，把字练好。这样，日后找到工作，人家看不出你的深浅；否则，纵有一肚皮学问，因为字写得差，往往被人轻视，甚至找不到工作。”

我对碑帖的认识十分欠缺，便买了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天天临写，非常起劲。当然只追求形似，谈不上领会前人的妙处。钱老师的多次表扬，听得我心花怒放，孩子的心是极容易满足的。

在前后两排教室之间有一条长廊，上面盖着瓦片，靠天井的一面是一堵矮墙，只有三尺高，上面用一尺见方的青砖铺成，不糊石灰，显得干净利落。每逢寒暑假，我便找一把棕帚，蘸着清水，在每块方砖上面写一个大字，等写到最末一块，先前写的字迹已经被方砖吸收了，我便再从第一块写起。写大字，我没有临帖，只是自由发挥，在运笔和结体上全像柳字。同学中有的买有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有的买了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我都借来反复阅读，但是没有去临它们。我不喜欢馆阁体，对黄自元的《正气歌》《间架结构帖》，陆润痒的《西湖帖》（文为袁中郎所作），只翻了一翻就不想看了，因此没有受到这些书家和书法的影响。

钱老师认真看了方砖上的大字，心情激动地说：“好孩子！你小小年纪写擘窠大字，很好。但是不应当满足，光写大字还不行，还要练蝇头小楷，小楷将来应用的机会更多。”

“小字练哪一家最好呢？”

“学写《灵飞经》吧，这本帖写得秀而有骨，比较难学，就看你的毅力了。”钱老师和蔼可亲地说。

钱老师是一位爱护幼苗的好老师，至今，我对他很感激。在小学教师中，有他那样的学识的十分难得，吃亏的是他对碑学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否则学生的起点会高一些。我不是说今天的小学生要练北碑，但是书法是一种发挥个性的艺术，如果遇到气质禀赋很优异而又勤于临池的孩子，引导他们跨过唐代以后的字，在隶篆方面打好基础，追求质朴壮美之境，成就会高得多。对前人不可苛求，我寄厚望于来者。

由于气质不合，我写《灵飞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没有十分长进。尽管同学们不断夸奖，我仍未丧失自知之明。如果说到收获，倒是在个性的冶炼上，使我变得比较坚忍。小朋友们拿来折扇，要我写字。我一开始不敢写，也不知道该写什么。年龄大的同学说：“写个‘清风徐来’好了。”这几个字笔画少而易于排列，写来并不吃力。但凡有人指定要写《灵飞经》的，总是达不到方正停匀的效果，每次都失败。

1923年，我进了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由于丰子恺老师的提倡，学校对书法很重视。第一学期就接触到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先生）的书法，无论老师和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当时我对唐代以前的书法，所知有限，弘一法师练的是北碑，自然看不出它的妙处。我便向老师提问：“这字好在哪里？”

老师喜欢好问的学生，并不以为我唐突冒失。他带着微笑回答道：“这种字体比你爱写的柳公权早得多；柳字也是从碑中嬗变出来的，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柳公权和颜鲁公对书学贡献很大，都是唐前旧法度的破坏者。他们的笔画多在两头用力，中间平弱，没有北碑遒劲。现在你阅历较浅，对弘一法师的字里面包含着的生活修养还看不到。他的作品不怕远看、近看、整体看、分别看、反复看。达于此境是很难的。”

“学习写北碑，应当从哪里人手呢？”我被先生说得动了心。

“先写《龙门二十品》，也可以从《石门颂》启蒙。随你选择就是了。”

“什么叫《龙门二十品》？”

“洛阳龙门山有北魏以来的大量石窟佛像，叫做《龙门造像》，有些造像刻有文字，记载造像经过。清人选了二十种，其中包括颇有代表性的《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等。用笔雄健朗润，力度很强，变化很多，可以看出魏时书法的面貌，应当多看！”

“哪儿有这些碑帖？”我一向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

“旧书店里多得很，有旧的，也有新的。有些常常放在里面，如不同店员打交道，是买不到好拓本的。”

星期天，我来到福州路踯躅，这里两旁有很多书店，按照老师讲的方法，我边看边问，很快就买到了《龙门二十品》，携回宿舍，真有些喜出望外，马上灯前细看，的确很有趣味。过去，有的同学告诉我：于右任的字写得很好，我却不懂好在何处。看了《龙门二十品》，慢慢地有点认识了，知道书法学到那种火候，是需要功力的。

我选了《始平公》作为范本，天天临写，原因是：这种字体的结构运笔在揩隶之间，较易掌握；第二是这部帖为白底黑字，较其他十九品来得清楚，开始临习，笔笔露锋，腕力也嫌不足，缺少悬腕的功夫。有位好心的名叫沈世咏的同学对我说：“君匐，你这些方笔都是做出来、描出来的，这样下去字要写坏的。”他教我如何用笔把画划写方，还教我调整笔画，粗细搭配。这样练了一阵子，笔下的方圆就比较随意了。

北碑浑厚庄重，拓墨较少，损坏不多，接近原貌。当时流行的这种字体，原来也不尽是方笔，由于工匠求速度，刻字时用凿直入，把原来的圆笔都刻成了方的。写了一时期，我体会到刀的趣味不是用笔可以求得的，逐渐对篆刻产生了兴趣。学校里的功课除去木炭画、水彩画、油画、图案之外，也讲授国画，由花鸟画家沙辅卿，山水画家杨东山两位教授担任主讲。他们都主张学书法，至于选什么字帖来学，他们并不干预，只强调不要太肥而落入流俗，也不要太瘦而陷入纤巧，允许写得和帖不一样。

每到星期天，我去逛城隍庙。那里旧字画极多，有的放在地摊上，有的挂在店门口，索价低廉。可惜我太穷，只能看，不能买。曾记得当时有一种被称为“帖体”的怪字，结体笔画都和正体不一样。以“豚”字为例，往往写成“默”字。在北碑中这些怪字更多，我也模仿着写，觉得能写这种怪体，可以显示出一己的学问。这自然是可笑的。学校中还有手工课，包括木工、金工、石膏工、篆刻，等等。因为过去很少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更没有实践过，所以这时听到别人谈论篆刻，有许多行话听不懂，心中颇有点纳闷，问了人家，无论人家怎么解释，仍是隔靴搔痒。我便买了刀和青田石，刻了磨去，磨了再刻，不得要领。暑假回家，前辈孙增禄和徐菊庵两位先生见到我刻的印，很关心地说：“你这样瞎子摸天窗刻下去，要成为匠人，没有法度和味道。应该先照名家印谱刻几年，再寻自己的路子。现在吴昌硕的印大受欢迎，不妨找他的印谱来摹刻。”

我照着摹刻了几十方印，孙、徐两位先生看了，都皱着眉头说：“吴缶老的味道你刻不出来，只觉得破破烂烂，像一团棉絮。是不是再求远一点，学学赵之谦看。再说，只顾刻而不写篆书，不懂得笔意，进步自然缓慢，可以边写边刻，齐头并进。”

“写什么帖最能提高我的篆刻呢？”

“如果印学昊昌硕一派，那么买一本《石鼓文》来临一临；《石鼓文》与吴昌硕刻印的风格是分不开的。如果印学赵之谦，要写赵之谦一路的篆书。”

“什么叫《石鼓文》？”

“中国古代的石刻文字。目前能见到的以此为最古，是用籀文写的十首四言诗，讲的是秦国国君游猎的情形，唐初在陕西凤翔出土，现存故宫。石鼓文的底子打好了，吴派的印也可以刻好。”

“多少钱一本呢？”

“要银洋两块呢！就怕你母亲不肯给你钱，贵是贵了一些……”

我回到家中，向母亲说要两块银元买一本书。母亲听了说：“什么石鼓？那么贵！”

“好妈妈！我只求您这一次。到上海之后，我一定想办法省下这两块钱来，人家一个月洗澡、剪头发两次，我减少一半，不买零食吃，也不坐电车，找旧的纸头练字。答应吧！”我苦苦纠缠着。

“这孩子想啥个石鼓想煞了，……给你吧，要用心念书啊！”

我接过两块钱，觉得钱上还保存着母亲的体温，捧在手中，仿佛是一团烈火。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想起母亲对儿子无所不包的爱，想到入世谋生后所遇到的冷眼，想到自己迄今学无所成，深负慈望，我的眼眶润湿了。

我把钱寄到上海书店，一周后就收到了一本《石鼓文》。我反复欣赏，夜以继日地边临边读，有时一看半个小时，呆坐不动，犹如老僧人定。

一年以后，菊庵先生看了我的字和印，批评说：“写《石鼓文》有些风骨，可以帮助你摆脱甜俗柔媚的东西，成绩斐然。但是写《石鼓文》刻赵之谦风格的印，二者矛盾、牵制，不如写赵之谦的《汉铙歌三章》，或者直接写汉碑额，这样字与印风格合一，进境就速。”

母亲听到我又要买书，不觉哑然失笑：“去年你不是说过，买《石鼓文》是最后一次要钱吗？”

我只有傻笑，红着脸，低下头去。母亲把钱悄悄塞进我的衣袋，看我一副尴尬相，就走了出去。

不久，我买到了《汉铙歌三章》。从此，学字与学印都宗赵之谦一家，果然面目一变。是年孙增禄先生要我治印两方：“两陂高兴”“孙增禄印”，徐菊庵先生也要我为他刻“徐菊庵印”“殳山外史”等印。这样一来，出了一点小名气，求索者渐多，我也得到了更多的临池与奏刀的机会。写字和刻印这两门相通的艺术互相促进，帮助我渐渐地成长起来。

自从前辈徐菊庵向我推荐赵之谦的《汉铙歌三章》后，我对它着实迷了几年，细想起来，并非坏事。赵之谦治印先工浙、皖两派，后突破秦汉印玺的限制，从汉镜铭、古钱币等吸收营养，开了刻印的新门户，与同时代人相比，很是突出。我对他的作品十分喜爱，虽然后来在书法上跳出了他的门户，但受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此后，我不再临写弘一法师的字，不过对他的书法至今仍爱好。比如他写“寸”字，写完一竖便将笔收住，不连接着把笔踢起来形成一个钩，而是用一点代之，这种写法古朴有趣。后来我搜求到他的墨迹有十件，其中九件对联、一件朱书立幅《南无阿弥陀佛》，十年浩劫中全部在抄家时被拿走，至今没有还我。

我常读《礼器碑》。此碑写得瘦硬雄浑，气度恢弘。也爱《华山庙碑》，碑的内容无非是祭祀山岳，祈求老天爷及时降雨等，字却写得很有气势。我常常临写这两种碑文，得到的启迪很多。子恺师说过：“读碑帖宜多，以广见闻，临碑帖应侧重一家，以免弄得风格杂沓，非驴非马。”这话很有见地。早年他写魏碑，后来，从魏碑笔法人手写行书，运笔流转，神态飘逸，沉厚而有书卷气。他还告诫我说：“我写字无意作书家，逸宕酣畅的笔势不是刻意求得，而是无意得之。你走拙朴浑涵的路很好，千万别写得和我一样，学古人得形似易，得其神髓却很难。得而能化，更出己意，化古为新，难之又难，非苦干不可。你看弘一法师，做一行像一行，异常认真。出身豪华门第的公子哥儿们，很少肯用功，他却拼命用功，才能在诗、词、书、画、金石、戏剧、音乐各方面都获得卓越的成就。当他扮演《茶花女》一剧的女主角时，活像一个茶花女；当《太平洋报》记者，像一个记者；在浙江优级师范当音乐美术教师，像一个教师；后来出家为僧，像一个和尚，圆寂后被谥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这是不容易的。他对自己的要求极严格，一丝不苟。你如没有他那样的根基，便写不好那样的字。只有师法他的苦学、恒心，才会出现自己的面目。离开个性，没有艺术！”

在毕业前夕，也有人对我说：“你只会写一个个清清爽爽的字，不会写联笔，本领没有学完全。”我觉得说的是实情，便借了《群玉堂帖》第八卷中米芾自叙学书手迹，还买了《十七帖》《书谱》。可惜《十七帖》中有一大半的字不认识，后来买到注有楷书的《十七帖》，才全部认识而开始练习，也穿插着写过章草。由于求画者较多，画上要题诗落款，字体要有变化，便买了一部《草字汇》。看后才知道每一个字的草法有好几种，这对练习草书平添了浓烈的兴趣。

我进了开明书店当音乐美术编辑后，便一手包办了书籍装帧。有时书名要用隶书，我写了《礼器碑》体字，自己看看很不协调，老板章锡琛也摇摇头说：“你写的是汉隶，古则古矣，但人家不欣赏，你自己也说不协调。那么，我来写一下看，是不是可以好一点，因为我写的是唐隶，笔画比较匀称，容易讨好。”章锡琛提到了汉隶、唐隶的分别，以前我没有学到过。这以后便利用业余时间，逐渐补上这一课。

我早期写草书，进展缓慢。运笔缺少龙飞凤舞之姿，这与见识修养有关，好在不急于求成。我实验用魏碑的笔势来写章草，不断探索。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字除吴昌硕外，还有郑孝胥、朱孝臧、罗振玉、沈寐叟等人，他们的书法都各有欣赏者。在经济上能自食其力，不再依靠家庭，买书就方便得多了。曾购赵之谦手札墨迹多本，印刷不太理想，毕竟长了见识。我的老师丰子恺和马一浮都喜爱沈寐叟的书法，沈的真迹很难得到，只能从印刷品如《寐叟题跋》等书法观摩。我开始搜求墨迹，从不花代价或代价较低的人手，比如马公愚，我和他相熟，就可不花代价取得他的真迹。也常常不花代价请谭泽闿为我写字，因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他哥哥谭延闿也为我写过字。于右任的字，我弄到五六十件，都不花代价。请章侵（号一山）写草书扇面，或请高振霄、钱崇威这些太史公写字，也只要花一二元钱。这样日积月累的搜求，我手头的墨迹渐多，眼界也就逐渐开阔起来。

静夜，我常常看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书镜》，对照自己的临池情形，使我在理论上有所提高。

几年笔耕，在默默中积累了经验。我抱的决心是：锻炼自己，以修养为主，供人欣赏次之，后来沈雁冰、郑振铎、郁达夫、叶圣陶、陈望道等先生看到我的字，表示喜欢和赞赏。

“君匐，替我写一幅吧！”达夫先生平易近人。

“我的字不行，画张画作为纪念吧！”我恳切地回答。

“好的，谢谢！”他说得很诚挚。

我替他画了一张《蒲公英》，上面用行书写了一篇短短的题记，对这位创造社的元老表示了敬意。

这样，浮名渐渐传播，戴望舒、施蛰存、钱智修、周予同、胡愈之、巴金等作家，都向我要过字，我都认真写好，送给他们。这些人审美要求很高，都比我年长，要我写字，不意味着我的字达到炉火纯青，只是友情和鼓励而已。我的头脑没有发过热。

我爱读金冬心先生的著作，那些沉郁的题跋写得极有个性，清代的世态也跃然纸上。朋友给我看过几幅金冬心的隶书真迹。我摸不透这些隶书的来龙去脉，虽然很羡慕，却没有摹写过。后来《流沙坠简》出版了，珂罗版印刷，每部要银洋一百元，这样大的书价，我是出不起的，便天天去富晋书店站着看，越看越有味道。书店老板知道我迷上了这本书，就问：“你天天来看这部书，是不是想买回去？”

“很想要，就是买不起，书价太贵。”

“你能出多少钱？”

“二十块。再多出就没钱吃饭了。”我说的是实话。

“太少了，不能卖。”老板很沉着。

“你最多能出多少？如比上次说的再加一点，就卖给你。”几天之后，老板再次找我搭话。这不是一本人人喜爱的畅销书。

“加五元，不能再多了。”我把口袋掏空，抱着书，喜洋洋地回到寓所。此后几年间，我常常对它临写把玩。因为练过《石鼓文》和赵之谦的篆隶书，逐渐融合变化，时间稍久，便显出了自己的个性，以天真拙稚见长，庄中寓秀。1946年，《流沙坠简》忽然遗失。解放后翁闿运先生借给我一本，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回去。后来出土的木简更多，《居延汉简》《孙膑兵法》陆续问世，在美学意境上各有千秋。我不断学习，作风渐趋稳定。

十年浩劫，迫使我放下了笔，但还练字，只要稍有闲空，便用指头在衣服上、大腿上不停地写看不见的字。内容不外唐诗，偶尔也写自己的诗。这样做，能使思想集中，不想个人得失，又温习了旧作，不致于忘却。写字，也使我忘了当时的现实，获得了解脱和乐趣。可惜我是近视，写字时不知回避，终于被管“牛棚”的家伙发现。他大声训斥道：“你搞些什么名堂？是不是在搞迷信活动？”

“没有。”

“手指头在身上动来动去做什么？”

“没有什么。”

“不老实！”不过他没有把柄，只好不了了之。

那时候，凡属“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都要写思想汇报。这件事太乏味。哪有这么多的思想可以汇报呢，真是见鬼！我便每天晚上刻一方印，把钤出的拓本当作思想汇报，第二天带去挂在指定的地方。

“你这是什么汇报？”过了很多天，这种思想汇报被那个家伙发现，他指着拓本质问。

“我学习以后，思想有了感受，就刻成了印，用艺术表现出来。”

“什么艺术不艺术，不老实！艺术不是你所能干的！”尽管他们声色俱厉，我每天送去的订在专栏里的拓本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爱好者收去珍藏了。

那时，朋友无法来往，信也不便写，常常遇到的只有刘海粟大师。他每天傍晚由夏伊乔夫人陪同，在复兴公园散步，见到我，他竖起拇指说：“你是艺术家本色，在患难中仍不忘刻印、写字、作画，了不起！”

“练功么，怕时间一长，荒废了，很可惜！”

“我也每天练字作画呢！”他异常信任在把内心秘密告诉我，使我很感动。

回想十年浩劫前，一次我去看他，他拿出一卷画来任我选一张作纪念。我挑了一张《奔马》。不久，我把此画带到北京，给叶恭绰先生看。他说：“海粟可以画得更好！我给你题上一些字吧！”他为我写了元稹的一首五言古诗。十年浩劫中，这幅画在抄家时被拿走，去年又送回来了。这画和字留下了友谊的纪念。

以上是我真实而又平凡的部分回忆。明知起点很低，没有先知先觉的哲理，也没有小说的趣味。（这两条在传记文学中时有所见，也令人不安！）自惭不是书学家、书法家，讲不出理论，读的是很普及的书，练的是很常见的帖，不以孤本秘籍来说得玄乎其玄，高不可攀，也没有值得告诉别人的经验。一知半解，不敢忘记灌溉过我的园丁。青年朋友们看了会大失所望，事实如此，“拔高”的事我不会也不愿做。想到失去的时光，前辈的期望，难免惶悚不安，冷汗涔涔。只有几句肤浅的话赠与青少年们：

书法只是人格修养的体现，人品不高，书品不高。书内求书，不如书外求之。

游泳要下水，写字要临池，蛮干要吃亏，应当向能者和前人请教，少走弯路；但图巧则一事无成。从这一点来说，聪明人最笨，笨人苦干是真聪明。

书法家最好懂得一些篆刻，有利于打好基础，提高鉴赏水平，以拙胜巧，以浑厚胜甜媚，达到较高境地，所谓“书如佳酒不须甜”。

学与不学，干与不干，生命只一次，青春不会再来，还是拼命耕耘吧，收获便在耕耘之中！